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飄》的比較
《紅樓夢》與《飄》是兩部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嚴肅的現實主義經典著作。它們都以重大的社會歷史轉型期為取材背景，敘述著蕩氣迴腸、感人肺腑的愛情故事，並且都以愛情的一波三折為作品節奏的主旋律，反映著在歷史轉型時期時代人物的複雜而矛盾的心靈世界以及代表歷史發展進程的新興價值觀念與舊有的價值觀念的衝突。人物形象也因之凝聚交織著兩種不同價值觀念相抗衡的火花而煥發出異樣燦爛的光彩。也正是在時代人物複雜而矛盾的心靈世界中，兩部作品都呈現出創作主體對愛情的體味、對人生的參悟和對社會現實的深刻思考。這確實是兩部類型上極其相近的作品。然而，由於創作主體對現實的主觀內在體驗以及人生觀不同，作品所蘊含著的民族性的心理氣質和文化精神不同，因而使《紅樓夢》與《飄》的愛情悲劇主題呈現著迥然不同的風景。也正是這類型相近和主題本質不同，使得我們能將一部中國古典名著與美國的現代暢銷小說放在一起進行文化層次上的比較。《紅樓夢》自問世以來，「紅學」現象成了一個撲朔迷離的評論「神話」，作品本身迸發出巨大的歷史穿透力而成為一個永恆性的文學典範。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他把全部身心全部生命凝聚在《紅樓夢》中，創造了眾多聰明美貌的人物形象。並在那些才情超凡品貌絕群的人物形象、由想像幻覺和語言的迷津構築成的太虛幻境以及清純無污的理想式的大觀園之三位一體的精神烏托邦意念框架中，寄托了他對人生的參悟。作為一部對宗法制社會盛衰史的「宏大敘述」，《紅樓夢》通過對四大家族的命運敘述，象徵性地勾勒了「乾隆盛世」時代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無可挽回的滅亡命運軌跡。對這種命運的敘述與創作主體個人的身世、家族的衰亡是具有唇亡齒寒之感。瀰漫在文本結構時空的始終皆是「淒涼之霧」、「遍及華林」的淒迷之悲。這種淒迷之悲融合於愛情主體的叛逆和眼淚之中而凝結成一種對往昔繁華揮之不去的感傷情愫，籠罩著《紅樓夢》的整個藝術空間。作品也因此飄蕩著一種世紀末的悲音，呈現出一種歷史意緒化的表象特徵。盛世之亡的真誠敘述與淒迷之霧的感傷飄蕩二者同構典型地體現了創作主體的創作心態上的矛盾。因而，作品的主題在歷年來的評論家面前呈現出巨大的隱喻空間，具有不確定性、模糊性、多義性而使評論眾說紛紜。而對作品主題的闡釋所依賴的對象主體則是寶黛之間的愛情悲劇以及大觀園中悲觀離合的女兒故事。這些真實地成了作者闡釋他的人生觀、世界觀的形象載體，因而富有永恆的美學意義。
瀰漫在《紅樓夢》空間的那如煙如夢如幻的哀傷與感喟，那愛情主體夢醒之後對愛情進行本體意義的追求的痛苦，那種視榮華富貴為稍縱即逝的過眼煙雲的夢幻，成了創作主體對人生意義闡釋的支點。作為一個沒落貴族，曹雪芹帶著濃重的懷舊性的感傷情懷，在宗法制社會潰崩的前夜，不無哀怨地抒寫人物的「悲歡離合、興衰際遇」、貴族家庭的分析解體、本階級滅亡的客觀趨勢。《紅樓夢》也因此呈現出與社會發展同步的進步人生觀：渴望人性解放，追求個性價值，願將「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這典型體現了自明末以來人性覺醒意識在現實社會中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作品又瀰漫著「樂極生悲」、「萬境歸空」的悲涼之味。「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一切的美好終如夢幻，現實是虛空的，唯夢才最為真實。賈府的現實如此，寶黛的愛情亦如此。這典型體現了在社會轉型期創作主體對歷史勾勒的觀念與其內在情感相悖反的矛盾。因而這部小說正如王國維所評論的「是唯一一部飽含悲劇精神的輝煌巨著」，也是最為具有中國文化意味的經典之作。這當中，愛情悲劇、家庭衰落成了作者視人生如夢如煙如幻的觀念闡釋的客觀載體。因此，在《紅樓夢》的話語空間裡流淌著的是「悲金悼玉」式的輓歌的和對往昔榮華富貴流金溢彩揮之不去的深深眷念。那「人間一切之來自太虛，終將歸於太虛」的「聚散浮生」式的大徹大悟是對現實看破紅塵後的絕然逃遁。這也是自古以來中國文化人中一種典型的文化心態。所以，我們看到曹雪芹以「宏大的敘述」，創作《紅樓夢》，彈奏寶黛愛情悲劇，隱含在其中的是他對現實人生的徹底感悟，並由此達到了對瀰漫在作品時空的歷史情緒、歷史心態的把握。這是一種對歷史的敘述和對人生的抒寫的兩者內在交織與融合。
這種對歷史與人性的內在交織融合使作品的文化心理性格呈現了巨大的複雜性。而創作主體創作心態上的矛盾導致了創作主體的世界觀的內在矛盾在作品中的不確定。這是一種跨越國度與跨越時代的藝術規律。它同樣存在於西方作家的筆下。美國女作家瑪格麗特·米切爾風靡全球的暢銷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與《紅樓夢》在此呈現著令人驚奇的相似。
《飄》作為作者一段對美國昔日南方生活往事回憶性的敘述，全書結構呈現出一種隱喻空間，其間流淌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惆悵意緒和對已經飄逝了的往昔歲月的深深眷念的情結。作品以美國南北戰爭的南方為背景，以赫思嘉、白瑞德曲折動人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在現實主義的總體敘述框架中，繪製了一幅19世紀美國內戰期間南方社會體制的滅亡和蓄奴制的潰崩的真實歷史圖景。然而，作者敘述的真正用意並不在於戰爭，而是以戰爭圖景為小說情景，通過對赫思嘉、白瑞德的愛情悲劇的敘述達到對人生的某種飄逝性的感悟。作品中，南北戰爭、亞特蘭大的潰崩點綴於赫思嘉、白瑞德、希禮、媚蘭等人的愛情衝突中，使本身就已經浪漫感傷的愛情悲劇因注入了現實內容而顯得格外的凝重。作者也許正是在這曲折動人的愛情悲劇的敘述中，以一種絕望、矛盾、痛苦的人生態度去抒寫南方的歷史，抒寫歷史的蒼涼而達到對人生體驗的某種落花流水般的無可奈何的憂傷回憶。
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貫穿了小說的藝術結構空間，成為赫思嘉、白瑞德、希禮、媚蘭等人對人生積極進取以及對歷史與現實深刻參悟的外在背景。悲歡離合的愛情故事因注入了作者詩意性的感傷格調而飄蕩著一種淡淡的惆悵和隨風而去的蒼涼情緒：作品一開始就是以光彩照人的赫思嘉風情萬種地展現於南方貴族子弟面前而挑開一場悲劇性的愛情的序幕。此時，美國的南方歷史正將掀開新的一頁。一場旨在消滅南方蓄奴制的戰爭爆發在即，南方的社會體制旋將解體。也就是在此時，赫思嘉獲悉了希禮和媚蘭訂婚的消息，她卻深情地告訴希禮，她愛他，並開始義無反顧地追求他。然而同時，白瑞德卻從五彩繽紛的南方小姐中發現了赫思嘉，深深地愛上了她，開始痛苦地追求她，戰爭歲月裡，赫思嘉、白瑞德率先從南方溫情式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中背叛而出，加入到了來自北方的代表歷史進程的行列，體現了一種真正的對歷史主動性的美國精神。可是，這種符合歷史進程的精神取向在他們的情感深處卻始終沒有走出對往昔南方浪漫抒情的優越化的貴族溫情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認同樊籬。體現歷史主動精神的赫思嘉刻骨銘心地追求著代表即將被歷史所淘汰的真正傳統意義上的南方男子希禮，執著個性的白瑞德最終在情感上認同了南方傳統的媚蘭式的女子。這注定了他們悲劇的誕生，這似乎是一種無法排遣無法逃避的悲劇。這是一種類似於《紅樓夢》中所體現的歷史進程與文化觀念相悖反的「二律背反」。這種「二律背反」在這場愛情糾葛的結尾掀起了高潮，強化了愛情主題的昇華，使作品的字裡行間飄蕩著一種對人生隨風而去（gone with the wind）的淡淡感傷意緒：當赫思嘉從自己對希禮專注不二的愛情幻虛中清醒過來，卻發現自己真心所愛的男子並不是希禮而是她一生所不齒的白瑞德時，曾經一往情深地愛著她的白瑞德卻因感情上倍受她的摧殘與傷害而已心灰意冷了，對她的那份激情早已隨風飄逝而去。白瑞德發現，他真正的精神寄托和感情的渴求不是代表北方新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激情而是來自南方的帶有宗教式的溫情，不是閃耀著個性光芒但冷酷無情殘忍自私的赫思嘉而是溫情脈脈、寬容仁慈且具有古典美范的媚蘭式的女子。也就在此時，戰爭結束了，南方潰敗了，媚蘭也死了。昔日南方貴族生活方式的浪漫溫情已隨著歷史的颶風飄逝而去。白瑞德奮鬥一生的希望徹底地落空了。一切都已逝去了。往事如煙雲，歷史也化成了虛幻的記憶，愛情意義也隨風飄忽不定而富有感傷的含義，飄蕩在白瑞德心頭的只是對人生的一種gone with the wind 的惆悵情結和浪漫感傷的回憶。
這種文化觀念和歷史精神心靈化的抗爭和消融，典型體現出創作主體的文化情感觀念和歷史進步的生存狀態之間的內在矛盾。創作主體一方面清醒地展示了歷史進行－－南方蓄奴制的潰崩，北方新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征服南方的南北戰爭。她以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鋪灑了歷史進程圖景。另一方面，她又浪漫抒情式地從人性人情角度揭示了人與人之間最為微妙最隱秘的情愫。在以赫思嘉的崛起和希禮的墮落相對照勾勒了歷史前進的界限輪廓的同時，又以白瑞德的最終柔化和媚蘭的南方溫情相映襯，抒發了人性的詩意。在人生的舞台上，從愛情的角度，展示人性的豐富性與複雜性，並帶有一絲淡淡的意緒。這種意緒儘管是略帶感傷色彩，但並不虛無。
而對於《紅樓夢》，儘管同樣也呈現出文化觀念和歷史進程的矛盾，以感情悲劇為載體，達到對人生的感悟。但是，這種感悟所流露出的並不是對飄逝人生的惆悵感慨，而是呈現著一種虛無和厭世。如果說，在《飄》中，赫思嘉、白瑞德在風雨飄搖、土崩瓦解的南方廢墟中崛起，體現了一種困境中的進取昂揚的人生觀，一種標準型的美國「can－do」精神，並由此達到對個人自由的把握和個人權利的追求。那麼，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棄絕家庭和仕途經濟之道，看破紅塵遁入空門，便註解了作品主題虛無主義厭世人生觀。在曹雪芹思想意識結構深層，世界永遠是茫然之境，人生樂極生悲，到頭來終如夢幻。這種體現在作品主題中那如煙如夢的宿命論觀念本質上是來於幾千年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響。以人生如夢意識來達到在巨大外在痛苦中獲得靈魂的內在安寧。曹雪芹仍未走出這種歷史文化模式。這種背負著沉重的歷史文化包袱的現象在本質上體現著一種對現實的無奈。表現在《紅樓夢》中，純情男女面對著現實苦難，他們並沒有赫思嘉、白瑞德式的從廢墟中積極進取的精神，他們所做的只是延續了幾千年的文化選擇模式，以進行死與隱的無奈選擇達其日的。其實，他們根本沒有選擇。他們也沒有達到真正目的，與其說，他們無力與強大社會力量相抗衡，不如說，他們逃避了不既定的被動生存困境。他們對愛情的追求注定失敗，這並不僅僅是他們自身的思想局限，而更是時代氛圍、文化氛圍以及生存條件等諸多先天性不足因素所致。因為，對某一民族特定時代的文化成員來說，他無法自由地選擇歷史，無法超越歷史樊籬。他一出生，就生活在以既定的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該民族漫長歷史文化長河的特殊氛圍中。傳統文化的知識積澱形成了他對客觀世界認識的文化心理結構。在此基礎上，影響或支配著整個民族各時代的文化素質、價值觀念、思維模式和審美價值取向。
就中國而言。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發展長河中是一種早熟文化，體現著一種倫理型、整體型文化特徵。它沒有西方文化那種強調整體各部分結構的對立衝突，沒有那種重個性的推崇，而是呈現一種靜態中的模糊、暗示、含蓄的陰柔之美，強調「中庸之道」。因此，沒有導向置重情感的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的放縱激情，也沒有導向偏至理智的日神精神－－阿波羅巨大的理性，而是二者的合一。因而它孕育了中國人陰柔靜態性格，而並非西方人那種對個體價值置重的，立志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陽剛之氣。沒有那種主動性、佔有性、攻擊性的外在性格。它經不起風浪襲擊和現實打擊，總是委屈求全，折中調和，將外在的痛苦消解到內心的無為之中。
這也就是為什麼赫思嘉儘管是為了虛幻的愛，也要不折不撓地鬥爭。明知和希禮的婚姻已成泡影，卻本能地為了愛而行動起來去爭取擄獲希禮。而寶黛對此連夢都不敢，他們只是進行著歷史的文化延續。面對愛情的悲劇結局，寶黛缺乏赫思嘉那種具有激烈的外部衝突和強烈痛苦的個性，缺乏她那剛強性格的外向性的精神，他們無力也無心改變自己的人生態度和外部環境，他們只是把磨難和痛苦遁入內心，而不能進行本體性的絕望的掙扎和奮鬥。因此，當悲劇來臨時，他們就以血淚將愛情歸於虛無，歎於厭世。於是，「香魂一縷隨風散，愁緒三更入夢遙」的林黛玉「癡情焚詩稿，」「夢境中遍飲千紅一窟（哭）、萬艷同杯（悲）、群芳髓（碎）」的賈寶玉魂飛遁入空門。「浮生著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這是看破紅塵心態對現實的徹底絕望和厭棄。而赫思嘉對此卻沒有時間和精力像寶黛那樣沉淪，她要挽回局面，就只有行動，進行自我抗爭。她不是以淚和悲泣相近苦難，而是迎頭挺胸而上，閃耀在她身上的是金光燦爛的個性火花。這兩種對愛情悲劇的不同處理方式是根植於中西文化在愛情觀念上的不同體現。
因此，當大觀園倒塌，賈府敗落之際，曹雪芹使悲涼湧上心頭，「真作假時假亦真，無為有時有還無」，唱了一曲淒哀悲涼的輓歌－－「好了歌」，在無奈的無為中將人生一切歸於虛無。這種通過愛情悲劇主題達到對人生的闡釋的虛無主義思想、人生如夢情結與《飄》中飄蕩著的隨風而去的惆悵情結形式了兩種全然不同的風景。
藝術創作規律是無界限的。當我們將《紅樓夢》與《飄》放在同一層面上進行文化比較時，我們便深深地感覺到藝術規律跨越國度、跨越文化、超越時空的巨大力量。文學母題也總是在不同特質的文化長河的發展和流變中呈現出共同特徵。因此，當我們對不同國度、不同時代的作品進行比較時，目的就在於尋找這種藝術的交叉點，以此為基點去進一步探究不同文化的內在本質特徵和藝術發展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