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劃時代意義
一
《紅樓夢》好像有越討論越糊塗的趨勢，竟發生了連「紅學」研究的對象是什麼，----《紅樓夢》本身是否屬於「紅學」研究的範圍，也有了懷疑和爭論。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固有多種，但其中最主要的一項是：研究《紅樓夢》時離開了文學作品的實際，離開了中國文學史的實際，長期陷迷在繁瑣考證和無稽索隱的泥坑中不能自拔。於是被人譏為「紅外線」、「西子蒙不潔」，不為無因的。
《紅樓夢》是中國最偉大的古典小說，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傑出的文學作品之一。這個前提，目前似乎沒有人公開反對了。既然是文學作品，自屬於文學創作的疇范，受著一般文學規律的制約，這也是不言可喻的。
文學是人學，它以人為主要描寫對象，是一門以藝術手法表現人的生活面貌和內心世界的學科。衡量文學作品的標尺，只能是看它所創造的人物形象的美學意蘊所達到的高度和深度，及其「攖人心」的強烈度，而不是別的。沒有高老頭、葛朗台、邦斯舅舅……能再現出「人間喜劇」的廣袤世界嗎？沒有彼埃爾、安娜、卡秋莎……能構成「俄羅斯生活的無比圖畫」嗎？有了哈姆雷特、奧瑟羅、幽麗葉，我們就永遠記住了莎士比亞；
有了阿q、閏土、祥林嫂，我們也就永遠記住了魯迅。固然，政治家、思想家、經濟學家，可以從文學作品中找到他們所需要的資料，看出法國、英國或俄國的社會政治歷史，或者「辛亥革命的經驗」，等等。但是，文學作品能夠不朽的只在於它創造出有永恆魅力的真實的人物。《紅樓夢》也不能例外，讀者記住它不是因為那張《符官符》或那張烏進孝的《帳目單》之類，----這個方面，《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之類的作品比《紅樓夢》寫得更充分，更淋漓盡致----而是那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等一系列令人難忘的人物。
未來的文學發展趨勢如何，這個以人物塑造的高低衡量作品價值的標準是否會有改變，那是屬於未來的問題，起碼，在討論《紅樓夢》這部古典小說時，依然是用得上這個標準的。只有依照這個標準，從文學的宏觀出發，才有可能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論斷。
二
《紅樓夢》最突出的成就在哪裡？它的價值究竟是什麼？這並不是太玄虛的問題，在半個世紀前，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早就指出：
說到《紅樓夢》的價值，可是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點在敢於如實描寫，並無諱飾，和從前的小說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敘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總之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纏綿，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應該說，這個一代大師對《紅樓夢》這部曠代巨著所作的評價，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魯迅提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意見：《紅樓夢》的價值就在於創造出了「真的人物」；而這些「真的人物」的出現，是對「傳統的思想、寫法」的空前的大突破！
什麼是「真的人物」？依魯迅的看法是：它的主要特徵是和從前小說的敘「好人完全是好」、「壞人完全是壞」大不相同。在《紅樓夢》第三回中，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評論賈寶玉時所說的所謂「修治天下」的「大仁者」，與「撓亂天下」的「大惡者」那兩種人就是「完全是好」或「完全是壞」的。這是傳統的觀念，即用形而上學的「二分法」來評斷體現了作為「社會關係之總和」的人的無限複雜、豐富性，將人們或拔高成為「神」，或貶低成為「鬼」----堯舜禹湯等所謂「大仁者」是「神」而不是「人」，蚩尤共工桀纊是「鬼」也不是「人」。有人說賈雨村是「反面人物」，他的話不能代表作者；有人說這種「正邪」兩種人物源自朱熹的「二氣說」。實際上，賈雨村諧音「假語村言」，正寓有作者假此作書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曹雪芹所說「大仁者」與「大惡者」這兩類人物只是作為「引子」，目的在引出那「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亦不能為大凶大惡」，其「聰明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的第三類人物。----「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嵇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宋、劉庭芝、溫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雲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崔鶯鶯、朝雲之流」１，依門第等級將他們分「情癡情種」、「逸士高人」和「奇優名娼」三種類型。曹雪芹將許由、陶潛，直到薛濤、朝雲等一干人物，置於堯舜、禹湯，直到周程、朱張的所謂「大仁者」和蚩龍、共工，直到安祿山、秦檜等所謂「大惡者」的兩類人物之外，成為第三類人物。----作者心許的，引為思想上同心的是這一類人物，前兩類人物不過作為陪襯而已。這就不同於朱熹的「二氣說」了。如果說「大仁者」完全是「好」，「大惡者」完全是「壞」的話，那麼這第三類人物就是說不上「好」或「壞」的「真的人物」。
曹雪芹將《紅樓夢》的賈寶玉劃歸到第三類人物中去，絕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從這些人物的身上看到了和自己相似的地方，即縱酒如狂、抑塞不拔而又放蕩不羈，不肯受封建禮法的束縛，嚮往、憧憬著自由的天地和美好的理想，被時人目為「怪」、「迂」、「癡」、「狂」。同時，他們又大都是能詩善畫，或書法、音樂、戲劇，各有專長。並且，他們大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有著不同程度的坎坷遭遇和慘痛的經歷，方轉而以寄情山水、迷戀藝術的方式逃避現實政治，追求自己的精神上的自由和個性上的獨立。如曹雪芹「酒渴如狂」，自號「夢阮」----傾慕阮籍之為人。阮籍是「傲然獨得，任性不羈」、「嗜酒能嘯」，「時人多謂之癡」。２敦誠、敦敏的詩中，說曹雪芹「狂於阮步兵」、「步兵白眼向人斜」，足見他是何等傾慕這個不拘禮法的狂士！曹雪芹畫石，敦敏說他「傲骨」、「嶙峋」，「醉余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磈礧時」；他並題所作為《石頭記》----米芾也極嗜好石頭，拜石頭為「石兄」，為文也「奇絕」、「不蹈前人軌轍」。３曹雪芹所作書中主人公賈寶玉「似傻如狂」；《晉書》本傳說顧虎頭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傳中還記載了一些關於他的「癡」的故事。曹雪芹恥於為官家作畫，張宜泉詩說他「苑召難忘立本羞」。----倪瓚也不為富人畫扇子，說道：「吾畫不可貨取也！」他還不肯為張士誠弟士信作畫，怒說：「予生不能為王門畫師！」並「裂其帛而卻其幣)」。４曹雪芹曾有「酒渴如狂」、敦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的軼事；----唐寅和朋友喝酒，錢喝完了，就把朋友的衣服脫下來當錢，再買酒喝，然後乘醉作山水畫幾幅，次晨賣掉，才把朋友們的衣服贖回來。５……這類相似的地方，還有很多。在這些人物的身上，足以折射出曹雪芹的個性特徵、思想傾向和精神風貌，它比那些不足征考的畫像、木箱、乃至《廢藝齋集稿》之類，不是要可靠的多，有價值的多嗎？
廣義地說，《紅樓夢》的淵源，我們往往注意它源自莊、騷、班、馬，而較少注意到唐、宋傳奇、宋詞及元明戲曲對它的影響。在《西京雜記》裡即有卓文君私奔司馬相如的故事；杜光庭的《虯髯客傳》就寫了紅拂私奔李靖的故事。這兩個愛情故事都側重寫女主人公的大膽潑辣，敢於置封建禮法於不顧，主動地選擇配偶，謀求自己的幸福，為中國女子追求自由愛情和自主婚姻開闢了道路。元稹《鶯鶯傳》裡的崔鶯，為感張生的相救，主動委身於他；雖然最後遭到他的「始亂終棄」，作者還說這種卑劣行為是「補過」，墮入了魯迅所說的「惡趣」，但崔鶯這種無視禮法、主動追求愛情的精神，還是無法掩蓋的。董解元、王實甫把這個故事寫成了兩種《西廂記》，特別是「王西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就一次、再次地用《西廂記》中的詞句相互挑逗，可見它對曹雪芹起到很大影響的。北宋的著名詞人柳永喜歡在女兒隊裡廝混，被稱「無行的文人」，受著種種的歧視和打擊，正有些像《紅樓夢》的賈寶玉。他的詞有大量是以描寫妓女為題材的。他對那些聰明而不幸的歌女懷著深切的同情，在詞中寫她們熱切地盼望著擺脫被禁錮的奴隸生活，並曲折地表達出她們被欺騙、被侮弄的痛苦心情。這和曹雪芹同情那些或癡、或情的「異樣女子」，寫「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偉大悲劇的心情，也有相通的地方。尤以柳永在《雨霖鈴》、《八聲甘州》、《夜半樂》等曲中表現的那種關懷、體貼的情懷，和《紅樓夢》中的賈寶玉的「意淫」----脂研評作「體貼」二字----的精神，也很為相似的。柳永自稱「白衣卿相」，對抗黃金榜上的功名６，這是對於封建王朝科舉制度的大膽嘲弄，表現了他的玩世不恭的態度。後來董解元以「秦樓楚館鴛鴦幄，風流稍是有聲價」７自誇，關漢卿自封為「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８。這和柳永在這些詞裡所流露的態度是有其一致之處的９。同時，這和《紅樓夢》裡將賈寶玉稱作「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並以「群艷之冠」的評語列《情榜》之首，也是很有相通的地方。應該說，有井水處即有人唱柳詞----《紅樓夢》鈔本一出即「不脛而走」，蔚成「開言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的風氣，壓倒了「經學」，出現了所謂「紅學」，這其間不也有相似的地方嗎?^總之，曹雪芹借賈雨村之口用自許由、陶潛，直到薛濤、朝雲這一類人物比擬賈寶玉，也正是他自己所引以自況的。----他在他們的身上嗅到了和自己相同的氣息，感到了思想、心靈上和自己相通的地方：----從他們那厭惡封建禮法束縛、渴望擺脫它，逃到自由天地中去的精神中，找到了自己的知心；從唐人傳奇、元明戲曲以及柳永的詞作裡寫的男女相戀和女兒的容貌、服飾和情態的描寫中找到了自己的興趣和創作靈感。馬克思指出：「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並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十它的特點就是壓迫人、貶抑人，使人不成其為人。魯迅曾把中國封建社會比作「鐵屋子」。這類人物的共同之處就在於首先感到了那鐵屋子裡的窒息似的沉悶，渴望著呼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氣，這正是人的自我意識的增強和人性復甦的徵兆。所以，橫向看，這種所謂「大仁者」和「大惡者」以外的第三類人物的出現和存在，構成了中國社會----儘管仍屬於統治階層的範圍內----的第三個世界，真正的人的世界，它的意義超出了統治階層的範圍。縱向看，這第三類人物的出現和存在，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一道被壓抑、被忽視、被埋沒，但卻依稀可見的要求人性自由、個性解放的潛流。它體現出中國人民要求突破封建桎梏，在母胎內蠕動、掙扎欲出的一股新生的力量。
曹雪芹正感受到了這股如「風水雷電」一樣「搏擊掀發」地噴薄欲出的力量，並自覺地歸附到這個新生力量的範疇之內，摒棄了那個時代裡評斷人物的價值觀念，自立一種是非標準。這是一種大膽的叛逆思想和行為，誠於中必形於外，故他所作的《紅樓夢》顯出了一種為封建禮法所不容的叛逆思想和情緒，從而在作品裡也就顯出了擺脫世俗觀念的最真摯的感情和深切動人的力量。
如果依照「文以載道」的傳統觀念，以「言情」----描寫男女愛情----為可恥，不能正視中國歷史社會中客觀存在的這個「真的人物」構成的第三世界，及其所代表的歷史上中國人民要求人性自由、個性解放的潛流，我們就不能正確理解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學，自然也就不能正確估價曹雪芹擺脫所謂「大仁者」與「大惡者」而歸附到第三類的「真的人物」中的叛逆意義和首創精神，更無法估價它在《紅樓夢》創作中打破傳統思想、寫法上所起的巨大作用。
三
正是在塑造了一系列的「真的人物」的基礎上，和傳統的小說相比，《紅樓夢》顯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新的面貌，含有一種好像說不清、說不盡的意蘊。
那種認為《紅樓夢》「言情」就「可羞」，「不偉大」，只有「言政」才「偉大」，不「可羞」----只有將她考證或索隱成「政治歷史小說」，才將「紅學」研究「推進了一步」的說法，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縱然考證或索隱出《紅樓夢》寫的確係「愛情掩蓋」的雍正奪嫡那樣的「政治歷史」，姑不說實際上已被貶為一部「政治謎語」，充其量也只屬於宮廷事變的範圍，和《三國誌演義》寫近一個世紀的三國分合鬥爭、《水滸傳》的寫人民起義，乃至《西遊記》的寫玄奘取經故事，也要遜色得多。
評價文學作品，不僅看它寫什麼，而且要看它怎樣寫。相同題材的作品，往往因不同作家寫的不同而出現思想、藝術上的極大懸殊。如《紅樓夢》與《歧路燈》、《醒世姻緣》、《鏡花緣》、《兒女英雄傳》等作品，所寫題材有不少相似的地方，但因作者水平不同，寫法也就有異，在其思想境界和藝術造就上就不能不拉開了檔次。我們承認文學是人學，對象是描寫人這個前提，就應承認評斷文學作品的標準是看它在塑造人物上達到的高度，而不是其他。這是因為世界最美的是人，最醜的人比最漂亮的黑猩猩要美。所以，人是構成美學世界的主體。人的美，人的心靈的深邃、豐富，情感的千變萬化，是我們最最感興味的世界。因而，一切作家都不能不在「人身上探索人」這個課題上大顯身手、一較短長。
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人是既不認識自己，又不認識別人的。自然經濟的小農生產方式，將人們分割在一小塊一小塊的土地上面，過著「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相互隔絕的生活。這就將「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的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⑾。封建專制和家長宗法制的長期統治，在人與人間築起一道道迷信和偏見的高牆，造成了隔閡、歧視和嫉妒。----歧視女性，則是這種種偏見中最大的一種----這樣，我們往往很難將心比心地感到別人精神上的痛苦，因而也很難理解人、原諒人、同情人，往往最親密的同志、親人、友人，也「雖為骨肉，情同陌路」，不能相知，產生種種隔閡、歧視和誤解，甚至造成不幸，演出悲劇。
文學是改變人精神的最好方法----文學作品是生活的教科書，文學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不只是文學作品提供了某些歷史、政治、經濟……等等方面的知識，----歷史家、政治家、經濟家……等等。可以從中看出他們所關心的問題，找到他們有用的資料----更為重要的是：它讓我們從無比鮮明的生活圖畫中，看到了各式各樣的「真的人物」。他（她）們經過作者所經歷人生中所獲得的獨特的體驗和思想的提煉、情感的沉澱的長期孕育後，昇華到了典型的高度，因而，當我們看到他(她)們的時候，比看到自己所親見的真的人物更加容易認識和理解他(她)們的心靈的激盪和情感世界的千變萬化。這就從審美過程的「娛人情」的「感興怡悅」中增加了人生的閱歷和對世情的理解，從而，在陶冶薰染的潛移默化中「啟人生之閟機」和「明人生之誠理」（魯迅語）
----淨化了人的感情，提高了人的思想，起到了改變人的精神，塑造人的心靈的作用。
《紅樓夢》正是如此！它有異於歷來其他小說的地方，就在於其中所敘的人物----特別是女性，都是有著生活全息的豐富、多采的自我意識和獨立人格的「真的人物」。作品中的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等，每個人就像一個大千世界，豐富得足夠人寫成多幕劇、長篇小說，或者數十萬言的評論----早有人寫過這樣的厚厚的大書----她們又真切得讓讀者堅決不相信是「假」----藝術虛構----的；她們又複雜得令人說不清寶釵究竟是「虛偽」還是「渾厚」，襲人是「奸險」還是「忠實」，以至長期爭執，形成派別……。就這些來說，在中國古典小說中，也是罕有其偶的。書中的即使那些次要的人物，也莫不具有豐富、多采的生活全息性。
如鴛鴦，曹雪芹筆下的這個賈母身邊的大丫頭，溫柔和順的，好像悉心服侍賈母外，並無特別的地方。但是，一當賈赦逼她作妾時，她突然站了起來，堅決表示：「別說大老爺要我作小老婆，就是大太太這會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這對賈赦和邢夫人真是鄙視、蔑視到極點。她在賈母面前表示：「就是老太太逼著我，我一把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這是何等的決絕!簡直顯出「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氣概。評者說這是「詞壯風雲、氣沖斗牛」、「號神泣鬼、驚天動地之文」⑿。又如晴雯，這個「心比天高」的少女，在因「繡春囊」抄檢大觀園時刻，園中女兒均懾伏於王善保家的所代表賈赦夫婦的淫威，噤若寒蟬，任其施威，晴雯卻搶著「霍郎的一聲，
將箱子掀開，兩手提著，底子朝上，往地上盡情一倒」，令王善保家的「也覺沒趣」。在病中被逐時，如大某山民所評：她臨去「絕不作一乞恩詞色，可憐顏色」，「於生死患難交，足觀風概焉！」⒀再如尤三姐，在出場時與賈蓉、賈珍糾纏，好像和尤二姐難分高下。但面臨賈珍、賈璉的露骨挑逗時，她豁了出去，拿著自己的剩酒「揪過賈璉來就灌」、「嚇得賈璉酒都醒了」，她卻「高談闊論，任意揮霍，村俗流言，灑落一陣，由著性兒，拿他兄弟二人嘲笑取樂」一番後，竟把他們「攆了出來」。這段筆飛墨舞的文字，大某山民評道：「但聞紙上有火拉聲」、「如單騎入萬人陣，左衝右突，四面皆摧！」他極口讚道：「三姐之妙，真妙到天仙化人地步矣!」⒁聶紺弩先生說得好：
尤三姐這個至美至潔的少女，儀態萬方，千軍辟易，就像一個精神上的女神，金身萬丈地矗立雲端，俯視著賈珍、賈璉這般蛀蟲一樣的污穢的小東西。⒂
其他如香菱學詩、紫鵑試玉、齡官畫薔、芳官鬧事……等等。都在幾乎無事的日常生活瑣事敘寫中出現了驚心動魄的場面：為維護人的尊嚴和人格的獨立，這些或情或癡的少女，或不惜豁出生命作最後一搏，或顯出從來未見的深情、或露出從來未有的智慧和聰明。就是這電光石火迸發的瞬間，讓我們看出這些人物的凜然不可侵犯的人的尊嚴的精神美和人格美。《紅樓夢》裡這些次要人物的描繪，也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創造出了一個個十分逼真的，不是「賤人」而是「人」的「真的人物」。
相形之下，《三國誌演義》寫的是帝王將相的「英雄」們的活動，戰爭中也只見雙方的「英雄」較量，其他將校兵卒很少起作用。人民則處於被奴役、被殺戮、又被爭奪的地位。人命不當作一回事，如有個劉安就將妻子殺死當「狼肉」給劉備吃；曹操動輒殺人，夢中也殺人；司馬懿也隨便殺死丫環「以滅口」。這是司空見慣，不以為怪的。《水滸傳》寫梁山好漢的活動，普通人民是「店小二」式的，處於注定的被奴役或被殺戮的地位。「十字坡」賣過人肉；那個黑旋風李逵，動輒不分青紅皂白地掄起板斧向人多處排頭兒砍去，說是「吃我殺得痛快！」評注家也讚道：「天人！」「神人也！」
女子，則被寫成「禍水」、「亂階」，如《封神演義》的妲己、《東周列國志演義》的褒姒、《隋唐演義》的楊玉環，都是「禍國殃民」的「尤物」。《水滸傳》裡的潘金蓮、潘巧雲、閻惜姣，都是以「淫」著稱，她們的被殺、被剜心剖腹，都是「罪有應得」的。《金瓶梅》將《水滸傳》的潘金蓮與西門慶的故事，擴寫成數十萬言的百回大書。它的以家庭生活瑣事為題材，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首創意義，所寫世情，「蓋誠極洞達，或條暢、或曲折、或刻薄而盡相，或幽伏而含機」⒃，均有可取的地方；但它所寫的潘金蓮、李瓶兒、春梅、孟玉樓、孫雪娥等等，無不是「淫婦型」的人物，活該剖腹剜心的材料，都是「不成其為人」的。即使一般小說裡寫的女性的「正面人物」，都是所謂具有「德、言、工、容」，恪守「三從四德」訓條的「賢母良妻」，大都得配「才子」，作了一品夫人，又生貴子，千人一面，缺乏個性的特徵。即那刻意學《紅樓夢》的《鏡花緣》，是一部罕見的「討論婦女問題的書」，認為「男女應該受平等待遇」⒄，是極大膽的。但它極力描寫的唐若花、廉錦楓之類的「才女」，縱涉怪異，仍不脫「德、言、工、容」的模式，缺乏個性，更談不到自我意識，不是「真的人物」。有意和《紅樓夢》反其道而行之的《兒女英雄傳》，極力將十三妹寫成「英雄兒女之概，備於一身」的「文武雙全」的「奇女子」，姑不論「矯揉之態，觸目皆是」⒅，即就其終嫁酸腐不堪的安驥，作「夫人」，生「貴子」來說，也是極寫「佳人」的「多貌」，只為反襯「才子」的「艷福不淺」，不脫那「才子佳人、夫榮妻貴」的俗套，距離「真的人物」，還是很遠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不把婦女當作人，在文學作品也就不將她們當作人來寫，這是很自然的。
然而，正如魯迅所說「生命的路是進步的」，無論「什麼黑暗來防範思潮，什麼悲慘來襲擊社會，什麼罪惡來褻瀆人道，人類的渴仰完全的潛力，總是踏了這些鐵蒺藜向前進！」⒆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⒇自然，與之相應的，人性自由、個性解放的要求，雖遇障礙、阻遏，仍然「偶因風蕩、或被雲摧」地從歷史社會的深層迸發出來，「搏擊掀發」地匯成一股莫之能御的潛流。《紅樓夢》裡激盪著的這樣一股潛流，感受著這樣的一種力量，才具有那種「似往已迴，如幽匪藏」註釋(21)的「五內不盡」的纏綿之意，及其令人銷魂蕩魄的藝術魅力。正因如此，《紅樓夢》的女性人物，固然是《水滸傳》、《金瓶梅》的潘金蓮、潘巧雲、閻惜姣、李瓶兒、春梅、等等「淫婦型」的人物的精神面貌絕然不同，即和那些話本小說中為作者們所肯定的較有鮮明個性的女性形象相比較，也顯出一種新的動人的光采----她們都洋溢著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人性的光輝。
《聊齋誌異》也寫出不少天真爛漫的少女，但因系不連續的短篇，難以作多角度，多層次的描寫，使其更加凸出、浮雕化。作者又有比較濃厚的封建道德觀念，還描寫了珊瑚和邵女那樣恪守三從四德訓條的女子樣板，以圖感化澆薄的世風，宣傳了奴隸道德和迷信果報思想，這就不能不損害了他的藝術。《儒林外史》的沈瓊枝逃出家庭，謀求在社會上獨立生活，也有著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獨立的意味；但因它「雖雲長篇，實同短制」，對這個人物只作了事件的介紹，沒有展開藝術描寫，致這個人物不夠豐滿。這是因為作者熱心於宣揚他那禮樂化俗、兵農治國的思想，注意力並不集中在這個地方，和曹雪芹的「只是著意於閨中」註釋(22)者不同，其效果也就有異了。
因此，《紅樓夢》的許多人物，才是「真的人物」。他（她）們有生活全息的多采多姿面貌，並且思想深邃、富有人性的魅力和人性的深度，顯出一種從未有過的清新的氣息。所以，它能給予讀者最充分的美學享受，使他們眈醉於中，從而引起對生活的反思、對理想人性的嚮往。它的成為「三百年中創作之冠冕」註釋(23)，並非偶然的。
四
寫到這裡，我們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紅樓夢》的價值究竟是什麼?^毋須糾纏那些見仁見智的見解，真理總是具體的、平易的，沒有什麼渺茫難測的地方。實際上，早有不少人對《紅樓夢》作過比較中肯的評價，儘管他們並不一定是著名的紅學家。正如「皇帝是光屁股的」這個簡單的真理只有天真的孩子才能說出那樣：《紅樓夢》的價值是什麼這個好像太專門的問題，也須要聽聽那些並不太專的人們的意見。
黃宗英同志說《紅樓夢》是「一門掙脫枷鎖的學問」註釋(24)。李准同志說《紅樓夢》是認識那「人和愛的第一課」，它是讓人「漫遊著」的「一個情感的世界」註釋(25)。孫犁同志說：「《紅樓夢》是為人生的藝術，它的主題是熱望解放人生，解放個性。」註釋(26)蔣和森同志說：「是一首愛情、青春的頌歌」，它是「人的美、愛情的美以及這種美被毀滅的主題」註釋(27)。何其芳同志說：《紅樓夢》「在描寫愛情生活上開闢了一個新的世界」，讀過後「好像受了一次洗禮」，開始知道「在異性之間可以有一種純潔的癡心情感，而且這種情感比起我們周圍所常見那些兒女之間粗糙關係顯得格外可貴，格外動人。」註釋(28)傅繼馥同志認為：「愛情常是個性覺醒的第一陣春風，婚姻自主則常是個人自由的最初要求。」註釋(29)端木蕻良同志說：「曹雪芹最瞭解感情的價值。這和當時市民階層抬頭，人們開始意識到個人價值分不開的。」註釋(30)吳穎同志說：《紅樓夢》是「中國第一部最真實、最典型、最深刻、最生動地把人物（不管是『大寫的人』或『小寫的人』）完全當作『人』來寫、完全放在『人』的地位上來表現的最偉大的『巨製』，它在很大程度上摒棄了封建的『神』性和『奴』性，樹立了反封建的『人』性的豐碑。」註釋(31)這些說法，和那些遠離作品實際的種種說法相比較，要合理的多。
雖然，人的發現、人的覺醒與個性自由、人性解放的口號，是歐洲文藝復興期中出現的，它是新興資產階級反對封建特權、教會統治的戰鬥旗幟，有它的局限。但是，在分析任何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因此，一方面，如列寧所說，上升期的「資產階級分子」，是「真誠的、戰鬥的、徹底的民主主義者」，他們「不愧為法國十八世紀中葉的偉大的宣傳家和活動家的同志。」註釋(32)恩格斯說歐洲文藝復興「是一次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最偉大的進步的改革，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給現在資產階級統治打下基礎的人物，決不受資產階級的局限。」註釋(33)列寧說得好：「如果對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者不抱至深的敬意，就不能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因為這些革命家具有世界歷史所承認的權利，來代表曾經在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把千百萬新興民族提高到文明生活的資產階級『祖國』講話。」註釋(34)因此，我們對資產階級上升期提出的個性自由、人性解放這樣的戰鬥口號的積極意義，應該給予充分的估價，不可任意抹殺的。
在另一個方面，在關於「人性」的看法上，理論界往往有這樣的錯覺：即將「人性」與「人性論」等同起來，又將「人性」與「抽像的人性」同一起來，造成了許多紛亂。我們往往因反對主張人性至上，否認人的階級性的資產階級的「人性論」，連「人性」的本身也反掉了。抽像人性的不存在，正如抽像階級性也不存在一樣。它均是作為「社會關係之總和」的具體的人的諸種屬性之一。任何具體的人，他（她）首先是一個作為人類的一分子，同時又是階級的、或民族的、或國家的、黨派的、或時代的一分子。人性、階級性、民族性、國民性、黨派性、時代性，等等，是同時存在於一個具體的人的身上，在正常的條件下，這諸種屬性雖相互滲透、相互影響，並不是處於不能共存的地位。但是，我們反對「抽像的人性」，又把「具體的人性」也反掉了。擴而大之，將「人性」、「人道」都看成了資產階級的專利品。實際上，「人性」這個概念，一般也指人類的文明，開化的程度，有別於「獸性」而言；逆向指人類的近代文明、開化與原始階段的蒙昧、野蠻相對稱；橫向指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個人與個人之間發展懸殊的情況。它是人類的、民族的、國家的或個人的文明、進步的標誌，絕非資產階級所能專有的。馬克思曾說過：「德國唯一實際可能的解放是從宣佈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出發的解放。」他認為：「德國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註釋(35)馬克思分析《巴黎的秘密》女主人公瑪麗花時說：「儘管她處在極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著人類的高尚心靈、人性的落拓不羈和人性的優美。」註釋(36)可見毋須忌諱「人性」，或「人的解放」這類字眼的。把它們一律廉價地奉贈給資產階級，那是我們歷來的一個失策。
因此，《紅樓夢》的價值在於它創造出了獨立的、自覺能動的「精神個體」，甚至「昇華著純真的人性美」註釋(37)的「真的人物」。它意味著「人的發現」，意味著沉溺在「神話」時代和「英雄」時代的歷史長河中的人性的覺醒和自我意識的復甦。魯迅獨具只眼地指出了《紅樓夢》的能夠把「歷來的傳統思想、寫法都打破了」，在於它創造出說不出「完全是好」或「完全是壞」的「真的人物」。他說《紅樓夢》是「人情小說」之「代表」，曹雪芹「知人情之深」，故「駕一切人情小說而遠上之」註釋(38)。他明確指出：它「在中國底小說中實在是不可多得的」註釋(39)，給予了最高的評價。所以，就某種意義來說，《紅樓夢》的出現，意味著「人的文學」的誕生。它是中國的人的覺醒的一聲春雷，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不從這個角度去考察，《紅樓夢》那打開書頁撲面而來的芬芳的氣息，那不但振動人心，而且照亮人心的人物群像，那雖朦朧但又帶著真理性的哲學意蘊……等等，卻要靠索隱、考證的方法來探索其所以然，那就會說來說去總隔著一層，說不出、說不清、說不透，成了「夢魘」，越考證、越索隱，就越加糊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