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後40回研究
《紅樓夢》後40回是高鶚所續
1921年胡適發表了在紅學史上具有革命性作用的《紅樓夢考證》(後被收入《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3月第1版),在批駁了「舊紅學」索隱派對《紅樓夢》所作的種種猜謎式的影射比附後,他從考證作者的身世入手,提出了《紅樓夢》前8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後40回乃出自高鶚之手的續作。胡適的論據如下:(1)張問陶《贈高蘭墅鶚同年》詩有句「艷情人自說《紅樓》」[1](Ｐ115),以及詩題注「傳奇《紅樓夢》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胡適認為「此為最明白的證據」;(2)俞樾在《小浮梅閒話》中提出:「……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敘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為高君所補,可證矣。」胡適認為「俞氏這一段話極重要。他不但證明了程排本作序的高鶚是實有其人,還使我們知道《紅樓夢》後40回是高鶚補的」[1](Ｐ113);(3)程甲本程偉元序言說後40回的來歷,是他從藏書家等處搜羅得到的20卷,後又在鼓擔上得到的10餘卷。胡適說:「此話便是作偽的鐵證,因為世間沒有這樣奇巧的事」[1](Ｐ115);(4)胡適認為程甲本高鶚的序言,「說的很含糊,字裡行間都使人生疑。大概他不願完全埋沒他補作的苦心」[1](Ｐ115)。
1923年,俞平伯發表了《紅樓夢辨》(《俞平伯說紅樓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他採用前80回攻後40回的方法,層層深入地對後40回進行分析研究,證明前80回與後40回的作者是不同的兩個人。他說:「《紅樓夢》原書只有80回,是曹雪芹做的;後面的40回,是高鶚續的。這已是確定了的判斷,無可搖動。讀者只一看胡適之先生底《紅樓夢考證》,便可瞭然。」[2](Ｐ6)俞平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連「後40回的回目也是高鶚補續的」。
胡適、俞平伯考證出《紅樓夢》後40回是高鶚所續以來,吳世昌、陸樹侖、王永、何林天、張國光、葉征洛等人也認為後40回是高鶚所續。
吳世昌《從高鶚生平論其作品思想》(《文史》1965年第4輯)認為高鶚是後40回的作者,而且還認為在程偉元活字本以前的120回抄本也是高鶚的手稿。他首先分析了高鶚《重訂〈紅樓夢〉小說既竣題》一詩,推論高鶚續作後40回「乃在風情未減之『昔年』,即在1788年中舉以前,則在1790年周春在浙買到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抄本,便毫不足怪」。另外他還論述了張問陶所說的「傳奇《紅樓夢》80回以後,俱蘭墅所補」中的「補」字的含義。他說:「我在上引《圖書館》季刊中論《紅樓夢稿》一文中曾指出高氏在《紅樓夢》中『修補』最多的是前80回,且程、高二人在他們的『弁言』中也直認不諱;而張問陶卻特別指出高氏所補者乃『80回以後』,可知張氏所謂『補』,絕非『修補』之意。」他認為「凡言『補』者都指補作,亦即續作,從無解為『修補』者」。
陸樹侖《有關後40回作者問題的材料考辨》(《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2輯)對通常引證的幾條材料作一番考辨後得出結論:「程偉元、高鶚在《序》和《引言》裡,關於排印百廿回《紅樓夢》原委的說明,存在著不少破綻。在沒有取得確鑿材料澄清上述情況,證明《序》和《引言》真實可靠之前,是不應該輕信的,更不宜用作說明後40回非高鶚續作的根據。」他認為「《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為楊繼振所偽造」,「像這樣的贗本,是不足以說明《紅樓夢》後40回是否高鶚續作的問題的」。針對第三個材料,陸樹侖肯定地認為高鶚是張問陶的妹夫。「高鶚對於《紅樓夢》是『訂』還是『補』,張問陶不會不清楚。如果高鶚排印百廿回《紅樓夢》,的確只是做了一些訂正工作,張問陶怎麼可以說是他補了整整40回呢?同時,張問陶的詩和注是寫了贈給高鶚的,是讓高鶚看的,不同於一般的記載,作假不得。所以,對張問陶說《紅樓夢》後40回是高鶚所補,不應看作妄說。」
王永《〈紅樓夢〉後40回作者的再議———兼評考證方法上的幾種傾向》一文(《紅樓夢學刊》1984年第1輯)客觀地分析了考證方法上的幾種傾向,得出結論:「所謂程甲本問世前,社會上曾流行過一種百二十回的版本的話,純係猜測,並沒有拿出什麼具體明確的證例。如果說確有一種百二十回版本流行的話,那就是高鶚的幾個初稿本。以後,又用另一個高氏修改本加以校正。但這個修改本,仍非高氏最後付印的定稿本。所以,才出現有一部分文字既不同於程甲,又不同於程乙的情況。這種情況是完全可能的。按照某些人的推論,這後40回書是另一個不知名的作者續成的。為什麼社會上竟沒有留下他個人寫作的任何情況呢?文學考證辨偽工作,要面對作品,尊重事實,來不得任何主觀測想。在沒有拿出十分有力的證據之前,高鶚續書的結論是推不倒的。」
何林天在《是誰「曲解歪纏亂士林」———評林語堂的〈平心論高鶚〉》(《紅樓夢學刊》1985年第2輯)認為,「高鶚長期從事《紅樓夢》研究,並且有過續作,這是有許多顛撲不破的證據的」。他說:「高鶚續作《紅樓夢》,我們不能排除他曾收集過某些雪芹的殘稿並寫進《紅樓夢》的可能,但後40回基本上不是雪芹的原著,因為雪芹原著後20回的許多情節與偽續後40回不同,這個事實是無法否定的。我們如果細讀《紅樓夢》,還可以發現某些歷史事件,是雪芹死後才發生的,而這些事件恰巧是高鶚續作後40回的時代。」他還認為「從整個後40回來看,由於情節的基本不符,他們『加工』的不是少部分,而是絕大部分」。並且在該文結束時,何林天還說:「高鶚的朋友說他有過續作,偽續中某些史實又恰是高鶚續書的時間。在我們還沒有發現高鶚是根據別人的續稿,他再加以補訂的確切證據之前,他的朋友證明他有過續作,那麼這後40回的著作權應屬於高鶚的。」
張國光《兩種〈紅樓夢〉,兩個薛寶釵———論應充分評價高鶚續改〈紅樓夢〉的貢獻》(《古典文學論爭集》,武漢出版社1987年版)說:「二十年代,胡適、顧頡剛、俞平伯他們考證《紅樓夢》前80回的作者主要是曹雪芹,後40回的續者是高鶚,並且說高鶚還對前80回曹雪芹的原文作了修改等等,我認為這些考證是可能的。」[3](Ｐ401)他還認為「曹著前80回是一個距離定稿時間還遠的、正在修改中的稿本,即使根據脂評承認曹雪芹在80回以後『還寫好了五、六段卻不幸一起迷失了』(俞平伯《紅樓夢80回校本序言》,《新建設》1956年5月號),這也不能說曹雪芹完成了《紅樓夢》的寫作任務呀」[3](Ｐ398)。「因此我們要實事求是地算清這筆賬,把曹雪芹的不虞之譽,特別是把評論家對此書後40回人物結局和藝術手法的賞析的理論成果,加以認真地總結,把他們改歸高鶚名下。」[3](Ｐ398)
葉征洛《菩提樹上兩花開———〈高蘭墅集〉是高鶚續作〈紅樓夢〉後40回的鐵證》(《紅樓夢學刊》1988年第1輯)認為:「總之,由高鶚的自述,他人的論述,高鶚的平生、性格、愛好以及他的《高蘭墅集》和後40回的密切關係,可以斷定後40回系高鶚補作而不容置疑。」「當然,我們也相信高鶚承襲了曹氏後40回部分殘稿,但大部分的文字,乃高氏辛勤創作的結晶。」
《紅樓夢》後40回是曹雪芹所作
國內外也有不少學者專家主張後40回是曹雪芹所著。其中代表人物國外有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的陳炳藻,國內有周紹良、徐遲等人。
1954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根據前80回已被程、高改動過的亞東本統計,取《紅樓夢》中的24個語詞來證明後40回也為曹雪芹所寫。
林語堂在《平心論高鶚》(台灣傳記文學社1966年版)的《結論》中說:「我相信高本40回系據雪芹原作的遺稿而補訂的,而非高鶚所能作。」他認為《紅樓夢》後40回的作者是曹雪芹,高鶚僅就殘稿作了某些「修補」,而不是「增補」。
1980年6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陳炳藻在首屆國際《紅樓夢》討論會上發表了《從詞彙統計論證紅樓夢的作者》一文,他借助電子計算考察《紅樓夢》前後用字(詞)的相關程度,認為後40回也是出自曹雪芹之手。
徐遲《紅樓夢藝術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一書也主張後40回作者是曹雪芹。他認為由於後40回寫的是封建制度的敗落和塌台,因此封建衛道士們對後40回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硬是要將它扼殺在搖籃裡」!「庸俗、輕薄、惡劣、凶狠」的脂硯齋怕後40回的巨大的反封建意義,所以「有意『迷失』掉了後40回,妄圖掩蓋四大家族和封建制度的崩潰與滅亡過程」。幸虧程偉元又找回了後40回,由「責任編輯或助理編輯的高鶚」「很認真,很謹慎,很漂亮」地完成了「搶救工作」。因此作者應是曹雪芹。
周紹良《論〈紅樓夢〉後40回與高鶚續書》(《紅樓夢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認為:「後40回是曹雪芹未改定的殘稿。」第二年他在《略談〈紅樓夢〉後40回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紅樓夢研究集刊》第6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一文中,一方面從故事情節方面舉例論證後40回是曹雪芹的殘稿,另一方面又舉例從一種寫作形式「來證明後40回是根據曹雪芹殘稿整理而成的」。最後得出結論:「可以肯定後40回回目是曹雪芹第五次『增刪』時『纂成』的,而後40回文字,主要是曹雪芹原稿,其殘損或刪而未補的,由程、高補綴了一部分也是有的。」
舒蕪在《「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關於〈紅樓夢〉後40回的一夕談》(《紅樓夢研究集刊》第2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說:「後40回裡面,寫得壞的太壞,寫得好的又太好,文筆懸殊太遠了。恐怕就是因為有的是根據曹雪芹的殘稿,有的則出於高鶚的手筆吧。如果純粹是一個人續寫的,決不會出現這種現象。」他主張後40回裡有部分是曹雪芹的殘稿。
蕭立巖的《高鶚續〈紅樓夢〉後40回說質疑》(《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0年第5期)認為,在程本問世之前,並不存在續書的問題,在程本刊行之時,曹雪芹的生前好友(敦敏、敦誠等)還有不少人健在,這些人不但瞭解曹雪芹,也可能大都讀過《紅樓夢》原稿,而他們又大都有專著集子留於世,如果後40回是高鶚的偽作,而他們也決不會容許別人把偽作強加在自己的亡友身上而默無一語。但在他們的集子裡卻找不出有任何非議後40回的話。據此,蕭立巖認為「這決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說明了一個問題:即程本的後40回決不是憑空而來,儘管其中可能摻入了別人的一些筆墨,但基本內容還應當屬於曹雪芹的」。
王昌定的《關於〈紅樓夢〉後40回的著作權問題》(《天津社會科學》1982年第1期),把《紅樓夢》120回得以流傳於世的功勞歸於程、高,但他不贊同《紅樓夢》120回的作者署名「曹雪芹、高鶚」。他認為「比較準確一點的概括應該是:『曹雪芹著,程偉元、高鶚修補』」。程、高所做的主要工作,實質上是修補工作,他說:「《紅樓夢》後40回和前80回一樣,原作者應是曹雪芹。」
朱眉叔《論〈紅樓夢〉後40回的作者問題》(《遼寧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說:「關於後40回的著作權眾說紛紜,我是擁護曹雪芹所著,高鶚整理潤飾一說的。」接著,他從思想內容、人物形象塑造兩個方面,對後40回進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後40回和前80回不僅是統一的有機整體而且續有發展,使《紅樓夢》成為完美的偉大巨製,這一巨製是任何人所不能續作的,勢非出自曹雪芹一人之手不可。」
宋浩慶《〈紅樓夢〉後40回辨》(《北京師院學報》1982年第3期)列出《紅樓夢》後40回真偽辨別標準,分別從所寫內容、人物性格、情節結構、藝術構思到表現手法五個方面前後進行對比,得出結論是「《紅樓夢》後40回百分之九十四、五的筆墨屬於曹雪芹的原著」。
杜福華《試論〈紅樓夢〉後40回仍為曹雪芹所作》(《紅樓夢學刊》1985年第1輯)從「駁胡適俞平伯先生的考據學」、「駁『脂評』的所謂證據」、「駁所謂不可調和的矛盾」入手,得出結論:「《紅樓夢》後40回仍為大文豪曹雪芹所作。」
王向東《高鶚續書考———〈紅樓夢〉後40回作者重探》(《紅樓夢學刊》1989年第4輯)一文采取「用40回攻40回」的方法,即在40回之內找矛盾,並借助脂批的線索和高鶚的思想最後得出結論:後40回有曹雪芹原稿殘存,經高鶚修輯而成,「高鶚續書的說法並不足信」。
周文康《〈紅樓夢〉後40回非後人續作的內證及其作者生年月日考辨》(《紅樓夢學刊》1990年第3輯)認為,「由後40回與前80回不合得出之『續作說』這一結論,在邏輯上並不具備必然性」。基於此,周文康根據賈母生日的說法前後抵牾,得出合乎邏輯的結論只能是:「第62回、88回的這些文字比第71回的文字成稿要早」,依據前80回部分稿子成於後40回之後的增補,從而否定高續說。他根據中國古代曆法,由第二十七回四月二十六日,未時交芒種節,推算得到作者曹雪芹的生辰八字,進而說「《紅樓夢》120回著作權應歸曹寅之孫、曹佳氏之侄、曹頫\之子曹雪芹」。
《紅樓夢》後40回是高、曹之外的另一人所作
此外還有一些學者主張後40回出自另一人之手。具有戲劇性的是俞平伯先生,在他堅信後40回是高鶚續作長達三十年後,面對新發現的一系列資料,促使他對「高續說」產生了懷疑與動搖,他說:「高鶚續書之說,今已盛傳,其實根據不太可靠。」(《影印〈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十六回後記》,見《中華文史論叢》1962年第1、3輯。)而傾向於某個無名氏之手。
王利器在《高鶚、程偉元與〈紅樓夢〉後40回》(《揚州師院學報》1978年第1～2期)一文中,通過對程偉元生平愛好及其與時人唱和的詩詞和繪畫的考察,認為程偉元實際上是個多面手,並進而提出了新的觀點,即「《紅樓夢》後40回是程偉元就舊傳本加工訂正而成的」。
薛洪《從「脂稿本」看〈紅樓夢〉後40回的作者》(《社會科學戰線》1978年第3期)認為:「脂稿本不是高鶚、程偉元的手稿,其後40回的簡本也不是程高所作。程高只是整個120回《紅樓夢》的整理印行者。」同時,他還認為:「現在的後40回與曹雪芹的關係也不大,因為前80回與後40回在思想藝術水平及藝術風格上差別較大。」至於後40回的原作者到底是誰,他還拿不出具體意見來。
夏荷《〈紅樓夢〉後40回為何人所續》(《蘭州學刊》1985年第6期)一文提出後40回續作者是曹雪芹的遺孀杜芷芳。孫星燃《對〈《紅樓夢》後40回為何人所續〉一文的質疑》(《蘭州學刊》1986年第3期)和許德成《〈紅樓夢〉後40回的作者是杜芷芳嗎》(《紅樓夢學刊》1987年第3輯)都不贊同夏荷提出的續作者是曹雪芹的遺孀杜芷芳的觀點。前者認為夏荷的「確鑿的證據」,是並不「確鑿」的;後者認為杜芷芳的文學修養注定她無力續作後40回。
高鶚的生平、著作及思想
自從胡適、俞平伯提出《紅樓夢》後40回作者是高鶚以來,許多研究者對高鶚的生平思想作了不少基礎性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有關高鶚的生平一般只知道他是漢軍旗人,字蘭墅,原籍奉天(遼寧)鐵嶺,隸內務府鑲黃旗。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他考中了順天(北京區)鄉試舉人,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中三甲一名進士。曾任嘉慶六年(1801)順天鄉試同考官,內閣侍讀,刑科給事中等官職。他娶詩人張問陶(1764～1814)之妹為妻,張問陶是他戊申同科的舉人(舊時稱為「同年」),他和張又是嘉慶六年的同闈考官。他著有《高蘭墅集》和《吏治輯要》(有漢、滿、蒙三種文字本,故又稱《三合吏治輯要》),但二書均未見流傳。他補作後40回《紅樓夢》,據120回刻本程偉元序,知在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以前「閒且憊矣」。但除了上述幾點以外,連他的生卒年份都茫無所知,至於其他情況就更不瞭解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有關《紅樓夢》及其作者的材料,陸續刊布,為高鶚的研究也提供了方便。
關於高鶚的生卒年,吳世昌《從高鶚生平論其作品思想》(《文史》1965年第4輯)認為:高鶚「可能生於乾隆三年戊午(1738)或略早」。「至遲死於嘉慶二十一年丙子(1816)之前一兩年,即1815年或1814年。」「由這兩個生卒年看來,高鶚享年七十七歲左右。」
尚達翔的《高鶚生年考略》(《紅樓夢學刊》1981年第4輯)推定:「高氏卒年當在嘉慶十九年冬到二十年之間,並以嘉慶二十年的可能為最大。」「高鶚的生年以約在乾隆十五年到二十年之間為宜,就差也不會差多遠。」而且他還對吳世昌將高鶚的生年定在乾隆三年不敢苟同,他說:「在無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似乎不宜將高鶚的生年推定得過早。」
胡文彬在《關於高鶚的「履歷」影印的幾點說明》(《紅樓夢學刊》2000年第3輯)一文中,介紹了新發現的高鶚「履歷」,即清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恩科」中高鶚「朱卷」的第一部分,即考生履歷。這份高鶚朱卷「履歷」原件現藏上海圖書館,又載於顧廷龍主編《清代朱卷集成》第四冊,由台灣成文出版有限公司於1992年出版,從中知道了高鶚的出生年月日:「高鶚實生於戊寅(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寅時,如果換算成公元應為1758年11月17日凌晨3～4點鐘。這樣,高鶚中舉時間為1788年(乾隆五十三年),年30歲;中進士時間為1795年(乾隆六十年),年38歲。他受程偉元之邀參加整理和排印百二十回本《紅樓夢》,時間是1791年,年34歲;寫《重定〈紅樓夢〉小說既竣題》一詩,年35歲。」這一履歷的發現,不僅給高鶚的出生年月提供了史實根據,得到了一個準確數字,並由此確定了高鶚中舉、中進士、整理和排印120回《紅樓夢》的確切時間,而且還知道了他的祖籍、字號排行、妻子情況等。「今據『履歷』可知高鶚字雲士,號秋莆,別號蘭墅,行一。而別署『紅樓外史』一印,當屬於『閒章』一類,不見於正式官文中。」「據『履歷』可知其始祖名可仕,『世居瀋陽三檯子』。這是高鶚署『奉天』之來歷。其又填『鐵嶺』,有兩種可能:一是『始祖』之後,高家遷於鐵嶺,至高鶚七代,可以填鐵嶺;二是三檯子屬鐵嶺轄管,自可以稱為鐵嶺人。這份朱卷『履歷』是高鶚親筆填寫的,他並沒有隱瞞始祖『世居瀋陽』的事實。」「今從『履歷』中可知高鶚的原配為盧氏女,逝於乾隆四十六年內或稍後不久。」還知道「其次子為玉綸」。胡文彬還說:「高鶚還有一女名高儀鳳,字秀芝,能詩。但『履歷』中無記載。」他推測或是高儀鳳已嫁或是女孩子不入譜之故。
高鶚的著作有《蘭墅詩鈔》、《蘭墅硯香詞》、《蘭墅文存》、《蘭墅十藝》、《月小山房遺稿》等。新輯本有《高蘭墅集》。清那清安輯《梓里文存》收入高鶚八股文四篇。其他作品尚有不太引人注意的《吏治輯要》。通過這些著作的分析,可以透露出高鶚的品質與思想。
吳世昌《從高鶚生平論其作品思想》認為:「作為文學作品而論,《硯香詞》之淺薄無聊,與《蘭墅十藝》中的八股文真堪伯仲。」吳世昌對高的作品分析後說:「從他的詩、詞看他為人,似乎品格不高,熱衷利祿。」
周紹良《論〈紅樓夢〉後40回與高鶚續書》認為「從《硯香詞》裡有限的幾十首詞來看,可以看出高鶚是如何熱心科舉,炫耀功名(見[荷葉杯]),貧賤時則希圖富貴,幻想『艷福』(見[一剪梅]),這實在是封建士大夫的一種庸俗的人生觀。尤其是[菩薩蠻]、[聲聲慢]、[滿庭芳]、[念奴嬌]等詞中,作者處處在賣弄風情,惡劣不堪,充分表現了他對待女性是抱著當時士大夫們一貫的輕浮態度」。
陳加的《高鶚的〈吏治輯要〉》(《紅樓夢研究集刊》第1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認為,高鶚的《吏治輯要》論述所及,「頗稱『豐富』,從初入仕途到封疆大吏,擢將調轉,勸懲治化,盡忠竭慮,無不涉及」。「更重要的是此書『足以輔章奏而譜吏治』。其中有宦途指南和做官訣竅。無怪乎精於此道的高鶚,在他67歲的暮年,從嘉慶六年到十八年間,整整十二年中,始終保持了五次同樣的考語:『操守謹,政事勤,才具長,年力壯(《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2輯)。」陳加還認為「高鶚詩詞輕薄儇佻,其人熱衷功名利祿,時人多已評論,從他晚年所作《吏治輯要》看他的思想、識見以至品格,當能有助於對高鶚一生的研究」。
葉征洛在《菩提樹上兩花開———〈高蘭墅集〉是高鶚續作〈紅樓夢〉後40回的鐵證》中,對高鶚的評價與吳世昌和周紹良所持的態度不同。他沒有只從高鶚的作品去品評高鶚的人品思想,而是根據《高蘭墅集》和其他資料,分析了高鶚的為人及性格特點,讚揚高鶚是「制藝能手」「詼諧善良」「多情文人」「鍾情女性」等美好的一面,同時又從《高蘭墅集》中,窺見高鶚的各種複雜思想。為其翻案。「人們每說高鶚迷戀功名。可是在他的詞中,我們卻看到相反的思想情緒。」「在他的友人評語和他的詞中,我們窺見他有『色空』和人生如寄觀點,腦子裡存在濃厚的佛家思想。」除此,他還讚揚「高鶚的靈魂深處,在追求這種無憂無慮、渾渾噩噩、樸質天真的悠閒境界。在當時,只有這種閒情的人,才會從事這種不登大雅之堂的『稗官野史之流』的勾當」。「到了清代,士林對傳統的文學觀點,已開始轉變,故高鶚的舉動,雖不能以開時代風氣之先目之。但這種閒情的產物,卻贏得了人們的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