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納蘭詞到《紅樓夢》
二，徵召鴻博與性德、曹寅的文化使命
《清史稿》得意的宣稱：「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陳怡山《海濱外史》則透露出其初奧秘：「大清入中國，經略洪承疇教以收拾人心之策，以為『中國所以俯首歸誠，實緣貪圖富貴。若輩作八股文者，苟得富貴，舊君固所不惜。』於是甲申即位，乙酉即行鄉試。」
清軍平定江南，曾因以「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著稱於史的《薙發令》影響，激起以士人為領袖的全民性質的反抗，如著名的「揚州十日」、「江陰守城」和「嘉定三屠」。[1]長江流域不但是明代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而且是策應海外反清活動的重要基地，而士子隱然成為抗清之中堅。故清室後來對江南漢族文士的政策，凡有三變，試略為縷述如下：
第一變即是用洪承疇科舉牢籠之策，但在軍事管制的局面下，執行情況並不理想。雷瑨《說夢》對順治三年鄉試的敘述，可謂「謔而近虐」：
「鼎革之初，諸生多抗節不應仕者。後文宗按試出示云：『山林隱逸，有志進取，一體收錄。』諸生乃相率而來。好事者乃為詩曰：一隊夷齊下首陽，六年觀望太淒涼。頂上整齊新結束，胸中打點舊文章。當日義不食周粟，近日翻思補韃糧。早知薇蕨終難嚥，悔煞無端諫武王。試日進院，以桌椅限於數，仍被驅出。人又以前韻為詩，曰：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太淒涼。頭上打歪新結束，胸中驚亂舊文章。朝來飽飯周家粟，暮去仍炊仲子糧。從今決意還山去，薇蕨堪嗟已吃光。」[2]
順治四年松江提督吳勝兆為陳子龍所策反，起兵反清，巡撫土國寶大肆殺戮陳子龍、夏完淳、楊廷樞等著名士人，亦使這次收拾士心的努力付之東流。稍有反抗即無情鎮壓，這是多爾袞的行事作風。
第二變，是順治親政後追查科場舞弊案，以安撫士心。順治十四年丁酉南北闈之獄，是震動全國的特大事件。陳怡山《海濱外史》卷一：
「十四年丁酉，南北闈關節貨賄，士子鼓噪，扯破榜文。北闈房官張我璞、李振鄴（當時名為『張千、李萬』）同日腰斬。南闈主考方猶、錢開宗（書肆刻傳奇，名《萬金記》，以『方』去一點為『萬』，『錢』去偏旁為『金』，指兩主考之姓言之也。）及分考官並棄於市。」
王應奎《柳南隨筆》卷一：
「丁酉科場之變，凡南北中式者悉御試。是時，每舉人一名，命護軍二員夾兩旁，典試者俱惴惴不能下筆。」後來性德搭救的江南名士吳兆騫，就是這次因複試時「戰慄至不能握筆，審無情弊」[3]，仍然被流放極北苦寒之地的。這反映出順治急迫融入漢人制度文化，卻又存在隔膜的處理風格。[4]
這次科場舞弊的漢人試官，未始沒有欺負滿人不通翰墨，有如維持會「糊弄鬼子」，藉以中飽私囊的意思。且一直如此，相沿成習，即有文士轟鬧，料也不成氣候。不料滿洲政權穩定以後，已知道收拾人心遠比利用漢奸更為緊要，於是大開殺戒，迥非明廷不痛不癢之處置方式。但是投考士子也因而喧鬧成習，以後又接連發生了順治十七年、康熙二年兩次科場獄，「人遂以典試為畏途矣」。[5]
但轉過年來，蘇州諸生因巡撫朱國治追催錢糧，致使蘇、松、常、鎮欠賦之文武衿紳被指為「抗糧」者達一萬三千餘人，被逮者三千人，斯文掃地，江南震動。探花葉方靄僅欠一錢，亦被黜免，致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於是金聖歎等千餘人以吳縣縣令任維初濫用非刑，貪賄浮征，於二月初四順治遺詔下時聚哭文廟，欲逐任維初。但這次卻表錯了情，朱國治以「震驚先帝之靈」申報朝廷，令「不分首從，一律凌遲處斬」，金被腰斬。同時死者百二十人。[6]為回護漢奸而不惜殺戮士子，鰲拜等滿洲顧命大臣又回覆到睿王攝政時期崇尚武治的方針。
第三變是康熙特設博學弘詞，以網羅遺民。[7]關於這次徵召的背
景，《清史稿·選舉四》述云：
「順、康間，海內大師宿儒以名節相高，或廷臣交章論薦，疆吏備禮敦促，堅臥不起，如孫奇逢、李顒、黃宗羲輩。天子知不可致，為歎息不置，僅命督撫抄錄著書送京師。康熙九年，孝康皇后升祔禮成，頒詔天下，命有司舉才品優長、山林隱逸之士。自後歷朝推恩之典，雖如例行，實應者寡。」
當三藩敗局已顯，康熙決心不再給坐觀成敗，逡巡猶豫的遺民文士更多考慮機會了。王慶雲《熙朝紀政》卷一：「康熙十七年正月詔曰：『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弘詞，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幾余之暇，留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如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京內京外，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於是次第舉送到京，月給廩餼。十八年，體仁閣集試詩賦，親選彭孫遹等五十人，命閣臣稽前代制科授官故事。」康熙嚴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及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範圍之廣，頗有一網打盡，野無遺賢之意。「康熙十八年三月丙申，御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授彭孫遹等五十人侍讀、侍講、編修、檢討等官。修《明史》，以學士徐元文、葉方靄，庶子張玉書為總裁。」[8]
雖曰隆重盛舉，也有馬虎不周之處，據載，「應舉至京者凡一百八十六人，江浙為最多。以疆吏敦促上道，至有垂老患病不能輿馬，舁以籃筥，馳赴國門者。施愚山久於仕宦，應徵而至，坐臥惟一羊裘。既抵京，且稱貸以營寒具。其他貧士或就食畿輔，或寄宿僧廬。北地苦寒，狼狽萬狀。」[9]但畢竟曲終奏雅，應試時「赴體仁閣，設高桌五十張，每張設四高椅，光祿寺設饌十二色，皆大碗高攢，相傳值四百金。先賜茶二通，時果四色，後用饅頭卷子紅綾餅粉湯各二套，白米飯各一大盂。又賜茶畢，復就試」。[10]看來更像是一席盛大的國宴。對於從「莊氏史案」的文字獄中驚魂甫定，又經歷了「順治十八年起，吳中積荒十年」的江南士子，康熙的良苦用心無疑收到了實效，以至罷相致仕的魏裔介都聽得眼熱了：「吾不羨東閣輔老，而羨公車征士。」反倒是直隸總督勸他「焉有元老而赴制科者乎？」[11]可見一時稱榮。以習舉子業獵取功名的讀書人，終於真正找回了科舉致仕的感覺。
此次特科，醉翁之意本不在八股四六，錄取之寬也屬空前絕後。比如嚴繩孫僅作一詩，以「文詞可取」錄；彭孫遹文章以雖然「語滯，意圓無礙」錄；汪琬文句指代不明，以「賦體本有『子虛、亡是』之稱，大抵皆寓言，不必有所指也」錄；朱彝尊比喻不當，以「斯人固老名士，姑略之」錄；毛奇齡引典不當，以「賦主鋪張，古籍宜可用」錄。潘耒、李來泰、施閏章試卷也有葉韻不調的弊病，但都以「此緣功令久廢，詩賦非家弦戶誦，所以有之」，「今但取其大焉者耳」，而忽略不計。[12]「帝親覽試卷，取一等彭孫遹……等二十人；二等李來泰……等三十人；三、四等俱報罷。……俱授為翰林，以光錄少卿邵吳遠為侍讀。道員、郎中湯斌等四人為侍講。進士出身之主事，中、行、評、博，內閣典籍，知縣及未仕之進士彭孫遹等十八人為編修。舉、貢出身之推、知、教職，革職之檢討、知縣及未仕之舉、貢、蔭、監、布衣倪燦等二十七人為檢討。俱入史館，篡修《明史》。時富平李因篤、長洲馮勗、秀水朱彝尊、吳江潘耒、無錫嚴繩孫，皆以布衣入選，海內榮之。」[13]此次鴻博科，江、浙及安徽籍文士至少中選二十八人。
有趣的是，得選者不論已仕未仕，竟「俱入史館，篡修《明史》。」
不是有「孤臣孽子情結」嗎？索性請你們鑽故紙堆，對昏庸君，憶閹黨苦，總結亡國經驗，自然也就體味出新君求賢若渴的誠意來。論者以為「是時臣民尚有不忘明代者，聖祖特開制科，冀以嘉惠士林，消弭反側。征以『以天下為一家』之詩題，其或然歟？」[14]陳登原《國史舊聞》發議論說：「清朝對博學弘詞，自為有心放寬尺度，觀其所取之人則彭孫遹，觀其所命之題則《璇璣玉衡》，此即孟森所謂『卑詞厚禮，以求就範』者也。」[15]
顧炎武是清初統治最直言不諱的批判者之一。他不但拒絕參與「博學宏詞」的徵召，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他同輩文士的致命弱點：「凡今之學者，為利而已，科舉而已。其進於此而為文詞，一切可傳之業，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而已。」[16]他又說：「人之為學，不日進，則日退。獨居無友，則孤陋而難成；久處一方，則習染而不覺。不幸而在窮僻之域，無車馬之資，亦當博學審問，古人是稽，以求是非之所在。若夫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為面牆之士，雖子羔、原憲之賢，無所濟天下。」[17]這裡固然有陳述他變賣家產，隻身遠遊的理由，但也未嘗不是對世業儒而日益貧窘的同時之士，表示出無可奈何的理解。
毫不誇張地說，這次徵召鴻博是江南文士集團與滿洲政權全面合作的新開端。[18]所以「雍正十一年，詔曰：博學鴻詞之科，所以待卓越淹通之士。康熙十七年特詔薦舉，得人極盛。」[19]《簷曝雜記》卷二亦載雍正語云：「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尚不肯受。今漢兒營求科目，足見人心歸附，可謂有道之慶。」
性德的朋友中，雖然顧貞觀、姜宸英沒有入選鴻博，[20]但他此時結交的陳維崧、嚴繩孫[21]、朱彝尊、徐釚和秦松齡等人，卻都順利中試[22]。值得注意的是，在徵召活動中脫穎而出，並異常活躍的卻是曹
寅。
王朝瓛《楝亭詞鈔序》云：
「（寅）少時尤喜長短句。當己未、庚申歲，陳、朱兩太史同就徵入館閣，而公……每下直，輒召兩太史倚聲按譜，拈韻分題，含毫邈然……時又有檢討從子次山、陽羨蔣郡丞京少、長洲黃孝廉蕺山相與賡和，所作甚多。」周汝昌氏亦言：「自開博學鴻詞科，明遺士入京，曹寅多與之遊。曾屢訪施閏章，施亦見過，不值，施有詩。三月，嘗過顧景星寓居，顧病虐，寅嘗有饋贈，顧有詩謝之。本年，寅葺詩成輯，名《荔軒草》；四月朔，顧景星為作序。」[23]身為大內「鑾儀衛正」的曹寅何以如此主動出訪，折節與年長之江南文士相交，求教之心如此之切，且恰好也對填詞表現出異乎尋常的興趣，或許有性德的影響，值得推究。
與性德文名已藉不同，曹寅的文學活動正是由此拉開序幕的。後來他繼任江南織造，又是性德病逝之後，兩人交接之江南文人學士亦多有重疊者。曹寅連年以《楝亭圖》遍征大江南北文士索題，周汝昌云：「綜計流品。前明遺民頗在搜集，其次則多系戊午歲鴻博所舉名流，再次則不甚顯達而文名藉甚之士。若徐乾學、王鴻緒、高士奇輩，偶廁其間，蓋亦廑矣。……於此亦可覘交遊趣向，未宜置而不論也。」[24]論者或謂曹寅三代織造江寧，由其上康熙密折看來，實為朝廷籠絡江南才士之特別使節。[25]性德始終侍衛禁中，近在天咫，自無須密折，亦可以在京師起到相同功用。他們的重點工作對象，幾乎是同一圈子中人，南北若有契合，這究竟是偶然相符，抑或同出於康熙授意？值得探究。徐乾學所言「上之所以造就者，別有在也。」「書所不能盡之言，言所不能傳之意」，或正在於此乎？
三，文化抉擇與滿漢融合
滿人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本非易事。蓋滿洲貴族入關之前，即決心改變前金破北宋，掠汴京，焚燬圖書典籍，收二帝宗室並金銀婦人，回漠北受用的做法。也總結了蒙元拒絕同化，雖兵精將猛，撫有歐亞，不足百年亦被驅回大漠的教訓，決心站穩腳跟，長遠統治。清軍入主中原之初，即以全面繼承明朝典章制度文化為治國之要略。順治御極之始，即頒詔尊孔，並諭：「故明建言罷謫諸臣，及山林隱逸懷才抱德，堪為世用者，撫按薦舉，來京擢用。文武制科仍於辰戌丑未年舉行會試，子午卯酉年舉行鄉試。」[26]
為了保存自己的文化，他們首先以蒙古文為藍本，建立自己的文字。「滿洲舊無文字，其始普通用蒙古字為書信。最不便者即本國之語言，亦必翻為蒙古語。太祖雖解蒙古文，通漢文，而部民蒙昧不解。明萬曆己亥三月，太祖因命額爾德尼榜士及噶蓋扎爾克齊制國語，創立滿文。」[27]滿洲貴族的初衷，是用滿語翻譯漢文典籍，包括《三國誌演義》和他們認為實用的書籍，就可以從容「撫有」華夏了。事實證明這遠不夠，漢人的圖書典籍浩若煙海，韜略計謀層出不窮，遠較最初「從龍」的遼東儒士，如範文程、寧完我，甚至洪承疇之流複雜得多。照說「文化」沒有先進落後之別，滿人從「肅慎」到「大清」的兩千多年曾兩度入主中原，長期保持了自己強悍的民族特性。但是要成為完全的統治者，顯然還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學習。到康熙親政以後，「融滿入漢」雖非情願，但已是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了。[28]
性德是滿洲親貴中最早得江南文士認同的詞人，自然而然地成為突破滿漢文化藩籬的開端。尤其是他兼有近侍和「宰相公子」的身份，與彷徨困惑中的漢族文士相交，明確無誤地向他們傳遞著新朝文化政策走向的信息。有人注意到性德交往之名士，大多比他年長二、三十歲，[29]卻如此褒譽這個年甫弱冠的滿洲貴胄，與其說欣賞他的不世才華，毋寧說是對這種文化走向和態勢的肯定、讚許和鼓勵。[30]當然，徐乾學、韓菼以及顧貞觀、嚴繩孫。陳維崧諸人的沒口頌揚，也有以他公子哥兒的多愁善感，卻偏生就一副俠肝義膽，令人想到賈寶玉為蔣玉菡挨打，還聲稱「便是為這些人死了，也是值得的」的孤拐脾性。[31]應該指出，韓文所說「結分義，輸情愫，率單寒羈孤，侘傺困郁，守志不肯悅俗之士」一類人中，就包含有許多江南明遺士。他死時，這些人「哭之者皆出涕，為哀挽之詞者數十百人，有生平未識面者。」[32]曹寅在江南樹文壇，倡風雅事更多，不俱述。
經過康熙身體力行，滿洲貴族習漢詩文者也蔚然成風。《清稗類鈔》有「宗潢多嗜文學」條，云：「宗潢頗多嗜文學者，自紅蘭主人岳端首倡風雅，而問亭將軍博爾都、紫幢居士文昭、曉亭侍郎塞爾赫、臞仙將軍永忠、樗仙將軍書諴、嵩山將軍永（上奎下心）遂相繼起。紫幢從王文簡公士禎游，辭爵讀書，為士林所重。查編修慎行序其集，稱之曰『宗室高人』。雍正時卒。」[33]我曾考證過襲封多爾袞睿親王爵位的淳穎一家數代沉溺於詩文，及與江南文士交往的情形，亦可為此作注。[34]
乾隆曾不無憂慮地說：「滿洲本性淳樸，不務虛名，即欲通曉漢文，亦不過學習清語技藝之暇，略為留心而已。近日滿洲熏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行輩同年往來者，殊屬惡習。夫棄滿洲之舊業，而攻習漢文，以求附於文人學士，不知其所學者，並未造乎漢人堂奧，而反為漢人竊笑也。」[35]但要命的是他本人就對漢詩文浸淫甚深，或者說愛極成癖。《嘯亭雜錄》卷一說：「純廟天資聰慧，覽誦精博。萬幾之暇，惟以丹鉛為務，御制詩文至於十萬餘首。自古騷人詞客，未有如此之多者。每一詩出，常命詞臣註釋。不得原委，即許歸家涉獵。然往往有攤破萬卷而不能置答者。然後上為指示出處，以博一笑。諸臣無不佩服者。」這正是他在臣下面前顯示才華的得意之舉。連跟隨他多年的佞臣，以不學無術知名的和珅，在獄中居然也不忘吟詠。[36]
就儒家文化而言，詩文僅為其「表」，經義才是其「裡」；詩文其肉，經義其骨。康熙親政後不久，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宋人理學為價值中心，尤宗朱熹之說。我以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康、乾盛世」正是「理學盛世」。人謂「聖祖篤信程、朱，所著《幾暇余編》、其窮盡性處，雖宿儒耆學如李文貞公、湯文正公等，皆莫能測。嘗出《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升祀十哲之例。」[37]即是說此。他後來還以充滿朱學觀念的《聖諭廣訓》頒行於世，作為新朝價值觀念的基準。性德本好詩詞，也一頭扎進經學之中[38]，亦正為此。
性德是在與梁佩蘭、顧貞觀、姜宸英、吳天章、朱彝尊等聚會飲宴，分題吟詠《夜合花》後罹病，七日即逝的。康熙青年喪友，何況得力心腹，幹練能臣？所以對性德猝死表現得格外沉痛，就有更深意味在內了[39]。曹寅身為包衣，自然等而下之。不但未預科舉，且未治經學，所以僅止於吟詩弄曲，樹壇東南，倡導風雅。
乾隆以後，理學甚至有所謂「八旗學派」[40]，代表人物「首推簡儀親王德沛」，其人為濟爾哈朗四世孫，乾隆初年任國子監祭酒。以後又陸續有倭仁[41]、崇綺[42]和徐桐[43]等等，累世為理學重臣。可知理學之風習染之深。
與此相關的是女子裹足。九鍾山人《清宮詞》（清人說薈本）說：「華風纖小束雙纏，好舞爭誇貼地蓮。何似珠宮垂厲禁，防微早在入關年。」原注「順治元年孝莊皇后有諭，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神武門內。」但是到嘉慶時，風氣已截然不同。《東華錄·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上諭》云：「朕恭閱皇考仁宗睿皇帝實錄，嘉慶元年二月，欽奉上諭，鑲黃旗都統查出該管秀女內有纏足者，並該秀女等衣袖寬大，竟如漢人裝束，著各該旗嚴行曉諭禁止。」上三旗供選秀女已然如此，餘事可知矣。
又本文再三申說江南文士集團與清代文化政策密切相關，或謂過甚其詞之說。以其事涉甚廣，姑贅數語。江南本膏腴之地，古國之邦，三國六朝亦稱風流，但自唐宋以來，未聞文風特盛。自張士誠稱王蘇州，對抗朱氏。明朝建立，為報復吳民，賦稅數倍於他所，也因此激發了吳人不賴地力，轉而讀書經商的風習。是以中明以後，三吳科第甲於天下，漸及浙、閩。尤其是晚明東林、復社相繼而起，文士競以經濟天下為任，設有社章、社魁和年度之社會，以科舉為紐帶，前赴後繼，相率躋身仕林，且預軍機要政[44]，隱然有號令天下之勢。其「兼濟天下」之志，恰與清末之湖南彷彿。罵閹黨書生意氣，攻馬阮揮斥方遒，把個明末鬧的沸沸揚揚，不亦樂乎。近二百年後，乾隆時狀元石韞玉序《復社姓氏傳略》，描摹當時風氣，猶豪氣干城，云：
「我朝大兵南下，福王出奔，而其（按指復社）獄始解。夫士君子生當否運，隱而不見，以庶幾明哲之義，誰曰不可！然食毛踐土，身受國家培養之恩，忠義激發，不能自已，而又同志之士聲氣相孚，則雖千百人，又何疑其為黨哉！復社諸君子正以結有明二百餘年養士之局，此復社之所以異於漢唐也。」[45]
三吳是清初反清鬥爭最為慘烈之處，而士子或待時而動，或聯絡海外，反反覆覆，始終不穩。除了瞿式耜在南明永歷帝處堅持抗清外，降清諸公也首鼠兩端，懷抱異志。《柳如是別傳》為義寧陳氏晚年力作。是書雖托為勾稽考證錢謙益、柳如是之姻緣家事，實藉以披露清初江南文士集團圍繞反清及復明大業之幽隱，及降清「貳臣」心態之曲委，以至以錢牧齋率先輸誠之「漢奸」，卻私下「通海」與閩南鄭氏聯絡，猶望於「復明」之有成。此為學術界共知，毋庸再論。
所以穩定中原，必須穩定江南，而穩定江南必須安撫士子。新朝政權與江南遺老的契合點，就是保持和發展以理學為根本的禮義文化，這也是康熙不遺餘力尋求的政權基礎。《柳如是別傳》云：「寅恪嘗論北朝胡漢之分，在文化不在種族。」[46]亦此中轉折之關鍵。中國向無種族殄域，無論是「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者則中國之」的古訓，還是「中國有禮義之大，故稱之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孔穎達疏）的續議，都可以證實中華文化特有的開放胸襟和包納特色。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語，今之世幾乎人人能道之。但顧炎武初為此語，尚有意義更深者，這就是「亡國」雖痛，猶不如「亡天下」也。顧氏原話為：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至於率獸食人，人亦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稽紹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況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非其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棄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自正始以來，而大義之不明遍於天下，如山濤者，既為邪說之魁，遂使稽紹之賢，且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顧夫邪正之說不能兩立。使謂紹為忠，則必謂王裒為不忠，而後可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職者與焉。」[47]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乃史之名篇，「為稽侍中血」為文天祥《正氣歌》所詠之名事。顧氏以此立論，無疑是故擇峭崖起伏而為，以收振聾發聵之效，亦藉以指斥當時之無父無君，不顧廉恥的變節士人。
以今日觀念視之，顧之所謂「天下」，實際上是價值觀念及其體系。如果能夠保存、延續和發展這種價值體系，朝代鼎革不過是「易姓改號」，成功與否是君臣職官等「肉食者」的事，與百姓無關。但如果變亂維繫社會的價值體系（大義），包括由於因異族統治帶來的劇烈文化變革，就會殘害人民和引起社會的相互殘害（「率獸」與「食人」當然是比喻語），那麼每個百姓都有與職官同等的責任，來捍衛抗爭之。這段話一方面為江南各地士民一體的反清武裝鬥爭及時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未嘗不是指出消弭這種激烈抗爭的解決之道，這就是確立承襲明制的文化政策，或者說把「武化」統治轉變到「文化」的軌道上來。顧氏對著作《日知錄》經世濟民的主旨毫不含混，道是「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世。」[48]並一再表示「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於來學，待一知於後王。」[49]「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50]
顧炎武的觀念是否達於天聽，亦屬「查無實據」。不過有一則記載似乎透露了一些消息。李光地《榕村語錄》續集卷七：
「余閣學時，上（按指康熙）一日忽問：『《續綱目》如何？』余曰：『臣生平極不喜此書。朱子《綱目》義例，有以主天下者，便以統歸之。秦、隋之無道，尚為正統，而況元乎？舜東夷，文王西夷，惟其德耳！』不謂此語與上意合，余遂升掌院。東海（按指徐乾學）由此深嫉，而揚言於上曰：『李某竊聽余論而剿之。』」
李氏之論，無非也就是一統之道「在文化不在種族」的意思。如果我們知道徐乾學三兄弟正是顧炎武的親外甥，可以「揚言於上」的自然有成套理論，肯定不止李光地自鳴得意的這幾句了。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上元節，賜廷臣宴，觀燈，用柏梁體賦詩。上首唱曰：『麗日和風被萬方。』廷臣以此屬賦。上為制《昇平嘉宴詩序》，刊石翰林院。」[51]可歎的是，自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告天，興兵反明；天啟七年陝西澄城因饑民苛政爆發農民大起義以來，京師已有六十餘年沒有洋溢過「天下太平」，雍雍穆穆的景象了。
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戊寅，上次曲阜。己卯，上詣先師廟，入大成門，行九叩禮。至詩禮堂，講《易經》。上大成殿，瞻先聖像，觀禮器。至聖跡殿，覽圖書。至杏壇，觀植檜。入承聖門，汲孔井水嘗之。顧問魯壁遺跡，博士孔毓圻占對甚祥，賜官助教。詣孔林墓前酹酒。書『萬世師表』額。留曲柄黃蓋。賜衍聖公孔毓埏以次日講諸經各一。免曲阜明年租賦。庚寅，上還京。」
孔府的儀門不知有多少年，多少代沒有能「今始為君開」了。這既是新朝皇帝的君臨，又是宗儒弟子的朝聖。既是皈依華夏的典禮，又是文化指向的抉擇。三十一歲的康熙在三孔典禮上的作為，顯得胸有成竹，從容不迫，一板一眼，認真老到，顯然經過精心準備。這也許預示著「馬上得天下」的滿洲貴族，亦與歷代征服者如拓跋鮮卑、契丹等民族一樣，從此踏上融合於中原文化的不歸路。也類於以宗奉喇嘛教贏得蒙、藏貴族的合作。這都是換取統治權必要的文化代價。滿族最終消融了自己的特質，偃武修文。以至今日滿文已成專學，而滿語惟有「薩其馬」等詞彙和捲舌音還保留在老北京的口語中，滿族文士反而以對中華傳統文化之篤信、熱誠和精純著稱，也就毫不奇怪了。
我相信，在這兩個具有象徵意義的典禮上，性德和曹寅就站在康熙的身後。[52]
這樣，康熙終於順利地為「武功文治，盛世明君」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清史稿·聖祖本紀》贊論曰：
「聖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錫。早承大業，勤政愛民。經文緯武，寰宇一統。雖曰守成，實同開創焉。……久道化成，風移俗移。天下和樂，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後世想望流連，至今不能已。」
那麼，康熙是否就是顧炎武期待的「後王」，「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呢？我想讀者諸君仁智互見，自不須在下饒舌了。
余論
正如大家知道的，當今天說起老捨、啟功、侯寶林等等大師時，都是在列舉現代中國文化的頂尖代表人物了。推求這種大趨勢「起於青萍之末」初始，還應歸到性德。他不但是滿洲貴族中最早得到漢族文士認同的文人，還和曹寅兼有「文化使節」的身份。過去說法每被稱為「籠絡」甚至「文化特務」，其實應該視作滿漢文化融合的功臣。說到《紅樓夢》，那已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壓卷之作，以致滿漢人士中造出「開談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說法，在白話長篇小說摘取了文學桂冠上鑽石的今天，《紅樓夢》對於每個中國人的文化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紅樓夢》的誕生，標誌著滿漢文化融合的高峰。
所以，自「納蘭詞」的逼真模仿，到《紅樓夢》的全面創新[53]，
實質上標誌著滿族完成了從主動融入到共同創造中華主流文化的過程。吾嘗言：
「『康、乾盛世』是中國傳統社會最後一個盛世，也是近世中西文化衝突交流以來的最近一個盛世，這種成就其實和康、乾二帝的文化雄心相匹配。從《古今圖書集成》到《康熙字典》、《佩文韻府》、《全唐詩》及《四庫全書》等大型和超大型書籍的編輯彙刊，都可以看作是一種相當及時的文化總結。作為皈依了中國文化的最後一代異族君主，他們自覺不自覺地倣傚歷代英主，希望在『文治』上，包括文化建設上超邁前人。」[54]
《清稗類鈔·文學類》開首解說「文學最盛之原因」時說：
「愛新覺羅氏自太祖肇基東土，至世祖入主中夏，傳十帝，歷二百六十八年。一朝文學之盛，所以能軼明超元，上駕唐、宋，追蹤兩漢者，蓋有六大原因焉。一，由於開國之初，創製滿洲文字，譯述漢人典籍，而滿人文化開。二，由於信任漢人，用範文程之議，特選士於盛京，而漢人之文教行。三，由於入關以後，一時文學大家，不特改仕新朝者多明之遺老，即世祖、聖祖兩朝正科所取士，及康熙丙午年博學宏詞科諸人，其人以理學、經學、史學、詩詞、駢、散文名家者，亦率為明代所遺，而孫奇逢、顧炎武諸儒隱匿山林，又復勤於撰著，模範後學。四，由於列祖列宗之稽古右文，而聖祖尤聰明天親，著述宏富，足以丕振儒風。五，由於詔天下設立書院，作育人才。六，由於秘府廣儲書籍，並建七閣分貯，嘉惠士林。有此六原因，是以前古所有之文學，至是而遂極其盛也。」
出於題目的原因，作者在這裡隱惡揚善，忽略了幾代文字獄的厲禁和其中充滿的血腥，活像現今的官方悼詞。我想，除了康熙親政以前的莊廷鑨《明史》案等，是屬於「文倀」如吳之榮之流漢奸作祟而外，中期一直延續到乾隆朝的文字獄案，亦是這種「文化磨合期」的表徵。[55]漢字詞語的多義和歧義特點，加上詩文修辭的豐富複雜，對於熱情高漲的滿洲新學生來說，更像是一種容易迷戀其中的漢文字遊戲，可以積極發揮此中的想像力。所以他們懷著極大的興趣，努力發掘、挑剔有意或無意的文字疑點。宜乎魯迅有《隔膜》一文揭此底蘊。[56]「磨合」或者「隔膜」這樣的用語，對於成千上萬的文字獄受害者來說，也許太嫌輕飄，這畢竟是中華文化史最黑暗的部分，通常它們只是在歷史的註腳中出現。
整體來說，《清稗類鈔》的這個總結還是相當及時，而且發人深省的。尤其是其中二、三、四諸點，攸關本文題旨，故錄之以為終篇，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1999年5月於京西臥看山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