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新紅學」
胡適和俞平伯的紅學研究,即所謂「新紅學」,在我國現代學術史上影響深遠,也引發過許多爭議,並一度受到全國上下聲勢浩大的「批判」。當前,我國學術文化界普遍興起百年學術的反思,如何評估「新紅學」的得失,「新紅學」在紅學史上如何定位,又成為紅學研究者廣大和「紅迷」議論的話題。筆者也是一個紅學愛好者,不揣譾陋,願同紅學研究者和廣大「紅迷」一道來討論「新紅學」的問題,希望能廓清紅學史上的一些是非,為紅學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借鑒。周汝昌先生已發表《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對於「新紅學」提出了他的看法。令人遺憾的是,周先生所言多不中肯。許多讀者不滿意周先生的文章,覺得有些話說的太過分了。本來,老先生的話,不必太計較,我們每個人都要老的。然而,當今有些人喜歡借老先生的名義四處張揚,還有人偏要給老先生的這種文章頒獎,這就弄得大家沒有辦法。為了辯明學術上的是非,也為了構建良好的學術氛圍,筆者不得不再同周先生爭論一番。
一
「新紅學」的開創者是胡適。胡適於1917年從美國留學回國, 積極參與了當時洶湧興起的新文化運動,特別是在提倡白話文方面作了很突出的貢獻。胡適把《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傳統小說視為「教授白話文的老師」和白話文的「標準」。為了推薦這些小說,他從1920年起,陸續對十二部傳統小說進行了考證性的研究,寫了三十萬字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影響最大的,是《紅樓夢考證》。胡適在幾十年學術活動中多次指出:他對中國傳統小說的考證,目的是「闡明和傳播由證據出發的思想方法」。胡適的方法主要是從他的老師——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那裡學來的。據胡適介紹,杜威的思想方法分作五步:
（一）疑難的境地;(二)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三)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把每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那一個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的謬誤,使人不信用。
這五步之中以第三步和第五步最重要。因此,胡適常把他的方法概括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個字;並解釋說,「假設不大膽,不能有新發明;證據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
1952年胡適在台灣大學講演時,強調「小心的求證很重要」,「小心的求證」比「大膽的假設」更重要。胡適的這個強調是適當的。西方實驗主義的方法是近代實驗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用實驗主義哲學家的話說,他們的方法是「科學家在實驗室裡用的方法」,「是科學試驗室的態度」。其基本精神就是注重實證。所以胡適有時候又這樣表述他的方法:
避免先入為主的成見;尋找證據;尊重證據;讓證據引導我們走向一個自然的、合乎邏輯的結論。
這樣的表述,意在說明他的方法是「有證據的探討」。這是符合胡適的治學方法實際的。
胡適認為,他從杜威那裡學到的方法同中國傳統的考證學(特別是清代樸學)是相通的,甚至是中國傳統考證學所習用的。事實上,胡適在受教於杜威之前,已開始接觸和領悟中國傳統的治學方法,杜威的教導幫助他融合貫通了中國傳統的思維方法與近代實驗科學的方法。胡適1919年發表的《實驗主義》一文,在介紹杜威的方法時所舉的事例,差不多都是清代學者考證的事例。這看起來似乎有點滑稽。胡適之所以如此,就因為他心目中清代樸學家的方法就是實驗主義的方法。胡適的著名論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中說:
他們用的方法,總括起來,只有兩點。(1)大膽的假設,(2)小心的求證。
胡適還說過:
我們研究西方的科學思想,科學發展的歷史,再看看中國二千五百年來凡是合於科學方法的種種思想家的歷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學問做研究上有成績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樣的。
古今中外「都是一樣的」方法,胡適的概括也是十個字:「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我們完全有理由說,胡適考證《紅樓夢》和中國傳統小說的方法,既得自西方的實驗主義,又是中國傳統治學方法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