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
俞平伯先生是一位研究《紅樓夢》的著名的老專家。從一九二二年作《紅樓夢辨》到一九六四年所寫的《記『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批語》，俞平伯先生從事《紅樓夢》研究前後就有四十多年，所寫關於《紅樓夢》的研究著作有三、四十萬言，此外，還做了大量的《紅樓夢》版本校勘與資料輯錄工作。俞平伯先生數十年的《紅樓夢》研究應當如何評價，本文想從紅學史的角度談談個人的粗淺看法。
一
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可以分為兩個時期。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是前期；一九五四年以後，是後期。前期可以分為兩段，第一段是解放前，第二段是解放初期(到一九五四年十月)。
前期第一段的主要著作是《紅樓夢辨》。俞先生在《紅樓夢辨》的「引論」中說：「歐游歸來的明年——一九二一——我返北京，其時胡適之正發佈《紅樓夢考證》，我友顧頡剛先生亦努力於《紅樓夢》研究，於是研究的意興方才感染到我。」許多人據此把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說成是受胡適個人影響的結果，這是片面的。俞先生在這裡談的是他做《紅樓夢辨》的具體契機。如同不能把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僅僅視為他個人「歷史癖」與「考據癖」的發作，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也不應該僅僅看作是受胡適個人影響的結果。以胡適和俞平伯先生為代表的「新紅學」的產生，有其時代和歷史原因。^波瀾壯闊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給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以深刻影響並使之出現新的面貌。這方面，當時的一個突出表現就是隨著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以白話為文學正宗」１的口號的提出，使《紅樓夢》、《水滸》、《西遊記》、《儒林外史》等一向不受重視的古代白話小說被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們提到文學正宗的地位，一些學者重視探索和討論白話文學的進步性，努力恢復被封建文人歪曲的古代優秀作品的本來面目。在這種進步的風氣下，《紅樓夢》當然要受到重視。例如錢玄同就說：「《紅樓夢》斷非誨淫，實是寫驕侈家庭，澆漓薄俗，腐敗官僚，紈褲公子耳。」２胡適從提倡白話文的角度，說「蓋白話之可為小說之利器，已經施、曹諸人實地證明」３。胡適和俞平伯先生以治經籍的鄭重態度研究《紅樓夢》，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影響的結果。
從紅學本身的發展來說，到了「五四」時期，舊紅學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隨著科學與民主思潮的傳播，隨著資產階級文學觀念的傳播，舊紅學「抉微」與「索隱」的荒誕可笑已經日益顯露，掃蕩舊紅學的種種夢囈的時機已經成熟。胡適和俞平伯先生致力於《紅樓夢》著者、時代與版本的考證，固然與胡適的形式主義的文學觀相聯繫，但是，索隱派種種捕風捉影和牽強附會藉以安身立命的一個重要基礎就是《紅樓夢》的著者時代歷來模糊不清，給各種游談無根的謬說以極大便利。早在一九○四年，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就說：「《紅樓夢》自是我國美術史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作之年月固當為唯一考證之一題目。」４王國維從文藝的特徵和文學典型化的角度批判了索隱派的荒唐，但是他也沒有去做他所強調的這一考證題目，所以也沒有挖掉索隱派藉以安身立命的基礎。在王國維《紅樓夢評論》之後，索隱派不但沒有銷聲斂跡，反而在「五四」以前出現了新的聲勢，《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紅樓夢釋真》先後出版，而且都是洋洋灑灑，有的長達數十萬言５。新紅學從考證著者、時代、版本方面除舊布新，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抓住了舊紅學的一個要害。
胡適廣泛閱讀清人筆記、志書與專著，鉤稽了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的一些史料，經過細心的發掘、爬梳和比勘，去偽訂訛，對《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作了雖然疏闊但基本正確的結論。俞平伯先生《紅樓夢》所辨的大致也在這個範圍之內，但他主要「在《紅樓夢》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高鶚的續書」６，細緻深入地進行「斥偽返本」的工作，力圖恢復曹雪芹原作的面目。《紅樓夢考證》與《紅樓夢辨》作為新紅學的兩部代表作，互相發明、補充與闡釋，沉重地打擊了充滿神秘玄虛氣氛的舊紅學，掃蕩了索隱派散佈的種種迷霧，使《紅樓夢》呈現了它的自然面目，使《紅樓夢》研究從隨意馳騁主觀想像開始轉到「知人論世」的平實狀態上來，這是紅學史上的一大轉變。新紅學關於《紅樓夢》著者、時代、版本的考證成果，給《紅樓夢》研究打下了一個初步的材料基礎，為後來的《紅樓夢》研究者所承認和利用，這是新紅學的主要的歷史功績。^新紅學關於《紅樓夢》的研究主要是考證，但也不能不涉及思想內容。新紅學關於《紅樓夢》思想內容的基本觀點是「自傳說」。胡適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把《紅樓夢》的思想內容縮小和貶低為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大家庭『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是一部「平談無奇的自然主義傑作」７。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辨》也由「自傳說」出發去探索《紅樓夢》的作意與主題，認為《紅樓夢》是作者「感歎自己身世」、「情場懺悔」，作者寫自己的事體，自然無所謂「貶斥訕謗」，它的風格是「怨而不怒」的，其價值不過是「破悶醒目」、「避世消愁」的「不得進入近代文學之林」的「閒書」。俞平伯先生的這些看法，抹煞了《紅樓夢》這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古典小說反封建的深刻的思想內容和社會意義。
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前期第二段的著作主要是一九五四年發表的《讀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簡論》。這一時期，俞平伯先生關於《紅樓夢》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的認識有了進步。《紅樓夢簡論》中說：「本書雖亦牽涉種族政治社會的一些問題，但主要的對象還是家庭，行將崩潰的封建地主家庭。」作者「對這個家庭，或這樣這類的家庭抱什麼態度呢?擁護讚美，還是批判暴露?」「細比較去，否定的成分多於肯定的」。俞平伯先生稱讚《紅樓夢》「綜合了古典文學特別是古小說的特長，加上作者獨特的才華，創辟的見解，發為沈博絕麗的文章」，「它出現於文壇，如光芒萬丈的的彗星一般」。把《紅樓夢》的思想內容從感歎個人身世擴大到描寫行將崩潰的地主家庭，從認為作者無所謂「貶斥訕謗」到承認作者對封建地主家庭有所否定，從認為《紅樓夢》是「破悶醒目、避世消愁」的「閒書」到稱之為「沈博絕麗的文章」和文壇的「彗星」，這是一個進步。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上的進步，當然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歷史潮流推動的結果，是這位老知識分子解放初期思想改造的進步在學術研究上的初步體現。^但是，拋棄舊的學術思想畢竟不是一件很輕易的事。雖然俞平伯先生抱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分析批判」《紅樓夢》和「對廣大的人民負責」的良好願望，但是把這種願望變成《紅樓夢》研究的具體實踐，並不是可以一蹴即就的。俞平伯先生由承認《紅樓夢》的批判性轉而去探求這種批判性的表現時，他不是從《紅樓夢》藝術形象的分析去闡述這種批判性，而是從字裡行間探求「微言大義」，以《春秋》經傳來比《紅樓夢》，說什麼「以《春秋》來比，則回目似經，本文似傳」；俞平伯先生擔心《紅樓夢》描寫的風月繁華會在讀者中產生消極影響，又誇大了《紅樓夢》的消極因素進而提出「風月寶鑒宜看反面」，全書都「必須反看」。此外，《紅樓夢辨》中的「情場懺悔」說、「釵黛合一」說、「怨而不怒」說，在《紅樓夢研究》中仍然沿襲下來。^俞平伯先生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紅樓夢》研究中的根本錯誤就在於他是用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的觀點方法去研究《紅樓夢》的思想內容，離開社會歷史條件，離開階級社會裡階級鬥爭這一基本事實，孤立地研究作品；在研究作品時又離開作品中的藝術形象去推斷作者的主觀意圖，然後根據他所推斷出來的作者的主觀意圖去評價整個作品。他不瞭解作為反映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形態之一的文學作品，在階級社會裡必然反映不同階級的觀點和利益，不瞭解文學作品是以形象反映社會生活的這一不同於其它意識形態的特點。這種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的觀點和方法，使他必然不能正確評價這部現實主義巨著的深刻豐富的思想內容和巨大的社會意義。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上暴露出來的思想、觀點和方法上的錯誤，是從「五四」到解放初期三十年中許多資產階級學者在古典文學研究中帶有普遍性的錯誤。在中國社會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轉折時期，在無產階級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方法佔領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革命中，這種資產階級唯心論理所當然的要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在一九五四年開展的全國性的對《紅樓夢》研究中胡適派主觀唯心論的批判中，俞平伯先生從批判的主流中，從那些認真對《紅樓夢》和俞平伯先生的研究著作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而寫出的細緻說理的文章中，汲取正確的意見，對自己三十年《紅樓夢》研究的錯誤觀點和方法進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評８。此後，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進入了新的時期。一九五八年，俞平伯先生完成了《紅樓夢八十回校本》的校訂整理工作。在校本《序言》中，他簡明而系統地闡述了他對《紅樓夢》思想內容的認識，指出曹雪芹「從封建社會的核心去動搖種種腐朽的上層建築而加以深刻的描寫和抨彈。他用典型的官僚地主家庭，青年的戀愛問題作為題材來反映那個特定時代的真實。我們讀了《紅樓夢》，彷彿看到中國整個封建社會的縮影。同時，也感到它深刻地批判了這個社會制度」。
從一九二二年的《紅樓夢辨》，中經一九五四年的《紅樓夢簡論》，到一九五八年《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序言》，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的認識和評價，經歷了一個由錯誤到正確、由膚淺到比較深刻的過程。
二
俞平伯先生《紅樓夢》研究的範圍主要是著者與版本的考證。在這方面，俞平伯先生做出了很多貢獻。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斥偽返本」，恢復曹雪芹原作的本來面目。這項「斥偽返本」的工作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辨偽，二是探佚，三是校勘。^《紅樓夢》自從程高百二十回排印本流行以後，人們一直把它作為出自同一作者手筆的一部著作來接受。其間只有個別人懷疑和指出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差異，例如裕瑞在清代嘉慶年間就說：「細審後四十回，斷非與前一色筆墨，其為補著無疑。」說後四十回「誠所謂一善俱無，諸惡俱備之物」９。但是並沒有人理睬這一看法。護花主人王雪香《新評繡像紅樓夢全傳》對後四十回同樣一捧到底，而太平閒人張新之則對裕瑞的說法加以反駁：「有謂此書止八十回，其餘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觀其中結構，如常山蛇銦?尾相應，安根伏線，有牽一髮全身動之妙，且詞句筆氣，前後全無差別」十。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根據俞樾《小浮梅閒話》記載，指出後四十回是高鶚所補續，同時，又根據《郎潛紀聞二筆》《進士題名碑》《八旗文經》鉤稽考證了高鶚的生平。但胡適主要是列出旁證證明後四十回出自高鶚續筆，而對續書與原作的差別的認識卻很空泛與浮淺，並不足以徹底打破百二十回通行一百多年所造成的傳統印象。俞平伯先生認為對後四十回不作「嚴切的指斥」，則「不足能打破因襲的籠統空氣」，並非過甚其辭。全面、細緻、深入地辨析續書與原作的差別，是俞平伯先生的勞績。^俞平伯先生對續書的審辨與批評，主要是《高鶚續書底依據》和《後四十回底批評》兩篇文章。前一篇從續書要「有所依據」即符合作者原意和「文情優美」這兩項標準，分二十大項，辨析續書與原作那些地方相違背，那些地方雖然相合但「文情不佳」。俞平伯先生採取的方法是由後推前，按圖索驥，在前八十回中找出高鶚續書的一百零八條依據，然後辨析那些依據確實屬於曹雪芹對八十回後情節發展與人物結局的暗示與伏筆，因而高鶚從這些依據出發的續作部分大致合乎曹雪芹的原意；那些依據屬於高鶚對前八十回隻言片語的誤解或曲解，因而從這些誤解或曲解的所謂「依據」出發的續作部分便違背了曹雪芹的原意。俞平伯先生對《紅樓夢》爛熟於心，在辨析中目光犀利，抉剔入微，條剖縷析，論旨詳明，確實是非常深入、令人信服的。在這個基礎上，他從思想藝術上對後四十回作了「嚴切的指斥」。^俞平伯先生對後四十回的批評，概括起來主要是：
(一)在重要情節和人物的結局上違背曹雪芹的原意。續書寫了賈家的「沐皇恩」，「延世澤」，「蘭桂齊芳，家道復初」；寫賈寶玉中舉人，出家仙去，肉體成聖，封「文妙真人」，「全然不脫那些小說團圓迷的窠臼，大謬於作者的本意」。
(二)續書神怪靈異的情節層出不窮，「倏爾神鬼亂出，忽又妖魔畢露」，「這類弄鬼裝妖的空氣佈滿於四十回中間，令人不能卒讀」，「文拙思俗」，與前八十回潔淨的筆墨迥不相侔。
(三)一些重要人物的結局(如探春、香菱、鳳姐等)不符原意，一些人物(如黛玉)思想言行前後矛盾，此外還有情節上的紕漏，人物下落不明(如小紅)和年齡忽大忽小(如巧姐)等等。
(四)在內容結局上，後四十回的一半篇幅寫了寶黛愛情悲劇與賈寶玉中舉及出家，其他諸人的結局，則零碎而草率，是「精細的賬簿」。曹雪芹前八十回豐富複雜的生活場景在後四十回中變得單調狹窄，龐大和諧的藝術結構被扭曲了。^俞平伯先生的結論是續作與原著「面目雖似，神情全非」。這八個字，可謂之確評。後四十回之所以如此，俞平伯先生認為主要在於高鶚思想性格的庸俗：^他(指高鶚)所信仰的，歸納起來有這三點：(1)功名富貴的偶像，所以寫「中舉人」，「復世職」，「發還家產」，「後嗣昌盛」。(2)神鬼仙佛的偶像，所以後四十回佈滿了這妖氣。(3)名教的偶像，所以寶玉臨行時必哭拜王夫人，既出家後，必在雪地拜賈政。
俞平伯先生指出高鶚思想的庸俗，「一方面羨慕白日飛昇，一方面羨慕金章紫綬」，因而使續書從根本上說違背原意，這是正確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俞平伯先生反封建的進步的民主思想在學術研究中的反映。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
其(指高鶚)補《紅樓夢》在乾隆辛亥時，未中進士，「閒且憊矣」，故與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於「蘭桂齊芳」，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⑾
俞平伯先生關於高鶚由於封建思想而使續書違背原作的看法，和魯迅先生基本是一致的。^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斥偽返本」上另一項勞績是「探佚」。他根據前八十回的伏筆、暗示和情節發展趨向，對八十回後原作的藝術構思作了推想。隨著脂評本的陸續發現，他據脂評鉤稽了八十回後的片斷和情節凡十三項，概括說來主要包括：賈家徹底敗落，子孫流散；曹家被抄沒時，賈氏諸人被關進監牢，寶玉鳳姐皆在內，小紅茜雪有獄神廟慰寶玉之舉；賈寶玉在賈家被抄沒之後貧困潦倒，過著「寒冬噎酸齏，雪夜圍破氈」的生活，後來才「懸崖撒手」，遁入空門；黛玉的結局是淚盡夭卒，情節亦與續書不同；湘雲嫁衛若蘭，鳳姐的結局是被賈璉休棄，探春遠嫁而無續書所寫的歸寧之事；惜春出家為尼，流落街頭，「緇衣乞食」；襲人嫁蔣玉菡，夫婦曾供養過寶玉寶釵；巧姐被賣到娼寮，虧劉姥姥救出，等等。這些佚稿的情節，足可以證明曹雪芹原作全書結局與高鶚續書的思想傾向根本不同。在一九五四年的批判中，有人對俞平伯先生的這項成績也完全加以否定，說這「只是新的索隱，新的猜謎」⑿，是毫無道理的。^解放後，俞平伯先生花費數年的功夫，進行《紅樓夢》本文的校勘整理工作，對照已發現的各類版本，辨別異同，去偽訂訛，整理出一部《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個校本，是《紅樓夢》版本校勘的重要成果，同時，俞平伯先生還輯錄了脂本評注，編成《脂硯齋紅樓夢輯評》一書，供研究者和讀者參考。
在《紅樓夢》的考證方面，俞平伯先生確有繁瑣考證的傾向，例如《紅樓夢研究》中考證「壽怡紅群芳夜宴」的座次就是典型的例子。但是，在版本校勘上不放過枝節問題恰恰是認真細緻的作風。一九五四年的批判中，有人批評俞平伯先生「竟然考證賈寶玉為什麼淨喝稀的」，查對一下事實，原來俞平伯先生《讀紅樓夢隨筆》「賈寶玉為什麼淨喝稀的」這個小題目中，講了個版本校勘上的問題：《紅樓夢》第八回寶玉梨香院飲酒一段描寫，通行本由於妄刪文字和標點不當，結果這段文字變成寶玉一次居然喝了十幾碗稀的，食量如牛。從恢復原作面目來說，或者使細節描寫符合人物實際也好，把文字脫訛指出來加校改，這是應當的，這並不是什麼繁瑣考證問題。如果說這一個例子還只是俞平伯先生的細緻的校勘使書中的文字恢復原貌，合情合理，那麼，俞平伯先生所做的一些看去十分瑣細的校勘，實際上關係到作品的思想內容問題。例如通行本《芙蓉誄》中有「直烈遭危，巾幗慘於雁塞」一句，俞平伯先生據庚辰本及脂評校為「直烈遭危，巾幗慘於羽野」，指出雪芹原作用的是《離騷》「鯀婞直以亡身，終然夭乎羽之野」兩句的意思，「嘗識婞直的鯀本是屈原的創見，作者翻『婞直』為『剛直』，彷彿更進了一步」。通行本改「羽野」為「雁塞」，以王昭君比晴雯，失掉了作者的意思」。類似這樣重要的文字校勘，在八十回校本中是很多的。這種看來細若毫髮的校勘整理工作，對恢復原作的面貌，深入研究《紅樓夢》思想藝術價值，是一項做起來十分瑣碎然而紮實有意義的工作。
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辨偽、探佚和校勘上做出的成績是十分可貴的。儘管這一工作還有不少缺點，還比較疏闊，但它的基本成果，達到了較好的恢復曹雪芹原作本來面目的目的，基本上從《紅樓夢》拔?文抹掉了高鶚投下的封建主義的陰影。這一成果，多年來已被《紅樓夢》研究者們所承認利用，作為探索曹雪芹世界觀、創作意圖、美學思想和研究《紅樓夢》思想內容、社會意義由以出發的材料基礎。如果沒有這項辨偽存真的工作，像「舊紅學」那樣，原作與續作不分，真偽不分，囫圇吞棗地妄發議論，研究就會成為沙上築室，缺乏可靠的基礎。「新紅學」包括俞平伯先生在《紅樓夢》研究的材料基礎方面的清理辨析工作，是不應當抹煞與貶低的。承認這一點，並在這一基礎上開展創造性的科學的《紅樓夢》思想藝術的研究，並不貶低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的巨大理論威力，恰恰相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一旦和翔實的材料相結合，就會顯示出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觀點方法所不具備的科學性和革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