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紅學史話》有感
韓進廉同志在《紅學史話》(一)中寫道：
「一九二○年後，隱晦已久的曹雪芹身世大致考定，反動文人胡適為了貶低《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硬把曹家和賈府，曹雪芹和賈寶玉混為一談……」
「反動文人胡適出於其反動的政治目的，喊『白話』，抓『熱門』，大搞小說考證。一九二一年拋出了《紅樓夢考證》。他依靠『孤本秘籍』對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作了如下的判斷：……這些判斷大致正確。」
讀後深感其詞閃爍，深文周納。
其一，「隱晦已久的曹雪芹身世大致考定」，這是「新紅學」的貢獻。由誰考定?主語不明。
其二，「反動文人胡適出於反動的政治目的」，卻「大致正確」地判斷了曹雪芹的家世和生平，豈非咄咄怪事?
追根尋源，主要是因為韓進廉同志把學術研究與政治問題「混為一談」，所以造成邏輯上的混亂。而這問題若不澄清，思想若不解放，所謂「百家爭鳴」，只能是一句空話。
學術研究不等於政治問題。對於古今中外的學術研究成果，「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總之，我們要拿來……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１。
在《紅樓夢》研究中，對新舊「紅學」的成果也應當如此：「佔有，挑選」２。
魯迅先生在論及《紅樓夢》時說：「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３。許壽裳先生亦曾回憶到，「魯迅對我說：『胡適之有考證癖，時有善言』４。到了三十年代，文化革命的旗手魯迅先生站在鬥爭的最前列，於中國小說研究「斯亦久廢」，但在得知胡適有關脂硯齋本的論文時，在《致楊霽雲》信中「尚希撥冗見示為幸」５。不僅對胡適，其它如「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６劉師培，其為人當然是不足為訓的，但在談到中古文學研究時，還是恰如其分地指出：「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７
魯迅先生是正確的。在政治鬥爭中，對敵人「橫眉冷對」；進行學術研究卻「寬宏大量」，提倡「拿來主義」。
寫到這裡，不由想起了深陷泥坑、難以自拔的李希凡同志。他把《關於〈紅樓夢簡論〉及其它》和《評〈紅樓夢研究〉》兩篇文章當作「敲門磚」，隨及搖身一變，「當了婆婆」，「寫文章就不那麼平心說理了」８迷途不知返，到了一九七三年再版《紅樓夢評論集》時，洋洋灑灑寫了數萬字的「附記」和「後記」，以此作為「賣身契」，上了「幫車」。誰知好景不長，「四人幫」垮了台。但李希凡同志依然像風信雞那樣，吱吱啞啞地繞軸自轉，於一九七七年忽然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第四期上拋出《緊握戰筆，革命到底》一文，名曰紀念毛主席，實則是當作「護身符」。真是「機關算盡」!
《紅樓夢》研究亦然，必須撥亂反正，掙脫林彪、「四人幫」設置的種種精神囚籠。就以在李希凡帽子亂飛，棍子亂舞下，動輒得咎的俞平伯先生為例，幾十年來在《紅樓夢》研究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勞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一九五四年後，俞先生校訂了《紅樓夢八十回校本》，增訂了《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等，為《紅樓夢》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參考資料。俞先生還誠懇地表示：「若能夠較比我以前徘徊於索隱考證歧路之間所寫的要稍好一點，那在我已很覺欣幸了。」９對此，我們有什麼理由不滿腔熱忱地歡迎呢?
昔人有言：「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寬宏大量」，天下歸心!歷史是見證人!
參考文獻：
１２魯迅：《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
３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４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
５６７《魯迅書信集》
８毛澤東同志對李希凡的批評，轉引自《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77年第4期
９俞平伯：《〈紅樓夢〉中關於「十二釵的描寫》，見《文學評論》196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