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簡論」和「紅樓夢研究」
最近關於紅樓夢的討論，實際是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這個討論是非常及時的，因為資產階級思想的殘餘勢力在目前的文史學界中還異常的猖獗，為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為了使我們的學術研究不至於永久遠遠落在政治之後，在目前展開文史學上的思想鬥爭，展開學術討論，是極其必要的！
因為我過去曾經講過美學的課，在解放前，還曾寫過古典文學考證和古典文學批評（屬朱光潛派）的論文，所以有些同志希望我在紅樓夢討論中，提出些意見來。可是慚愧得很：我過去所講的美學，乃是屬於資產階級所謂「實驗美學」的美學，「實驗美學」從生理的觀點來講美的起源和它的發展變化，屬於機械論的範疇；同時我過去所講的美學又是從我的行為主義的變態心理學觀點出發的，行為主義也是一種機械論；拿「實驗美學」和行為主義來批判實驗主義的文藝思想，那就是拿資產階級思想來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我現在雖然已經放棄了「實驗美學」的觀點和行為主義的觀點，並且已經對行為主義作了批判，可是對於新的文藝理論和新的美學，我還是門外漢，所以從美學或文藝理論上來提出對於紅樓夢討論的意見，在目前我還沒有這種能力。我現在只能從考據方法對於古典文藝研究的作用和限度這一論題上，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在歷史和古典文藝的研究上，考據的功夫自然是必要的，因為研究歷史不能離開史料，研究古典文藝也不能離開作品的時代，以及作者的生平等等。要使得我們所講的歷史有正確的史料作根據，要使得我們的文藝批評不脫離時間、空間和社會條件，能揭發作者的真實思想和他作品的價值，就不能完全放棄考據的功夫。這裡所謂考據，只是史料的搜集、校訂等整理工作，這種工作在研究歷史和古典文藝上，自然是必要的。我們且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假使我們不知道水滸傳是什麼時代的作品，現在的本子是怎樣構成的，那末我們對於水滸傳就不能有正確而全面的理解，比如今本七十一回水滸傳，對於宋江是有許多貶詞的，常常在字句裡暗示宋江的「奸詐」和「不忠不義」，我們若不知道這個本子是金聖歎偽造的，那麼我們就會對水滸傳的思想發生誤解，把水滸傳認為「深惡盜賊」的書，這樣水滸傳就無價值可言了。又如假使我們不知道紅樓夢後四十回出於另一人之手，那麼紅樓夢前後思想的矛盾，就無法得到正確的解釋，這樣對於紅樓夢的評價，也就不會完全正確。很多這樣的例子，證明在研究古典文藝作品上，不能完全拋棄考據的功夫。
但是，考據雖然只不過是些搜集和校訂史料的工作，在表面上看來，似乎與階級意識無關，與社會的上層建築無關，事實上並不這樣簡單，因為在階級社會裡，使用考據方法的人是不能脫離他的階級的，在有意無意之中，他會把階級意識帶進考據之內。並且掌握考據，運用考據的方法，也是隨著階級的不同而不同的。我們在這裡也舉出兩個顯著的例子，來說明考據不能脫離階級立場：譬如古代有沒有井田制度，這本是一個考據問題，但是進行這種考據的人因為抱著各種不同的階級觀點，他們所得的結論就不會相同。反動史學家胡適曾寫過一篇「井田辨」，他的結論是：「井田論是孟子憑空虛造出來的」，他的用意是在說明：「古代並沒有均產的井田制度」，「因為古代本沒有均產的時代」。井田制度有沒有本來是一個考據問題，可是胡適所得出的「古代本沒有均產的時代」這個結論，就明顯地表示了胡適本人的階級意識。又如七十一回的水滸傳，分明是金聖歎偽造的，證據很是明顯，可是以考據自眩的胡適，在他的「水滸傳考證」中卻會相信金聖歎真的得到了「古本」。後來經過魯迅先生的揭發，使得他不能不承認：「魯迅先生之說很細密周到，我很佩服」，他這才放棄金聖歎的本子是「古本」的說法。胡適與魯迅先生的看法的不同，並不單純是考據方法的細密和不細密的差別，實際上也是由於階級意識的不同。我們試看胡適的話：
「聖歎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強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強盜是不可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聖歎又親見明末的流賊偽降官兵後復叛去，遂不可收拾，所以他對於宋史侯蒙請赦宋江使討方臘的事大不滿意，極力駁他『一語有八失』，所以他又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水滸傳考證）
金聖歎因為要對於「流賊」「口誅筆伐」，所以偽造出水滸傳的「古本」，胡適分明知道金聖歎的企圖，但是他卻不願意說這個「古本」是金聖歎偽造的，他只承認金聖歎「極力表章那沒有招安以後事的七十回本」，這就是因為胡適也承認張獻忠李自成是「流賊」，是「一班強盜」，並且曾「流毒全國」，所以他也「覺得強盜是不可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在這些觀點上，他實際與金聖歎共鳴，因此他不願說金聖歎偽造「古本」水滸。只有在魯迅先生的揭發之下，再加上其他考據家的指責，才迫使他不得不放棄他的謬見，而改從魯迅先生的說法。以上兩個例子，已足證明考據不能脫離階級立場。過去考據家說他們的考據只是「為考據而考據」的，這句話的本身，就已經表示出他們的階級立場了！
進一步說：現在一般人提到考據，往往認為這只是胡適提倡起來的，是胡適的拿手好戲，這種看法也是大錯的！胡適的「考據」並不是真正的考據，他的「考據」是為他的反動哲學實驗主義服務的，因此他的「考據」只是實驗主義的工具。胡適曾明白地宣佈：
「少年的朋友們！莫把這些小說考證看作我教你們讀小說的文字，這些都只是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胡適文選自序）
在這段話裡，胡適已不打自招的承認他的「小說考證」「都只是」他的實驗主義的「思想學問的方法的一些例子」。胡適把實驗主義灌輸到考據裡去，這是糟蹋了考據，現在我們所要批判的「考據」，就是這種實驗主義的「考據」，而並不是一般的考據。我們應當把胡適看成考據學的罪人，而不應當把他看成考據學的功臣。只有把考據從實驗主義魔爪下解放出來，才能洗除它的污點，而使它變成真正有用的東西。考據家只有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指導之下，才能掌握正確的考據方法，以為新史學服務。
再進一步說：無論是什麼樣的考據，終究只是考據，考據不能代替史學，更不能代替文藝批評，拿考據代替史學和代替文藝批評，那也就是舊史學和舊文藝批評的致命傷。關於史學方面，我們這裡姑且從略，我在這裡只談一談把考據代替文藝批評的弊害，因為這正是俞平伯錯誤的文藝批評的主要根源之一。自然，俞平伯最根本的錯誤還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那裡作祟，然而用考據代替文藝批評，也正是胡適派的資產階級文藝批評的主要特色。
俞平伯對紅樓夢的評價，就是用考據代替文藝批評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在「紅樓夢簡論」裡引用第二回脂硯齋評：
「蓋作者實因鶺鴒之悲，棠棣之威，故撰此閨閣庭幃之傳。」
就斷定說：
「簡單說來，紅樓夢的作意不過如此！」
這就是說：紅樓夢的「作意」不過是描寫家庭瑣事。事實上紅樓夢的「作意」真是如此嗎？如果紅樓夢的「作意」真的只是描寫作者的家庭瑣事，而不具有社會意義，那麼紅樓夢還有什麼價值可言？我們對於這一點，決不能輕易放過，因為這是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的由來，又是由於俞平伯的資產階級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在作祟。實驗主義者有一句「名言」，就是所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所以他們的理解是停滯在作品文句的表皮上的，他們決不可能掌握作者的思想本質，決不能體會到文藝作品所反映的社會現實，他們從作品裡的個別文句，或其它材料裡的個別文句，來片面地說明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義。他們不能把文藝作品和當時的社會現實聯繫起來，他們把文藝作者從社會環境中孤立出來，這樣作者和作品就都變成不可理解的東西了。例如俞平伯就是把一個不滿意封建制度的曹雪芹，理解為描寫家庭瑣事的作家；把反封建的紅樓夢，看成是描寫家庭瑣事的作品。他甚至於把書中的主角看成是庸俗的「才子佳人」，他明白地宣佈：「紅樓夢以才子佳人作書中的主角」；他更明白地宣佈：「紅樓夢主要觀念」是「色」「空」。
俞平伯在「紅樓夢簡論」裡又公開說：
「近年考證紅樓夢的改從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觀方面來研究，自比以前所謂紅學著實得多，無奈又犯了一點過於拘滯的毛病，我從前也犯過的」。
這段話明白地表示著俞平伯並不曾認識實驗主義的「新紅學」的毒害性，他認為實驗主義的「新紅學」「從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觀方面來研究」，是比「舊紅學」「著實得多」，實驗主義的「新紅學」只不過「犯了一點拘滯的毛病」：這證明了俞平伯對於實驗主義的考據是留戀的。實驗主義的「考據」的毛病，決不僅僅像俞平伯所說那樣，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這種「考據」的階級性和它的反動性了。尤其不可原諒的，是俞平伯把實驗主義的「考據」拿來代替文藝批評，很明顯的，作為俞平伯文藝批評的代表作的「紅樓夢簡論」，只不過是他的「紅樓夢研究」的引申（只是在詞句上有了些改變），而他的「紅樓夢研究」，又就是他的「紅樓夢辨」的改作，誰都知道俞平伯的「紅樓夢辨」，是胡適的實驗主義影響下產生的作品。因此貫穿在「紅樓夢簡論」裡的思想，也就是實驗主義的思想，只不過裡面添上一些「政治」「社會」「封建地主」和「階級」等字樣罷了，這裡面那裡有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的氣息。
用考據代替文藝批評的辦法，事實上是與世界觀和思想方法的不正確分不開的。我們知道：唯物論的世界觀是承認這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有規律的，都是可知的，辯證法的思想方法是從聯繫、發展、變化、矛盾等觀點上看問題的；唯心論的世界觀認為這世界的一切現象都是偶然的，沒有規律的，不可知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則是從孤立、靜止、固定、調和等觀點上看問題的。唯心論的史學家說：歷史只是偶然事件的堆積，歷史的發展並沒有法則可尋；因此唯心論的史學家提出所謂「史料學就是史學」一個口號來；這就是說：歷史科學者的任務，只是考訂史料和排比史料而已，任何人都沒有能力來說明史料，來說明歷史發展的規律。他們把說明史料、說明歷史發展規律的工作，認為是「講空話，沒有用處」。唯心論史學家的這類論調，顯然說明他們的根本哲學是不可知論。不可知論者的思想方法一定是形而上學的，他們決不可能看到事物的全面，決不可能從事物的互相關聯上看出問題來，他們把一切事物都看成死的、不會發展變化的東西，沒有矛盾的東西。在這種思想方法之下，他們自然要強調屬於形式邏輯範疇的考據的作用，叫考據來包辦一切：這就產生了所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史學方法論。所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口號，在過去確是迷惑了許多人，因為從這個口號的表面上看來，似乎很有「實事求是」的精神；事實上這只是實驗主義者設下的思想陷阱，他叫人們的思想永遠停留在死的材料上，叫人們專幹咬文嚼字的工作，而看不見事物的變化和發展，這就使人們永遠不能認識歷史的真相和歷史的本質。所以過去考據的史學家們考據了一輩子，對於歷史還只能說是門外漢，因為考據至多只能顯示現象，而決不能真正說明現象，解決現象中的問題。
實驗主義者把唯心論的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應用到古典文藝的研究上來，就產生了用考據代替文藝批評的怪現象。我們且看俞平伯自己說的話：
「錯誤當然要改正，但改正又談何容易，我抱這個心願已二十多年了。最簡單的修正也需要材料，偏偏材料不在我手邊，而且所謂脂硯齋評本也還沒有經過整理。至於紅樓夢本身的疑問，使我每每發生誤解的，更無從說起，我嘗謂這書在中國文壇上是個『夢魘』，你越研究便越覺糊塗。」（紅樓夢研究自序）
俞平伯為什麼會覺得紅樓夢是個「夢魘」，「越研究便越覺糊塗」呢？這個結果是與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分不開的。用俞平伯的研究方法去研究，任何書都會變成「夢魘」，「越研究便越覺糊塗」的。所以並不是紅樓夢本身有多大的疑問，只是俞平伯的研究方法使他「每每發生誤解」罷了。我們且先看俞平伯研究紅樓夢時所注意的是些什麼：
「紅樓夢的名字一大串，作者的姓名也一大串，這不知怎麼一回事？……一部書為什麼要這許多名字，這些異名誰大誰小，誰真誰假，誰先誰後，代表些什麼意義？以作者論，這些一串的名字都是曹雪芹的化身嗎，還確是有其人？……從這一點看，可知紅樓夢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像我們這樣凡夫，望洋興歎，從何處去下筆呢？下筆之後，假如還要修正，那就將不勝其修正，何如及早藏拙之為佳。」（同上）
可是俞平伯自己偏偏不肯藏拙，出版了「紅樓夢辨」，還要出版「紅樓夢研究」，而所研究的問題則是紅樓夢的地點究竟在北京，還是在南京，秦可卿是怎樣死的，「群芳夜宴」時誰坐在東首，誰坐在西首等等。總之：綜看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這部大作，只覺得破碎支離，並不曾解決多少真正的問題。像他這樣的研究方法，自然要對著紅樓夢「望洋興歎」了。尤其妙的是俞平伯把紅樓夢的書名多，作者評者人名多，不易解釋，認為就是「紅樓夢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第一奇書」的證據。俞平伯這種妙論，充分表明了他的實驗主義者的思想方法——破碎支離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用這樣的思想方法去研究紅樓夢，怎會不「越研究便越覺糊塗」呢！其實像這樣的研究方法，也並不是俞平伯一人所獨有的，凡是過去沾染過實驗主義毒素的考據家，都會招致像俞平伯研究紅樓夢一樣的結果。我過去在中國古史上也曾鑽過二十年的牛角尖，正如俞平伯所說：「越研究便越覺糊塗。」俞平伯用「考據」方法作紅樓夢批評，曾得到「作者的態度」的三點結論：
1.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
2.紅樓夢是情場懺悔而作的。
3.紅樓夢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均見紅樓夢研究）
同時他對於「紅樓夢的風格」，也得到三點結論：
1.紅樓夢作者的手段是寫生。
2.不顧讀者的偏見嗜好。
3.怨而不怒。（同上）
以上六點結論，可說是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中的中心思想。這六點結論，已經十足表現出俞平伯的實驗主義者的態度。我們看俞平伯說：紅樓夢是感歎自己身世的，所以與社會制度無關。他認為紅樓夢只是表現「雪芹懷才不遇的悲憤」的，這樣就把紅樓夢的性質個人化了：它不是反映社會現實的作品，而只是某個風流才子的「牢騷話頭」而已。據俞平伯說：紅樓夢又是「情場懺悔而作的」，而「懺悔的原故」，又是「由於往日歡情，悉已變滅，窮愁孤苦，不可自聊」。他以為「必如此，紅樓方成一夢，而文字方極其搖蕩感慨之致。」俞平伯的企圖，是把紅樓夢簡化成個人的情場一夢。同時俞平伯又認為紅樓夢「是為十二釵作本傳的」，「認定雪芹的意思是使閨閣昭傳」，認為：「書中釵黛每每並提，若兩峰對峙，雙水分流，各極其妙，莫能相下，必如此，方極情場之盛，必如此，方盡文章之妙」。我個人認為俞平伯在這點上所犯的錯誤最大，如果真像他所說，曹雪芹竟是一個多妻主義的情場餓鬼了。這簡直是污蔑曹雪芹和紅樓夢，把紅樓夢貶成「九尾龜」一類的作品。至於俞平伯的「釵黛合一論」的謬說，已有許多人指出他的錯誤，在這裡姑且從略。俞平伯又說紅樓夢作者的手段是寫生，這是把紅樓夢看成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所以說：「作者的態度只是一面鏡子，到了面前便鬚眉畢露，無可逃避了，妍媸雖必從鏡子裡看出，但所以妍所以媸的原故，鏡子卻不能負責。」這就是說：曹雪芹好像是一個自然主義的畫家：玫瑰花上有一點雞糞，也必需表現在畫面上，作者只負像真不像真的責任，只要像真就好。像這種「寫作鏡子論」的說法，正是實驗主義者的「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史學方法在文藝批評上的應用啊！俞平伯說：「紅樓夢在這一點上，舊小說中能比它的，只有水滸。」俞平伯不但污蔑了紅樓夢，並且還污蔑了水滸傳。俞平伯說紅樓夢的「第二個特色」是不顧讀者的偏見嗜好，而作者所以能這樣，又是由於「他自發牢騷，自感身世，自懺情孽，於是不能自已的發為文章」；同時又是因為「他的材料全是實事，不能任意顛倒改造的，於是不得已要打破窠臼，得罪讀者了。」這就是說：紅樓夢作者所以能不顧讀者的偏見嗜好，只是因為他的寫作態度是個人主義的，與社會群眾無關，同時他的寫作方法又像一面鏡子，沒有絲毫主見，俞平伯把自己的主觀見解蒙在曹雪芹的身上，其實這只是俞平伯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啊！俞平伯說：「紅樓夢在我們文藝界中，很有革命的精神，他所以能有這樣的精神，卻不定是有意與社會挑戰，是由於憑依事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說來說去，俞平伯是把紅樓夢肯定為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了。俞平伯最稱讚的，是所謂「怨而不怒」的態度，而「水滸在有許多地方覺得有些過火似的，看紅樓夢雖不滿人意的地方也有，卻又較讀水滸的不滿少了些。」這幾句話更充分的表現了俞平伯的階級感情，雖然水滸傳所反的是封建統治階級，但是在資產階級讀者看來，還覺得有些刺目，所以他們總想貶低水滸傳的價值；對於紅樓夢，雖然因為裡面也反映了社會矛盾，對於資產階級讀者多少有些刺激，但刺激性要弱點，因此俞平伯說：「看紅樓夢雖不滿人意的地方也有，卻又較讀水滸傳不滿的地方少了些。」
統看俞平伯對紅樓夢的批評，除了充分表現了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以外，最大的弊病，就是把考據代替文藝批評的方法，而這種方法，也正是資產階級的實驗主義的思想方法。他處處引用材料，好像「言必有據」似的，而事實上每個結論都是錯誤的。這是因為相同的材料，在不同觀點、不同思想方法的人看來，是不一樣的，譬如紅樓夢裡的反抗封建制度的說話，在俞平伯看來，就變成了作者的「感歎身世」；紅樓夢裡許多暴露封建貴族家庭荒淫的處所和作者不滿封建婚姻的說話，在俞平伯看來，都變成了作者的「情場懺悔」；又如紅樓夢裡分明描寫了對立的典型人物，如黛玉和寶釵，而俞平伯會對這種對立的矛盾一點沒有看出，而強調所謂「釵黛合一論」。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古典現實主義的作品，而在俞平伯的眼光裡，卻會變成一部自然主義的作品；紅樓夢分明是一部反映社會矛盾，帶有相當強的反抗性的作品，而在俞平伯的眼光裡，卻會變成一部「怨而不怒」的作品。凡此種種：都說明單純使用材料，不能解決問題；在不同的觀點和方法下，材料是會變質的。從這裡我們可以深深體會到：考據和史料學的作用是有它的一定限度的，使用考據出了限度，就會造成嚴重的錯誤；考據不是萬應靈藥，不能到處應用。在古典文藝研究的領域裡，應當注意觀點、立場和思想方法，在歷史研究的領域裡也是一樣。凡是強調考據可以包辦一切的人，都只是實驗主義的信徒；不理解考據的作用和限度，也只是由於中實驗主義的毒太深的緣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