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寫法和整體觀照
模糊性,是人們認識中關於對像屬類邊界和性態的不確定性〔1〕。這看似灰色的概念,卻是文學藝術創作的規範:眾所周知,文學的主體是情感,而情感難以定性、定量、定位,這就決定了表現情感的文學,如實直說,反遭人厭;委婉朦朧,稱為上品;模糊到「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歎為觀止。
在我國古代小說家中,對模糊性創作規範最先具有自覺意識的是曹雪芹:《金瓶梅》問世之前,我國的長篇小說按照魯迅的意見不外兩類,一為「講史」,一為「神魔」〔2〕,這講「史」說「神」的大題材,使作品缺乏文學起碼應該具有的「借一斑以窺全豹」的模糊性。《金瓶梅》別開生面,以描寫家庭日常生活來反映社會問題,賦予了作品「從大處著眼,往小處說」的模糊格局;但《金瓶梅》對明代後期社會惡濁的滿腔怒火,在「一味的寫壞」中,毫無遮攔地直線噴發,缺乏模糊性的緩衝機制;尤其是書中大肆氾濫的自然主義的庸俗描寫,葬送了選材帶給作品的模糊格局。或許蘭陵笑笑生的敗筆啟示了曹雪芹,他意識到了創作猶如畫大觀園一般,「照樣兒往紙上一畫,是必不能討好的」〔3〕,囿於「真情實景」,無深刻寓意的,「不算好」, 「寓大意,才算是大才」〔4〕;因為,藝術的好處在於「有口裡說不出來的意思」〔5〕的模糊性。他非常講究藝術的模糊背景,「遠無鄰村,近不負廓,背山山無脈,臨水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峭然孤出,似非大觀」〔6〕;他主張用模糊的原則處理材料,「該添的要添,該減的要減,該藏的要藏,該露的要露」〔7〕,從而把《紅樓夢》寫得「玄之又玄,無上妙品,不可思議」(解庵居士語),讀之,「如捉水月,祗挹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戚蓼生語)。
顯然,《紅樓夢》是以模糊性的總體寫法登峰於古代長篇小說創作領域的。本文擬從整體出發,對作品運用的模糊寫法作些探討。
機制的模糊性作品採用何種總體寫法,總要受到作品運行機制的制約,即總體寫法同運行機制在個性方面必須保持一致。那麼,《紅樓夢》的機制是否有模糊性呢?
《紅樓夢》開宗明義: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雲,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故曰「甄士隱」云云。……故曰「賈雨村」云云。
這是作者借鑒唐宋以來「說話人」的筆法,在作關於創作契機的自白。
理解這開場白的關鍵在於何謂「夢」、「幻」?俞平伯在1921年致顧頡剛的信中指出:「由盛而衰,由綺膩而淒涼,由驕貴而潦倒,即是夢,即是幻,即以提醒讀者。」俞先生在紅學上的功過,我們姑且不論,此處他對「夢」、「幻」的理解是對的。據此,可將《紅樓夢》的開場白破譯為:作者遭受過由綺膩驕貴一下子落到窮困淒涼的災難,其間,對政場黑暗、世態炎涼有切心感受,但文網恢恢,不能明言,只好「將真事隱去」,借通靈之說,撰此小說,進行隱晦曲折地反映,以抒悲懷,以發憤志。所以說「真事隱」, 「假語真」。
作者自白的創作契機,道出了作品的兩個運行機制,一是真假轉化機制,二是現實與非現實的轉化機制。
作者既要針貶社會,又要逃避文網,就不能採用實話實說的史家筆法,只有借冠冕堂皇之言,秉春秋刀斧之筆,操含沙射影之術,才能寓傷時罵勢之旨於囫圇不解之中。但是,真事的「隱去」,並非是對真事的「抹去」;真事要寫,無非是「隱蔽」地寫--「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這就給作品帶來了第一個運行機制:真假轉化機制。
值得注意的是,《紅樓夢》轉化過程中的「真」、「假」,不是概念意義上的絕然對立的真假,而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的真假,是「真而不真,假而不假」的真假。由於《紅樓夢》「於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8〕寫得似真似假,就勢在必行了。
從似真似假這轉化效果看,作品的真假轉化機制實質上是個模糊的內容的機制。內容模糊了,「俾閱者用心全注於女兒羅綺之中,不復暇顧及它事」〔9〕,麻痺「檢查官」耳目的作者目的也就達到了。
《紅樓夢》作為一部小說,當然也不允許用「史筆」直接表現傷時罵勢之旨。作品的開場白告訴我們:《紅樓夢》是作者借助虛擬的通靈之說,經過「一番夢幻」的慘淡經營,才隱去了真人真事--幻化了生活素材而寫成的。換言之,作品是曹雪芹對現實材料進行「虛擬」、「幻化」的結果。這又道明瞭作品的另一個運行機制:「虛擬«幻化«現實」的現實與非現實的轉化機制。
《紅樓夢》主體,頑石«通靈玉«賈寶玉,不就是「虛擬«幻化«現實」的轉化機制的體現麼?
《紅樓夢》以頑石的傳奇、木石前盟的出典為起始,虛誕上下,幻化東西,把作品的整個開端搞得虛無縹緲;而後,幻景四出,「轉化」不斷,唱「好了歌」,論正邪說,出通靈玉;繼而夢遊太虛幻景,曲演紅樓夢,迷指十二釵,出警仙,飲仙醪,臨迷津;後又起金玉良緣,照風月寶鑒,述可卿夢告,……;這一連串的虛幻內容,不是表明了作品的運行憑借的是現實與非現實的轉化機制麼?
但「轉化」只是一種現象,機制的宗旨卻在於委婉朦朧地表現作品的主題。因此,現實與非現實的轉化機制實質上是:模糊主題機制。
模糊內容、模糊主題的兩種機制,是《紅樓夢》運行的雙軌。它們使全書處於煙雲模糊處,造就了作品不是一覽無餘,而是渾厚含蓄的藝術特點。
無疑,《紅樓夢》的機制具有模糊性。而作品模糊性機制的運轉,必須得到結構非線性的保證,因為線性結構具有的清晰性為模糊機制所不容。這就決定了《紅樓夢》結構的非線性。
結構的非線性或許沒有一部作品能比得上《紅樓夢》有那麼多異名了。且聽甲戌本第一回的介紹:
空空道人……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至吳玉峰題曰《紅樓夢》,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鑒》,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
作者詳細介紹作品書名變遷的經過,當然不是沒有目的的。書名是作品表現角度的體現,曹雪芹在介紹作品五種異名的同時,含蓄地流露了作品的五種表現角度:《石頭記》--表現「無材可去補蒼天」的別仇離恨,「枉入紅塵若許年」的希望幻滅;《情僧錄》--讀「石頭」,道號改情僧;改書名,模糊大旨為談情;《紅樓夢》--幻、幻、幻,遍罩華林是悲雲;夢、夢、夢,人生如夢一場空;《風月寶鑒》-- 寫鏡子,重在於可照正反;看作品,何嘗不是兩面鑒;《金陵十二釵》--主寫裙釵,終結「千紅一哭」、「萬艷同悲」;歌頌女子,指歸破除樊籬,標新立異。
曹雪芹結構《紅樓夢》,著眼的是上述的五種表現角度。這五種表現角度在作品中表現為「相生相剋、相互制約」關係的事實,說明了《紅樓夢》的結構原型是中國的文化原型,即陰陽五行的宇宙學說;換言之,《紅樓夢》的結構是按照中國具有模糊特徵的有機自然觀組成的,「它改變了以往如《水滸傳》、《西遊記》等一類長篇小說情節和人物單線反展的特點,創造了一個宏大完整而又自然的結構」〔10〕。它注重的是各種表現角度整體的協調與協作,強調的是整合效應,排除了有線性的、邏輯性的清晰觀念,表現為具有審美價值的非線性、模糊性。
《紅樓夢》結構的非線性,是對以前的小說結構有線性的積極揚棄。以前的小說,在結構線性的律動下,勢必把創作素材中的不確定因素拒之門外,淘汰不顧;勢必要設法固定素材中的一切變量,排除素材中不符既定結構的其它目標;從而進行單變量、單目標、單素質考察-- 抓住一條線索對素材的因果聯繫追根尋源。而《紅樓夢》在結構非線性的要求下,必然以規模龐大、關係複雜、變量巨大、關係眾多的現實社會為創作對象,把素材中的各種不確定因素接納入創作思維,以不同的表現角度進行觀照,給之找到由不確定性向確定性轉化的藝術辯證途徑。所以,《紅樓夢》是一個多元素的綜合體,是整個社會的縮影,是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要是說,線性結構具有的是封閉性,那麼,《紅樓夢》非線性結構呈現的是開放性;要是說線性結構呈現的是清晰的幾何圖形,那麼,《紅樓夢》的非線性結構呈現的是一座大山,粗瞧倒還能得到一個模糊的輪廓,細看卻模糊得難以描述。
而這卻有力地保證了作品模糊內容、模糊主題的兩大機制的運轉。
《紅樓夢》是寫什麼的?不同人就有不同的回答;即使曹雪芹再世,也未必能將這問題答得令人信服。造成這種尷尬局面的原因,在作品結構的不拘一格上。它開放得把素材中的不確定因素接納進了作品,在這不確定性的內容系統中概括出來的確定性論斷,當然只能代表一家之說。
紅學界眾說紛紜的莫過於主題說,誠如魯迅所言,《紅樓夢》「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幃秘事,……」〔11〕而造成這「各有所取」、「莫衷一是」局面的原因又在結構的非線性上。因為結構非線性、開放性的結果,使作品不同層次、不同等級的內容,產生了在孤立狀態下所沒有的「突現」的新質--複雜的特性、複雜的功能、複雜的意蘊、複雜的信息等等,它們可以組合出作品多種旨意.從而大大地模糊了作品的主題。
結構非線性的作用沒有到此止步,它還削弱了作品情節的外在聯繫性。增強了它們的內在溝通性,使情節也具有了模糊的特徵,帶上了暗示性。
情節的暗示性茅盾說過:「《紅樓夢》開頭幾回就把全書的結局和主要人物的歸宿,用象徵的筆法暗示出來」〔12〕。其實,《紅樓夢》的暗示何止表現在開頭幾回,「書中詩詞,悉有隱意,若謎語然」〔13〕。當然,也不限於詩詞,「《紅樓夢》的情節充分體現了雙關性、多重性、暗示性,無論從那一情節線索看,都可以窺見、揣摩、聯想到許多與此相關的似斷似續、若明若暗的情節線索,乃至隱藏著的伏線〔14〕」。
《紅樓夢》情節的暗示性首先表現為一種「朕兆」、一種「端倪」,甄士隱的夢幻、好了歌的註解、十二釵的判語、紅樓夢的曲詞,還有人物的詩詞謎語,都是這方面的表現。「朕兆」、「端倪」的多義性,模糊了這類暗示性的情節。例如,在襲人的判詞前面,「畫著一簇鮮花,一床破席」,畫面寓「花氣襲(諧音席)人」四字,這只是一種含義;另一種含義,暗示襲人性格外表柔美、芬芳如鮮花,內裡下賤、醜陋得似破席;又一種含義,鮮花示貌美,破席示被人睡了又睡,畫面寓襲人操行不良;當然還有其它含義。
作品情節的暗示性還表現為「應脈」、「伏脈」。第十五回,僅「秦可卿大出殯」一節,可使一般作者應接不暇,但曹雪芹卻忙中偷閒,想方設法讓送殯路上的寶玉到一個莊戶人家稍事休息,藉機刻劃了二丫頭這個人物。作者為什麼要不計工本地描述這個「紡績女」呢?這看似游離的情節,作用有二:一是為了「應脈」--響應前面對巧姐命運的暗示:「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女在那裡紡績」,說明今天還在富貴場中的巧姐不久就要變成莊戶人家的「二丫頭」了;二是為了「伏脈」,預示面臨巧姐的不僅是富貴種淪為紡績女的命運改變,還是一場思想感情的脫胎換骨,因為二丫頭全身閃耀的是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是有別於大觀園所有女子的新女性。巧姐被狠舅奸兄賣掉,後為劉姥姥所救,成了以紡績為生的村莊丫頭的結局,是作品開頭暗示出來的;她以後使壞事變好事,成了自食其力的新人,卻是在二丫頭影子中伏下的脈。而這一「伏脈」的本身,且又應了巧姐判詞名「留餘慶」(認為是大好事)所伏之脈。這類具有「應脈」、「伏脈」功能的情節,使《紅樓夢》寫得猶如霧中神龍,只露一爪一鱗,全龍任憑讀者去想像。
《紅樓夢》的暗示不但表現在一情一節上,還表現在細枝末節上。例如,寶釵所用之藥「冷香丸」,藥料為:白牡丹花蕊、白荷花蕊、白芙蓉花蕊、白露日之露、小雪日之雪:全然冷白之色;同她住室的「雪洞一般」,居處「梨香院」(以色求之梨花又為白色)的名字連起來看,暗示性的模糊陰影就出來了:這是否在應「壽怡紅」一回伏下的人物「無情」之脈?這是否在伏「青春已大守空閨」之脈?我們反對從作品的字裡行間主觀唯心地去找微言大義,但是,由於《紅樓夢》運用了象徵暗示的手法,原來本多「微詞曲筆」,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又如,黛玉之「林」姓,前世的為絳珠「草」,連同她的生平遭際一起看,就具有了下面的暗示內容:「林」取其五行屬木;木從水生,所以她的父名叫「如海」;「草」,取其四季中屬春:春去夏來,火把木燒成灰,她就少年夭折。諸如此類具有暗示性模糊陰影的細節,在《紅樓夢》中是不勝枚舉的,它們隱隱綽綽得猶如海市蜃樓,令讀者不得不去探勝尋幽,去追根溯源。
顯然,要使情節具有暗示性,描述就不能太座實。的確,《紅樓夢》情節的暗示性,依賴的是描述的模糊手法--不確定性。
描述的不確定性在對大觀園勝景題詠的述說中,曹雪芹借人物之口,批評賈府清客對景的題詠描述「俗陋不堪」,原因在於「太板」、「又實」、「過露」,認為描述事物不能老是「著跡地說起來」,而要「蘊藉含蓄」。
曹雪芹不但在主觀上認識到描述要「新雅」、「神韻」,而且在創作實踐中,一反「才子佳人等書」對描述對像膚淺的思索和笨拙的模擬,「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賦予描述以不確定性。
為了追求描述的不確定性,曹雪芹對對像多用不「著跡」的寫法。林黛玉的相貌可謂美矣,但翻遍全書,作者對她的外貌竟然沒有作過一點確定性的描繪;黛玉出場時,作者寫她:「兩彎似蹙未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眉毛寫到了,「似蹙未蹙」--不確定;眼睛寫到了,「似喜非喜」--不確定;描述眉毛,像一抹輕煙,粗細長短沒有說明--還是不確定;描述眼睛,渾說為一雙「含情目」,不提形狀大小及眸子深淺--仍舊不確定!接下去,作者又對其作了一系列不確定性的描述:「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作者的描述越是這樣不確定,越能調動讀者的想像力,越讓人感到林黛玉美到無法落實的地步。
為了追求描述的不確定性,曹雪芹對必須著跡描述的對象,總是千方百計使之神韻化。要是說採用不著跡的手法是描述黛玉美之需要,那麼,著跡地描繪外貌是刻劃鳳姐性格之必須。第三回寫王熙鳳長的是「三角眼」--著跡了;「掉梢眉」--著跡了;「三角眼」的凶光,「掉梢眉」的醜相,王熙鳳實在不美。可是,作者用「丹鳳」冠之以「三角眼」, 「柳葉」冠之以「掉梢眉」,淡化了「丑」;再給人物配之以身量體格「苗條」「風騷」的神韻,就顯示了她形容出眾,舉止不凡;又兼人物戴金插銀、一身華麗:王熙鳳就「似美不美」了。這「似美不美」的不確定的神韻,正透露了人物在美的外殼中,升騰著一股殺氣,隱藏著一顆歪心。
作者的不確定性描述沒有在人物外貌上止步,還把其擴展到人物的整體性上。從前的小說,確如魯迅所言,「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15〕。確定化的傾向十分嚴重,致使「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偽,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16〕。《紅樓夢》克服了這種類型化、絕對化的弊端,闖出了確定化的禁區,賦予了人物的整體描述以圓形化--不確定化。在奸詐狠毒的王熙鳳身上,洋溢著精明與幹練;在陰柔詭譎的薛寶釵身上,流露著典麗和才學;黛玉是作者要歌頌的人物,但尖嘴利舌,刻薄得令人退避三舍;寶玉是作者理想的化身,但也沒有「完全是好」的確定化,相反是個最具不確定性的人物,誠如脂批所言:「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不肖,說不得善,說不得惡,說不得正大光明,說不得混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17〕。
令人歎服的是,即使在景物描寫上,曹雪芹不確定性的描述之筆也自然之至,靈活之至,處處挑得起,處處打得通。一株西府海棠,「其絲若傘,絲垂翠縷,葩吐丹砂」。--跡定了;賈政說它「出『女兒國』中」,所以叫「女兒棠」。--案定了;再要把座實定案了的西府海棠靈動化、不確定化,似辦不到了。但曹雪芹有辦法,通過寶玉翻「女兒」案,把海棠描述為「紅暈若施脂,輕弱似扶病,大近乎閨閣風度」--又使描述對像神韻化、不確定化了!又如,大觀園中有許多異草:茞蘭、青芷、紫雲、金䔲草、玉蕗籐、籐蘿薜荔、杜若衡蕪……,要給它們一一神韻化、靈動化,簡直不可想像!但曹雪芹自有辦法,他通過人物之口,說它們就是「《離騷》、《文選》等書上所寫的那些異草」,且一一對照出來,使描述對像突然名見經傳,閃熠出文化的光輝,靈動起來。
總之,《紅樓夢》對描述對像總不肯老是「著跡地說起來」;在描述時,曹雪芹彷彿在不斷地告誡自己:要不確定性,不確定性,不確定性!正是這種不確定性的描述賦予了作品情節的模糊性、暗示性,還給作品語言帶來了朦朧性。
語言的朦朧性《紅樓夢》語言簡約,不求窮盡。作品的好多地方,對事的記述,以點到為止;對意的傳達,「只略用一筆帶出。」為此,脂批常告誡讀者:「不得謂其不均」、「不得謂其不備」、「莫謂寫之不到。」其實,正是這種「不備」、「不均」、「不到」的語言簡約性,使《紅樓夢》的語言似一座大半浸沒在水中的冰山,模糊朦朧,惹得讀者競相索隱。
《紅樓夢》簡約性的語言有「不寫之寫」之妙。第八回寫到「一時黛玉來了」,寶黛說了兩句話後,寶玉就向晴雯問起了襲人,問起托人送來給襲人吃的豆腐皮包子的事,「接著茜雪捧上茶來。寶玉因讓『林妹妹喫茶』,眾人笑說:『林妹妹早走了,還讓呢』。」林黛玉為什麼不告而別?怎麼走的?作品沒有說,留給寶玉去品味,也留給讀者去猜想。但在這語言的空白中,朦朧地流露了黛玉對寶玉之戀已到「妒嫉」程度;「不為相妒不是愛」,林姑娘已在初戀了。
《紅樓夢》簡約性的語言又有「橫雲斷山」、「斷山橫雲」、「山頭戴雲」之妙。書中,有的用「一語未了」夾斷人物對話,人物在下面欲說的話成了懸念,令人品思尋味,浮想翩躚;有的「方談得三五句話」, 忽生出一樁事來,等人物出去回來,或曲終人散,或談興未艾,而人物如何處理這突發事件的,則隻字不提,如「斷山橫雲」,令人遐想;有的由遠而近、由小到大寫來,即至「大處」、「近」處,並非萬萬件細微之事俱繪,而常借「石頭」「未見真切」、「難以盡述」,將有些事一筆隱去,使描述的事,如「山頭戴雲」,在涉茫之中顯出無限丘壑。
令人擊節的是《紅樓夢》簡約性的語言還有「韻外之致」之妙。第三回賈政見了雨村,覺得他「相貌魁偉,言語不俗」;第三十九回劉姥姥初見賈母,「只見一張榻上歪著一位老太太」;……。脂硯齋把作者的這類描述歸納為「渾寫一筆」〔18〕:「一筆」,說其語言之簡約;「渾寫」,示其意蘊之模糊,具有「韻外之致」。賈雨村憑了「相貌魁偉」,引得了風塵知己;「言語不俗」,致使甄士隱以為是「飛騰之兆」,資助他上京趕考,度過難關;又是這「相貌魁偉,言語不俗」,爭取到了賈政的信任,又度過了復職起用之難關;可見,作者的這「渾寫一筆」,寫出了賈雨村的「護身符」!再說賈母,客人劉姥姥到了面前,她居然「歪」著!要是說「相貌魁偉,言語不俗」是賈雨村的「護身符」的話,那麼,賈母的這一「歪」,是宣揚自己富貴權勢的廣告!
《紅樓夢》的描述語言朦朧,人物語言也有「味外三旨」的模糊性。第三十回寫襲人挨了寶玉的窩心腳,「肋上青了碗大一塊」,以至晚上吐出了「一口鮮血」, 「又是羞,又是氣,又是疼」,但「少不得忍著」;在寶玉的賠情下,襲人才道:「我是個起頭兒的人,不論事大事小事好事歹,自然也該從我起。但只是別說打了我,明兒順手也打了別人來。」這話語的本味雖為認命、勸告,但味外之旨卻多了,其中有委屈--「起頭人」換來了「窩心腳」;有擔憂--是否真正能成為寶姨奶奶?有希望--要求寶玉確立她「起頭人」的地位;有推諉--以後變壞了,不要怨我這個「起頭人」。《紅樓夢》人物的三言二語往往有這樣一個特點,言語簡約,但很朦朧,具有「咫尺之間,拓萬里之勢」的藝術魅力。
李漁在《答同席諸子》中說:藝術的語言「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像於無窮耳」。《紅樓夢》簡約性的語言充分體現了這一原則,不求窮盡,留下空白,讓讀者去再創作,而語言也就具有了朦朧、模糊的特徵。
從上面的論述中,不難發現,在模糊性機制的統率下,《紅樓夢》從作品的建構到情節的表現、描述的進行、語言的運用採用了一系列模糊寫法。它們之間且又相輔相成,相互促進,聯繫緊密,組合成了一個嚴密的模糊系統。可見,《紅樓夢》如同唐詩宋詞一般,把本文體的模糊性創作規範發展到無需後人完善的程度,就此而言,《紅樓夢》在傳統小說創作領域不僅是空前的,還是絕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