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和「紅學」

「曹學」和「紅學」

紅樓評論

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的研究早已形成一個專門的學科－－「紅學」。而關於紅學的研究，又早已突破了中國國界，發展成為一門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的學問。自1980年6月，由美籍著名紅學家周策縱教授發起，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召開了第一次國際紅樓夢研討會後，1986年和1992年又分別在大陸哈爾濱和揚州召開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國際紅學研討會。1993年8月，應法籍學者陳慶浩教授倡議，以潘銘燊先生為主席、陳永明先生為副主席的「香港及海外紅學會」成立。1994年6月，由台灣中央大學文學院康來新教授發起，又在台灣中壢市召開了有海峽兩岸、香港及其他海外紅學家參加的「甲戌年（1994）紅學會議」。這都表明紅學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越來越大。

因為一部《紅樓夢》而形成一個專門的學科－－紅學，最初似乎不可思議，但如今卻是舉世矚目，不僅在國內，就是在國外，涉獵紅學、躋身紅學的人也越來越多。有人說，這形成了「紅學世界特有的擁擠現象」，因為以《紅樓夢》為研究對象的紅學，「領域是比較狹小的」、「學術範圍終究有限得很」１ 。但紅學之所以在經過了近百年的發展之後，不僅歷久而不衰，而且越來越興旺發達，正說明這門學問還大有學人的用武之地。自本世紀初王國維、蔡元培、胡適之等相繼發表有關《紅樓夢》研究的著作和文章，開始了索隱派、考證派、小說批評派這三個紅學流派的爭論以來，紅學研究的成績是十分巨大的，但是紅學中的問題，幾乎沒有哪一個可以說是已有定論。有人說，紅學是個「東方學術之謎」，的確不是故作驚人之語。在紅學這個「大謎」之中，還包含了許多大小不等的謎團，人們在猜解每一個謎團時幾乎都引起不同意見的爭論。所以余英時教授說：「《紅樓夢》簡直是一個碰不得的題目。只要一碰到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惹出筆墨官司」２ 。正因為紅學中的若干謎團，都還沒有找到能讓世人公認的謎底，所以它才越來越引起人們的興趣，也因而引發出越來越多的「筆墨官司」。這說明，紅學的確是一門東方文化中的博大淵深的學問，躋身於其中的人儘管備嘗甘苦，但卻又感到興味無窮，所以矢志不移、探索不止的學人，一代又一代地延續不止。

正因為如此，在紅學的發展中，就又有了一門與紅學堪稱姐妹的學科－－「曹學」的提出與建立。

紅學，顧名思義，當然是以小說《紅樓夢》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問。但研究小說就不能不涉及到小說的作者，儘管關於《紅樓夢》的作者問題至今還存在爭議，不過經過近百年的探討，紅學界基本認為《紅樓夢》為曹雪芹所作，即使對這一問題仍持有疑點的人，也都難於否認《紅樓夢》與曹雪芹的至為密切的關係（哪怕你認為曹雪芹只是《紅樓夢》的「批閱十載，增刪五次」的刪閱者，而作者為他的父輩中某人）。這樣，對於曹雪芹的研究就不可避免。特別是對於《紅樓夢》這部作品來說，它不是以史料記載或民間傳說為主要依據的創作，即它既非「七實三虛」的歷史演義或以歷史事實為主要依據的再創作，也不是憑空虛構的神話故事，它是以作者的家世和親身經歷為主要依據的現實主義文學創作。儘管我們並不完全同意考據派新紅學的「自傳說」，但你卻又不能不承認，《紅樓夢》在很大程度上浸透著作者「自我」的生活經歷與感情體驗。因此，作為文學作品（不包括傳記與其他紀實文學），《紅樓夢》所體現的作家的「自我」性要具體得多、強烈得多。這樣，從研究現實生活到文學作品的創作過程，來研究《紅樓夢》這部作品的思想內容、人物形象、情節故事、語言風格等等，就不能不研究作者、研究作者的家世、身世等問題，這是《紅樓夢》這部作品的特殊性所使然。這樣，在過去的紅學研究中，就有不少學者把很大精力放到了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上。當然，形成這種情況，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即關於曹雪芹的家世，特別是其身世，歷史上所留下來的資料，至今為人們所發現、所掌握的都很有限，以至謎團很多。當屬情理之中。而對於《紅樓夢》，人們「讀其書，想見其作者為人」，越是所知甚少，越要想通過考證與研究，知道得更多、更詳盡、更準確；而在這樣的考據與研究的過程中，由於種種原因，出現種種不同的看法，甚至尖銳的分歧、激烈的爭論，這也就在所難免了。其實這對於學術研究來說，本來不是壞事，但是在爭論中，有時就有人帶了感情色彩，失去了學術研究應有的冷靜態度，甚至到了傷害感情，「幾揮老拳」的地步。由此亦可見一些學者的執著、投入與認真。當然，「百家爭鳴」是不可少的，而保持學術研究的冷靜態度尤其必要。

就是在這種關於曹雪芹的家世與身世的研究和論爭中，有人提出了「曹學」的概念。

最早提出「曹學」這個概念的，是美國耶魯大學的余英時教授。當時他使用這一詞語，並非出於要創造一門曹學，當然也不是要專門闡釋或界定曹學這一學科的概念、範疇，而是帶有某種偶然性的。當時，余英時教授是這樣提出「曹學」這一概念的：

在最近五十年中，《紅樓夢》研究基本上乃是一種史學的研究。而所謂紅學家也多數是史學家；或雖非史學家，但所作的仍是史學的工作。史學家的興趣自然地集中在《紅樓夢》的現實世界上。他們根本不大理會作者「十年辛苦」所建造起來的空中樓閣－－《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們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這個空中樓閣，把它還原為現實世界的一磚一石。在「自傳說」的支配下，這種還原的工作更進一步地從小說中的現實世界的轉到了作者所生活過的真實世界。因此半個世紀以來的所謂「紅學」其實只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３

這裡，余先生提出「曹學」的概念，可以說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褒貶態度，但在另外一處卻又不同。

胡適可以說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這個新「典範」，簡單地說，便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敘傳記。而其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則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胡適的「自傳說」的新「典範」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而且餘波至今未息。這個紅學的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的出版而登峰造極。在《新證》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歷史上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地等同起來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兩章尤其具體地說明了新紅學的最後歸趨。換句話說，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４

可以看出，余英時先生在這裡提出「曹學」這一概念，絕非正面提出，當然又非予以肯定，甚至可以說是帶有明顯的貶抑之意的。上述余英時先生這兩段話，分別見於他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和《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兩篇文章中，這兩篇文章同時發表於1974 年6月出版的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二期上面，余先生大概是最早提出「曹學」這一概念的人，此前未見有其他人使用過這一概念。當然余先生當時提出這一概念，完全不是為了要創造一門「曹學」，所以他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又說：

本來材料是任何學問的必要條件，無人能加以忽視。但相對於研究題旨而言，材料的價值並不是平等的。其間有主客、輕重之別。就考證派紅學而論，對材料的處理就常常有反客為主或輕重倒置的情況。試看《紅樓夢新證》中「史料編年」一章，功力不可謂不深，搜羅也不可謂不富。可是到底有幾條資料直接涉及了《紅樓夢》旨趣的本身呢？這些正是我所謂曹學代替了紅學的顯例。５

如果說以上這些就是「曹學」這一概念最早的創造與提出，這就不能不使人想到當初「紅學」這一概念的創造與提出的情況。《清稗類鈔》第四冊《詼諧類》：「經學少一畫三曲」條說：

曹雪芹所撰《紅樓夢》一書，風行久矣，士大夫有習之者，稱為「紅學」。而嘉、道兩朝，則以講求經學為風尚。朱子美嘗訕笑之，謂其穿鑿附會，曲學阿世也。獨嗜說部書，曾寓目者幾九百種，尤熟精《紅樓夢》，與朋輩間話，輒及之。一日，有友過訪，語之曰：「君何不治經？」朱曰：「予亦攻經學，第與世人所治之經不同耳。」友大詫。朱曰：「予之經學，所少於人者：一畫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紅學耳。」蓋經字少一畫三曲（）即為紅也。朱名昌鼎，華亭人。６

這裡，「紅學」的提出顯然是出於一種諧謔，絕非要建立一個什麼「紅學」學科，事實上「紅學」這個概念很長時間還不被人接受，它最終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學科名稱，有一個不短的過程。周汝昌先生講過這樣一件事：1979年，在《紅樓夢學刊》創刊的時候，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同志也在創辦一個同類性質的專刊，「原來他們起的名字重了，所以改了一個名字叫《紅樓夢研究集刊》，囉嗦了一點，多了兩個字。原來想叫《紅學季刊》，後來有些同志不贊成，而且出版家也不以為然，說這個不太好，主要問題就是不贊成『紅學』二字。由此可以看出來，『紅學』一名本身不是一個很好的字眼，不是含著很大敬意的一個開玩笑的字眼，從清代到民國，一提『紅學』，你是『紅學家』呀，用眼瞟瞟你，嘴角上掛著笑，心裡也……，不言而喻：這個『紅學家』稱號不怎麼樣！但是，看來，『紅學』這個詞已經隨著時代前進而成立了，已經正式化了，逐步地把不敬的、玩笑的、輕薄的意義減少，它本身已經沒有不好的含義了。比如我剛才讀的那個創刊詞（指《紅樓夢學刊》創刊詞－－引者），就已經用了『我們要把紅學研究的學術水平提高』。今後，『紅學』的地位不致於像以前那麼在半嘲半罵、四面楚歌的狀態之下來進行研究工作了。」７ 「紅學」這一概念從提出到確立的遭際，雖與「曹學」不盡相同，但也有點類似的情況。

自從余英時先生首次使用了「曹學」這一提法，人們才開始關注這一概念。較早對余先生的提法作出回應的，可能要算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趙岡教授，他在1976年6月號香港《明報月刊》上發表《假作真時真亦假》一文中，就余英時先生的《＜紅樓夢＞的兩個世界》與宋淇先生的《論大觀園》８ 二文進行討論。趙岡先生不同意余、宋二位先生關於《紅樓夢》中的理想世界為主、現實世界為從的觀點，他寫道：

這種誰主誰從的分析，不可避免的要導致研究方法與途徑的差異。英時兄說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其實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這種捨從攻主，去假存真的還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這兩個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內變得模糊一點。但這樣作是得是失，現在下結論還嫌太早一點。９

趙岡先生在這裡雖然引用了余英時先生文中的「曹學」概念，但他對此卻並未作更多的引申與闡釋。而余英時先生在他的寫於1976年11月10日的《眼前無路想回頭－－再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兼答趙岡兄》的辨駁長文中，也沒有再使用「曹學」這個概念。

由於余英時先生提出「曹學」這一概念時，主要是針對考據派的紅學研究方法、特別是在論及周汝昌先生《紅樓夢新證》一書時，以批評的口吻來使用「曹學」這個概念的，所以國內較早回應余英時先生的，即是周汝昌先生。他在1980年6月參加於美國威斯康辛第一次國際紅學研討會時，在會議最後一個「議程」（回顧紅學成就與展望紅學未來）上的重點發言中，提出紅學研究中「內學」、「外學」以及二者之間關係的問題。他之所提出所謂「內學」與「外學」說，就是針對著余英時先生的觀點而言的：「因為國外早已發生一種論調，認為紅學考證派並非真正的紅學，而是『曹學』」十。於是他闡述說：「我個人對此另有理解與看法，但為了方便，就把『作品本身的研究』稱之為『內學』（其實，從紅學本義講，這恰恰不再是紅學了，已是一般性的小說研究了，這在世界上多得很，但並不叫什麼特殊的『學』），把對歷史背景、作家家世生平、其它有助於理解這部特殊性極強的小說的研究、分析、考證、講解（但不是一般性的對情節、藝術的論述）等等稱之為『外學』，並提出：紅學之所以發生，正由於《紅樓夢》與其它小說很不相同，要想理解它『本身』，首先須對許多問題弄個基本清楚，所以搞『外學』的並沒有『離題』，而正是為了『作品本身』；不通『外學』的《紅樓夢》論述者，是很難想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內學』『外學』不可存門戶之見，彼此爭『一日之短長』，而應互相協作，紅學前景才更為美好－－我說這番話是有針對性的：幾乎所有紅學家都從考證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了認識並從而立論的，有人卻反過來貶低考證，好像這些都是『節外生枝』。這未免有忘本之嫌了。現在還有大量問題，正賴考證家努力解決，而在此刻出現這種『考證得差不多了』的論調，不但在認識上欠正確，也是對紅學的發展非常不利的」。⑾ 周汝昌先生在會場上講述他的看法時，甚至說自己就是「曹學家」。對於周汝昌先生的意見，當時在場的余英時先生馬上站起來聲明說：「曹學這名詞也許是因為我說的，但是我並不是反對曹學，我很尊重曹學。不過，我個人覺得考證應受材料限制，今天我們所能發掘到的有關曹家的家世材料，至少關於曹雪芹本身的，還是很有限」⑿。余英時先生「對他以往的主張作了解釋」之後，跟著「風趣地表明：紅學內外，實為相輔相成，每一個紅學家，都應當做到『內聖外王』的境界」。⒀ 此後，「曹學」問題在國內仍有論爭，但創造「曹學」這一概念的余英時先生，再未有任何貶薄「曹學」的言論。周汝昌先生在同年（1980）底寫的《紅學辯義》一文中，也記述了這次威斯康辛會議上的討論情況，該文寫道：

紅學界裡有一種意見，認為從紅學的發展看，它已經發生了危機，其主要表現即是以我為「代表」的「考證派」，把研究課題集中在小說作者曹雪芹的身上，以「曹學」代替紅學，對於小說作品「本身」的事，反而甚少闡發。這種情形如往而不返，紅學將進入死胡同，故已形成危機；為了紅學正常而有利的發展，需要有一次紅學革命了，云云。⒁

這裡，周汝昌先生雖然對於給他冠以「曹學」的帽子不以為然，並且在文中進行了駁辯，但他在此文中也並沒有明確肯定「曹學」這一概念。儘管自從余英時先生首提「曹學」的概念之後，「海內外附和響應者頗不乏其人，而且多少都對『曹學』帶有貶薄之詞」⒂，但實際上這一階段的爭議在美國威斯康辛國際紅學研討會上已經有了一個較為圓滿的結果。馮其庸先生1981年初撰寫的一篇文章中也曾經談到這一點，他寫道：「前些年在國外曾有『紅學』、『曹學』之說，我們在美國參加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時，會上也論及『紅學』和『曹學』。『曹學』之說的首創者余英時教授在會上還鄭重聲明『曹學』一詞，非但無貶抑之意，且有尊重之旨，會上周汝昌同志並用『內學』『外學』為比，認為『曹學」可稱為『外學』，『紅學』則可稱為『內學』，『內』『外』應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當時博得與會者的一致首肯」⒃。此外，馮其庸先生還在肯定「曹學」這一概念時，指出：

我個人認為研究曹雪芹而成為一門專門學問，並得列於世界學術之林，這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光榮，也是曹雪芹的光榮。「曹學」既然產生了，任何鄙視和嘲諷都阻止不了這門學問的發展。因此聾們應當盡力將這門學問推向前進，而不應該使它停留在目前的階段。我想只要我們作不懈的努力，「曹學」這門學問是可以豐富和充實起來的。⒄

在國內對「曹學」這一概念進行討論當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認為關於曹雪芹的家世、身世的研究很重要，完全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就叫作「曹學」。這是一種對「曹學」肯定的意見。另一種意見是認為研究《紅樓夢》應該研究作品本身，那種關於曹雪芹家世、身世的考證性研究是離開了《紅樓夢》作品本身，把紅學搞成曹學，這根本算不上《紅樓夢》研究，這是一種對「曹學」的否定的意見。1982年初劉夢溪先生發表以《紅學十題》為題的文章，對「曹學」給予了初步肯定，他寫道：「我認為對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為曹家在清朝的歷史上具有特殊性。曹雪芹是一個具有大閱歷、經過大悲歡的作家，他的家族的命運和他後來創作《紅樓夢》有直接關係。……所以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研究曹家興盛和衰亡的經過，我看也是清史研究的內容，哪怕管它叫曹學也好，也是有價值的，不應採取輕蔑的態度」⒅。當然，劉夢溪的態度還並不十分明朗，或者說也還有折衷的成份，所以他又說：「研究曹雪芹，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毫無疑問是必要的。如果說這是曹學，也沒有什麼不好。但與此同時，我們也不能以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來代替對《紅樓夢》本身的研究。即使研究家世也不宜太繁瑣，應當抓一些大問題，注意探索一下帶有規律性的東西」⒆。這種折衷的說法未免顯得過於模稜兩可，因為這太「原則」、太空泛，難道真的有誰要「以對曹雪芹家世的研究來代替《紅樓夢》本身的研究」嗎？至於說「研究家世也不宜太繁瑣」，「注意探索一下帶有規律性的東西」，這對於任何問題的研究來說，在原則上恐怕都是不錯的。

較早對「曹學」給予明確肯定的，有陳詔先生發表於1981年初的《論曹學》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曹學，隨著紅學的發展，已經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的學問。它與紅學是互有聯繫，但各有不同側重面的姐妹學科。它不是多了，而是方興未艾，大有文章可作。它是我國文學、史學和傳記學園地的一朵新葩。我們不但不應歧輕它，貶薄它，而且應該積極地贊助它、扶植它，給它以名正言順的學術地位。⒇

他還指出：

在紅學流傳過程中，長久以來，對著者曹雪芹的研究卻一直很疏略。雖有人道及，實際上都是一知半解的泛泛之談，從沒有人作過認真的考索，舉例說，關於曹雪芹的身份，幾乎就有七、八種說法：有的說是老貢生，有的說是舉人，有的說是幕客，有的說是孝廉，有的說是侍衛，有的說是內務府堂主事，還有說是「逆犯後裔」等等。總之，翔實的資料少得可憐，全面的論著更絕無僅有。這種狀況當然不能滿足《紅樓夢》研究的需要，也不能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試想，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傑作，如果不與著者的家世生平、思想著作聯繫起來加以考察，怎能作出科學的評價。所以，對作家的研究必然成為對作品的研究的並行不悖部分而有了自己的獨立性。我國古代傳統的說法「知人論世」說明了這點。我們的革命導師恩格斯、列寧論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的光輝典範也說明了這一點。於是紅學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人轉而去研究曹雪芹本人，曹學從紅學中分化出來成為一門獨立的學問，就是勢在必然和理所當然的了。(21)

按照余英時先生所說：「半個世紀以來的所謂『紅學』其實只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這就是說，即使不完全否定關於曹雪芹及其家世研究的意義吧，但也太多了，是「只是『曹學』」了。而陳詔先生說：「它不是多了，而是方興未艾」，究竟是太多了還是「不是多了」？請看徐恭時先生所作的說明與統計：

綜看《紅樓夢》研究的歷史，清代對於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幾乎是個「空白」階段。

轉入民國，情況稍有改變。先說專書，統計現存的單行本22種，同樣沒有一本研究雪芹之作。僅見某些書的章節裡略提作者，或敘述一些時代背景。再說論文，以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所編《紅樓夢研究論文索引》（1919年5月4日－1949年9月3日）作統計，共收文章條目503則，再補上民初一段17則，共520則，其中論及曹雪芹生平家世的有36則，占總數0.69％。其中主要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中對作者問題作了新的探索，也可以說是考芹的開端。此外，李玄伯、宋孔顯、李辰冬、方豪、俞平伯、周汝昌、羽白等諸家寫有考芹文章，有四篇是綜論，余為論述某一問題的文字。

又如，近年新發表的胡適與顧頡剛，顧頡剛與俞平伯的紅學通訊，其中涉及作者問題，但屬於零星的考索。在當時條件下，應說起著篳路藍縷的作用。

建國迄今已三十四年，關於紅學研究的歷史發展，已見專書或專文論述，本節短文不可能作概括的敘述，現仍用統計數字來引記，亦可略窺研究業績的輪廓。並拈出芹史研究的比例。

（一）紅學專著與資料集等：

據筆者匯錄紅學資料匯計冊，現區分四段作統計：

1、建國初期迄於一九六五年，共出版紅學專書23種，其中考芹專書計3種。又在一九五四年的批判運動中印有參考資料26種。兩者共計49種。

2、在「十年動亂」的1972－1976年間，已知見編印的「評紅」專書及資料集等有180種，其中有關曹雪芹材料的僅2種。

3、自1976年10月迄於1983年9月出版的紅學專著與資料彙編共63種。其中考芹專著計7種，占總數11％。另有文學、戲曲、畫冊等22種（台灣省與香港部分需另文專述，未統計入上數）。

（二）紅學論文：

選四個材料作統計。

1、1949年10月1日－1954年10月15日，報刊研究論文計150篇，有關考芹文章有18篇。

2、1954年11月－1965年，報刊論文計320篇，有關考芹文章計48篇。以上兩項共佔總數14％。

3、1976年10月－1982年8月報刊論文綜計2200篇，屬於研究作者生平家世的文章與資料計224篇，占總數10％。

4、從《紅樓夢學刊》、《紅樓夢研究集刊》、《紅學文叢》三種叢刊已出版28集作綜合統計，共收文章641篇，其中考芹文章81篇，占總數12.6％。

筆者作上項的統計要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以「無聲的語言」來看一看過去考芹的業績，究竟佔紅學研究專書、論文的比例若何？綜合各數，所佔的比例僅有11.4％。從比例看，束帛戔戔，似難言多。至於考芹內容，單從近六年的文章分類看，可歸納為：生平活動、生卒居處、家世譜系、人物關係、文物論辨、著作論權等六個側面，其中能解決一些重要問題的文章約佔十分之二、三。事實說明這對於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不僅不多，而且有待深入。(22)

徐恭時先生根據他的統計結果，得出的結論是：對於曹雪芹生平家世的研究，不僅不多，而且有待深入。這和陳詔先生的看法是一致的。

從此，「曹學」引起越來越大的重視。於是，「曹學」就由原來的「隱學」而發展成一門顯學。1983年12月，中國曹雪芹研究會在北京成立，當時的中國文聯主席周揚，副主席艾青，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民族委員會副主席溥傑，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廖沫沙，以及著名學者、紅學家和有關部門負責人陸禹、吳組湘、孫軼青、金紫光、周汝昌、吳世昌、馮牧、鄧廣銘、馮其庸、何洛、端木蕻良、張志公、袁鷹、李希凡、藍翎、周雷等，與紅學研究工作者、紅學愛好者共三百人參加了大會。會上，胡德平在代表曹雪芹研究會籌委會的講話中說，為我們留下文藝瑰寶《紅樓夢》的曹雪芹，不但在我國而且在世界上都有著重大影響，是偉大的歷史文化名人之一。多年以來，許多專家、學者和《紅樓夢》愛好者們就這位作家的家世生平等問題進行了探索、研究，在不多的文獻資料和文物資料中尋征覓跡，以期能夠把這位偉大作家的思想、學問、行為、業績描摹出來，總結這份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用以啟迪後人。在引人注目的「紅學」研究隊伍裡，逐步繁衍出一支「曹學」隊伍，近年來，有關曹雪芹的文物和文獻資料又有新的發現，「曹學」研究成果甚豐。中國曹雪芹研究會的成立，成為「曹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會後，研究會的會刊－－《曹學論叢》也編輯出版，在該刊以《願曹學與紅學比翼高翔》的「卷頭語」中寫道：

研究世界文化名人曹雪芹的學問，世稱為「曹學」，研究世界文學名著《紅樓夢》的學問，世稱為「紅學」。曹學與紅學，猶如比翼雙飛的鳳鳥，各有其翼，不比不飛，不相得不能舉。

……

……曹學與紅學的關係問題，學者們卻見仁見智，莫衷一是。有的學者認為，紅學有六大主流，包括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註釋學，曹學是真正的「內學」。也有的學者主張，「紅學」主要是研究《紅樓夢》這部小說本身，研究曹雪芹生平家世以及遺物、版本、評注的曹學，只能是「外學」，絕不能喧賓奪主。還有的學者提出，紅學發展到一定階段，曹學從紅學中分化出來，已經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問。紅學屬於文學研究範疇。

為了循名責實，卓有成效地繁榮紅學、振興曹學，有必要做一點「正名」的工作。從科學分類學的角度來看，顧名思義：紅學是研究《紅樓夢》這部作品的學問，因其作者是曹雪芹，曹學自然是紅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曹學是研究曹雪芹這個作家的學問，因其作品是《紅樓夢》，紅學反成為曹學的有機組成部分。站在前者的立場，以紅學為內學，曹學就算是外學；站在後者的立場，以曹學為內學，紅學就成了外學。總而言之，曹學與紅學，是兩門各自獨立、內外交融的姐妹學科。

從學術源流史的角度來看，曹學史和紅學史。同樣是與生俱來，源遠流長的，而且互相滲透，難分難解。追溯曹學和紅學的歷史，可以說是同出一源，就發端於脂硯齋的批語。脂批不僅為曹學和紅學提供了豐富的原始材料，還發表了許多獨特的學術見解，構成了曹學史和紅學史上的第一個流派。後來，由於《紅樓夢》不脛而走，家喻戶曉，批注研究的著作層出不窮，紅學發展不絕如縷。相形之下，曹學的命運卻不如紅學。早在乾隆八年，屈復在詠懷曹寅的詩中就曾感歎：「詩書家計俱冰雪，何處飄零有子孫？」曹雪芹其人及其與《紅樓夢》的關係，當時已鮮為人知，於是曹學的發展便嘎然中斷了。此後出現的紅學著述雖多，大都是就紅論紅，即便兼及作者，也不知道姓甚名誰，蓋與曹學無涉。

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初，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才以翔實確鑿的資料證明《紅樓夢》的著者是曹雪芹，並大體查考清楚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交遊、思想、才藝與創作等史實。從而為曹學的中興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五十年代以來，周汝昌、吳恩裕、吳世昌、馮其庸等同志在發展曹學上作出了一定的貢獻。近十幾年來，有關曹家歷史的文獻、文物資料不斷有所發現，考證、研究曹學的專門論著紛紛問世，一個振興曹學的熱潮已經到來。(23)

可以說，這是關於「曹學」的定義，曹學與紅學的關係，曹學的歷史簡況，曹學研究的概況與動態等問題的簡要說明，或者說。這是關於曹學研究的一個宣言。

當然，並不是說曹學研究從此便走上了一條坦途。這在我國1984年所進行的一場關於「什麼是紅學」的論爭，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論爭是因為周汝昌先生1982年在《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與同年《大連師專學報》增刊上發表的兩篇文章所引起的。

作為一個學科，究竟應如何界定「紅學」的對象、範圍和特性，每個研究者都可能有自己不同的認識與理解。周汝昌先生1982年在河北師範大學的一個學術報告中，對「紅學」的範圍作了如下的界說：「什麼是紅學？……紅學顯然是關於《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又不一定都是紅學。……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以及《聊齋誌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比如說，某個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寫這個人的，語言怎樣，形象怎樣，等等，這都是一般小說學研究的範圍。這當然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來，這些並不是紅學研究的範圍，紅學研究應該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義。如果我的這種提法並不十分荒唐的話，那麼大家所接觸到的相當一部分關於《紅樓夢》的文章，並不屬於紅學的範圍，而是一般的小說學的範圍」(24)。那麼，紅學的範圍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呢？周汝昌先生說，第一個方面就是曹學。他寫道：「為什麼我的紅學首先集中在曹學上，我有我的道理，否則我不會那麼傻瓜，費了九牛二虎的傻力氣去研究這個十分不好研究，或者說最不好研究的對象。一九八○年到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參加國際《紅樓夢》研討會，會到了首先提出曹學的著名學者余英時先生。研討會的最後一天回顧幾十年的紅學成就，展望發展前景。我在發言中提到有的學者說我是曹學的建立者，余先生聽了馬上站起來要求發言，說：曹學是我提出的，我創這個詞沒有別的用意，我沒有輕視的意思，我是很重視的。余先生當場作了解釋，大家聽了我們的發言覺得很有趣。我還曾半開玩笑地說，《紅樓夢》有內學、外學之分，你們研究《紅樓夢》本身的，是內學；我搞的曹學，是外學。……當時，我出於對研究《紅樓夢》本身的學者們的尊重，後退幾步，把我搞的曹學歸入外學，作了違心之論，我的本意實在卻是，曹學豈但不是外學，而且是最要緊的內學。說得更明白點，曹學是紅學的核心有機組成部分。」(25) 周先生還講了紅學的第二個方面是版本學，第三個方面是探佚學，第四個方面是脂學，另外還餚註釋學與翻譯學等。刊登在1982年《大連師專學報》「增刊」上的文章，是周先生出席遼寧省紅學學術會議上的講話概要，其中也講了與上述大致相同的內容，另外，周先生在1984年第8期《文史知識》發表的文章中，以及1981年7月給梁歸智的《＜石頭記＞探佚》所寫的序言中，還有1980年12月寫的《紅學辨義》、1981年夏寫的《紅學的藝術·藝術的紅學》(26) 等文章中，也都談了類似的觀點。

周汝昌先生關於「什麼是紅學」的觀點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應必誠先生在1984年第3期《文藝報》上發表文章：《也談什麼是紅學》，與周汝昌先生展開論辨。應必誠說：「周先生講了這麼多紅學研究的內容，獨獨不提《紅樓夢》本身的研究，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排除在紅學研究的範圍之外。」應必誠又說：「紅學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來否定對《紅樓夢》本身的思想藝術的研究。如果紅學的殿堂只允許『曹學』、『版本學』、『探佚學』、『脂學』進去，那也可以，我們就在『紅學』之外，另立一門學問，叫《紅樓夢》小說學亦無不可，但是說《紅樓夢》小說研究只是一般性的研究，並用這個名義，把《紅樓夢》本身的研究開除出紅學，道理上是講不通的。《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不僅不應排除在紅學研究之外，相反，它應該是紅學的最主要的內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紅學四個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脫離《紅樓夢》本身的研究。」對於應必誠的這些觀點，周汝昌先生進行了答辯，他在1984年第6期《文藝報》上發表的《「紅學」與「紅樓夢研究」的良好關係》一文中說：

科學研究的發展，必然向分科越來越細的趨勢前進，而不是越來越「混元一氣。」分科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為了更好地協作，而絕不會是為了「鬧獨立性」。一種新門類新科別取了名字，成立起來，必然有其原因和需要，而並非是某個人的「標新立異。」

……

……所謂「紅學」者，是產生於《紅樓夢》本身的特殊情況的一種特殊的「學」，它的研究對像和目標，是專門來試行解決讀《紅樓夢》這部與眾各別的小說時所遇到的特殊困難的一門特殊學問，並不是與一般小說學無所區別、或全然一樣的。

假如沒有弄清這一點，或者忘記了它，就會發生一些現象：對「紅學」不理解，甚至視同「異端邪說」「旁門左道」，或則責備紅學所討論的，都與「作品本身」無關；教訓紅學研究的：你們應當打開小說，去研究作品－－比如人物呀，情節呀，語言呀，結構呀，以及思想性、藝術性的評論呀等等。

……

這實質上，是不承認事物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是主張把「紅學」一般化，亦即取消紅學－－存其名而廢其實。

這就違反了紅學的發生、發展的客觀歷史規律。

在我看來，不是應該把紅學拉往一般化。而是應該有「紅學」和「紅樓夢（作品）研究」兩個既有關聯又有區分的名稱和概念。它們「二位」應當分工，分工是為了便於協作，殊途而同歸，合衷以共濟。

我覺得必須這樣通力合作，才能把曹雪芹這樣特別偉大的頭腦和心靈、思想和藝術的異樣光輝，揭示與全世界的讀者，讓他們看到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中的這一份異品奇珍，看到我們中國人的驕傲。只有「半邊」學問是達不到此一目的。

周汝昌先生的這種答辯，應該說理由還是比較充分的，但這場爭論也並未到此為止。《文藝報》1984年第八期上又有趙齊平的文章《我看紅學》，《濟寧師專學報》1984年第4期也有姜葆夫的文章《「廬山面目」從何識》，都是繼續表示了對周汝昌先生的觀點的不同意見，但所提問題也基本上是認為紅學研究應包括關於「紅樓夢」作品本身的一般研究，而不應把它們排除在紅學研究的範圍之外，這其實在周汝昌先生的上文中也已經解釋過了。這場爭論，表面上看來是關於「什麼是『紅學』」的問題，我以為實質上卻仍然是「曹學」研究能否成立的問題，只不過當初「曹學」的提出，是不能把紅學研究變成曹學研究現在的問題，是「《紅樓夢》的研究不能排除作品本身的一般研究」。但是，你寫了一篇關於《三國演義》中關雲長形象的研究，這屬於古典小說人物形象的研究，他寫了一篇關於《紅樓夢》中林黛玉形象的研究，這就不屬於古典小說人物的研究，而要屬於「紅學」研究了，這樣，「紅學」作為一門專學，它的特殊性還表現在哪裡呢？所以，周汝昌先生所說的學術研究的分科越來越細，而分科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協作，而絕不會是為了「鬧獨立性」的道理，應該說是無可非議的。因此我認為，這場討論的實質依然是「曹學」能否成立的問題，是「曹學」建立之後能否發展的問題。事實上，任何一門學科的確立，都不可避免地遇到爭議，甚至在較長時間內不被承認。關於「曹學」，也確是如此。1986年第1期《社會科學輯刊》上，刊登了宋振庭同志遺作：《＜紅樓夢探微＞卷首弁言》，對「曹學」就仍很有微詞，請看其中的一段話：

《紅樓》研究，角度很多，但歸根到底必須研究《紅樓》。近來聽說，又興起一門新的學問，叫「曹學」，起初我還以為是研究曹操父子的，後來才明白是「曹雪芹學」，這就使我有點茫然了。據我知道，曹雪芹留傳下來的著作只有一部《紅樓》。如果沒有《紅樓》，誰還知道曹雪芹？離開《紅樓》，曹雪芹還有什麼研究價值？有人研究曹雪芹的父輩曹顒、曹頫\。再研究其祖曹寅，再研究其曾祖曹璽。再研究其高曾祖曹振彥，這都是有意義的，但必須有明確目的，就是為著研究《紅樓》，如果離開這個宗旨去專門為曹雪芹續家譜，那也許對宗法制有用，然而曹家又未必是典型。記得東北師大楊公驥教授在一篇雜文中講到，如果研究牛頓怎樣從蘋果落地受啟發，發現萬有引力定律，是有意義的；如果拋開這個去研究那棵果樹是青蘋果還是紅蘋果，蘋果是自家吃了還是賣掉了，再去考證是誰買去，是做麵包餡還是給孩子吃了，那就近於滑稽了。

宋振庭同志在對「曹學」這一概念的不甚理解，是情有可原的，也是不足為奇的。試想：「紅學」圈子裡的許多人尚且排拒「曹學」這一概念，更何況一位黨政領導（儘管宋振庭同志對社會科學研究還是比較瞭解的）呢！而且，宋振庭同志畢竟認為「研究曹雪芹的父輩曹顒、曹頫\」甚至「研究其高曾祖曹振彥」，「這都是有意義的」。那麼，這就已經是「曹學」的內容了。這就是說，宋振庭同志雖對「曹學」這一概念的全面涵意尚不十分理解，但對於屬於「曹學」的研究內容，卻已經認識到「這都是有意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