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概論(下)
胡適在談到蔡元培的《索隱》時，有兩方面看法。一是不去做著者、版本、時代的考證，只搜尋一些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其二是胡適認為《紅樓夢》裡沒有「影射法」，認為「假使一部《紅樓夢》真是一連串這麼樣的笨謎，那就真不值得猜了」（見同書78頁）。
胡適在此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第六回鳳姐給劉姥姥二十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射湯斌死後徐乾學賻送的二十金；又第四十二回鳳姐又送劉姥姥八兩銀子，蔡先生說這是影湯斌死後惟遺俸銀八兩。這八兩有了下落了，那二十兩也有下落了；但第四十二回王夫人還送了劉姥姥兩包銀子，每包五十兩，共一百兩；這一百兩可就沒下落了！因為湯斌一生的事實沒有一件可恰合這一百兩銀子的，所以這一百兩雖然比那二十八兩更重要，到底沒有『索隱』的價值！這種完全任意的去取，實在沒有道理，故我說蔡先生的《石頭記索隱》也還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見78～79頁）。
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的立論確實不堪一擊。不僅如此，在當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被胡適的論證推翻之後，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裡還這樣認為：「今胡先生對於前八十回著作曹雪芹之家世及生平，與後四十回著作者高蘭墅之略歷，業於短時期間搜集許多材料。誠有工於《石頭記》，而可以稍釋王靜庵先生之遺憾矣。惟吾人與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見同書第二頁）》。從這一點來看，蔡元培就不對了，「不在乎作者生平」的研究顯然是不對的。當然也要立足於其書內在結構的研究。
「索隱」本身並沒有什麼錯誤，按理說「索隱」本身也是一種考證。「索」就是探索、探討的意思。它必須尋找可靠的事實材料來進行研究，而不是簡單的比附，然後進行歸納研究，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然而這一點，蔡元培沒有做到。蔡元培的「惟吾人文學書最密切之接觸本不在乎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的文學與作者思想分離研究的觀點，就這一點來看，蔡元培的「索隱」就走錯了路了。當無法研究作者生平時，那是沒有辦法，只好單方著重於著作的研究；但當可以考證作者生平、經歷、和他的社會思想時，首先應著重於作者生平經歷和其社會思想的研究。因為從一個作品本身可以研究作者的社會思想和寫作思想，但當從作者的生平經歷能研究出作者的社會思想時，它也有助於作品本身，也即就是著作的寫作思想和內容及其結構的研究。蔡元培棄作者生平之考定而單方注重於作品本身的研究，甚至只搜尋一些不相干的零碎材料來附會《紅樓夢》的一些情節，就難免要失敗了。在這裡，至於胡適考證之後對《紅樓夢》下的「自敘傳」的結論是否正確，那是另一回事了。單就承認應該不應該進行作者生平、經歷、版本考證這一方面來說，蔡元培遠遠不如胡適，儘管胡適考證後的「自敘傳」這一結論遠遠不如蔡元培的「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這一結論。
胡適對蔡元培「索隱」批判的第二個方面，是認為對《紅樓夢》的研究不該用「猜謎」的方式。胡適的這一觀點顯然錯了。《紅樓夢》雖然是一部文學藝術傑作，但《紅樓夢》本身就是一個謎，它不同於其它任何小說，它是一部「璇璣圖」。如果胡適認為單考定出曹雪芹的生平就足以證明《紅樓夢》是作者的「自敘傳」，那就大錯特錯了，何況胡適僅考證出作者之生平，但他並沒有考證出作者的社會思想。在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民族思想的問題上，胡適還是一個門外漢。
蔡元培不在作者生平、經歷、版本的研究上下功夫是不對的，僅僅用一些不相干的零碎史料來附會書中的某些人物情節也是錯誤的；但蔡元培似乎領略到了曹雪芹「持民族主義甚摯」的這一觀點還是正確的。由於這一問題相當隱晦抽像，所以，當蔡元培未找到確切證據時，難免就單方陷入了一種零碎材料的附會上。在蔡元培「索隱」的問題上，我們應該擯棄其附會的糟粕成份，但也不能一概抹殺其萌芽狀態的可貴見解。蔡元培認為作者有甚摯的民族思想和《紅樓夢》中帶有相當的民族思想傾向的這一見解還是高人一著的。
索隱派的第三派認為《紅樓夢》是記納蘭成德的事。其派各家雖看法有異，但大致相同，並沒有逃出納蘭成德這一範疇。納蘭成德，字容若，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兒子。
陳康祺的《郎潛記聞二筆》（即《燕下鄉坐(目+坐)錄》）卷五說：
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成德宮侍御）所奉為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姜宸英）。……」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
俞樾的《小浮梅閒話》（《曲園雜纂》38頁）說：
《紅樓夢》一書，世傳為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子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然則其中舉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
錢靜方也頗贊成這種主張，錢靜方說：
是書力寫寶黛癡情。黛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御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余讀《飲水詞鈔》，不獨於賓從間得訴合之歡，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御之德配也。
（摘自《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79～80頁）。
我們說王夢阮與蔡元培的「索隱」雖然在附會，但他們尚不失在「索隱」；但「納蘭成德說」的各家雖然好像也在「索隱」，然而卻純粹是一種附會。此一說僅憑傳說和主觀臆測而亂語一通，可以說此說不值一談。
索隱派的情況大致如此。
在《紅樓夢》的研究過程中，評點派的觀點不能使人滿意，但索隱派的附會看來更為荒誕，人們在不滿意評點派觀點的同時，顯然也不滿意索隱派的結論。隨著一些有關《紅樓夢》版本和曹雪芹生平資料的出現，胡適開始了對曹雪芹生平和對 《紅樓夢》情節的考證。
胡適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已開始看到了索隱派研究的弊端，胡適在他的《紅樓夢考證》一書中一開始便這樣寫道：
《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麼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裡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
（見《石頭記索隱·紅樓夢考證》73頁）。
胡適的這些評語確實說對了。
胡適於是開始了搜集材料，開始根據搜集的材料對《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進行了研究。
胡適在查閱材料考定之後得出：
（1）《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
（2）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兆+頁)的兒子，生於極富貴之家，身經繁華綺麗的生活，又帶有文學與美術的遺傳與環境。他會做詩，也能畫，與一般八旗名士往來。但他的生活非常貧苦，他因不得志，故流為一種縱酒放浪的生活。
（3）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於此時或稍後。
（4）曹家極盛時，曾辦過四次以上的闊差；但後來家漸衰敗，大概因虧空得罪被抄沒。
（5）《紅樓夢》一書是曹雪芹破產傾家之後，在貧困之中做的。做書的年代大概當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書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6）《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的真假兩寶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即是當日曹家的影子。
（見同書99頁）
胡適的考定，在《紅樓夢》研究史上是空前的，不能不承認，胡適對《紅樓夢》的研究，起著一種劃時代的作用。但是胡適在取得《紅樓夢》研究豐碩成果的同時，他便很快滑進了「自敘傳」的泥潭，胡適在研究《紅樓夢》的問題上同樣未能逃出附會一流。
胡適在研究曹雪芹生平和家世的材料之後這樣寫道：
以上是關於著者曹雪芹個人和他的家世的材料。我們看了這些材料，大概可以明白《紅樓夢》這部書是曹雪芹的自敘傳了。這個見解，本來並沒有什麼新奇，本來是很自然的。不過因為《紅樓夢》被一百多年來的紅學大家越說越微妙了，故我們現在對這個極平常的見解反覺得他有證明的必要了。
（見同書92頁）
於是胡適開始列舉自敘傳的「幾條重要的證據」，實際上也是一種附會的證據。
第一，胡適在錄用《紅樓夢》開端寫的「作者自雲曾經歷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之天下」之後認為：「這話說得何等明白！《紅樓夢》明明是一部『將真事隱去』的自敘的書。若作者是曹雪芹，那麼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自我懺悔的『我』！即是書裡的甄賈（真假）兩個寶玉的底本！懂得這個道理，便知書中的賈府與甄府都只是曹雪芹家的影子。」
第二，胡適在錄用《紅樓夢》第一回中的「……莫如我石頭所記……只按自己的事體情理……」和「……竟不如我半世親見親聞的這幾個女子……」之後認為曹雪芹「這樣明白清楚的說『這書是我自己的事體情理』『是我半世親見親聞的』」。胡適的含義很簡單，作者是自己在寫自己。
第三、胡適在錄用《紅樓夢》第十六回談論「獨他家接駕四次」一段文字之後認為，「康熙帝南巡六次，曹寅當了四次接駕的差……曹雪芹不知不覺的——或是有意的——把他家這樁最闊的大典說出來」。
第四、胡適在錄用《紅樓夢》第二回敘述榮國府的「世次」中的「長子賈赦襲了官……次子賈政……如今升了員外郎」一段文字和查對曹雪芹之父曹(兆+頁)亦是「員外郎」亦是「次子」和他做的「織造內務府的差吏，故不算做官」的幾處文字之後認為《紅樓夢》中的賈政即是曹雪芹之父曹(兆+頁)的化身。
第五，胡適認為最重要的一條證據是《紅樓夢》第五回已預言賈府必敗，這與曹雪芹家徹底敗落相一致。胡適並由此認為「雪芹一生的歷史」，「這不是賈寶玉的歷史嗎？」
（以上抄自同書92～95頁）
胡適依據以上幾個方面的考證，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將真事隱去』的自敘，故他不怕瑣碎，再三再四的描寫他家由富貴變貧窮的情形」。「《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
這就是胡適考證的結果：《紅樓夢》只是一部「自敘傳」。
在胡適的「自敘傳」說確立以後，當時受批駁的蔡元培在他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序言裡就寫到：「胡先生因賈政為員外郎，適與員外郎曹(兆+頁)相應，遂謂賈政即影曹(兆+頁)。然《石頭記》第三十七回有賈政任學差之說，第七十一回有『賈政回京覆命，因是學差，故不敢先到家中』云云。曹(兆+頁)故未曾放學差也。且便賈府果為曹家影子，而此書又為雪芹寫其家庭之狀況，則措詞當有分寸。今觀第十七回焦大之謾罵，第六十六回柳相蓮道：『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罷了』，似太不留餘地」。蔡元培的此處質疑不無道理。不僅蔡元培此處質疑道出了胡適「自敘傳」的弊端，而且可以說明胡適在某些考證成功之外，其研究未免有些倒退。比如說最早的評點派之一的護花主人在他的《摘誤》裡早就指出了《紅樓夢》有許多不切實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護花主人指出的「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和林如海病重、林黛玉回家探喪並第二次進賈府的日期不符。如果《紅樓夢》真是胡適說的「自敘傳」，那曹雪芹連其叔伯兄長賈璉是老大還是老二，林黛玉回南葬父並再回賈府是在第一年還是第二年也弄不清楚嗎？
我們不妨再來摘取幾條事例。
一、胡適認為賈政即曹(兆+頁)，其道理之一是二人都為「員外郎」；那麼，曹雪芹的祖上並沒有封過「寧」「榮」二公，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祖上受封為「寧」「榮」二公又影射什麼呢？
二、曹雪芹之姑、曹寅之女雖為王妃，但並非皇妃；還有《紅樓夢》中的貴妃乃是賈寶玉之姐，兩處輩份亂倫。如果真為「自敘」曹雪芹豈有把自己的姑姑寫成姐姐之理？
三、在「庚辰本」第九回「鬧學堂」一回裡，有「原來這一個名喚賈薔，亦系寧府中正派玄孫，父母早亡，從小跟著賈珍過活」和「這賈菌亦系榮國府近派的重孫，其母亦少寡，獨守著賈菌」這麼兩處文字。
賈薔和賈菌皆屬草字輩，然而一個在賈府裡身居「玄孫」，一個在賈府裡身居「重孫」。若果《紅樓夢》真是「自敘」，曹雪芹難道連自己的侄兒是那個輩份也分不清楚嗎？
四、第三回「林黛玉拋父進京都」中有這麼幾處文字：「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自幼奶娘王嬤嬤，一個是十歲的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忠之人……遂與了寶玉……寶玉回明賈母，更名襲人」。然而在第二十九回「享福人福深還禱福」一章節中賈母帶領眾人進「清虛觀」打醮時，曹雪芹卻寫道：「……然後賈母的丫環鴛鴦、鸚鵡、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環紫鵑、雪雁」。在這裡，鸚哥改名後的紫鵑和鸚鵡重出；珍珠本已賜於寶玉，更名為襲人，此處在賈母身邊又重新出現。如果《紅樓夢》是「自敘傳」，曹雪芹恐怕不會連自己身邊、表妹身邊、祖母身邊的一等貼身侍女之名也弄不清楚吧！
五、還有人所共知的第二回裡寫的第一年「大年初一」生了賈元春，「不想次年又生了」賈寶玉。姊弟兩個年齡甚為懸殊，曹雪芹卻寫成兩個出生僅相差一年。如果是「自敘傳」，曹雪芹筆下也不至糊塗至此。
六、更有甚者，在「庚辰本」第六十二回「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一章中的賈寶玉生日中，在此日中，先有香菱手中拿著一枝「夫妻蕙」，後有寶玉拿著一枝「並蒂菱」並原來香菱手中的「夫妻蕙」。「蕙」開於暮春初夏；「菱」開於夏末秋初，盛於秋。若果《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敘傳」，賈寶玉是曹雪芹，難道曹雪芹連自己生日是春、是夏、是秋還弄不清楚嗎？如果是回憶記述往事，難道真有曹雪芹少年時期過生日中有「蕙」「菱」並開於一日的怪現象嗎？真是天方夜談！
若果說舊紅學派過於弄玄了《紅樓夢》，胡適的新紅學派恐怕就太小看了《紅樓夢》。胡適將第一回中曹雪芹欺人之語的「作者自雲」的什麼「懺悔」和什麼「自己」「半世親見親聞」的經歷寫成回憶記敘自己的往事的「自敘傳」的看法實際上遠遠低下於舊紅學的索隱派。
當然，「自敘傳」的弊端多著呢，此不過略舉幾例而已。
胡適的這一「自敘傳」的觀點到了俞平伯時，得到了更多的發揮。
我們不妨來看看俞平伯論述的幾個方面：俞平伯關於後四十回的問題在1921年給顧頡剛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想《紅樓夢》作者要說的，無非始於榮華、終於憔悴，感慨身世，追緬古歡，綺夢即闌，窮愁畢世。寶玉如是，雪芹亦如是。出家一節，中舉一節，鹹非本旨矣。盲想如是，豈有當乎？
（見《俞平伯論紅樓夢》第2頁）
這是俞平伯依據「自敘傳」硬套因為曹雪芹未曾中舉，未曾出家，所以《紅樓夢》後四十回賈寶玉也不該中舉、出家的事例。
俞平伯在談論《紅樓夢》裡的賈珠一事時，又這樣寫道：
我想《楝亭別集》所謂珍兒，即是賈珠。「珍」「珠」相連，故曰賈珠；所謂殤
，亦未必孩嬰也。看《紅樓夢》上賈珠廿歲完娶生一子而死，死時亦不過廿幾歲！正相符合。總之《紅樓夢》實事居多，虛構為少，殆無可疑。
（見同書11頁）
這是俞平伯用賈珠附會「珍兒」的一例。
在「自敘傳」附會這一問題上，除俞平伯用賈寶玉附會曹雪芹、賈珠附會珍兒外，俞平伯還用《紅樓夢》中的時間、人的年齡來推算曹雪芹家的搬遷時間和年歲。比如說俞平伯在給顧頡剛的信中這樣寫道：「若推算曹家人丁年歲，也是一樣的結果……」（見同書25頁）。
周汝昌也曾附會。周汝昌曾寫過《曹雪芹生於何月》一文。在此文中，周汝昌不是用歷史材料來論證曹雪芹的出生月份，而是用《紅樓夢》第一回「石頭」投胎入世於「炎夏」和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中的一段寫季節氣候的文字來附會。在這裡，周汝昌認為第一回寶玉出生前文字中有「一日，炎夏永晝……只見烈日炎炎，芭蕉冉冉」，這當「是夏日無疑了」（見《獻芹溪》480頁）。周汝昌又依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中，湘雲醉臥的是「芍葯姻」，寶玉說「天熱」，芳官也「滿口嚷熱」，「只穿『小裌襖』『夾褲』」一段節氣文字，認為曹雪芹的生日亦應該如寶玉的生日一樣，當「似是四月中」（見同書482頁）。
在這裡，周汝昌也不想想，這一回中的「炎夏」和「烈日炎炎」一詞能算初夏四月嗎？「炎夏」能與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穿「裌襖」「夾褲」對得上號嗎？還有,周汝昌疏忽了寶玉生日中寶玉一手拿「菱」，一手拿「蕙」的這一段文字。「蕙」開於春，「菱」開於秋，周汝昌只注意夏天「芍葯」盛開，這三季不同時節的花卉同開於寶玉生日同一天之中，不知周汝昌又作何解釋呢？
在「自敘傳」的問題上，胡適在附會，俞平伯在附會，周汝昌在附會。不僅如此，俞平伯的「自敘傳」曾發展到要推翻他自己承認的胡適考證的《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這一結果上來。
俞平伯在給顧頡剛的信中寫道：
我的意思是：假使陸續發見雪芹的生活人品大不類乎寶玉，我們於其假定《紅樓夢》非作者自寓身世，不如《紅樓夢》的真作者非曹雪芹。因為從本書看本書，作者與寶玉即是一人，實最明確的事實。若並此點而不承認，請問《紅樓夢》如何讀法？
（見同書21頁）
俞平伯的「自敘」說發展到了幾乎不願承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地步，俞平伯的「自敘傳」也發展到了不願承認《紅樓夢》中的某些文字不是《紅樓夢》的原版文字。
俞平伯在看到「戚本」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中寶玉給芳官起名為「耶律雄奴」一段文字後認為：「這完全是些廢話，不但全失寶玉底口吻，神情，而且文字十分惡劣，令人作嘔」（見同書171頁）。以他「揣想」，「戚本」這一段文字「是經過後人改竄的」（同上）。
然而事實卻與俞平伯所論證的正好相反，「揣想」畢竟只是「揣想」，事實卻畢竟是事實，這一段「惡劣」「作嘔」「古怪」的文字卻出自曹雪芹之手，它在曹雪芹尚健在的「庚辰」版本上就一字不差。
說到此，我引用一下俞平伯對索隱派蔡元培的一段批評。俞平伯寫道：
第一類「紅學家」是猜謎派。他們大半預先存在著一個主觀上的偏見，然後把本書上底事跡牽強傅會上去，他們的結果，是出了許多索隱，鬧得烏煙瘴氣不知所云。……
……把自己的意趣投到作者身上去。如蔡孓民先生他自己抱民族主義，而強謂《紅樓夢》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
（見同書179頁）
我們從俞平伯對第六十三回一段文字是不是曹雪芹原著的議論和對蔡元培的批評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自敘傳」說偏離了《紅樓夢》研究的正常軌道，還是「索隱派」蔡元培存在著什麼「民族主義」的「偏見」。在這裡，其答案自然只有一個：就是蔡元培雖在《紅樓夢》研究的枝節問題上全在附會，但他卻抓住了一個本質的東西；而俞平伯的研究看起來很近情理，然而俞平伯的「自敘傳」卻發展到寧可否認作者是曹雪芹和否認原版文字不是出自作者之手的矛盾地步，這也可足見「自敘傳」的荒謬。
在這裡，我要說明，我承認俞平伯的坦誠，也承認其著述尚不失為研究和尚不失一個學者的風範。
新紅學的研究在進步；同時也在退步。
在胡適俞平伯等人新紅學的「自敘傳」派沒落的同時，新興起了一批現代紅學派。現代紅學派的說法不一，有《紅樓夢》是「描寫四大家族由盛到衰的歷史的」；有《紅樓夢》是「描寫賈寶玉叛逆道路和性格的」；有認為《紅樓夢》是「描寫愛情悲劇的」；有《紅樓夢》是「以反封建為主題的」；還有由《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形質附會出曹雪芹有「補天思想」、「遁入空門」和「虛無主義思想」等等。
現代派的各說，每每見於各刊物之中，我在此處就不一一列舉了。
對於現代派的各說，我認為一個最大的進步，就是還原於《紅樓夢》是「一部小說」的本來面目。從另一種角度來說，現代派從文學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無疑把《紅樓夢》的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這一現代派的研究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是，話又說回來，研究《紅樓夢》的客觀價值、社會影響和研究《紅樓夢》的寫作思想以及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畢竟還是兩回事，主觀意圖和客觀效果往往是分道揚鑣的。我請我們不要把《紅樓夢》的客觀影響和社會效果與曹雪芹的社會思想和《紅樓夢》的寫作思想等同起來，現代派顯然把這兩種不同的東西混淆了起來，這一觀點是不對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研究問題上，我認為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深入一點，紮實一點，不要僅僅看見某一孤立的現象便大發一通議論。評點派的大某山民曾曰，他對劉姥姥的研究「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雖然他得出的「曰：是《易》道也」並不著邊際，但我們也可從此看出他的認真態度。在我們今天來說，有些人便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往往只看見星星點點，便隨便議論一番，可知多麼自不量力。當然，我並不是說每個人都一頭扎進去，花上一輩子或數年功夫埋頭於《紅樓夢》的研究，但我希望還是系統一點，全面一點，紮實一點地去研究問題。這不僅只是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問題，而且是研究一切學術的最起碼水準。
在對待整個《紅樓夢》研究歷史的問題上，我認為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紅樓夢》的研究畢竟是在進步，還是碩果纍纍的。這是指文學藝術方面的研究，當然還包括一些考證。另一方面，我認為《紅樓夢》的研究是在退步，而且離《紅樓夢》的本來面目愈來愈遠，可以說一代不如一代。這是指《紅樓夢》寫作思想的研究和曹雪芹社會思想的研究。在這方面，表現得最為突出的就是將賈化（假話）作為一個封建社會的典型貪官污吏來研究，賈化被說成一個貪官污吏使《紅樓夢》喪失了其獨特的東西。
另一個問題是，現代紅學派一直反對索隱，甚至大帽子滿天飛，好像一索隱便是一種反動一樣。豈不知《紅樓夢》即為「真事隱」，那麼，有「隱」就得「索」，這是很自然的事。當然反對「索隱」並不是從現代派開始的，這也是胡適首倡的觀點。
《紅樓夢》的研究之所以經久不衰，固然是由於《紅樓夢》的文學藝術成就；但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在對評點派、索隱派的研究不滿意的同時，也並沒有因為新紅學派和現代紅學派得出的結論感到滿意，人們仍然在困惑。《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寫作意圖到底是什麼？其中到底「隱」了些什麼東西？這些問題必須得到解答。
統觀歷來紅學分期研究的經驗，除評點派站在文學角度評論研究外，索隱派是把握住了《紅樓夢》不僅是一部小說，而且還把握住了《紅樓夢》的「真」「假」結構；但索隱派缺乏對曹雪芹生平經歷的考證，其研究幾乎全是牽強附會。新紅學派呢？他們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歷作了大量的考證，但是可以說考證得並不深入。比如說周汝昌對曹雪芹祖父曹寅思想的研究和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思想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都每每半途而廢，始終不願離開「自敘傳」一步，其結果是對曹雪芹的考證流途於形式。而現代派呢？則顯然更為省力，乾脆置考證索隱於不顧，把《紅樓夢》純當成一般小說來研究。這種研究是省力的，也是自欺欺人的。
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我們需要索隱，也需要考證，我們反對的僅僅是一種附會。評點派在附會，在附會《大學》《中庸》；索隱派在附會，在書中尋求某人是當時社會的某個人物；新紅學派也在附會，硬在《紅樓夢》中尋求曹雪芹家中某些人物塑影；而現代紅學派呢？實際上也沒有逃出這一範疇，硬將賈寶玉的形質和思想說成是曹雪芹形質和思想的反映。這也是一種附會。所謂「附會」，就是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事情硬扯到一起，把一些意義不同的東西硬說成意義相同的東西。在這個問題上，人物比附屬此，作者與作品中的主人翁的思想比附同樣如此。
對於《紅樓夢》的研究來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考證。這裡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曹雪芹生平、經歷、家世進行考證；另一方面是對曹雪芹的親朋交往進行考證。這裡需要紮實的事實。據目前發掘的材料來看，必須著重於對曹雪芹密友張宜泉其人及其思想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時也必須對曹雪芹的遺物書箱上的文字進行深入的分析，由此揭示曹雪芹的社會思想。這是考證的一面。對於《紅樓夢》這部作品來說，我們必須進行索隱。對於《紅樓夢》的索隱，我們必須對《紅樓夢》全書進行全面詳細的分析，揭示其中的獨特矛盾成份和文章結構框架，從中尋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在這裡，需要的是嚴格的邏輯推理，而不是比附。通過這些研究揭示《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到底是什麼，這是索隱的一面。
只有通過考證和索隱，才能揭示《紅樓夢》的真面目。
當然，這裡我所說的是指《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並不是指《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影響方面的研究。在對待《紅樓夢》的問題上，永遠把它當作一個「謎」來猜，顯然是無聊的，必須把它當作一部傑出的文學作品來研究才是正途。但是，把它當作一部文學作品來研究，必須在弄清它的本來面目之後，最起碼來說，在沒有弄清《紅樓夢》的本來面目之前，用《紅樓夢》中一些既真實（指社會和人物的寫實）又虛構的人物情節的假象來掩蓋《紅樓夢》的寫作思想和曹雪芹的社會思想的研究是萬萬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