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民族主義作品----紅樓夢
劉溪夢先生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中指出：「《紅樓夢》有沒有反滿思想，是紅學一個絕大的問題，至為重要。作為紅學的一樁公案，歷來為研究者所注意，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將把對《紅樓夢》思想傾向和思想性質的研究引向深入。」
劉溪夢先生還引用了一段脂硯齋批語：
「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眾才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殳荑斬伐，如草木焉」。「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疊代，不免故去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淒愴傷心者矣！」
劉夢溪先生指出：「批者引虞子山《哀江南賦序》『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之語，並深致感慨，應該是指朝代興亡而言的。如所測不誤，則這段批語就很可能暗示明亡和清興。
對於劉溪夢先生的觀點，筆者是完全同意的。其實，作品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很明顯的，如在第六十三回，寶玉說：「雄奴二音，又與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況且這兩種人自堯舜時便為中華之患，晉唐諸朝，深受其害。」結合作品的歷史背景，這段話除了民族主義，不可能有第二種解釋。
索隱派所以產生，正是因他們清楚看到小說裡頭的反清語言。如潘重規在《紅樓夢新解·紅樓夢答問》中舉了許多例子，說明小說中確有反清思明的傾向。例如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文字獄殷寶山案即因其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紅色者是。夫紅色之紅非即姓之紅也，紅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誅」。而《紅樓夢》通篇強調愛紅，如怡紅院、悼紅軒等。又如徐述夔案以「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殺頭抄家，而《紅樓夢》十九回卻故意不說「大學」而謂「除了明明德外就沒書了」，又特意說「樹倒猢猻散」，分明以「猢」暗示胡人。周汝昌《紅樓夢新證》考證考出七十八回用力寫衡王及林四娘死難之事，真正背景可能是抗清而不是打流寇。眾多學者瞭解到《紅樓夢》隱隱約約地存在悼明反清思想。
但是，僅僅停留在對隻字片語的理解上，還不能說明作品的主題思想就是民族主義，而只能說明作品流露了一些民族主義思想。因此，必須對作品的民族主義作進一步的探討。
清初是民族矛盾激化的時期。這一時期，誕生了一批民族主義作品，如《說岳》、《楊家將》、桃花扇》、《長生殿》等。紅樓夢的誕生，距這些作品問世只有幾十年的時間。雍正六年（1728年）還發生了著名的「呂留良案」。雍正為此專門頒布了《大義覺迷錄》，反駁華夷有別論。這說明紅樓夢誕生的年代，民族矛盾仍然是十分尖銳的。
據脂批透露，對《石頭記》進行「披閱增刪」開始於1744年，亦即明亡一百年。這不是巧合。第一回有一脂批曰：「武侯之三分，武穆之二帝，二賢之恨，及今不盡，況今之草介乎？」「武穆之二帝」正是岳飛「靖康恥，尤未雪」的遺恨。這一批語與上面「孫策以天下為三分」的脂批，反映了當時亡國之痛還沒有被遺忘，說明《紅樓夢》與《說岳》、《楊家將》、桃花扇》等民族主義作品有著相同的時代背景。因此，《紅樓夢》的民族主義，完全是可能的。
一、反理學與反清的關係
作品具有強烈的反理學思想。主人公聲稱，除四書以外，別的書都應該焚了。薛寶釵說他把朱子也看虛了。所以四書之外的書，主要指朱熹的著作。因此，要理解作品的民族主義，必須理解反理學與反清的關係。
反朱子理學，在當時是十分敏感的政治問題。如謝濟世曾注大學，雍正七年以誹謗程朱罪迫害他。顏元批判程朱理學，自稱是「冒死言之」。可見反朱子理學是要殺頭的。而清初卻發生了以批判程朱理學為主要內容的、被顧炎武稱為「撥亂反正」的民主主義思想運動。
一般認為，清初民主主義思想是明清之際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反映。這固然不無道理，但是，它為什麼出現在民族矛盾激化的清初，而不是出現在社會生產力得到恢復、資本主義萌芽進一步發展的康乾時期？為什麼它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反清人士？為什麼隨著清初反清鬥爭轉入低潮，清初的民主主義也隨之成為過去？可見清初的民主主義僅僅用資本主義萌芽來解釋是不夠的，還應該從民族矛盾的激化來理解。
清初民主主義思想家對程朱理學的猛烈抨擊，是由救亡復國運動推動的。
一方面，程朱理學空談心性，是一種「誤人才，敗天下事」、亡國亡天下的學說。顏元指出：「誤人才，敗天下事者，宋人之學也」（《習齋年譜》卷下），明確地把程朱理學看作亡國的罪魁禍首。它「分毫無益於社稷生民，分毫無功於疆場天地」（顏元語），「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在民族危亡關頭束手無策，對救亡復國毫無用處。
與朱熹同時的思想家陳亮，為了實現抗金中興的目標，就批判了程朱理學「低頭拱手以談性命」，對民族危機麻木不仁的學風。他指出：程朱理學偷竊佛教的學說，教人輕視事功，是中國遭受外族侵略，「使中國胥為夷狄，安存轉為淪亡而不能救」（《習學記言》卷五十）的重要原因。他提出了「務實」的口號，把「用」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認為「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就是英雄。可見顏元對程朱理學空談心性學風的批判，與陳亮是一致的，具有強烈的救亡目的。
由於程朱理學空談誤國，是導致民族危亡的原因之一，因此，清初愛國思想家對程朱理學痛恨之極，必欲除之而後快。清初反清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也從救亡復國的目的出發，提倡經世致用和「明道救世」，號召人們學習對救亡復國有用的知識，拋棄空談心性的程朱理學，拯救民族危亡。
另一方面，清統治者把程朱理學奉為正統，用「君為臣綱」等封建思想來禁錮人民的反抗意志，程朱理學成了維護清朝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清初反清的思想家對程朱理學進行了猛烈批判，為反清提供思想武器。
例如黃宗羲的《原君》，揭露了皇帝的強盜本質，得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結論，猛烈抨擊「君為臣綱」思想，批判「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小儒」，稱讚武王伐紂的精神，其目的是宣傳反抗有理思想，號召人民起來反抗清朝的統治。
又如唐甄在《室語》中指出，皇帝實是「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賊，從而得出「凡為帝王者皆賊也」的結論。文章歷數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屠城的暴行，矛頭直指製造「嘉定屠城」、「揚州十日」慘劇的滿族貴族，並且表達了「吾不忍為之臣也」的反抗思想。因此唐甄《室語》中的反清思想，與黃宗羲的《原君》是完全一致的。
理解了反理學與反清的關係，我們就能理解作品強烈的反理學傾向的意義了。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紅樓夢》的反理學思想，與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
（一）、對君權的批判。作品借賈雨村之口，把唐明皇等封建帝王看作與優伶一樣的常人，這是與黃宗羲、顧炎武關於皇帝只是級別最高的官僚而不是至高無上的「天子」的觀點是一致的。作品中關於「成則王侯敗則賊」的議論，也是與唐甄關於「凡為帝王皆賊也」的思想是一致的。再往前追溯，「成則王侯敗則賊」這個命題曾被元代愛國思想家鄧牧用來反對元朝統治者。書中的「群芳髓」一詞，脫胎於黃宗羲關於皇帝「敲剝天下之骨髓」的思想。這些都反映了作品與清初反清思想的內在聯繫。
（二）、對程朱理學空談誤國的批判。賈寶玉關於「文死諫、武死戰」是文武大臣的「疏謀少略」，誤國誤己；死名死節，「何如不死的好」的言論，就是對空談誤國的程朱理學的批判，與黃宗羲、顧炎武等人的救亡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可見作品的反理學思想與反清思想是一致的，是民族主義地反映。
二、賈寶玉不仕清的立場。
要理解作品地主題思想，必須理解主人公的性格特徵。
清初愛國思想家把仕清看作沒有民族氣節的表現。如顧炎武斥仕清者為「狐鼠」。而賈寶玉把熱心功名者稱為「祿蠹」和「國賊祿鬼」，是對仕清者的郫視，與顧炎武斥仕清者為「狐鼠」是一個意思。因此，作者塑造的賈寶玉，是一位堅持不仕清立場的民族主義者。
首先，他把熱心功名者稱為「祿蠹」和「國賊祿鬼」，說明他拒絕走仕途經濟道路，是有其思想基礎的，而不是由於性格方面的原因。
其次，從他把匈奴等北方少數民族稱為中華之患來推斷，他是漢族貴族青年，而且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因此，他拒絕走仕途經濟道路，是一種不仕清的立場，而不僅僅象陶潛一樣，是對政治現實的不滿。
第三，符合他的其他性格特徵和作者的暗示。前面已經指出，作品裡的人名、地名多有隱寓。作為主人公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名字和字號，不可能沒有隱寓。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前世今生的名字、住所，都與紅色和石頭有關，如「怡紅公子」、「赤瑕宮」、「絳洞公子」、「怡紅院」、「絳珠仙子」等等。而紅色映射民族主義，在當時是無人不知的，是要殺頭的。如前面提到的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殷寶山案因其文中有「若姓氏，物之紅色者是。夫紅色之紅非即姓之紅也，紅乃朱也」，遂至「罪不容誅」。又如沈德潛的《詠黑牡丹》詩中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剖棺戮屍，等等。可見紅色是犯禁的。而玉（石）代表的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書中林黛玉就說：「至堅者玉」。因此，紅色和石頭代表了堅貞不屈的民族精神。
作品的後四十回，一直被看作續作，其思想性、藝術性一直受到詬病，乃至完全否定與前八十回的聯繫。其實，後四十回的民族主義與前八十回是一致的，對於理解主人公的思想性格是很重要的。
如作者寫道：「聖上」聽了賈寶玉的事情後，旨意說，「他既不敢受聖朝的爵位，便賞了一個『文妙真人』的道號。」這段話有兩個意思。一是：賈寶玉出家不是由於「悟仙緣」，而是不願當官；二是：賈寶玉不願當官，是不願當清朝的官，即不仕清。聖朝即清朝，「不敢受聖朝的爵位」即不受清朝的爵位。因此這段話暗示賈寶玉不做官是因為不仕清的民族主義立場。
「離塵歌」暗示了賈寶玉離家出走後的志向。前面已經指出，「大荒」即滿族貴族的發祥地。因此「渺渺茫茫兮，歸彼大荒」就有深刻的含義。它的意思是：儘管把滿族貴族趕回老家「大荒山」去的道路很漫長遙遠，但我矢志不渝，決不放棄。因此「離塵歌」表達了與顧炎武《精衛》一詩相同的救亡復國抱負和決心。
作品描寫賈寶玉出家時的情景也有象徵意義。寶玉向賈政辭別時身上披著大紅猩猩氈的斗篷，表明了不忘故國的志向。
因此我們不能武斷地把後四十回斥為偽續而置之不理。俞平伯先生不但於1985年發出「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的感歎，更是在臨終時留下「胡適、俞平伯是腰斬《紅樓夢》的，有罪」，「千秋功罪難於辭達」的遺言。可見後四十回值得進一步探討。
由於賈寶玉堅持民族主義立場，拒絕讀書考功名，這就與封建家庭形成尖銳衝突。封建家長為了達到引導、迫使賈寶玉走仕途經濟道路這個目的，迫害晴雯、司棋、林黛玉等被認為影響賈寶玉走仕途經濟道路的人，選擇了經常規勸賈寶玉走仕途經濟道路的薛寶釵。因此，賈寶玉與封建家庭在走仕途經濟道路問題上的衝突是故事的主線和悲劇性衝突，而這一衝突的本質是民族立場的衝突。所以說作品的主題思想是民主主義。
三、補天的含義
脂批說「無材補天」是「書之本旨」。因此理解「補天」的含義是十分重要的。
書中的「嘲頑石詩」云：「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其意思是說：頑石經歷了女媧煉石補天的故事後，又再次進入荒唐的世界演繹「大荒」的故事。「補天」的故事發生在「大荒」的故事之前。《山海經﹒大荒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鹹，有肅慎氏之國」。不鹹山即今長白山，肅慎氏即滿族人的祖先。因此 ，「演大荒」是指演繹清朝的故事。而頑石「演大荒」之前所經歷的「女媧補天」的故事就應該發生在明清之際。
清初愛國思想家都把明朝滅亡比如為「天崩地解」。如黃宗羲指出：明人講學，「束書而從事於游談」，「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不關心國家大事和民族危亡。
在前面引用的「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的脂批中，也把明朝滅亡比如為「天崩地解」。
在作品的「蘆雪廣即景聯句」中，「鰲愁坤軸陷」與「山嶽崩頹」和「天崩地解」是一個意思。「坤軸陷」與「女媧補天」出自同一典故。
因此我們有完全有理由相信，作者是把明朝滅亡比喻為「天崩地解」，「補天」就是指挽救民族危亡。「無材補天」的慚恨就是亡國慚恨，亦即脂批所謂「武穆之二帝」之恨。
四、「末世」地含義
一般認為，作者把當時社會稱為「末世」，是已經預感到封建社會即將滅亡。「末世」是指封建社會地末期。這種觀點是值得商榷的。
在作品誕生的年代，儘管世界上已經誕生了資本主義社會，但在中國，這個問題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不可能有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思想的交鋒。比紅樓夢的誕生晚了近一百年的龔自珍，也僅僅是地主階級的改革家，而不是一個資產階級的革命家。他認為當時的社會已進入「衰世」，不改革就滅亡。但他的改革，是要回到三代去，要復古。而他的思想，竟然一直影響到清光緒年間。梁啟超曾經說過：「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確與有功焉；光緒間所謂新學家者，大率人人皆經過崇拜龔氏之一時期；初讀《定庵文集》，若受電然」。可見在嚴復、康有為、梁啟超之前，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還沒有在中國傳播，因此認為「末世」一詞是作者已經預感到封建社會即將滅亡的說法，缺乏科學依據。
那麼「末世」、「補天」等詞表達了什麼思想內容？要理解這個問題，必須聯繫當時的時代背景以及作者的描述。
在我國歷史上，「盛世」是指繁榮穩定時期，「末世」指動盪不安、民不聊生的時期，是即將改朝換代的時期。封建統治者為了麻痺人民的反抗意志，總是粉飾太平，把自己的統治時期稱為「盛世」。清朝所謂的「康乾盛世」，就是一種政治宣傳。與之相反，抱民族主義立場的人為了達到反清目的，把當時的社會稱為「末世」。如孔尚任說，他創作《桃化扇》的目的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矣」。唐甄也說：「末世學者不純」。明遺民毛先舒在《與洪昇書》中也說：「末世風氣險薄」。紅樓夢誕生的時間及時代背景與他們的活動時間及時代背景差不多，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紅樓夢裡的「末世」一詞的含意與他們的意思相同，是對清王朝及所謂的「康乾盛世」的批判和否定。
綜上所述，紅樓夢是一部民族主義作品。當然，作品的民族主義還不止這些，但足於使我們認定它是一部民族主義作品。沿著這個方向，將解開紅樓夢的全部秘密，實現劉溪夢先生的 「將把對《紅樓夢》思想傾向和思想性質的研究引向深入」的預言。
長期以來，人們相信胡適的觀點，認為曹雪芹是作者，所以否定作品的反清思想。結果把紅學帶進了百年不復的泥潭不能自拔。俞平伯先生於1985年5月在其《關於治學問和做文章》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說： 我看「紅學」這東西始終是上了胡適之的當了。胡適之是考證癖……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了什麼？
俞平伯先生的這段話，是他一生研究得出的結論，是他的覺醒。我們有什麼理由重蹈前輩的覆轍，沿著錯誤的方向繼續前進呢？
說到底，認為曹雪芹是作者，僅僅是猜測而已，不能作為否定作品民族主義的理由。同樣道理，認為後四十回是偽作，也僅僅是猜測而已，不能成為否定後四十回中的民族主義的理由。
紅學要走出當前的困境，必須要有科學的方法，那就是對作品進行分析，而不能繼續作漫無邊際的索隱和缺乏依據的、矛盾百出的考證。還是俞平伯先生說的話：現在紅學方向就是從「科學的考證」上來的；「科學的考證」，往往就是煩瑣考證，《紅樓夢》何須那樣大考證？又考證出了什麼？
劉夢溪先生預言：「如果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考證因客觀材料的限制無法進行下去，至少有相當一部分研究者未必再願意涉身紅學領域，紅學本身也不會像考證派盛行時期那樣紅火。」
紅學應該是走上科學研究道路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