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與《紅樓夢》
《金瓶梅》與《紅樓夢》，堪稱漢民族文學中的奇葩。無數歷史滄桑、世事變遷，不僅沒有使這兩部著作暗淡，反而更增其光采。及至如今，耐人尋味的是，《紅樓夢》完全公開發行，《金瓶梅》卻非公開發行(內部發行也是嚴格控制的，發行數量、版本和對象都有很具體的規定)。發行與否，發行的數量、範圍和版本選擇，實際上就是一種「評價」，包含著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文明程度、民眾素質水平和意識形態取向等諸多因素，並非一個簡單的如有人認為的是某人說了算的問題。這裡面，倒底含蘊著什麼奧秘?該怎樣解釋這個問題?或許，每個人都可能作出自己「合理」的解釋。就筆者而言，以為是與兩部作品在時間觀念上的某種微妙差異從而給閱讀者(或可曰社會)「造成」的不同審美心理效應有關的，並以為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在某種程度上帶著恆定不變因素的原因。
1
要具體探討《金瓶梅》與《紅樓夢》的時間觀念及其具體體現，當從文化背景入手。這兩部作品所描寫的家庭生活、人物際遇和官場井市的形形色色的表象所呈示的心態、意念態度和觀念等精神因素，總是與農業文化相關，注落到農業文化之上，或許說，由農業文化之精神實質所生發的。農業文化思想裡，人們思想和情感最重視的對象之一無疑是農作物。世世代代生存在「這片土地」上的人，農作物的豐嗇對人們的生活是會產生直接影響的，不重視是不可能的。而農作物的生長又與農事節氣有關，遵循或違背農事節氣與否，將直接影響農作物的收成情況。由此，人們對季節的變換更替有了極其敏感的意識，並進而將此構成了一個基本的時間單元。人們的自然宇宙觀在這裡找到了經驗的基點，使得整個的時間觀念由溫飽——人的生存的生理需求問題而帶上了「人情味」(恰如表示時間的「日子」這一概念所含之意味一樣)，並在日常生活裡生發著巨大的作用(比如「婚喪嫁娶」之類的事情，必定要看一看「時機」才行動)。在《金瓶梅》與《紅樓夢》裡，每遇生活中之大事件，施行行動的人們是十分講究「時機」，看看「日子」之後才作決定和行動的。時間節律的把握，不容出現任何偏差，一切都得符合「規矩」。比如《金瓶梅》中李瓶兒之死和《紅樓夢》中秦氏之喪的大事件，就是十分地考究「時間」，遵循時間之規矩。《金瓶梅》不厭其煩地寫了「頭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這些日子裡的各種具體活動；《紅樓夢》寫了「五七正五日」這一天的活動。二者對於在什麼時間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都極其嚴格。農業文化中，人們堅持認為，如果人的行動節律與自然的運行節律不相諧和的話，就一定會導致錯誤，生出「意想不到」的災禍來。
因此，每一事物、事象和現象的開端與結束(什麼時候開端，什麼時候結束)變得異常地重要起來；始與終往往被人們賦予神聖的意義。對於生命現象，始生終死的兩極無疑都是生活的大事件；它們經由「在生者」的評價，具有相當複雜的含義，並由於始生者與終死者的「社會身份」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價值取向。在形而上的層次，始生終死在陰與陽(自然宇宙的節律)的作用之下，合而為「一」。
所謂「生即死，死即生」就是眾所知曉的表達方式之一。人們的精神深處偏重於認為，在始與終、生與死的「背後」，存在著一個生命本原的渾純體，「它」生發自身而又結束自身，是一個「可感」而「不可知」的存在，整個的生命現象都得服從於「它」。
現實感極強的生存於農業文化中的「現時的人」，在生命的角度上，體味最幽長，經驗最深刊?的毫無疑問是生命的流程；人們最貼切地感受著從生到死這一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和悲歡離合；即使是對於生命的未來的希望和寄托，也是深深地鑲嵌在現實的生命流程之中的。這自然是不能迴避的，怎樣看待生命的精神這種體驗，因側重點不同，便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觀念。如果認為生命的終點死是人生的真正結局，是生存的本質所在的話，那麼，生命的流程就可以概括為「歸」(回歸本原狀態是真正的「生」，肉體僅是表達本原的工具，是「生」的累贅)。不難看出，老莊學說是比較傾向於作如是之說的。如果認為生命的起點生才是生命的本質所在，人只有在「有生之年」才能實現各種價值、創造各種財富的話，那麼，生命流程就可以用「逝」來概括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既是對時間的慨歎，也是對生命的註釋。在生命的始生的流動運轉之中，人才具有人的價值和獲得作為人而生存的本真)。無疑，這是儒家學說樂意認可的。
2
無論將文學說成是心學還是人學，個體的人對生命流程的體驗都是文學內涵之中的最重要的核心之一，同時也是文學之生成的最重要的動力之一。生命流程體驗的基本精神傾向和心理模式對於文學作品的基本結構和構成由此而具有了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文學作品的始與終；開篇與結局，對應於生命流程的兩極，將是極其富有精神情感之體味的幽長意義的。在作品之始與終的鋪排營構中，無疑隱含了個體的人對生命流程之精神體驗的某種看法和觀念。不同於歷史小說和神魔小說而偏重於言情倫理的小說作品《金瓶梅》與《紅樓夢》，其中含蘊 的個體的人對生命體驗的色彩是非常明顯的。它通過轉化為零零碎碎的生活瑣事，集中於「家庭」的範圍，經由苦心孤詣的敘述特色的追求，將生命流程的體驗表現得淋漓盡致。其底蘊裡所貫穿的，則是與生命流程相應和的時間觀念。
《金瓶梅》與《紅樓夢》的始與終，最集中地體現了它們對生命——時間之精神情感體味的基本觀念和心理意向。它們各自代表的是兩種典型的時間觀念，一「實」一「虛」；一個著眼於「逝」，一個著眼於「歸」。具體說明如下：
小說《金瓶梅》開章明義第一回的標題叫做「西門慶熱結十兄弟 武二郎冷遇親哥嫂」，絕對現實的意味，既不飄逸也不玄奧，平樸如家常，就像在說「剛才」發生了什麼一樣。正文以「詩」開頭，「豪華去後行人絕……」，接寫一段「教訓」文字，然後概言道：「有一處人家，先前怎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著；親友兄弟，一個也靠不著；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個斗寵爭強、迎奸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說明善惡有報，不差毫釐。再下面「小說」開始：「說話大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間，山東省東平府清河縣中，有一個風流子弟，生得狀貌魁梧，性情瀟灑，饒有幾貫家資，年紀二十六七。這人複姓西門，單諱一個慶字。」作品如此之「始」，彷彿黃昏時分於酒樓茶肆、院壩家門，「侃」東家之長西家之短一般，體現著作品對於「生」(有生之年)的強烈眷顧，它非常計較生之時怎麼樣，不大在乎非生之時的景況；它是在「在生」之時來觀看和體察生的，而不是超出於生之外來看待和思考生的。《金瓶梅》的結尾，第一百回標題為「韓愛姐路遇二搗鬼 普靜師幻度孝哥兒」，這裡出現了「幻度」二字，作品輕輕帶過：「化陣清風不見了」，重點落在月娘「壽年七十歲，善終而亡，此皆平抗?好善看經之報。有詩為證：閥閱遺書思惘然，誰知天道有循環。西門豪橫難存嗣，敬濟顛狂定被殲。樓月善良終有壽，瓶梅淫佚早歸泉。可憐金蓮遭惡報，遺臭千年作話傳」。這樣的「終」，其評價和議論完全控制在日常的生活經驗的層面上，人的生命流程具體地鋪排在了生的範圍裡，使作品所可能產生的精神情感的體味緊縮於「現實」之中，浮現出生命只有在始生的運轉中才具有「意義」和「價值」的意向來。由此，《金瓶梅》對現實生活具有了很強的介入性，使人們不得不去注意它，甚至想迴避也迴避不了。
《紅樓夢》的開端，與《金瓶梅》大異其趣，其第一回的標題叫做「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夢幻」、「通靈」、「賈雨村」之類的概念和具有雙重含義的姓名「甄士隱」，「賈雨村」之類，不可能不給人以空脫玄妙之感，明明白白地擺出了一副超然的模樣。正文開篇，既不「教訓」人也不描摹什麼，而是講了一通「技術」問題：「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此語一出，「真事隱去」(甄士隱)，假語稱言(賈雨村)，閱讀者已處在了隔「簾」看花的位置上，於不自覺中，生命流程的生的表演，已控制在了超越於生之上的「簾」之中了。膠著於「在生」之時來體察生，無疑令人難以忍受和瀟脫，難以觀看千種風情，我們實應站得高一些，應對自己的「在生」的一切具備一種反思和控制的能力，以達到較高的精神境界，這需要人們在一種「非現實」中觀照和思考自身才能達到。故作品特地點明：「此回中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亦是此書意本旨。」然後，作品從遙遠的具有人類起源含義的女媧氏煉石補天說起，把人們的思緒推到玄虛的極致點上。《紅樓夢》的結尾，第一二○回的標題是「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與第一回目遙相呼應，其非實在性，分毫不爽。「空空道人」的言行和最後的詞句「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強化著作品超越實在性的企圖。作品的如此之「終」，其評價和議論的意向注入了非生非死的精神因素。世人的癡，正在於不能將「在生」看成真正的「夢」；如果能看成夢，就會進入另一精神之境，得以超脫。而困難在於身處「在生」以圖超越和反思「在生」，本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作品正是在這一點上含孕著精神延伸的可能性，將生命流程的精神情感的體味延展到了「現實」之外，讓人感覺到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很可能是在生命的終點之處，死才是真正的生；由死進入生命的本原，鑄成非生非死的精神情感的世界。由是以觀，《紅樓夢》裡所使用的各種「狡猾之筆」，比如故意隱去了作品所寫「故事」的發生的「朝代年紀」，雲是已「失落無考」，並在諸如地點、官職等問題上採取了一系列叫人「煙雲模糊」的障礙手法等等，都是順理成章的。在這「背景」中，作品裡那種種唯妙唯肖，栩栩如生，甚至是「可觸可摸」的「現實生活」，皆於現實之中透出了玄想，於對生活的介入性中透出了解脫。
總之，由於《金瓶梅》與《紅樓夢》對時間——生命觀念的不同偏向，一個側重於「逝」的精神狀態，一個側重於「歸」的精神狀態，因此對於生命——生存的本真的看法，便各有所好了：一個強烈地渲染始生的運轉；一個睿智地導向終死的消融。它們各自都以為自身於此把握了人生的真諦。
3
基於作品的生成與個人對人生——現實生命之體驗有密切關係的看法(那些認為《紅樓夢》成書與作者曹雪芹的個人生活際遇、家道興衰有著必然的聯繫的各種精彩的論證考據之類似可佐證)，就個人而言，他必定要選擇生命流程中、現實生活裡的高潮體驗為其表現的重要核心的。這裡面具有舉足輕重而又難以迴避和難以「談論」得好的因素之一，大約就是「性體驗」了。正是在這一點上，竊以為，相當程度上使得《金瓶梅》與《紅樓夢》生於同「根」(個人生活、家庭圈子和社會歷史之表現接近)，但卻「命運」不同(社會效果和審美效應不一樣)。
無疑，這與兩部作品對時間觀念的不同側重進而對生命生存的本真各有追求是分不開的。《金瓶梅》從「在生」中來觀察和體驗「在生」之生命流程，將生的體驗處處落於實在之地，因此其性的體驗理所當然地追求「可觸可摸」的現實效果，有時甚至將性作為推動作品發展的動力，既不避也不諱，就是要給人以赤裸裸的感受。《金瓶梅》書中所描寫的四個主要人物：西門慶、潘金蓮、李瓶兒和春梅，他們體現的性的色彩是相當直截了當的。性及於他們，往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全書追求著性的充分表達。這一點，只要讀過原著的人，都不難理解。
《紅樓夢》把對「在生」的體味建立在超越於「在生」的基礎上，將生命流程置於「形而上」的觀照之中，是以生的體驗便具有了某種非實在性。其性的體驗由此而罩上了「虛」與「幻」的色彩，思索性效果遠遠地超過了「觸摸」性效果，性的感覺讓位給了性的思辨，理智性的文學表達「淡化」了赤裸裸的感官之感受。《紅樓夢》裡的大觀園，(誇張一點說)除了石獅子之外都不乾淨。這不乾淨是與性聯繫在一道的。要在這不乾淨之地「寫」得乾淨，自然得有超脫的觀察點。《紅樓夢》在這一點上有明確的表達，比如主人公賈寶玉初試雲雨之時，有警幻仙姑作指引，這仙姑秘授寶玉一種「惟心會而不可口傳，可神通而不可語達」的「意淫」之技。意淫是屬於非感官或超感官的，以此為基礎或觀點，才能如仙姑之說，把好色和雲雨之歡作為「古今第一淫人」當為之事而進入美女的閨房。在構成大觀園女子系列的中心人物林黛玉和薛寶釵身上，也充分體現著《紅樓夢》的這一觀照點。黛玉對寶玉，由性而生的愛卻又時時抵禦著性的誘惑；寶釵對寶玉，理智的驅使中不乏性的吸引。二者的態度，對於直接的性的體驗都有某種超越性，使賈寶玉得以料定：「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但是渣滓濁沫中也不乏理想人物(比如賈寶玉)，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能將性之體驗視為「當為之事」的同時又超越這「當為之事」。由此，作品於是把一些下流的言行(比如薛蟠的各種「高論」)處理得文縐縐的，表達出某種對性的戲謔的冷峻態度。
在現實思想的「背景」下，不難體會，在對人生體驗的特有方式性體驗的態度上，《金瓶梅》是膠著，《紅樓夢》是誠意。前者在性的感官體驗中「寫」性，後者則在思辨中「寫」性。二者由此生出了不同的現實閱讀效應，主要意向似為：《金瓶梅》給人以粗俗感；毫不掩飾的文字讓人沉入感官刺激之中；流暢的、口語化的可讀性敘述，多有「下里巴人」風範；哲學角度上是多形而下質素，有較強的感覺性表達。《紅樓夢》給人以雅致感；精巧的文字讓人進入美文的流連，有明顯的「陽春白雪」趣味；哲學角度上多形而上質素，有較強的思辨性表達。由此，對性體驗的表述，兩部作品的閱讀心理意向，《金瓶梅》導向「欲」，《紅樓夢》導向「情」。置之於民族文化進行評判，「欲」應抑制，「情」當倡揚，因此，現實感極強的《金瓶梅》所包含的價值道德取向是有悖於已被我們認可的道德倫理規範的；所表現的是人生的負值，(作品不時發出的道德議論就是一種「說明」)是為我們民族文化心理意識所拒斥而不予接受的。《紅樓夢》則因其超脫的態度，於現實中確立非現實的精神性恆定玄想而得到了注重天人合一的文化心理意識的普遍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