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紅學』以學」論質疑
什麼是紅學?這個看來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竟成了一個大問題，引起了紅學界的爭議。
周汝昌先生早在1982年就提出：紅學「不是用一般小說學去研究一般小說的一般學問」，「而是以《紅樓夢》這部特殊小說為具體對像而具體分析它的具體情況、解答具體問題的特殊學問」，因此「不能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最近又在《還「紅學」以學》一文中進一步指出：紅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在魯迅之後「這種以真『學』為素質的『紅學』，竟然毫無發展與進境」，甚至「淪為非學術的某些名場利域的附屬工具」，走上了「以非學充學之名、占學之位的崎形事態」。所以，他便要大聲疾呼「還『紅學』以學」，「回到學術上來」。那麼，什麼才是紅學這個「特殊的學科」的「自成體系的學術」呢?從他認為「夠得上學術的『紅學』」是從胡適「作的《紅樓夢考證》開始」來看，就只是按照經學、史學的研究方法，專注於作家家世生平的考證與論述，版本源流的探佚與索隱了，至於對《紅樓夢》文本的文學研究，在他看來不過是「較長的『讀後感』」、「文學常論」，是「有別於真正的學術性研究著述」。於是，要「引導『紅學』前進」，「開闢一個新的階段與層次」，那就非要把文本的文學研究逐出紅學的學域不可。看來不把紅學的學域弄清楚，取得紅學界的共識，是難以「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齊光」的。
其實，紅學的研究內涵與研究視域本來是很清楚的，那就是研究有關《紅樓夢》「這部特殊小說」的學問，理所當然的「以《紅樓夢》這部特殊小說為具體對像」進行意義的診釋就是題中應有之議。就是紅學這個稱謂的提出，也是以《紅樓夢》文本的文學欣賞為發端的。清代李放在《八旗畫錄注》中記載：「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指《紅樓夢》)，自相矜為紅學雲。」均耀在《慈竹居零墨》中講到「華昌朱子美先生昌鼎喜讀小說，自言生平所見說部有八百餘種」。有人間他「現治何經?」他答道：「吾所專攻者，蓋紅學也。」《紅樓夢》這部小說不管怎麼「特殊」，它仍然是小說，是文學作品，也就離不開對它的特殊性進行文學研究與意義詮釋，脂硯齋就是在邊看文本邊提出修改意見邊進行文學評點的，開創了《紅樓夢》文本論釋的先河，敦誠、敦敏、富察明議、張宜泉、永忠等人也是在閱讀《紅樓夢》文本後，進行吟詠品評的，這就是紅學研究的濫觴，今人的紅學文本詮釋研究正是它的繼承、豐富與發展。並非是「以非學充學之名、占學之位」的野狐禪，而是紅學研究代代承繼下來的研究傳統。
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紅學研究的深入，紅學的學域也相應地不斷擴展著、豐富著、發展著。由於許多不同抄本的陸續發現，紅學研究便由單一的吟詠、點評式的文本研究，擴展了新的研究領域，那就是對版本源流的梳理與考證，由於有80回後的迷失與後補，還有「一芹一脂」的流傳方式，透露出80回後的發展線索，便又出現脂評的研究與真本的探佚;由於文本的強烈自傳化形態，還有脂評透露出的許多原型線索，就需要對作者的家世生平創作個性進行深入研究，而作者的家世生平又缺乏確鑿資料可證，又引出許多疑問與猜測，於是又有了作者家世生平的考證，曹學也就應運而生。這樣，紅學便逐漸分化為兩大相互聯繫又相對獨立的研究體系：那就是作者家世生平的考證研究、版本源流的梳理與探佚和文本的意義闡釋與研究。陳維昭先生稱《紅樓夢》有雙重身份：「它的作者維度(包括作者生平、家世)和作品維度(後四十回)的待考狀態和它的意義的待釋狀態」，因而便「使得『紅學』相應地具有兩個世界：這就是考證的世界與論釋的世界。」是很有創見的，但是，這兩個研究體系儘管各自的價道追求不同，研究方法迥異，但都是圍繞著《紅樓夢》這部「特殊小說」進行著，離開了《紅樓夢》本體，一切學術研究都成為無的放矢，就都失去了存在的價值，也喪失了存在的意義。
紅學這一門「特殊的學科」，確實如汝昌先生所云「應當是一門自成體系的學術」。它的獨特性表現為：不管是還原或詮釋，是作者家世生平的考證、版本源流的流理探佚或是文本意義的闡釋，都是圍繞著《紅樓夢》這部「特殊的小說」展開的;「自成體系」不是只講考證不講詮釋，孤立進行作者家世生平的考證或版本源流的梳理與探佚，而應該是把這兩大研究體系融為一體，使之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相互支持、相互促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