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新石頭記》
《新石頭記》是近代著名譴責小說家吳趼人的一部重要作品。無論是放在清末大量湧現的《紅樓夢》續書中，或是置於十九世紀前後世界文學發展之中，它都有其十分值得重視的價值。從這部小說入手，也可以更為清楚地瞭解吳趼人社會思想的構成。
(一)
清代末年出現了《紅樓夢》的大量續書。從不同續書中可見續作者對這部偉大小說的內涵的不同理解和不同感受，以及對社會人生、文化藝術、道德倫理的不同價值取向。遺憾的是，續作大都「託言林黛玉復生，寫不盡的兒女私情」(《新石頭記》第一回)。其對愛情的表現，在意義上格調上不用說大大低於原作《紅樓夢》，有的甚至寫眾女共事一夫，家族興旺，皇恩浩蕩，蘭桂齊芳，充斥著濃厚的封建意識，與原作的思想傾向背道而馳。這些續書的作者完全拋棄了原作中最基本的幾點：對封建末世社會諸關係(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倫理道德等)的全面深刻的批判精神；補天不成的悲哀思緒；以及民主意識與新的價值觀念的萌芽。續作者拋棄了原作者曹雪芹所珍視的，而把曹雪芹鄙棄的奉為至寶，用完全不同於，甚至相反於曹雪芹的思想、感情和價值觀念改變了《紅樓夢》眾多人物的性格和命運。其結果，只能是些借《紅樓夢》的題目敷衍出來的充滿舊文人氣的封建正統小說或言情小說，其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都並不高。
《新石頭記》則是一部迥然不同的《紅樓夢》續書，它繼承了《紅樓夢》批判社會、反映人生的現實主義精神。這部續書將《紅樓夢》中的主要人物賈寶玉的背景從清代盛極而衰的轉折時代，置換為內憂外患衰頹已極的近代社會。小說中，賈寶玉在1901年復生，到上海、南京、北京、武漢等地遊歷，以他的經歷為主線，揭示了20世紀初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複雜、豐富、多變、動盪的社會特徵和文化特徵，描寫了它落後、腐敗而又不斷產生新事物，萌生新觀念的時代面貌。在此基礎上，吳趼人表達了他「補天」的理想，他找到了「補天」的工具和武器，以不同於曹雪芹時代的近代精神，構築了一個「天」已補成，完美無缺的「文明境界」，實現了曹雪芹苦苦追尋而不得的願望。
在吳趼人看來，批判與補天是《紅樓夢》的兩個方面，他正是循著這條路子來寫作《新石頭記》的。雖然《新石頭記》與《紅樓夢》在思想藝術的各個 方面有著較大的距離，但批判與補天這一理解使得《新石頭記》具備相當的思想藝術價值，從而在眾多《紅樓夢》續書中顯得十分特殊。
小說在第一回就開宗明義地提出了「補天」的主旨：「賈寶玉突然想起……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幾年，未曾酬我這補天之願，怎能夠完了這個志向，我就化灰煙，也是無怨的了。」「補天」，是《新石頭記》中賈寶玉回到塵世的目的。
要「補天」，須先詳察「天」的破損潰爛之處。吳趼人一仍舊貫，按照他寫作譴責小說的方法，對近代社會的「天」進行了全面的掃瞄。作者首先將筆觸指向置於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之下的深深陷入危機的民族經濟方面。作品描寫了洋貨充斥的上海，從洋火、八音琴、留聲機到外國人的兵工廠，外國商品佔領了本國市場，使得剛返塵世的賈寶玉目瞪口呆，他痛心疾首地說：「通商一層，是以我所有，易我所無」，但現在「外國人盡著拿東西來賣給中國人，一年一年的不把中國的錢都換到外國去了麼?」僅呂宋煙一宗。「就每年送掉四百萬兩銀子，這是多麼可怕」。還不算被鴉片換走的滾滾不斷的白銀。小說還描寫了在帝國主義武裝侵略的炮火之下的國家政治局勢和在庚子事今?中的義和團運動，熱情讚揚了反侵略、反賣國的愛國志士。
在種種弊端之中，作者特別痛心，特別憤怒的是國民的不健康心態和性格，小說所揭示的各個方面，幾乎都圍繞著這一點。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大背景中，活躍在前台的是柏耀廉、薛蟠、包妥當等人物，他們或是甘心做洋奴，甚至助紂為虐，幫外國人賺自己國家的錢，幫外國人欺壓本國人，或是渾渾噩噩，只知外國人的東西好，卻眼見外國兵艦放在自己國家的港口麻木不仁，毫無危機感。對這類國民，作者不禁大喝：「諸公莫以為東三省的事與我們無涉，我們只管醉生夢死地過去，黑龍江便是揚子江的前車。」在描寫義和團運動時，作者所致力刻劃的，則是國人愚昧落後、自欺欺人、見利忘義、無明確是非觀的另一特性。小說以「一個著名光棍，平日吃喝嫖賭無所不為」的義和團骨幹王威兒為例，寫到義和團燒香、唸咒、作法，在京城滋事擾眾，八國聯軍入京時，此人身插大英順民的旗子，跪地迎接。薛蟠用洋油燒了鐵路，被眾人說成是「只念了幾句咒語，那鐵路便自己發出火來燒了」。小說在反映那一時期的黑暗政治的時候，以賈寶玉被構陷，幾乎被處死的惡性事件，剖析了官僚的罪噁心態：一個道貌岸然，在青年學生中頗有威望的武昌督撫，只因被賈寶玉議論過他演講中的錯誤，便將賈寶玉置於死地，此人「最喜歡的是奉承他，最恨的是駁他的議論……但是駁他的，他就以為是誹謗他」。這一事件以一青年學生告密開始，以寶玉密友頂替他假意奉承而告終，殘酷的事件以詼諧調侃的筆調寫出。吳趼人對國民性格的揭露可謂入木三分。
總而言之，《新石頭記》在繼承《紅樓夢》批判社會、反映人生的現實主義精神，反映20世紀前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的時候，透過在這個社會中活動著的醜惡的人以及奇形怪狀的社會現象，作者找到了各種弊端的癥結所在：「這就是以儒家倫理思想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在國民生活中的被棄。這也是「天」破損潰爛的根本原因。他認為，那些甘當洋奴的人「不知生了什麼心肝……我們古聖人以文、行、忠、信立教的」，「照他這等說來，這『行』字，『忠』字，『信』字都是沒有的了」。而那些國難當頭，大發橫財的暴發戶，用《新石頭記》中賈寶玉的話來講，「叫他在天理上、廉恥上問問心，只怕有點過不去。讀書了明瞭理，就要保全天理，顧全廉恥，所以就不能發這個財」。由古聖人開始的傳統價值觀念，是吳趼人思想的核心，他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提出他的譴責，也是提出他的補天主張的。
吳趼人對國民病態性格的關注以及他的許多作品對此的剖析，這與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改造國民性的社會思潮是一致的。在19世紀下半葉，馮桂芬、嚴復等人已提出中西民風之區別的問題，倡導「鼓民智」、「新民德」。到了20世紀初，關於中國民族特性和國人性質的特點及改造的探討更加熱烈，其中，梁啟超是一位主要人物，他發表大量有社會影響的文章，闡述「新民」的必要性，形成了第一個改造國民精神的理論體系：新民理論。在此時期的吳趼人，其思想及社會主張也受到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改良派的新民運動的影響。《新石頭記》中就寫到賈寶玉在如饑似渴地閱讀《時務報》、《知新報》、《清議報》時，「心中愈加歡喜」。不過，這一時期的新民理論與「五四」時期的向傳統文化全面挑戰及「改造國民的劣根性」相比，還處在幼稚的階段。梁啟趣曾認為，有了有德、有智的新民，則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將國民的「德」置於可勸?、右國家制度的基礎之上，而忽略了對國家社會制度的徹底革命。對社會問題的這種膚淺理解和改良主義的主張，是這一時期關於國民性問題的社會思潮的主要缺陷。
這一局限，既說明了維新改良派的片面性和不徹底性，也說明了這一動盪時期的社會思潮是屬於不同於封建社會的近代社會的，與封建主義思想有本質的不同。它只能從處於過渡時期的具有變革性的近代社會中產生。像吳趼人這樣的愛國作家們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的思想，意識到舊的一套對國民性格的壓抑和扭曲，認識到現有政體的不合理性。因此，他們以文學為武器，以文學來開啟人們的心智，改造國人的精神和性格，從而達到改變中國現狀，改變政體結構，換來中國的新生的目的。而由於時代條件的限制，他們所能運用的思想武器，既有一些來自西方的先進思想，更多的是取自傳統文化和傳統道德之中。《新石頭記》的「補天」主張，它批判社會、反映人生的現實主義立場和方法，都完全體現了近代的精神。
儘管當時改變社會現狀的理論和方法現在看起來是多麼幼稚和片面，但是，如果沒有這批近代作家的努力，將文學與政治鬥爭緊密結合，將文學從文人「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工具，變成改良社會的工具，賦予文學新的社會功能，就不可能有「五四」以後新民主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寫實主義的文學。如果沒有近代作家們對國民精神的批判，也就沒有「五四」時期現代作家們向傳統文化的全面挑戰和改造國民劣根性的主張。近代作家們的創作實踐和理論，為「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基礎，起了先導的作用。
(二)
維新改良主義的「新民」，是《新石頭記》「補天」思想的核心，是「補天」的重要措施。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吳趼人以儒家政治倫理道德思想為武器，批判和譴責了那一時代的社會和人；在小說後半部分，則以儒家的政治倫理道德思想為工具進行「補天」，構築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王國，這就是「境界之內都是孔子之道」的文明專制國：「文明境」。
境內由仁君與智者組成領導集團，用代表儒家政治倫理道德某一觀念的字，作為行政區域的「符識」：「中央是『禮、樂、文、章』四個字；東方是『仁、義、禮、智』四個字；南方是『友、慈、恭、信』四個字，……北方是『忠、孝、廉、節』四個字。」境內普及教育，小孩入學堂第一課便是修身，將「那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人人爛熟胸中」。在這塊樂土上，君主仁慈，國民都有良好的道德品質，無黨派、無宗教、無乞丐、無戲、無妓，人人自食其力，豐衣足食。但仍有分明的等級，賈寶玉所到之處，均有童子伺候，境中各官員也都有供使喚的下人。小說末尾處出現了一個人物，名曰東方文明，他「執掌政柄，當國五十年」，其孫分別名為東方新、振、興、銳、勇、猛、威。元孫東方大同，外元孫華撫夷。這位東方文明正是《紅樓夢》中的甄寶玉，他實現了賈寶玉的「補天」願望。小說結尾時他登上了萬國和平會的主席台，當了會長，發表了關於「全人類和平」的講話。
可知，《新石頭記》所描繪的理想社會，其實現途徑是以傳統的古老文明去補那個因缺乏儒家仁政和倫理秩序而殘破的封建社會的天。恢復了傳統的東方文明，中國就會面目一新，就能振興、勇猛、最後達到儒家的最高社會理想：大同，從而在世界上重新建立中國的中心地位，即華撫夷。也就是說，吳趼人的「補天」良方，是將國民素質的改造和提高納入傳統的儒家政治文化的軌道，以儒家的倫常等級作為聯繫社會各關係的紐帶，以仁政作為君主統治國家的綱領。儒家的思想是吳趼人社會思想的基礎，他的「新民」思想，他的理想國、文明境觀念，他對封建皇權可以實行仁政的信念，他的道德復歸、政治維新的思想，這一切都來源於儒家思想。
歷來論者多認為：吳趼人是以「恢復舊道德」為終極目的。他曾在《上海游驂錄》自跋中說：「今日之社會，誠岌岌可危，固非急圖恢復我固有之道德，不足以維持之，非徒言輸入文明，即可改良革新者也。」這段話被認為反映了他改造國家社會的基本主張(見時萌《中國近代文學論稿》182頁)。不過，《新石頭記》雖以傳統文化、儒家倫理思想為尺度，對外來文化思想進行辨別與判斷，(如「文明鏡」中的智者老少年曾就中西方的飲食、醫藥、家庭倫理秩序等方面進行比較，充分肯定了中國傳統的東西。)但另一方面，也用某些外來的新思想觀念對傳統的舊的思想觀念進行分析擇取。吳趼人雖然主張恢復舊道德，但並非對所有舊的東西都堅持、對外來的新東西都拒絕的。
如小說中的兩個正面人物：賈寶玉和吳伯惠，便對西方文明抱著借鑒學習、拿來主義的態度，認為外國人與中國人沒有什麼不同，外國人懂的東西，中國人也能學會。他們潛心學習英文，研讀翻譯書籍，考查科學技術，迫切要求掌握外國的先進技術。對於故步自封、閉關自守的舊觀念，他們是非常痛恨的：「只恨我們中國的習氣，總是死守成法。聽見說有個新法，不是詫為荒唐，便是斥為多事。」《新石頭記》的後半部分，更是描繪了一幅科技高度發達，人能主宰客觀世界的神奇圖景。在這裡，在天空和海底自由來去，製造出光速飛車；由棉花到衣服的自動紡織機；從礦石到炮彈的自動扣彈機；袖珍戰船；無需燒煮但營養豐富的液體營養品；能鑒定人的品格氣質的照妖鏡；還有司時器、透水鏡、電梯。不僅如此，還研製使人增高智商的「聰明散」，令人長壽的「不死法」，溫度、濕度最符合人體需要的人造氣候等等。在這個物質條件非常優越的環境中，農民們合田而種，機械勞動代替了體力勞動；住宅園林化；教育普及；生育得到節制，人民享受著現代的物質文明，在仁慈的皇帝統治下，國民健康幸福。
從這些內容中顯然可見吳趼人受到西方自然、社會觀念的影響，對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觀念有所揚棄。儒家思想標榜「君子喻子義，小人喻於利」，長期以來形成了知足常樂，固窮守志的觀念。在注重主觀修養、人際協調的同時，漠視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宋明以後，「存天理，滅人欲」觀念的絕對樹立，一方面窒息了人欲，另一方面人的創造力也被嚴重壓抑，生產力的發展因此受到嚴重束縛。
吳趼人對此已有並非膚淺的認識。從《新石頭記》可知，他的政治倫理道德觀主要從先秦儒家學說繼承而來(而非被後世理學家們改造過的儒學理論)，並且改造融合近代西方某些進步思想，形成了反對專制、反對迷信、重科學、重民生、重民族傳統道德的思想體系。他在批判譴責現實社會的同時，以求變、求新、求實的科學精神，構建出一個新的社會。這個社會的建立，不僅有賴於上述思想觀念，且必借助西方科技文明，兩者缺一不可。吳趼人所設計的理想的「天」，比之前代愛國思想家們所憧憬的聖君賢相的社會模式，有很大區別，它是充滿了近代的意識和精神的。
(三)
象《新石頭記》那樣，以浪漫主義的想像，創造出現實中不存在的，但可能在將來出現的理想國土，在理想社會的圖景中體現作家的社會理想，這種構思和題材的文學作品，在中外文學中都曾有幣?。
東晉陶淵明的散文《桃花源記》，描繪了一幅小國寡民，無為而治，互不干擾，和平安謐的社會生活圖畫；清末《鏡花緣》裡面的君子國、大人國、裡齒國等海外異邦，也表現了作者李汝珍的社會理想：好讓不爭，「惟善為寶」，普及文化教育，人人注重品德修養。這兩個作品所體現的社會理想，是屬於封建時代的。
在西方，早在公元前四百年，古希臘學者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了勞動分工、教育普及的觀點，提出了「共產社會」(即公產)的理想。到了16世紀初，英國傑出的人文主義者托馬斯‧莫爾在柏拉圖影響下創作了小說《鳥托邦》，它更豐富了柏拉圖的構想。一方面，小說批判了英國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統治階級對人民的巧取豪奪，殘酷壓迫，另方面描繪了他的平等自由，生活富足的理想社會的圖景。十六世紀上半期，法國人文主義者拉伯雷在小說《巨人傳》中也深刻批判了法國社會窒息一切生機的政治統治和精神統治，同時鼓吹為了建立新的社會，人們應當暢飲知識，暢飲真理，暢飲愛情，要以人文主義的巨人精神來對抗統治了千年的中世紀的窒息人間一切的巨神精神。到了1840年，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埃蒂耶納‧卡貝發表了《伊加利亞旅行記》，小說生動地描述了一個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人人平等的幸福社會——伊加利亞。除了具有以上作品都有的如普及教育，人人勞動，物質豐富等內容之外，《伊加利亞》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理想國土裡，管理者是由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人民是國家的主人。
統觀西方近代文學中有關理想社會的描寫，其基本一點就是民主主義精神，有些作品則還表現了科技昌明，文教發達，個別的還提出了公有觀念。將這些作品與《新石頭記》比較，很明顯，前者的思想範疇屬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後者屬於科學與民主還很不發達，資產階級思想還在萌芽或剛剛進入的階段的半封建時期。對於民主、個性、革命、解放一類的觀念，吳趼人與他的許多同時代人一樣。
或是一知半解，或是陌生和疑慮。他在《新石頭記》中嘲笑黑奴解放運動是「發起人別具深心，一心只望做總統，所以才異想天開，提倡釋放黑奴」，以爭取選票，「誰知那黑人蠢如鹿豕，釋放之後，無以為生，反不如以前當奴才的好。」。
因此，《新石頭記》與中國古代有關作品相比，顯出了它的科學性和進步性；與西方同類作品相比，則看到它的局限，人權、人性、人的價值等問題未能得到充分重視，作品中理想社會的統治者與現實社會的統治者的區別，是政體的革新，而政權性質並未變化。
這就構成了《新石頭記》內容的矛盾：小說中的理想社會所處的歷史階段，與這一社會中的科技文明所賴以產生的歷史階段，不是同一的。也即高度發達的科技文明與相對保守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矛盾，在作品所描寫的那個理想國土中，那樣的社會環境不能產生作品所幻想的科技成果。小說未能寫出產生新科技的時代的特點。
這個矛盾說明了作家的思想局限，這局限來自他所處的時代和社會。他的同代人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都有這種矛盾。他們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又面對社會的蛻變和西方科技的威力。此時舊的道德價值觀在逐漸崩潰，而新的合理的道德價值還在初步形成之中，他們對新的思想、新的科學技術感興趣，卻一知半解；同時他們又留戀傳統的道德觀。道德的復歸和政治的維新，加上科技昌明，是他們大多數人的社會主張。像吳趼人這樣的作家，既譴責了腐敗的現實，也描寫了他理想的社會，表現了愛國主義皊?義憤和追求變革的願望，但其思想認識整體地還未完全脫離封建時代的思想體系。這樣的矛盾和局限，是這個時代眾多愛國知識分子在思想探索旅途中難免留下的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