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評紅樓夢的反思

胡適評紅樓夢的反思

胡適評紅樓夢的反思

紅樓評論

上世紀初葉胡適的《紅樓夢》評論和甲戌殘本的發現,與對索隱紅論的批評等形成的「新紅學」及其引起的轟動效應,迄今已近百年。這期間,《紅樓夢》評論領域的風風雨雨、是是非非,令人目眩心迷、眼花繚亂口難言。這之間,原因多多,關鍵在於咱們特殊國情和特殊的文化。但胡適個人的作用,不能不與之有關焉。時光荏苒,斗轉星移,許多「當局者迷」的現象,今天已「旁觀者清」了。「事後諸葛亮」———胡適評紅近百年來引起的是非得失、正面負面,作出認真的、排除偏見和情緒的探討,應該是此其時矣。筆者不敏,僅抒個人之見如後。

胡適評紅的歷史功勳

胡適評紅的歷史功勳,應給予充分的肯定。歷來有個可悲的現象:有不少好的、足以自豪的、應予繼承的東西,往往被淡忘了、失落了,經若干年後再來討論,枉費了許多精力與時間。《紅樓夢》研究領域,同樣如此。前人已經論述並解決了的命題,往往被忽視,若干年後又來討論、「商榷」,空空浪費時間,延滯了前進的腳步。近百年的評紅中,不能不怵目驚心地看到,不少爭論不休、商榷無已的命題,都早經前人提出並解決過了。如作者的家世等命題,當年曾經胡適提出並已得出了結論,迄今並未出現足以推倒其結論的材料。文化是在積累中發展的,肯定胡適評紅的歷史功勳,尤為當務之急。

胡適考定《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是他評紅中應予肯定的首項功勳。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先生給予《紅樓夢》最高評價,說它是中國之「絕大著述」、「悲劇中之悲劇」、「吾國美術史上唯一大著述」,甚至「宇宙之大著述」。他呼喚「則其作者之名姓與著書的年月、當為唯一考證之題目」。(《紅樓夢評論》) 當時雖有「開言不談《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京師竹枝詞》) 之說,但《紅樓夢》仍處於謬悠之說、揣測之詞的解說之中。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正應上了王國維的召喚,他第一次將《紅樓夢》放到科學考證的基地,開始了對作者、著書年月和家世的考察。這是破天荒的應予大書特書的事件。《紅樓夢》開卷時有「曹雪芹先生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字樣,揭出作者其人。但這個「曹雪芹」,是實有其人呢,還是假托的「烏有先生」? 如真有其人,他又是何時代、何等樣人? 書為何時所著? 等等,我們均茫然無知。「但觀大意」、「不求甚解」和視小說為「小道」的傳統,致許多名著的作者均隱而不彰。《三國》、《水滸》雖有作者之名而不知究是何等樣人。《西遊》作者至今尚在爭論。《金瓶》作者候選人已近三十。胡適從袁枚《隨園詩話》中找到曹寅有關材料,「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他考證出曹寅「字子清,號楝亭,奉天人,官通政司、江南織造,校刊古書甚精,有揚州局刻《五韻》、《楝亭十二種》、《揚州畫舫錄》。」(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卷十三) 。胡適從這些材料中作出這樣結論:

一、曹寅是八旗世家,幾代都在江南做官,他們祖孫三代作了五十八年的江南織造。

二、康熙南巡時他家接駕四次以上。

三、曹寅書法、詩詞俱精,有詩詞集問世。精刻《全唐詩》等書多種,藏書極豐。他的家庭富有文學、美術的環境。

四、曹寅生於順治十五年, 死於康熙五十一年( 1650———1712) (見《紅樓夢考證》) 。這裡確定無疑的是:一、曹雪芹確有其人,並非烏有先生;二、曹寅是曹雪芹的長輩;三、曹家是富於文學、美術的環境。———這是產生曹雪芹這樣作家和《紅樓夢》這樣作品的環境。《紅樓夢》作者曹雪芹與著作年代已漸漸浮出了水面。關於曹雪芹與曹寅的關係,胡適查到楊鍾羲在《雪橋詩話續集》第六卷第二十三頁載:

敬亭……嘗為《琵琶亭傳奇》一折,曹雪芹(霑)題句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雪芹為楝亭通政孫,平生為詩,大概如此,竟坎坷以終。敬亭挽曹雪芹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

胡適又據此推定:一、曹雪芹名霑;二、曹雪芹不是曹寅之子而是他的孫子。清宗室敦誠的詩文集必有曹雪芹的記載。他跟蹤尋找,在《八旗人詩鈔》中找到敦誠、敦敏的《贈曹雪芹》、《訪曹雪芹不值》、《佩刀質酒歌》、《懷曹雪芹》等詩。根據這些材料,胡適作出有關曹雪芹的論斷:

一、《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

二、曹雪芹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的孫子,曹頫\的兒子。他會作詩,也會畫,與一般八旗名士往來。他的生活貧苦,因為不得志,故流於一種縱酒的放浪生活。

三、曹寅死於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約生於此時或稍後。

四、《紅樓夢》作於曹家破產貧困之後,年代大約在乾隆初年到三十年左右,書未成而曹雪芹死了。

五、《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裡面真假兩寶玉,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賈兩府,則是曹家的影子。故賈府在「長安」都中,而甄府始終在江南。

胡適關於《紅樓夢》作者及其家世考證的結論,是如他自己所說「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百年光陰,瞬息逝去,後來發現的有關材料:如永忠《題紅樓夢三絕句》,明義《詠紅樓夢絕句》,張宜泉有關曹雪芹詩及有關曹家檔案材料等等,大致上證實了胡適的論斷。雖有少數細節出入,如曹雪芹是否曹頫\之子尚有疑議,有關曹雪芹生平的不少盲點仍未弄清,但並未出現與其論斷截然相反的材料。雖經海內外一再出現「批胡適」的狂濤,在《紅樓夢》研究領域內也一再出現,甚至有「七、八年再來一次」的否定曹雪芹著作權,或說「脂本系偽造騙胡適」的說法,來勢洶湧、沸沸揚揚,幾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到頭來,仍是雨過天晴、雲開日出,無能損害胡適的「《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這個論斷。種種謬悠之說、揣測之詞及其炒作,只是「可憐無補費精神」。甚願今後本「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求實學風,在無充足新材料發現或充分理由「說法」前提下,不要輕率否定前人的論斷,徒增無謂紛擾。截至今日,胡適考證《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論斷,雖經百年時光的衝擊、洗刷,依然是站得住的,有著里程碑的性質。這是胡適評紅的歷史功勳,應予充分肯定的。

與此同時,胡適發現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殘本,雖只十六回,這是個最接近作者原稿的抄本。它的別本所無的大量評注,提供了許多前所未知的有關作者身世和作品構思、人物造型、場面和細節描寫乃至造詞用語的信息,標誌了一個脂本出現的新時代。胡適在所撰《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文中,介紹了「甲戌殘本」十六回的主要內容,從回目、脂硯齋與曹雪芹、凡例、脂本和戚本、秦可卿之死等等方面作了考證。他得出了曹雪芹卒於壬午年除夕的論斷,並發現了秦可卿「淫喪天香樓」、小紅後有「寶玉大得力處」、惜春「緇衣乞食」、「誤竊玉」等佚文情節,與流行的程本截然不同,這都是前所未知的。———胡適發現的「甲戌殘本」提供了一個驚人的信息,即在流行的程本百二十回以外,還存在著一個面目、性質截然不同的脂本。屬於脂本系統的戚本雖已流傳,未引起注意,直至甲戌本出現,並經胡適考證介紹後,脂本系統方正式登上《紅樓夢》評論的歷史舞台。

胡適從甲戌殘本的考證中,發現了曹雪芹著書的新證據。一、乾隆甲戌(1754)年曹雪芹逝世前九年,《紅樓夢》至少有一部分定稿,並有人「抄閱重評」了。二、曹雪芹死在乾隆壬午(1762)年除夕。———這兩條是極為重要的。一為曹雪芹的著書時日及「抄閱重評」提供了信息;一為他的逝世提供了比較準確的時間。胡適根據這些材料,對脂本的後半部佚文作了推論,指出它有如下情節:

一、史湘雲結局嫁衛若蘭問題。

二、襲人琪官「供奉寶玉」問題。

三、小紅有「寶玉大得力處」問題。

四、惜春為尼、緇衣乞食問題。

五、「誤竊玉」問題。

六、寶玉「撒手懸崖」問題。

胡適從甲戌殘本評語中勾勒出的這幾項情節,說明了曹雪芹原來構思與流行的程本百二十回的情節是完全兩樣的。他根據這些不同情節,作出了這樣的評斷:

從這些證據裡,我們可以知道曹雪芹在壬午以前,陸續作成的《紅樓夢》稿文決不止八十回,可惜這些殘稿都「迷失」了,脂硯齋大概見過這些殘稿,但別人見過這些稿的不多了,曹雪芹死後便完全散失了。(《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

胡適的這個論斷,雖近百年,今日看來還是站得住的。科學的要求首先是「是什麼?」———弄清研究對象的真面目,只有在這樣前提下,方有進一步考察的可能。事實的真面目往往不為人臆想、出入意料的。脂本的出現,在程本百二十回流行達一百數十年的一統天下中樹立起一個對立面,出現了俞平伯所說的「《紅樓夢》新觀念」,也如他所說這會「得罪讀者,開罪世人」———果然引起了軒然大被,出現諸多驚詫、諸多紛擾。然而,為弄清真相,這是無法規避的。胡適發現和提出的脂本、脂評,讓我們進一步認識了《紅樓夢》,認識了曹雪芹,開闢了《紅樓夢》研究的新途徑。這是胡適評紅的又一歷史功勳,也應予以充分肯定的。所謂「偽造欺騙」說,只能是兒戲之言。脂本出現,已達十多種。這樣的「偽」是誰也作不出來的,如其不信,請其試作一頁半頁如何?

再次,胡適對所謂「索隱紅論」的批判,是他評紅的另一項歷史功勳。中國自《春秋經》追求「微言大義」的傳統興起了「索隱猜謎」之風; 並認為這才是「學問」。《紅樓夢》評論中,如「順治出家」說、「反清復明」說、「明珠之子」說、「藏讖緯」說、「明易象」說等等千奇百怪的說法,搞得烏煙瘴氣。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掃這些謬悠之說、揣測之詞,把《紅樓夢》還給了歷史,落實到科學考證的基地上來,化空虛為平實,變虛誕為平易,起到了劈荊斬棘、開先啟後的作用。應該說,就《紅樓夢》評論而言,其功不在禹下的。

我們要求前人的,不是他應該有什麼什麼,而是他給我們留下了什麼什麼。胡適的評紅留給我們的是考定作者曹雪芹及其身世,發現了《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殘本及其對索隱紅論的批判與廓清。這都是前所未有的胡適留給我們的遺產。當然,如胡適所說,在科學探討上應「不疑處有疑」。胡適所作的結論,不是不可以懷疑的,但須有起碼遵循的條件,那就是首先須有可靠的、截然相反材料的出現,或有充足理由足以推倒前人———至少能自圓其說———的「說法」。否則只應善視、珍視前人的成果,在前人開闢的道路上前進。那種異想天開地求「震驚宇宙之大發現」,靠割裂、曲解材料和炒作方式妄想推倒前人的結論的作法只能是徒勞的。這上面浪費的筆墨夠多了,「往者已矣,來者可追」,應該止步了。我們還是回到原來的起點———胡適開闢的道路上來吧!

胡適評紅的根本缺陷

胡適的評紅及其創建的「新紅學」也有著根本性的缺陷。隨著時間的推移,塵埃落定、水落石出,它的缺陷,就看得更明朗了。前人留下的肯定性的業績,是後人前進的基地和出發點;前人的缺陷和不足,自當是後人借鑒的寶貴資源———胡適評紅的缺陷與不足,應該是今後作「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地方。

胡適評紅的根本缺陷,首先在於他將歷史與文學混為一談,抹殺了《紅樓夢》評論中的文學性。《紅樓夢》是部小說———文學作品,是個毋須證偽的命題。在中國幾部有名的長篇小說中,和《三國》、《水滸》等相比,《紅樓夢》是更具「文學意義」和「文學價值」的作品。它不僅敘寫了十八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的全息性生活圖景,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的傑作,還充滿著隱喻、暗示的「象徵的森林」,傳出了浪漫主義的和音,它的荒誕、虛幻處甚至顯出了「現代性」。它的文學性和文學價值,是座挖掘不盡的寶藏。但是,胡適只把它歸結為單純的作者「自敘」,「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而只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然主義的傑作」(《〈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 。他忽略了它的「真事隱去」的虛幻性、荒誕性、空靈性, 亦即「傳奇性」———簡言之,即它的文學性。當時追隨他的「自敘說」的俞平伯先生就表示置疑。他在《紅樓夢辨》問世不久後,就撰文提出「最先要修正」的是「自敘說」的「不曾確定自敘論與自敘傳的文學的區別」,即「不分析歷史與歷史的小說的界限」(1925年2月7日《現代評論》,重點引者加) 。———俞氏在建國後出版《紅樓夢研究》中卻沒有把這個「修正」加進去———胡適是個有「考據癖」的人,他自說原擬作為文學寫作的東西寫到後來往往變成「歷史」,就其稟性而言,他的理性思維強於詩性思維,故文學創作不逮學術論著。如同為「批判國民性」主題的《差不多先生傳》與魯迅的《阿Q正傳》懸殊遠甚。胡適的文學評論遠不及他的政治評論,如他說莎士比亞不如易卜生,「現代藝術」的「毫無意義」等等,遠不如他的論民主、寬容精闢透徹。他的《中國白話文學史》出版時,就有人批評他將「語言學價值」與「文學價值」混為一談。他甚至作出了《紅樓夢》不如《兒女英雄傳》,不如《海上花列傳》,不如《品花寶鑒》的「毫無價值」論。如唐德剛教授所說:「他就不大懂文學」。胡適的這個不足,導致了他在評紅中考據取代了審美,取代了文學。這是個有著嚴重性質的問題,在他的「新紅學」建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並產生較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紅樓夢》評論面臨著這樣的命運:即胡適將它從索隱猜謎的謬悠之說、揣測之詞的迷霧中解脫出來,卻又把它導向了「為考據而考據」,終至繁瑣考證的海洋。《紅樓夢》是文學作品,它的價值在文學,而且只能是文學。歷史考據取代了它的文學性,就是取消了它的文學價值,變得「毫無價值」———在它墮入了無邊考據的當中,庸俗社會學就乘虛而入,佔據了它的空間。近百年來,《紅樓夢》評論領域的紛紛擾擾,是是非非,與胡適「新紅學」的文學性缺失、文學價值的忽視不無關焉。周汝昌將「自敘說」發展到賈家即曹家,雪芹即寶玉,《紅樓夢》即曹家《起居注》的地步,並高擎起「貶高鶚」的大旗,一波又一波的聲討,直到編「紅視劇」後六集「欲取高鶚而代之」,終致造成了俞平伯先生彌留時的「腰斬《紅樓夢》有罪」之歎。與此同時,《紅樓夢》「當作歷史讀」、「當作政治讀」,「四大家族說」,階級鬥爭論、十三條人命論,等等,直至「男女老少齊上陣」的「評紅熱」也出現了。這雖是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屬於政治對學術的干擾。但紅評中文學性缺失、文學價值的忽略則是影響很大的。嗣後則是連綿不斷、喋喋不休的一物、一石,一詩、一詞、一字……之爭,相互不下,「商榷」不休,直到被譏為「西子蒙不潔」、「曹學終結」、「紅學消亡」———「紅學之路不知怎麼走」的地步。近有人呼喚《紅樓夢》文學性的「魂兮歸來」、「還紅樓以紅樓」,應該承認:這正針對胡適評紅中文學性缺失、文學價值的忽視發出的聲音吧。

此外,胡適評紅中又一重大失誤就是略去了程本後四十回的另一個重要作者程偉元,輕率地將著作權判給高鶚一人,造成了「紅學史上一大錯案」(潘重規語) 。應該肯定,考證程本後四十回非原作是胡適的功績。前雖有裕瑞在《棗窗閒筆》中指出後四十回與原書「非一色筆墨」,並指出前後情節不相侔,但少人相信,也無確證,經胡適的考證,方能落實。但是,胡適忽略了苦心搜羅、收集、編輯出版中負主要責任的程小泉先生。潘重規先生在《紅學史上一公案———程偉元偽書牟利探討》文中說:

傳播《紅樓夢》一書的功臣,最具有勞績而又最受冤屈的,要算程偉元。百廿回《紅樓夢》是他搜羅成書的,編校刊印是他主持的。然而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他不過是書商。所有校刻《紅樓夢》的工作,都歸功於高鶚,而程偉元只落得一個串通作弊、投機牟利的惡名。天地間不平事寧復過此!(1977年4月17日《聯合報》)

胡適斷定後四十回高鶚所續的根據為張問陶「艷情人自說紅樓」句「注」:「《紅樓夢》後四十回,皆高君所補」一項。高鶚參予了《紅樓夢》的「修補」,張問陶並未參予,舊式文人詩文相捧,乃系常見,不足徵信的。乾隆末年百廿回紅樓夢問世時,附有程偉元、高鶚的三篇序文,為第一手可信的資料。在第一篇程偉元的《序文》中他說明了前後搜羅《紅樓夢》殘本的經過和「乃同友人」(當是高鶚)共同「細加厘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為鐫版」的過程。這裡說的是「同友人」(請注意這個「同」字) 。這說明程偉元是「同友人」(高鶚)共同「修補」的。第二篇高鶚的《序文》中,說明「程子小泉過余,以其所購全書示」並言系「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及「將付剞劂」,請他「盍分任之」———高氏看到程氏相示是「全部」,不過「漶漫不可收拾」請他「分任」這「修補」工作而已,是「分任」而非「專任」。高鶚說是「遂襄其役」。襄,助也。高鶚就「襄」(助)程偉元的「修補」工作。很明顯,在《紅樓夢》後四十回成書的千秋公案中,認為《紅樓夢》「豈無全壁」而「竭力搜羅」的是程偉元;多年來「積有二十餘卷」後又在鼓擔上「重價」購得「十餘卷」的是程偉元;「細加厘剔,抄成全書」和即將「鐫板」的也是程偉元———這就是說,自創意到出版的全過程,主其事的都是程偉元,高鶚只是後來「同」「分任之」和「襄其役」罷了,如說「編」,程是主編,高是助編,如說「撰」,程是主筆,高是助手。後來發現的材料,得知程偉元是個「文章妙手君稱最」(晉昌贈詩)和「新詩清調勝琅\」、「瑤章三復見清新」(李 《且住草堂詩跋》)的能文能詩並能畫的文人,並非只知「牟利」的「書商」。胡適判為「作偽」並略過程偉元將著作權判給了高鶚,顯然是輕率的、不當的,這就造成了高鶚獨享了與曹雪芹並列的「作者」之名,而主其事的程偉元則隱而不彰。

胡適評紅的文學性缺失、文學價值的忽視,以及對後四十回續書主其事的程偉元遺漏,是兩項重大的缺陷。這是他的「新紅學」結構的嚴重不足。這在近百年來《紅樓夢》評論中所起的負面作用,是不可忽視,不可低估的。胡適評紅的啟迪上述可知,胡適評紅中對《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著作年代的考定和脂本脂評的發現及索隱紅論的批判,是胡適建立的三大功勳。他所建立的新紅學,將《紅樓夢》從謬悠之說、揣測之詞的迷霧中解脫出來,將它落實到科學研究的基地上來,起到了開先啟後的劃時代作用,標誌了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和新紀元。這是功在千秋,令人神往、令人風發,應予充分肯定的,如果說以前的文化界對《紅樓夢》這部作品只能作感興式的閱讀與任意的猜想的話,胡適的評紅後則已有了比較確切的知識,作者身世、著作年代已有所發現,作品內容的理解也從玄虛落到了平實。這是個了不起的進步,予以大書特書的。繼胡適後,出現了魯迅、俞平伯、何其芳、聶紺弩、蔣和森、王崑崙、李辰冬、馮其庸、王蒙等一系列人物,對《紅樓夢》文本的主題、結構、情節、人物和場面、細節、語言等等,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出現了不少高明或比較高明的見解,對《紅樓夢》的認識有了逐步的加深。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可以說,沒有胡適的評紅,我們在黑暗中摸索還不知到何時。胡適評紅給予的啟迪,我們應有足夠認識和尊重。那種動輒以「批胡說(偕音適) 」開路的作法,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應時代而歸去了。胡適考定的結論和發現的脂本,已是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動輒想在這上面做「翻案文章」,縱然寫上百千萬言,無材料作證,只能是「可憐無補費精神」,起哄、炒熱、也難起作用。

與此同時,胡適評紅的文學性缺失,文學價值的忽略與對有百二十回程本後四十回主其事的程偉元的遺漏,又是其評紅的嚴重不足。前者將近百年來的《紅樓夢》研究導致了文學性與文學價值之闕如的繁瑣考證的海洋。考證只有在與文本相關,足以證實、說明其這樣那樣命題時,方有其存在的價值,否則毫無意義。那種對曹家八代,乃至墳山的一塊石頭也反覆「商榷」不休的考證,被譏為「掘地三尺」,實非無因。曹家若干代前的祖宗絕不可能預測到若干代後會出曹雪芹其人並著《紅樓夢》其書,一塊墳石也絕不會與《紅樓夢》相關。至於說研究《紅樓夢》文本「不算紅學」,只有與文本無關的「紅外線」才算「紅學」,就更荒唐了。有了《紅樓夢》,大家方對曹家感興趣,有關的一草一木,也成了研究的對象。如無《紅樓夢》,曹家種種就「於我如浮雲」,誰也不會投以一瞥的。

百年反思,深感胡適評紅的文學性缺失、文學價值之忽視的負面影響之深重,與紅樓文學無關的繁瑣考證之氾濫,固非胡適之初衷,他的考證,並非外紅線,但由於文學價值之忽視與「考據癖」之強調導致的傾向,溯其源頭,也就不能毫無關聯了。還有程偉元的遺落,讓高鶚獨享「著作權」,其後果是:程偉元何幸,免掉了百年來紅學家「狗血噴頭」的「申申其詈」,乃至力竭聲嘶的「政治聲討」,由高鶚一人承當。程偉元又何不幸,他的自搜羅《紅樓夢》散稿到修補、出版的功勞,全屬到高鶚的頭上,自己則成了「牟利」的「書商」,名落孫山之外。

應該說明,《紅樓夢》評論的重中之重———關鍵之關鍵在於四十回續書,它是種種糾紛、層層爭報之淵藪。後四十回續書是前八十回的「罪人」但又是它的「功臣」———它違背了前書的構思另出己意續成,與前書最大、也最根本的差別在於將前書一再申明的不寫的愛情婚姻的主題,取代了賈府子孫不肖,後繼無人,樹倒猢猻散的主題。———且撇開二者孰是孰非,孰優孰劣的思考,那是另一個層次的命題———曹雪芹在開卷時一再申明不寫「淫邀艷約,私奔投盟」,不寫「一男一女一小人撥亂其間」,刪削有關「風月筆墨」。他所說「大旨言情」的兩小無猜,耳鬢廝磨、坐臥不避、覺非覺、情非情、性非性、不到愛情不達婚嫁的「情」是不到高潮的「樂而不淫」的「兒女之真情」,而非男貪女戀、如醉如癡、欲仙欲死的愛情和婚姻。他只是寫賈府的子孫不肖、無人繼業、坐吃山空、樹倒猿散、終成「白茫茫大地」的「自然趨勢」,所謂「回風一掃,萬境皆空」———前書正依著這樣構思逶迤而來。程、高續書卻拾起寶、黛愛情這條情節線「瞞天過海」、「陳倉暗渡」地寫成了家庭包辦、拆散寶黛愛情的大悲劇。就作者原意說,後四十回續書是前書的「大罪人」。近百年來它所遭受的種種責難正因此而發的。可說是「咎有應得」的、不為無故的。然而,又不能不看到:「子孫不肖、後繼無人」和「樹倒猿散、一敗塗地」的主題,不管「文情」如何「淒惋動人」並有「教育意義」,其廣泛性、普遍性仍是有限的,只能為若干「翻過跟斗」的「過來人」所感歎唏噓,雖是「陽春白雪」、「屬而和」者卻不多。相反,愛情、婚姻的主題則涉及到天下所有的男男女女———人類莫不有愛情,莫不有婚姻,「山歌不離哥和妹」,自《詩經》的「關睢」到民間的「梁祝」, 牽動到天下每個男女的心。———不能不看到,程、高後四十回,比起前八十回的目送手揮,一擊數鳴來,是大為不如,大為遜色的。但又不能不看到,寶、黛愛情是最為感人和最有價值的部分。「顰顰寶玉兩情癡」的盡態極妍的描摹是「傳神千秋」的關鍵所在。因而,《紅樓夢》的寶黛訣別、黛死釵嫁成了全書高潮的頂點———最為撼動人心、贏得萬千讀者一掬同情之熱淚的地方。王觀堂先生也說是「壯美之一例」。

這就不能不面對這樣一個冷峻的事實:沒有程、高後四十回續作,那種「子孫不肖、後繼無人」和「自怨自悔、自愧而成」的「血淚盈面」之書,儘管有「丫環慰主」、「寶玉擊柝」、「襲人琪官供奉寶玉」等等「 惋動人」乃至有「現代性」的「佳優」之處,絕不如呼喚自由愛情、自主婚姻的寶、黛愛情悲劇這樣激動人心,贏得萬千讀者的同情熱淚。儘管在情節、人物性格諸多方面不少不對頭、不接鉚、不合榫,乃至背離、「歪曲」的地方,它卻是「下里巴人」那樣地「屬而和」者遍及國中———《紅樓夢》領域中存在這樣弔詭、這樣悖論,它成為「夢魘」(俞平伯語)或「紅魘」(張愛玲語)之奧秘,端在於此吧!

應該承認:我們一直看不到這一點,不懂得這一點,思想上轉不出這個彎子的———不知後四十回續書就前書言既是「罪人」又是「功臣」的雙重性,就墮入五里霧中,「越研究越糊塗」了,正是胡適的「新紅學」出現,他提供的「甲戌殘本」及其脂評中發現的「後之三十回」佚文,及其引出一系列學人的研究,產生紛爭、形成近百年的「紅學糾葛」,令人歎息,令人扼腕,同時,它卻為我們認識這個二律背反提供了可能。真理是一步步接近,不可一蹴而就的。鷺有其所短,鳧有其所長———原著並非「全好」,續書也非「全不好」,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替俞平伯先生寫文章的王佩璋女士,曾經提出續書寫了前書所無的愛情婚煙的主題。她說:

高鶚續書的功勞是不但使《紅樓夢》成為一個完整的故事,而且使《紅樓夢》有更深一層的反封建意義—暴露了封建社會的婚姻不自由。(《紅樓夢問題討論集(一集) 》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第120頁) 。

在同文中,她還反覆申述了此意,指出:

《紅樓夢》除了暴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惡之外更深一層的反封建意義———婚姻不自由(八十回寫這點比較少) ,使《紅樓夢》在讀者中發生更巨大的反封建的作用……續書……正式提出封建社會的婚姻不自由,發生的作用非常廣泛。因為這是歷來小說所諱而不言的問題,但卻正是封建社會青年男女最嚴重的問題。(同上)

王女士文中雖然只從思想層面而論,但卻提出一個重大的事實:即後四十回有著八十回所無的「婚姻不自由」的主題。有無「婚姻不自由」的主題有著截然不同的性質,能否認識這一點是能否認識《紅樓夢》複雜性的關鍵所在。王女士英年早逝,未及申論,後人罕有提及。———應該看到,正是胡適「甲戌殘本」的發現及其引出的多種脂本的出現及近百年來學人研究的成果,為我們提供了看出《紅樓夢》複雜性的癥結所在:即脂本、程本屬於兩種思想面目截然不同的版本。簡言之,它們之間的重大區別在於:脂本是「自怨自悔」、「血淚盈面」的賈府敗落、「樹倒猿散」的「自然趨勢」之書;程本是控訴家庭包辦,呼喚「愛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之書。這是大關目、大過節、大前提,各有得失、各有優劣、各自千秋。脂本雖佳處極多,卻只能為「翻過跟斗」的「大家」或「世家」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過來人」方能賞識;程本雖有不少淺薄處、粗陋處、荒謬處,卻因寫了愛情、婚姻的主題,利用和發揚了前書最感人、最有價值的部分」,「一俊遮百丑」,「屬而和」者遍及國中。———這是胡適給予我們最大、最重要啟迪。

結 語

百年光陰,轉瞬逝去,兔起鶻落,奇論迭起,商榷不休,令人驚駭,令人歎息。反思所及,胡適評紅———他的「新紅學」不能不成了糾葛的嚆矢、紛紜的中心。時過境遷、水落石出,胡適對《紅樓夢》作者及其家世的考定與脂本脂評的發現及其對索隱紅論的批評,仍應是今後出發的起點,應給予充分的肯定。胡適評紅學中文學性的缺失、文學價值的忽視與對程偉元的遺落,應引起足夠重視,作今後的借鑒,「其不善者而改之」。同時,由於胡適的評紅,將《紅樓夢》由謬悠之說、揣測之詞的迷霧中解脫出來,落實到科學考證的基地上,並由於脂本的發現和近百年來學人的研究,給予我們極大啟迪———讓我們認識《紅樓夢》的複雜性有了可能,這又是它的關鍵所在。

是耶、非耶,願就正於高明。

作於癸未清明,春暖花開,窗外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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