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權威的瞎話及其他
人文新校本《紅樓夢》，自1982年到現在，已經問世二十五週年，現在即將出修訂三版。書沒見到，序言已經發表在近期的《紅樓夢學刊》，並在網上廣泛傳播。又該有好戲看了！
好看就好看在，這篇由紅學界個別權威撰寫的序言，一上來就批評作家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簡稱庚辰校本），當然是著重批評作為該書校訂者的我本人。如果在通常情況下，像這樣對一本書和一個作者（包括校訂者）提出批評，本來是件好事，有助於引起更多讀者的注意，促進一些文化或學術問題盡快得以澄清。
然而這篇由當今所謂紅學權威撰寫的序言，卻顯得很不尋常，很不冷靜，連他所批評的這部書的前言後記和校勘說明都沒有認真仔細地看，就在那裡睜著眼睛說瞎話，而且說得振振有詞。
瞎話之一：「新出的以庚辰本為底本的校訂本，尤其是○六年作家本，大量用了我們的校訂成果……遺憾的是作家本的校訂者，並不說明他的校本上的校文，基本上是用了前人的成果。」（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下同）
事實是，○六年作家社所出庚辰校本的《校勘說明》中，分明寫著：「本書的校訂，盡可能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繼而所列「參校書目」中，更清楚地包括了程高本、亞東本、人文舊本、俞校本、人文新校本等在內的一長串前人校本的名單。在書的後記裡也再次強調：本書的校訂「是在前人已有校勘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不僅亞東本、作家舊本、人文舊本、俞校本、新校本、俞輯、陳輯、朱輯，即便是程高本和現存各脂本抄手所作的合理校訂，也都分別對本書的校訂提供了有益借鑒。」這些白紙黑字的話，權威的眼睛怎麼就看不見？或者明明看見了，卻不能像常人那樣理解？不過，明眼人一見便知，權威在寫這篇序時，顯然窩著一肚皮的火，只是倉促間沒有找好發洩的由頭罷了，所以在那裡盡說瞎話。現在既然他提到了這件事，不妨順便反問他一句：過去的新校本在校訂時亦明顯存在著「大量用前人校訂成果」的事實，為什麼在其《校注凡例》中卻只列了「參校」現存各脂本和程本，而絕口不提他們主要參照的俞校本、亞東本和人文舊本等有標點斷句的現代校印本呢？所以我想，是不是應該在這篇權威的序文中，把批評○六作家版庚辰校本的話，改為對新校本的自我檢討呢——這才真正合乎客觀實際。像他現在這樣自己不提繼承前人校勘成果，卻反而去高調指責公開宣稱繼承了前人成果的人，其滑稽就不是古人所稱「五十步笑一百步」所能形容的了，倒更像是一個臨陣脫逃了無窮步的將軍，回過頭來大言不慚地申斥堅守陣地而寸步不離的士兵為什麼「膽怯」。
瞎話之二：庚辰校本「在《校勘說明》裡明確說：『補改文字，一律用黑體，使之和原抄文字相區別，便於讀者區分比較。』這段話分明就是告訴讀者，這些用黑體字排的文字全是他新校出來的。而實際上這些用黑體字排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我們早就校出來的。」
事實是，稍許看過一下庚辰校本的人都知道，此書乃「紅樓夢脂評校本叢書」之一，將補改字用黑體標出，是為了讓讀者更直觀地瞭解原底本上的抄誤和脫漏，便於對比研究。這和此前作家版的另一種《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簡稱甲戌校本）的體例是完全一致的。對這兩種最具代表性的、有著特殊研究價值和鑒賞價值的脂評抄本的校訂本，採取讓人一目瞭然的透明化校訂方式，已經在此前的五六年間受到專家、讀者的普遍歡迎和讚賞。甲、庚二校本一經推出便連續再版，就是最好的證明。姑且不論這種「補改字用黑體」的方式優劣如何，總之其含意和作用即如上述，則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試問：庚辰校本的《校勘說明》裡何曾有一言半語，表明這些「用黑體字排的文字」就全是此本校訂者「新校出來的」呢？怎麼我們的權威連這麼簡單的邏輯思維能力都不具備？此外，這位作序的權威如果仔細地讀一讀甲、庚二本的《校勘說明》，還可以知道：已出版的這兩種脂評校本的校訂工作，豈止是「用黑體字排的文字」一項，還有數量遠比這多出若干倍的原抄錄者習慣性錯字，因其出現頻率較高，一般不涉及版本之間的內容歧異，便都採用了徑改而不用黑體、亦不作校注的方式。若是再加上此本對新校本將原底本上的後人妄改字句亦誤當成庚辰本文字加以認定的大範圍糾正，以及對前人在斷句、標點、分段等方面諸多訛誤的糾正，就更能對比出作家版庚辰校本在《紅樓夢》校勘上所取得的進展。說它在這大大地超越了新校本，亦並不為過吧。反正白紙黑字就擺在那兒，既不是我這個表白、也不是權威們的幾句不實之詞就可以改變得了的。但是，我不得不再次反問一下這位作序的權威：你真的拿得出足夠的證據來證明庚辰校本上的所有校訂、或者說「用黑體字排印的校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新校本「早就校出來的」嗎？這還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又可不可以請你把自己的校訂文字和以前的亞東本、作家舊本、人文舊本、尤其是俞校本作一個對比，看看新校本又該有百分之多少的校文（包括標點、斷句等）是屬於吸收前人成果的產物？
本來，這種違背起碼常識和基本邏輯的言論，實在不值一提。但由於這樣的瞎話出自當今的所謂權威之手，又赫然印在一個權威校本的前言裡面，其對普通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的誤導，是不容忽視的。當然誰都可以用一些大致的統計數字去表明一個校訂本與另一個校訂本的水準差異，但關鍵在於，到底應該把著眼點放在哪一邊——是該去統計各本之間的相同點還是不同點？想想看，一部出版了幾百年的經典名著，如果說前前後後的校訂本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校文都是相同的，那有什麼奇怪？真正值得去統計和關注的，恰恰應該是那並不相同的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以下的校文。別說百分之十，就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一，算算看在前八十回中該有多少——起碼也得三四萬字或六七千字吧（當然包括標點符號在內）。《紅樓夢》文本校勘的突破與進展，恰恰就體現在這並不相同的三四萬字或六七千字當中。這就如同我在庚辰校本的初版後記裡提到的：「任何一個稱職的後來校訂者，都應該對前人的成果不滿足才行，尤其是對前人留下的誤校和未解難題，絕不可以等閒放過，更不可以不加辨析或不作深思地亦步亦趨，陳陳相因。」
我本人從來都沒有說過我的校訂就不存在錯誤，但甲、庚二校本最大的優長之處，恐怕正在於對以新校本和俞校本為代表的前人校訂中陳陳相因的諸多誤校，進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排雷式搜索。這是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學者和普通讀者，都可以一目瞭然見到的。有人抓住其中難免會存在的一些誤校，或他自以為是誤校的一些文字大做文章，試圖以此來貶低或全盤否定甲、庚二校本在《紅樓夢》版本學和校勘學上取得的重大進展。我始終堅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無情的歷史終究會作出公正的裁決。
瞎話之三：「本書（指新校本）自初版以來，不斷收到各地熱心的紅學朋友的來信來稿，有的熱情鼓勵，有的指出錯誤，對我們都有很大的幫助。……在此我們謹向以往所有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指謬商榷和來信來電的讀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謝！」
這又是地地道道的瞎話。為什麼呢？因為一看那扭曲不堪的古怪措詞就知道，這種所謂的「感謝」，實在太不「衷心」，虛假得連腳背都蓋不住。既然是歡迎和感謝別人的「指謬商榷」，為什麼不直截了當地使用「所有」或「一切」之類的前置詞就行了，卻非得絞盡腦汁地在後面附加一個「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和「來信來電」的限制語，偏偏不包括在正規學術專著和其他校訂本上對其「指謬商榷」的意見。序作者設下這道關卡的真正目的，說白了，正是為了不包括鄧遂夫在庚辰校本的校訂中所指出的新校本數以千計的校訂失誤，或者說在這次新版中部分地暗中改過了卻羞於提及。
作為一種對照，本人在這篇小文中卻要再次重申：不論是對已經出版的甲戌、庚辰二校本，抑或即將出版的蒙府校本，本人都一如既往地懇請所有的專家和讀者多多提出寶貴意見——主要是糾錯。我從來都公開承認自己的校訂不可能沒有錯誤，只要一經發現查實，我一定會迅速地加以改正，絕不會數十年如一日地讓它錯下去卻還心安理得。這是一個學者最起碼應該具備的學術品格問題。
但是我又不能不提醒一下個別的權威學者，歷史已經進入到一個更加寬鬆和諧的時代，過去那種擁有一點小小的權力便唯我獨尊、對異己者動輒施以壓制打擊的思想態度，也到了該收斂一下的時候了。我當然明白，像我這樣終於站出來對個別權威表示一點異議，往後的《紅樓夢學刊》定然不會再停留於僅僅對鄧遂夫的文章加以封殺，或僅僅暗中撤銷我的紅學會理事頭銜和不讓我參加一切學術會議等等，而會在繼續圍剿周汝昌、劉心武的同時，立即提升對鄧遂夫的圍剿火力。不過我總在想，難道他們就真的沒有一點點勇氣和自信，哪怕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學術刊物上稍微裝一裝樣子，讓那被圍剿的對象也在上面說說話？難道讓人說話天就真的會塌下來？
紅學界「罷黜百家，獨尊權術」的風氣何時了！
行文至此，似乎得稍微解釋一下我此前此後的基本態度。
凡有所瞭解的朋友都會知道，鄧遂夫在學術上向來是個「拚命三郎」式的迂夫子。但在為人處事上，卻是吃得虧、忍得氣、想得開的豁達之人。儘管個別權威很早就以莫須有的理由，對我無端壓制多年，我也從沒有像今天這樣公開站出來喊叫一聲，更沒有去打掃不時會降臨的「門前雪」；年青時好打抱不平的性格，也曾讓我一度難以容忍他們對別人所施的暴力，但我還是一直克制著，沒有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但我畢竟是人，不是泥塑木雕的無知覺者，難免不在這些年的研究中偶爾流露一點不平之氣。有的讀者和網友因不瞭解情況，對我以前的某些文字可能會感到奇怪。不過此刻我仍然只想吼一嗓子就作罷，不想去揭那些令雙方都不快的瘡疤。雖然我預料得到，有人還會不斷地給我顏色看。我依然會我行我素，走自己的路。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回頭重看一遍前面的文字，忽然覺得是不是犀利了一點。本來那些瞎話就是人家急不擇言暴露出來的軟肋，回手可不可以溫柔些。可試了試，還是沒法改寫——除非仍像過去那樣隱忍不吭聲。看來真不是文字上的問題，而是那事實的本身有點令他們「太傷自尊」，所以才略顯犀利。
由此使我悟出，魯迅當年的雜文，何以被稱為「匕首與投槍」？並不是魯迅的文字就真有那麼大的殺傷力，而是他從來不去寫隔靴搔癢的東西，忍無可忍了，才對準肇事者的軟肋，閒閒地一刺，卻往往讓人痛徹肺腑。細品魯迅的文風，其實和乃弟周作人的「苦雨齋」閒適文並無太大的差異；那讓人感覺出來的差異，或許更多的正在於出手的部位不太相同吧。
所以，出於好心，我倒是建議那寫序的權威，如果見到此文，覺得還稍有可取的話，不妨趕緊拾掇拾掇自己的序文，趁書還沒印出來，或印出來了還沒發行，乾脆重印了撤換一下。學刊發了，網上貼了，也無甚要緊，那影響總是暫時的；書印出去讓人看笑話，影響可就大了。「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能夠及時發現並改正謬誤，能從善如流，才是真正的大家風範啊！
既然話已經說到這個份兒上，索性把心裡憋了很久的一個想法一吐為快。
我想說的是周汝昌先生。他今年已經九十歲了，儘管思維還很活躍，寫作也異常勤奮，畢竟歲月不饒人，有他參與的研紅時光恐怕不會太長了。我們要懂得珍惜！周先生即便真有什麼不是，他畢竟給世人奉獻了前所未有的那麼一大筆學術財富，其在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尤其對當代紅學的惠澤不可謂不深遠。而他至今仍以老病之驅，如春蠶吐絲般不斷地輸送出浸潤其灼灼思想光華的大量新著。對這樣一個為紅學、為中華文化獻出終身的老人，再不珍惜，如何向世人、向歷史作交待？
對周先生及其學術成果的珍惜，可以說在當今的絕大多數學者和紅學愛好者當中都並不成問題，在海外也不成問題，在未來的歷史上相信也不成問題。而問題恰恰出在他自己所在的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上，豈非咄咄怪事！
如今的紅樓夢研究所設在這個單位，中國紅學會也在這個單位，全國唯一的正式紅學期刊《紅樓夢學刊》也在這個單位，新校本的校訂也在這個單位，紅學的個別權威也在這個單位。但恕我直言，這個單位最大的亮點，恐怕還在於周汝昌先生的存在。若是有人刻意地想從自己的單位把周先生的影響盡可能抹掉，豈不是自毀長城！
不論權威們承認與否，周先生在紅學史上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以及他作為當代紅學泰斗的不可替代的資格，甚至作為一個具有多方面造詣的真正的國學大師的身份，恐怕都是不容抹殺的。
不妨假設一下，要是在美國的哈佛大學或英國的牛津大學，擁有周汝昌先生這樣的學術泰斗級人物，恐怕早就將其視為國寶，當作學府的最高偶像了——其珍貴與保護的規格不難想像。
可是，身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現今最高齡的研究員而且著作等身、至今還筆耕不輟的周汝昌先生，由於長期以來無職無權，卻成了本院大權在握（或曰在控）的個別權威切齒痛恨的眼中釘，甚至成了本院《紅樓夢學刊》持續圍剿（不乏人身攻擊）的活靶子。
試問：這正常嗎？這符合建立和諧社會的準則嗎？
今後該怎麼對待，的確值得該院領導乃至我們國家相關領導深思！
200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