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視野下的《紅樓夢》
近十多年來，胡文彬先生先後出版了《酒香茶濃說紅樓》、《冷眼看紅樓》以及《紅樓長短論》等7種紅學著作，不僅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而且積累了大量的資料。在此基礎上，胡先生再集中時間和精力，完成《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一書的寫作，實現了「十年間埋於心底的夙願！」這樣的治學方法和過程不禁令人想起魯迅先生的《古小說鉤沉》、《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之於《中國小說史略》。
早在上世紀30年代，李辰冬先生在其博士論文《紅樓夢研究》中已經指出，正如但丁是意大利精神的代表，莎士比亞是英格蘭的代表，塞萬提斯是西班牙的代表，歌德是德意志的代表一樣，「曹雪芹是中國的代表」；「當時整個文化的精神，都集於曹家，而曹家的靈魂又集於曹雪芹一人。因而，由曹雪芹一人，可以看出紳士社會的整個靈魂。」這裡已經觸及到了《紅樓夢》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問題。此後，有關「《紅樓夢》與中國文化」的論著不斷出現，薩孟武先生的《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與中華文化》等就是頗具影響的代表作。
我曾經很好奇，面對這個「老話題」，胡文彬先生要說什麼？怎麼說？
《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在「緒論」部分對「文化」概念內涵、《紅樓夢》的文化背景及特點、曹雪芹的家族文化淵源以及文化解讀在紅學研究中的地位等問題作了介紹；正論凡21章，分別從中國詩性文化（上下）、中國戲曲文化、中國繪畫藝術、中國園林文化、中國醫藥文化（上下）、中國夢文化、中國官制文化、中國奴婢制度、中國避諱制度、中國民俗文化、中國姓名文化、中外地名文化、中國服飾文化、中國飲食文化、中國茶文化、中國酒文化、中國遊戲文化、中國家族文化以及中國禮文化等19個方面對《紅樓夢》的文化內涵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和闡述。「說什麼？」———一言以蔽之，從19個方面說《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
正如古人所說，大千世界，「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因此，對於作家來說，「怎麼寫」應該比「寫什麼」更能體現作品的風格和價值；同樣的道理，對於研究者來說，「怎麼說」應該比「說什麼」更能體現研究成果的特色和價值。筆者曾有幸聽到胡先生的高見：「說文化要落到實處，說文化要有史的眼光，說文化要透過表層深入底層，說文化要說出中國特色（民族文化）。」通讀《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之後，驀然覺悟，原來這番高見正是胡先生著作的特色所在，亦是解讀這部著作的鑰匙。
「落到實處」
在中國語言系統中，「文」「化」兩字並聯使用，較早見之於戰國末年儒生編輯的《易·賁卦·彖傳》：「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中國古代，「文化」指文治教化、禮樂典章制度，這種觀念持續到19世紀末。
在西方各民族語言系統中，多有與「文化」對應的詞彙，但是，具體落實到「文化」的定義，可謂千差萬別。美國人類學家阿爾弗雷德·克洛依伯和克萊德·克勒克荷恩在《文化：概念和定義批判分析》（1963年出版）中，列舉的文化定義達百餘條之多。到目前為止，據說「文化」的定義至少有160多種（參看陸揚、王毅《大眾文化與傳媒》，上海三聯書店，2000年）。在所有定義中，英國詩人T·S·艾略特在《關於文化定義的筆記》中的說法也許最有詩意，也最不好把握。他稱文化涵蓋了「一個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從出生到走進墳墓，從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夢之中。」
胡文彬先生在「緒論」中申明，在眾多的「文化」概念中，他採用的是英國人類學家E·B·泰勒在《原始文化》（一譯《文化的起源》，1871年出版）中的說法，即：「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裡所得到一切的能力與習慣」。泰勒的定義其實是狹義「文化」的早期經典界說，它開啟了西方當代對文化的分析模式；而且與漢語言系統中「以文教化」的「文化」本義同屬於「小文化」的範圍。可見，胡先生這一選擇是頗費心思、頗有見地的。
怎樣把像空氣一樣無所不在而又難以捉摸的「文化」說到實處，恐怕比選擇一個「文化」的定義要困難得多，可是，胡先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做到了。
《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19個專題的每一專題，都是從小說文本的實際出發，將相關的內容做了相當詳盡的梳理與描述，這樣就使抽像的「文化」落到了實處，使讀者對其有了具體、感性的認識，同時，也為讀者進一步瞭解和研究《紅樓夢》提供了方便。限於篇幅，僅舉一例。比如談戲曲文化，首先從總體上統計，「小說中寫到的戲曲詞語條目多達80餘條。從回數上略作統計，第1回到第93回，前後有30回，佔全書1/4回中寫到的戲曲名目四十餘種。其中第17-18回、第22-23回、第29回、第54回的戲曲描寫尤為集中、尤為突出，可以說戲曲穿插其間，甚至以演戲看戲成為重要內容。」（76頁）然後，又從「買優伶養戲班」、「點戲看戲」、「論戲曲」等三個方面詳細介紹相關內容。在全面介紹了《紅樓夢》中的戲曲描寫及其特點之後，再重點介紹「《西廂記》、《牡丹亭》與《紅樓夢》」的情況。以《西廂記》為例，胡先生統計：「《紅樓夢》中提及《西廂記》書名、人名、詩詞名句，竟達二十餘處，其中第23回、第26回、第35回、第36回、第40回、第51回、第54回，尤為突出。」（83頁）然後，再指出有關《西廂記》的「書名」、「人名」、「戲名」、「戲詞名句」、「議論」等分別出現在《紅樓夢》哪些回目章節之中。在章節之末，附有「《紅樓夢》中戲曲劇目一覽表」，包括「回次」、「劇目」及「解說」三個部分，不僅將《紅樓夢》引用傳統戲曲的內容一網打盡，而且提供了所引戲曲的許多重要信息，為進一步研究「《紅樓夢》與傳統戲曲」等課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這種「落到實處」的方法，正是傳統樸學的精髓。
「史的眼光」
發現「現象」固然重要，要深入瞭解「現象」背後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則需要將其放置在特定的歷史坐標中，做縱向和橫向的比較，也就是說，要有「史的眼光」。還是以談戲曲文化為例。胡先生坦言，論《紅樓夢》中的戲曲的專文和專著已經不少，他「舊話重提」的目的，是希望「能從小說的發展史和戲曲發展史的角度全面系統地探討一下戲曲對小說文化意蘊構成的重要影響和作用，從而探討《紅樓夢》誕生於18世紀中葉的必然性和它的深厚文化內涵。」（69頁）在具體的論述中，胡先生不僅從戲曲發展史的角度，介紹了清代戲曲的創作成就、演出盛況及理論創新，而且結合曹雪芹周圍文人群體對戲曲的濃厚興趣，令人信服地論證了《西廂記》等戲曲對《紅樓夢》創作的影響，再進一步從四個方面論述了「中國古典戲曲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和文化滲透」（98頁）。再比如談園林文化，胡先生不僅就「大觀園之原型」這類紅學史上的經典話題提出了自己宏觀豁達的見解，而且，從史的角度，「以中國古代園林藝術的發展歷史及其造園理論為參照系」，對「《紅樓夢》中大觀園及圍繞大觀園內所發生的全部故事」「進行全面而系統地解讀」（138頁），其中「園林藝術對古代小說的滲透與影響」一節提出了小說史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即傳統園林藝術對小說文體和內容的雙重影響。再比如，談繪畫藝術，胡先生不僅具體詳細地介紹了中國古代繪畫藝術及理論「進入」《紅樓夢》的形式以及「進入」之後所產生的影響、曹雪芹在繪畫藝術方面的造詣和貢獻，而且，還介紹了古代繪畫「進入」小說的歷史過程以及許多繪畫史知識，比如中國山水畫、界畫的特點，「烘雲托月」、「背面傅粉」、「千皴萬染」等術語的繪畫學含義。
「透過表層深入底層」
據我理解，胡先生說的「透過表層深入底層」，強調的是，說小說中的文化不只是要說出文本中包含了什麼樣的文化現象（即「落到實處」）以及這些現象的來龍去脈（即「史的眼光」），還要更「深入」地探討其「底層」意蘊，而作為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底層意蘊應該是審美功能及價值。證之以胡先生著作的目錄，這一理解應該不差。「《紅樓夢》詩性意境的審美作用」、「《紅樓夢》戲曲的審美功能」、「大觀園的景象導引與意境創造」、「起於夢結於夢與《紅樓夢》結構」、「《紅樓夢》避諱的語言藝術」、「《紅樓夢》民俗事象的審美意蘊」、「《紅樓夢》中的姓氏及其隱喻性」、「地名在《紅樓夢》中的象徵意義」、「『紅樓飲食』描寫的審美價值」、「茶在《紅樓夢》中的審美功能」、「酒文化在《紅樓夢》中的審美價值」、「《紅樓夢》遊戲活動的審美價值」等等，這些篇目設計本身給了讀者一個明確的「導引」，儘管是從文化的角度談《紅樓夢》，或者說是談《紅樓夢》的文化內涵，但是，卻並非將《紅樓夢》當作社會學、歷史學或其他什麼學來談，而是始終將它當作文學文本來談，我們不妨稱之為文學文本的文化解讀。胡先生通過這種解讀方式，揭示出了《紅樓夢》的文化現象所蘊涵的審美意義乃至哲學思考。比如說，論及酒文化在《紅樓夢》中的審美價值，胡先生認為：「酒是一種文化。它是一種獨特的物質文化又是一種形態豐富的精神文化。古人稱酒有『十德』，為百藥之尊……而且引發詩情畫意，與社會政治史相關，與審美思潮史、文化藝術史等密切相關，用宋人歐陽修的話說，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曹雪芹在《紅樓夢》裡寫酒固然與他的『好飲』有關，但最根本處則在於他要把物質美與精神美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寫酒來豐富小說的內容，增強小說的藝術魅力，使它真正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結晶。酒不僅使《紅樓夢》的故事、人物更臻豐滿，獨放異彩，而且深化了《紅樓夢》的思想主題和全書的悲劇意識。」（548-549頁）再比如說，論及遊戲活動在《紅樓夢》中的審美價值，胡先生說：「《紅樓夢》中的遊戲活動，是一種藝術的再現」（570頁），具體地說，其審美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即「對比盛衰，強化主題」；「塑造人物形象，突出個性特徵」；「烘托氣氛，隱喻命運」。
「中國特色」
雖然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是，由於歷史和地理環境等眾多因素的影響，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文化都有自己鮮明的特色。《紅樓夢》作為中國文化的結晶，當然具有鮮明的中華民族特色。如前所述，胡先生將《紅樓夢》中的文化內容總結、概括為19個專題，它們涉及到了文化結構的各個方面（物質、制度、精神）。這些內容，有的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比如中國園林、中國醫藥、中國避諱制度等等；有的則是中外都有但各具特色的文化現象，比如繪畫藝術、飲食文化、家族文化等等。因此，要談出中國特色，不僅需要對本民族文化有深入的瞭解，而且需要有「比較」的學識和眼光。《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不僅就園林、中醫、避諱制度等談出了「中國特色」，而且在比較的視野下就繪畫藝術、飲食文化、家族文化談出了「中國特色」。後者如，談繪畫藝術，強調中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詩畫傳統，強調《紅樓夢》「文中有畫，故事中有畫，詩中有畫，園林中有畫」（121頁）的特點，強調西洋畫「焦點透視」和中國山水畫「散點透視或移動透視」的區別；談飲食文化，強調中國醫學與飲食結合的「食養食療」特點；談家族文化，強調宗法制影響之下的「家國一體」、「家族倫理道德化」、「血緣至上」等特點。
總之，本書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多層面、多角度地為我們展示了《紅樓夢》多姿多彩的文化世界以及文化與小說藝術之間複雜而微妙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