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史上的索隱派
一、索隱派的興起
《紅樓夢》問世之後，清代乾隆、嘉慶以後便不斷地有一些人在那裡議論它「影射」誰家、所「隱」何事之類的問題。這類索隱派文字到民國初年有了很大的發展，出現了一些很有聲勢、影響甚大的評著。人們通常所說的「舊紅學」，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指這類著作。
自民國五年(一九一六)至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短短數年之間，就出版有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以及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這三種索隱派的著作，其中前兩種尤其是舊紅學索隱派的主要代表作。索隱派這類著作，幾乎每一種都是洋洋灑灑。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足足寫了幾十萬言。有些地方，索隱文字比《紅樓夢》有關段落的原文反而更多。這種索隱文字超過原文的喧賓奪主的情況，很有點像經學家詮解孔孟經書或佛學家疏注佛教經文的樣子。事實上，有的《紅樓夢》索隱家自稱為，他們就是「以注經之法注《紅樓》」的(《紅樓夢索隱·例言》)。
索隱派著作的篇幅如此之大，其內容究竟如何?他們研究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這首先就要說到索隱派紅學的主要特點。原來，索隱派著作既不像前於此的《紅樓夢偶說》《夢癡說夢》那樣[1]，主要是摘述小說中若干人物事跡，借此抒發對人生或世情的感歎，也不像後來以賈府即曹家的新紅學考證派那樣，拚命去考證賈府和曹氏的家世，而是竭力去「索隱」。所謂索隱，意思就是探索幽隱，即求索小說所隱去的「本事」或「微義」。其實就是穿鑿附會、想入非非地去尋求《紅樓夢》所「影射」的某些歷史人物或政治事件。這類文字看起來似乎是在研究《紅樓夢》，其實它並不是從小說《紅樓夢》本身出發，而是從那些評論家自己頭腦裡的某種主觀意念出發，他們各自把一些看似跟《紅樓夢》有關的東西拿來跟小說裡面的人物事件互相比附、印證，並從而去評論《紅樓夢》的意義和價值。實在說來，他們真正研究的並不是《紅樓夢》本身，而是跟《紅樓夢》及其作者關係不大、甚至是毫不相干的東西。
索隱派那些著作產生的具體原因，以及它們各自的具體內容，是有所不同的。本來，在《紅樓夢》評論史上，還在民國初年這些大部頭的索隱派著作出現以前，清朝時期就已經有人不斷地在「索隱」，求索這部小說究竟是寫誰家的「本事」，如有的說是寫宰相明珠家事[2]，有的說是寫金陵張侯家事[3]，等等。但當時此類議論，往往只是說說而已，並沒有多方面地詳細地進行論證。到了民國初年時候，就有一些索隱派評論家承接清朝時期這類說法而大加發揮，他們一方面從歷史著作、野史雜記、文人詩詞或隨筆以及民間傳聞中，另方面又從小說《紅樓夢》中，竭力搜集一切看似有點關係實則並不相干的文字，牽強附會地加以排比對照，想以此證明《紅樓夢》即是寫的某家某事。一般說來，這批索隱派評論家都是善於玩弄文字材料的附會學大家，史籍或傳聞中的一點材料，小說中的片言隻語，到了他們那裡，便只管互相牽合，只管東拉西扯、千言萬語地放手寫去，所以許多索隱派著作的篇幅都很龐大。
這些索隱派紅學家，有的是《紅樓夢》迷，愛《紅》成癖，又值心閒，可以「戲筆」，心裡對《紅樓夢》先有了一個念頭，就千方百計地想去求索、證實它；有的雖也愛好《紅樓夢》，但主要是由於對現實的社會政治，有所感觸並有所欲言，希望通過「索」《紅樓夢》之「隱」，來宣傳某種政治觀點，倒並不是吃飽了飯沒事幹寫著玩。索隱派中以前一種人居多，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可為代表；後一種人較少，可以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為代表。索隱派作者搞《紅樓夢》「索隱」的具體的思想動因雖有不同，他們那些索隱著作，具體的內容和說法也不一樣，但是那些索隱派著作在運用主觀主義的「索隱」方法上，在歪曲《紅樓夢》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上，以及對後來《紅樓夢》研究所產生的消極影響上，卻都是一致的。
二、王夢阮、沈瓶庵的《紅樓夢索隱》
此書出版於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題「悟真道人戲筆」，附於一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上，上海中華書局印行。書分二十卷，訂為十冊。書前印有「清世祖五台山入定真相」(彩色)，意在佐證《紅樓夢》是寫清世祖故事。卷首有「悟真道人」所作的《序》《例言》和《紅樓夢索隱提要》[4]，其分回分段索隱，則夾寫在《紅樓夢》有關段落正文之下。
《紅樓夢索隱》出版之後的流傳及其影響，可以從一個數字看出來，即此書出版後，很短的時期之內就重版至十三版之多。可見這部書在當時是頗為轟動的。
《紅樓夢索隱》的《序》全面地說明了這部索隱著作的基本觀點和內容。開頭即說：「玉谿藥轉之什，曠世未得解人；漁洋秋柳之詞，當代已多聚訟。」這裡的玉豁指的是玉豁生，即唐代詩人李商隱，《藥轉》是他所作的一首七律詩。漁洋指的是王漁洋，即清代詩人王，士禛，《秋柳》是他所作的一組七律詩。他們這些詩真意都很難解，人們的解釋頗多分歧。「悟真道人」是用李商隱、王士禛這些詩作比喻，說明《紅樓夢》也是真意難明、不易解釋的作品。
那麼，在「悟真道人」看來，《紅樓夢》為什麼那樣難解呢?它所。「隱」的「本事」，究竟是什麼呢?他說：
為世所傳、《紅樓夢》一書者，其古今之傑作乎?大抵此書改作，在乾嘉之盛時，所紀篇章，多順康之逸事。特以二三女子，親見親聞；兩代盛衰，可歌可泣。江山敝屣，其事為古今未有之奇談閨閨閣風塵，其人亦兩間難得之尤物。聽其淹沒，則忍俊不禁；振筆直書，則立言未敢。於是話以演義，雜以閒情假寶黛以況其人，因榮寧而書其事。
但因為一則「酸辛無限，筆墨羞陳」，二則「奇情駭世，尊諱難書」，所以小說作者才使用「變幻離奇，烘托點染」的筆法，遂使一般讀者難於辨認《紅樓夢》的「正諦」。《紅樓夢》既是如此難解、並且至今未得解人，於是「悟真道人」便立下了這樣的志願：
不佞謬參正諦，剖集遺聞。由假悟真，信《太》以忘情為貴；即隱求事，知酸淚非作者之癡。遂洞抉藩籬，大弄筆墨。鉤沉索隱，矜考據於經生；得像忘言，作功臣於說部。(《紅樓夢索隱·序》)
這位自稱「悟真」的評論家，對於前此的《紅樓夢》評點家頗多批評。他說：「諸家評《紅樓》者，有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各種」[5]，「大抵不免為作者故設之假人假語所囿，落實既謬，超悟亦非，於書中所指何人何事全不領悟，真知既乏，即對於假人假語，亦不免自為好惡，妄斷是非。」總之，「是書流行幾二百年，而評本無一佳構」(《樓夢索隱·例言》)。這位索隱家自稱「於是書融會有年，因敢逐節批評」，「以注經之法注《紅樓》，敢雲後來居上」(同上)。看他如此否定別人的評本，如此肯定自己的研究，說明他對自己「索隱」所得的《紅樓夢》的「正諦」是很自信的。
那麼，這位《紅樓夢》研究家「大弄筆墨」、「鉤沉索隱」的結果，得出了怎樣的結論呢?以下就是《紅樓夢索隱》這部著作對於《紅樓夢》這部小說的「本事」和「正諦」的最基本的觀點：
然則書中果記何人何事乎?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雲，是書金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相傳世祖臨宇十八年，實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傷過甚，——遁跡五台不返，卒以成佛。當時諱言其事，故為發喪。世傳世祖臨終罪已詔，實即駕臨五台諸臣勸歸不返時所作。語語罪己。其懺悔之意深矣。……父老相傳，言之鑿鑿，雖不見於諸家載記，而傳者孔多，決非虛妄。情僧之說，有由來矣。(《紅樓夢索隱提要》)
這位索隱派研究家的意思是說，《紅樓夢》全書寫的是清朝順治皇帝(清世祖)和董鄂妃的愛情故事，小說中的「情僧」，指的就是順治皇帝。而那個董鄂妃又是何人呢?他說就是當年秦淮名妓董小宛。妓女董小宛怎麼會變成清世祖所寵愛的董鄂妃呢?他說：
至於董妃，實以漢人冒滿姓[6]，因漢人無入選之例，故偽稱內大臣鄂碩女，姓董鄂氏，若妃之為滿人者，實則皆知秦淮名妓董小宛。小宛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適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於浙之鹽官。小宛艷名夙熾，為豫王所聞，意在必得，辟疆幾瀕於危，小宛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隨王北行。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廢後立後時，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賤，持不可，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為後。封貴妃，頒恩赦，曠典也。妃不得志，乃快快死。世祖痛妃切，至落髮為僧，去之五台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同上)
這位紅學家頗會編撰故事，你看他把事情說得有頭有尾，真可謂「言之鑿鑿」了。但可惜這些故事全是杜撰的。這段敘述其實是有很多破綻的，皇帝身旁后妃成群，死了一個妃子，真能悲痛得拋棄萬乘之尊的帝位嗎?這位索隱家也自知所謂清世祖因悼董鄂妃之死而「落髮為僧」的事，不但史書沒有記載，並且也「不見諸家載記」。但是，他為了立論的需要，便把史無記載，曲意說成是「史不敢書」。但這裡又存在著一個漏洞，官家史書或者可以說是「不敢」記載，但為什麼也「不見諸家載記」呢?
說什麼《紅樓夢》全書為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說什麼小說中的賈寶玉就是清世祖，說什麼小說中的林黛玉就是清世祖寵愛至極的董鄂妃，也就是原來的秦淮名妓董小宛，這一切不過是想當然的編造罷了。
關於清世祖因寵妃董鄂妃去世，感傷過甚，便去五台山「落髮為僧」的傳說，主要是根據清吳偉業《清涼山贊佛詩》裡面有「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之類的話。但是我們認為即使「(董)雙成」「千里草」，暗寓「董」字在內，但怎麼能斷定吳梅村是確指董鄂妃即董小宛呢?退一萬步說，就算吳偉業也是聽了別人有關傳說而寫出了這些含糊的詩句，人們又怎麼能拿來作為根據，硬說《紅樓夢》這部小說必定是寫清世祖和董小宛的故事呢?另外，說什麼董鄂妃就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其主要理由是冒辟疆《影悔庵憶語》裡沒有詳記董小宛的死狀，因而覺得可疑，說這是董小宛被清兵俘去，後來納入宮中，此事辟疆不便明說。這又全是出自主觀主義的猜測。
對於上述出自猜測的傳說，孟森作有《董小宛考》[7]，加以批駁。文中指出：「順治八年辛卯正月二日，小宛死。是年小宛為二十八歲，巢民(按即冒辟疆)為四十一歲，而清世祖則猶十四歲之童子，蓋小宛之年長以倍，謂有入宮邀寵之理乎?當是時江南軍事久平，亦無由再有亂離掠奪之事。小宛死葬影梅庵，墳墓具在。越數年，陳其年偕巢民往吊有詩。迄今讀清初諸家詩文集，於小宛之死，見而挽之者有吳菡次，聞而唁之者有龔芝麓，為耳目所及焉」。這裡多方面說明董小宛不可能入宮成為董鄂妃，特別是考出董小宛和清世祖兩人年齡相差過遠，這是很有用處的。是呵，一個十四歲的童子能要一個二十八歲的女子入宮為妃嗎?《董小宛考》對那些猜測之詞的反駁是很有力的。
我們再找冒辟疆的《影梅庵憶語》來看，也可以反駁那種認為董小宛即是入宮為妃的董鄂妃的說法。《影梅庵憶語》是冒辟疆為悼念亡妾董小宛而作的，寫得頗為真切動人。它記敘了他們兩人相遇、相愛、同居，以及隨後董小宛隨冒辟疆歷經困苦而矢志忠貞的故事。
《紅樓夢索隱》說什麼董小宛以計保全冒辟疆歸回，自己隨豫王北行，這是妄測之詞。《影梅庵憶語》明白地說：「乙酉流寓鹽官」，避難出走，「卒於馬鞍山遇大兵」，「天幸得一小舟，八口飛渡，骨肉得全，而姬之驚悸瘁痦，至矣盡矣」。又寫脫難後冒辟疆病重，小宛曲為伏侍，「越五月如一日」，冒病癒，而董則已「星靨如蠟，弱骨如柴」，後來冒辟疆又再病了兩次，都得到小宛的盡力看護。所以冒辟疆說：「余五年危疾者三，……微姬力，恐未必能堅以不死也」[8]。這裡明白記述馬鞍山遇大兵後的五年中間，小宛始終和冒辟疆在一起。董小宛是死於勞瘁，哪裡是什麼遇大兵被俘北上進宮?
有人說《影梅庵憶語》中對小宛的死因死狀毫不提及，也是不對的。實際上《影梅庵憶語》除了寫到董小宛的驚悸、特別是她的過分勞瘁之外，對她臨死時的情況也不止一次述及。其中有一段說：「姬不私銖兩，不愛積蓄，不制一寶粟釵鈿。死能彌留，元旦次日，必欲求見老母，始瞑目。而一身之外，金珠紅紫盡卻之，不以殉。洵稱異人。」又有一段說：「姬臨終時，自頂至踵，不用－金珠紈綺，獨留跳脫不去乎，以余勒書故。」這對董小宛臨終時的狀況，乃至她的思想性格、她對冒辟疆的愛情，不是作了具體的敘寫嗎?
由上述情況，我們可知，《紅樓夢索隱》及其他紅學家關於《紅樓夢》是寫清世祖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故事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的。
《紅樓夢索隱》論述小說中某人影射某人的理由，使用的是牽強附會的方法。例如說林黛玉就是董小宛，「關合處尤多」。理由如下：
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宛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小宛入官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余，恰得小宛之半。……小宛愛梅，故黛玉愛竹。小宛善曲，故黛玉善琴。小宛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宛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宛善栽種，故黛玉愛葬花。小宛能烹調，故黛玉善裁剪。小宛能飲不飲，故黛玉最不能飲。……且小宛游金山時，人以為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小宛姓千里草，故黛玉姓雙木林。……且黛玉之父名海，母名敏，海去水旁，敏去文旁，加以林之單木，均為梅字。小宛生平愛梅，庭中左右植梅殆遍，故有影梅庵之號，書中凡言梅者，皆指宛也。(《紅樓夢索隱提要》)
這裡的所謂「關合」，看似很多，說得振振有詞，其實牽強附會，經不起辯駁。請問，「二十七」和「十三余」，相差如此之大，怎能說是兩人的「關合」?「善病」和「癖月」，古代女子多得很，古代許多男性文人也都是很愛月亮的，怎能拿來證明?梅之與竹，曲之與琴，栽種和葬花，烹調和裁剪，畢竟有所不同，何得視為一樣?至於「能飲不飲」之與「最不能飲」，其實際是「能飲」與「不能飲」，明明是相反的情況，如何又能說是「關合」?而且，小宛流離顛沛，黛玉只從家鄉到賈府；未聞小宛善哭，黛玉卻眼淚特多；小宛善能委婉迎合冒氏家中諸輩人等，黛玉卻孤高得很；小宛出身樂籍，黛玉出身書香門第；小宛嫁冒辟疆後，依《紅樓夢索隱》的說法，還曾隨豫王北行，後來又入宮為妃；而黛玉呢，她卻是一心只愛寶玉，至死未有二志，她跟賈寶玉尚且未能結合，何嘗又去跟上別人?從出身、遭遇以及思想性格等各方面來看，兩者都是很不相同的，有什麼理由可以說小說裡的林黛玉就是董小宛呢?
至於從「千里草」「雙木林」以及「梅」字跟其它幾個字的關係做文章，那不過是猜謎式的文字遊戲。就說「千里草」是指「董」字、「雙木林」是指「林」字吧，但是憑什麼斷定這「董」「林」二字就是以林黛玉影射董小宛?我們知道，曹雪芹在給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命名時，確曾用過一些諧音之類的辦法的。但如果把這一點加以絕對化，刻意求深，以為每個人名裡面都是隱中有隱，曲中有曲，碰到一個人名就疑神疑鬼地說是「影射」誰、「影射」什麼，那就只能走上主觀隨意的唯心主義的歧路。曹雪芹如果給林黛玉的父母命名時，就必須查考、研究「林」字和「木」「海」「敏」「林」這些字相互之間的筆劃結構關係，那未免太辛苦也實在太傻了。他是完全沒有必要去那樣自討苦吃的。
這部索隱派著作在關於「影射」方法及其具體闡述中，又提出了一些令人無從捉摸的「化身」說、「分寫」說、「合寫」說。根據這些說法，一個索隱家可以從一個方面論證小說中幾個人共同「影射」現實中的同一個人，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論證小說中的某一個人「影射」現實中的幾個人。
《紅樓夢索隱》說：「小宛事跡甚多，又為兩嫁之婦，斷非黛玉一人所能寫盡，故作者又以六人分寫之」。哪六個人?據他說就是小說中的秦可卿、薛寶釵、薛寶琴、晴雯、襲人和妙玉。並據此說：「《紅樓夢》好分人為無數化身，以一人寫其一事，此一例也」。這裡剛剛提出「化身」說、「分寫」說，認為不僅林黛玉影射董小宛，而且薛寶釵等另外六個人也影射董小宛；但是接著又來一個「合寫」說，認為薛寶釵有時是寫董小宛，「亦有時寫陳圓圓」，「亦有時寫劉三秀」，就是說現實生活中的人物董小宛、陳圓圓、劉三秀三個女子合寫在小說裡薛寶釵一個人身上。
上述這類混亂不堪、自相矛盾的說法，在《紅樓夢索隱》中可以說是隨處可見。書中這類索隱法，完全是憑索隱家的隨意捏合，並不根據一定的原則或標準。對小說中的人物和事件，跟現實社會中的人物和事件，只要抓住一點看似相同之處，就說這裡面有什麼「關合」，斷定兩者必有關係；至於兩者不相同或根本相反之處，就閉著眼睛不看，或者強詞奪理地說這是什麼「合寫」「分寫」或「反寫」。反正筆在他手裡，他愛怎麼索隱就怎麼索隱，完全是主觀隨意性的。本來，唯心主義、主觀主義，正是索隱派紅學共同的本質特點。這方面，《紅樓夢索隱》是表現得很突出、很典型的。
三、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
《紅樓夢索隱》正式出版的次年，又出現了另一部也是很著名的索隱派著作，這就是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此書不像上述《紅樓夢索隱》那樣逐回索隱，篇幅也比《紅樓夢索隱》少得多，但影響也比較大。蔡元培是當時一位著名學者。他也來搞《紅樓夢》的索隱工作，自然也就頗引起人們的注意。
《石頭記索隱》於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出版後，到民國十九年(一九三○)就已經印行至十版之多。可見《石頭記索隱》跟《紅樓夢索隱》一樣，也是當時很流行的影響較大的索隱派代表作。
我們可以起個稱呼，把蔡元培稱為《紅樓夢》研究中的「政治索隱派」。這不僅因為他明確地把《紅樓夢》稱為「政治小說」，而且因為他之所以要搞《紅樓夢》「索隱」，目的是為了宣傳民族主義的政治思想。就蔡元培的用意說，他的「索隱」可不像「悟真道人」那樣是什麼「戲筆」，而是帶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的。但是《石頭記索隱》的內容和方法，是把從小說《紅樓夢》裡宰割下來的一些東西，跟他所摘取的一些史事互相比附，實際上是把文學創作和社會歷史混為一談，所以其研究方法跟一般索隱派本質上是一樣的。
蔡元培對《紅樓夢》「索隱」所得的結論跟《紅樓夢索隱》所得的結論很不一樣。他對《紅樓夢》的基本看法是：
《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既慮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冪，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
蔡元培認為王雪香、張新之等人的評點，都未能揭示小說所「隱」的「本事」，他特別批評「太平閒人」評本，在「誤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光讀此書，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為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傅會，如以吃飯為誠意之類」[9]。
那麼，最初研究《紅樓夢》並能指出其「本事」所在的是誰?《紅樓夢》的「本事」究竟是什麼?蔡元培說：
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為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捨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雲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10]尤與鄙見相合。
《石頭記索隱》即本此基本思想而發揮之。據蔡元培「索隱」的結果，小說裡的賈寶玉是康熙皇帝的太子胤扔，林黛玉則是影射朱竹坨；此外，薛寶釵、探春、王熙鳳、史湘雲、妙玉，則分別影射高江村、徐健庵、余國柱、陳其年、姜西溟。總之，《紅樓夢》裡的「十二金釵」，沒有一個不是當初的著名文人。
蔡元培說他自己的「索隱」，用的是三種方法(或所依據的三條原則)，「一、品性相類者，二、軼事有征者，三、姓名相關者」(《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就是說，凡小說中人物與當時文人或品性相類，或軼事有征，或姓名相關，就定為影射某人。舉例說，用第一法，他認為小說中「寶釵之陰柔，妙玉之孤高」，分別與高江村、姜西溟二人「品性相合」，所以斷定寶釵影射高江村，妙玉影射姜西溟。用第二法，他就「以寶玉曾逢魔魘而推為胤扔，以鳳姐哭向金陵而推為國柱」。用第三法，他就「以探春之名，與探花有關，而推為健庵；以寶琴之名，與學琴於師襄之故事有關，而推為辟疆」。
蔡元培認為他自己這種研究法，既立了三條標準，按照這一定的標準進行索隱，「自以為審慎之至，與隨意附會者不同」(《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應當說，蔡元培立了三條原則或標準，這跟其他一些索隱家連什麼原則或標準也沒有，看來是有所不同的。但問題是在於這三條原則或標準是在什麼前提之下確定的?是為什麼目的服務的?蔡元培所設的前提本來就是牽強附會的。他腦子裡先已有了小說中「十二釵」是當時著名文人這個前提，然後用這三條方法去推求，這跟其他索隱派的思路和方法並沒有什麼兩樣，都是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思想和方法。以主觀猜想為前提，又以牽強的方法去推求，何得謂之「審慎」?[11]
事實上，蔡元培並沒有貫徹他自己所提的三條原則或標準。本來，依照他所提出的三項原則，《紅樓夢》裡的人物當然應當一致地是影射現實社會中的人物。但是不，他一會兒把小說中的人物說成是影射現實中的某一個人，一會兒卻又把小說中的人物說成是影射現實中的某種機關或職務。他曾提出：「所謂賈府即偽朝也。」由此出發，他又認為：
賈政者，偽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偽朝之教育也(書日敬敷五教)。賈赦，偽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子婦氏尤(罪尤)。賈璉為戶部，戶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稱璉二爺，其所掌則財政也。李紈為禮部(李禮同音)。康熙朝禮制已仍漢舊，故李紈雖曾嫁賈珠，而已為寡婦。其所居日稻香村，稻與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有杏簾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壇也。
這裡提到賈府的人物有四個，賈赦、賈政、賈璉是男人，李紈是女人，賈赦、賈政是上一輩的人，賈璉、李紈是下一輩的人。在蔡元培的「索隱」之下，小說裡這幾個不同輩分的男人和女人，忽然都變成了清朝的吏部、刑部、戶部和禮部，這豈不可怪可笑!既然說賈府是「偽朝」，又說書中人物是影射「六部」，現已有了吏部、刑部、戶部和禮部，自然就應該有兵部和工部。可是兵部、工部，由賈府中哪兩個角色來充當呢?總之把小說中的人物形象說成是人也好，說成是清廷的六部機關也好，說得通也罷，說不通也罷，都是看索隱家自己的需要。這跟蔡元培所批評的王雪香或張新之的評點，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罷了。
再拿蔡元培依照其所提三條原則來推求歷史人物的方法來說，也是很牽強附會的。舉些例子如下。
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絳珠影其氏也，居瀟湘館，影其竹垞之號也。竹垞生於秀水，故絳珠草生於靈河岸上。
薛寶釵，高江村也(徐柳泉已言之)。薛者雪也。林和靖《詠梅》有曰：「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用薛字以影高江村之姓名也(高士奇)。
探春，影徐健庵也，健庵名乾學。乾卦作三，故曰三姑娘。健庵以進士第三人及第通稱探花，故名探春。
王熙風，影余國柱也。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圓字俗寫作國，故熙鳳之夫曰璉，言二王字相連也(楷書王玉同式)。
史湘雲，陳其年也。其年又號迦陵。史湘雲佩金麒麟，當是其字陵字之借音。
妙玉，姜西溟也(從徐柳泉說)。姜為少女，以妙代之。詩曰，美如玉，美如英。玉字可以影英字也(第一回名石頭為赤霞宮神瑛侍者，神瑛殆即宸英之借音)。
夠了，不必再多舉了。所謂「審慎之至」者，實即如此而已。
《石頭記索隱》具體運用其索隱方法時，不但常是牽強附會，而且本身往往又是矛盾的。例如蔡元培推證小說中的妙玉即是姜西溟，理由之一是「西溟性雖狷傲，而熱中於科第」。說妙玉「狂傲」，與西溟類似，這就是運用蔡定標準之一的「品性相類」罷；但把妙玉的「走火入魔」說成是「熱中於科第」，未免就過於附會，不倫不類。蔡元培又引姜西溟墓表，說姜直到七十歲才登進士；又引小說中《紅樓夢曲》《世難容》云：「好高人共妒，過潔世同嫌」；又引小說中妙玉所言「我自玄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以這些材料合起來證明妙玉即是姜西溟。其實這些推論，由於勉強地拉材料，勉強地尋「關合」，結果自然就會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試問，既然是「熱中於科第」，而且又很想「傳個名」，那怎麼能說是「過沽」?若說真是那樣「狷傲」「好高」「過潔」，則又何以會那樣「溺於科舉之學」，直到年已古稀，還是那樣熱中，非設法弄到一個進士的頭銜不肯罷休?
此外，關於《紅樓夢》思想意義的推論，《石頭記索隱》也多穿鑿附會之詞。如說：「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又進一步附會說：「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漢人唾余也。」
又如為了證實《乘光捨筆記》「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的看法，《石頭記索隱》進一步申述說：「我國古代哲學，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易坤卦彖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石頭記》即用其義。」並引小說三十一回湘雲、翠縷二人談論陰陽的話作為證明。翠縷道：「人家說，主子為陽、奴才為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蔡元培不但認可小說中這個丫頭的話，並進一步論證說：「清制，對於君主，清人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臣與奴才，並無二義(說文解臣字象屈服之形，是古義亦然)。以民族之對待言之，征服者為主，被征服者為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這位學者在這裡是把中國古代的陰陽說和文字學都拉來為他的「索隱」服務了。
從《紅樓夢》研究史上看，評點派、索隱派都好用諧音法來解釋《紅樓夢》裡的字義，結果自然就只能各執一詞，莫衷一是。如在張新之看來，「扇」就是「善」，所以晴雯撕扇，「撕扇」二字就被附會為「思善」[12]。但在蔡元培看來，「扇」就是「史」，所以石呆子的「二十把舊扇子」也就被附會成「二十史」[13]。其實晴雯撕扇，跟「思善」有什麼關係?石呆子二十把舊扇子，跟「二十史」又有什麼相干?這些所謂的「關合」或關係，都是這兩位紅學家強加於曹雪芹、強加於《紅樓夢》的，決不是實際上存在的什麼「隱義」。所以我們才說，舊紅學評點派和索隱派這類研究，都是離開實際的主觀主義唯心主義的東西。
四、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
《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出版後，又出現了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其篇幅大於《石頭記索隱》，小於《紅樓夢索隱》。此書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出版，分四卷，訂四冊，對《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每回都作「釋真」。所謂「釋真」，無非是標榜此書能解釋出《紅樓夢》的真意。其實，「釋真」也就是「索隱」。字面不同，意思一樣。
關於此書，鄧狂言的朋友曾經說：「吾友老儒鄧狂言，曾得曹氏刪稿於藏書家，於原書多所發明，知作者於河山破碎之感，祖國沉淪之痛，一字一淚，為有清所禁，曹氏恐淹沒作者苦心，爰本原書增刪，隱而又隱，插入己所聞見，即流傳至於今者也」(太冷生《古今說林》)。所謂鄧狂言「曾得曹氏刪稿於藏書家」，無非是自作標榜之詞，其實是不可信的。至於說原本作者有「河山破碎之感，祖國沉淪之痛」，書為清廷所禁，而曹雪芹在此基礎上「隱而又隱，插入己所聞見」，則是鄧狂言在《紅樓夢釋真》第一回中自己作了說明的。
《紅樓夢釋真》有一個重要論點，即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明清興亡史」。鄧狂言說，《紅樓夢》一書，「在原本為國變滄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悲。隱然言之，絕非假托。書中以甄指明，以賈指清，正統也，偽朝也」(《釋真》第一回)。簡單地說，「原本之《紅樓》，明清興亡史也」，而曹雪芹的增刪五次，是指清代「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按，《紅樓夢》開卷第一回說曹雪芹增刪書稿，那不過是小說作者的托辭，後來有些人指實《紅樓夢》作者另有其人，說曹雪芹只是作了一些增刪，這種說法未必是可靠的。這裡鄧狂言又進一步把「增刪五次」說成是指清代「五朝史」，那更是想當然的胡說了。
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跟《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兩部書相同之處，是說《紅樓夢》是寫歷史的小說；不同之處，是那兩部書都說《紅樓夢》寫的是清代一定時期的歷史，而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則把《紅樓夢》所寫的「歷史」大大地放長了。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跟前兩部書相同之處，是說《紅樓夢》裡面的人物影射了現實社會中的真實人物；不同之處，是前兩部書都認為小說中人物是清初一定歷史時期以內的人物，而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則把小說中的同一個人物，放大為既影射某一歷史時期的人物，同時又影射另一歷史時期的人物。總之，《紅樓夢釋真》從基本思想觀點來說是承襲《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而稍有變化，從索隱方法來說則是把「影射」說弄得更加混亂、更加支離破碎了。
譬如小說裡的賈寶玉，《紅樓夢索隱》說是影射順治皇帝，《石頭記索隱》說是影射康熙皇帝的太子胤扔；可是到了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卻說：「寶玉固指順治，然曹氏則指乾隆」。意思是說《紅樓夢》原本中的寶玉是指順治，但曹雪芹在此層影射之上又加一層影射，經他修改後的小說中的賈寶玉同時也影射乾隆。這就把同一部小說中同一個人物說成同時影射兩個不同時期的歷史人物，使問題更其複雜混亂。
又如小說裡的林黛玉，《紅樓夢索隱》說這個人物是寫董鄂妃也即是寫董小宛，鄧狂言是贊成這個說法的。他說：「書中之寶玉、黛玉，皇帝與后妃也。」(《釋真》二十二回)還結合小說寫賈寶玉夢見林妹妹要回南，解釋說：「小宛南人，墳墓在焉，故夫在焉，焉得不思回南。不思回南者，非人情也。即其平日不思，而將死時之天良發現，又焉能竟淡然忘之。」(《釋真》二十八回)這分明是把董小宛、董鄂妃和小說中的林黛玉看作是一個人的。但在鄧狂言的《紅樓夢釋真》中，有時卻又說什麼林黛玉寫的是乾隆的皇后富察氏。他說：「曹氏之林黛玉非他，乾隆之原配嫡後，由正福晉進位，後謚孝賢皇后之富察氏也。」(《釋真》二回)但是剛剛說林黛玉「非他」，是「孝賢皇后」，接著卻又自相矛盾地說林黛玉不是別人，是方苞。他說：「林黛玉之以朝臣混之，混之以方苞。苞也，靈皋也；絳珠，仙草也；甘露也，淚也。一而二，二而一也。」(《釋真》二回)那麼，林黛玉究竟是董鄂妃、董小宛呢?還是孝賢皇后富察氏?還是朝臣方苞?他就這樣顛三倒四地混說，弄得撲朔迷離，讀者根本無法得其要領。
又如小說中的平兒，鄧狂言明明說是指柳如是。他說：「平兒指柳如是，為其才之相似也。如是如是，不過如是，亦平字之義也。」(《釋真》五回)言之頗似有據，看來平兒真是指柳如是了。但這幾句話才說完，忽轉口又說，平兒是寫尹繼善。「曹氏之平兒，寫尹繼善也。其才相似，其得主眷而仍處危疑，亦相似」。又如，在《釋真》第五回中，明明說：「襲人指順治廢後，而亦兼及明李選侍事」；可是到了《釋真》第六回，又強調說：「襲人為高士奇，處處可見。」何以見得?他說：「初試雲雨情一段，指其初入部，自肩襆被，為明珠閽者課子，遂得際遇聖祖，既得志，遂以金豆交通近侍，皆偷情之行為也。」如此等等。
《乘光捨筆記》為解釋小說中寶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骨肉，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曾以「漢」字的偏旁為「水」，「建」字之起筆為「土」，以分別證明小說中的男人和女人是指漢人和滿人。《紅樓夢釋真》也依樣畫葫蘆，說：
水者，漢字之左偏旁也；泥者土也，吉林吉字之上段，黑龍江黑字之中段也。彼時漢人文明而弱，比於聰慧之女，滿人野蠻而強，比於臭濁之男。(《釋真》二回)
但是鄧狂言只顧學拆字，卻拆得並不仔細，人們要問，吉林的「吉」字上段明明是「士」字，哪裡是什麼「土」字?不過這位紅學家對這類漏洞就故意裝糊塗了。
清朝道光年間有個《紅樓夢》的評點家，即那個自號「太平閒人」的張新之，由於他滿腦子《易》道，所以他在《紅樓夢》裡看到的儘是《易》理、八卦，把劉姥姥這個人物，也說成是一個「坤」卦。現在這個鄧狂言，心裡認定《紅樓夢》作者有所謂「種族思想」，於是便連小說中賈寶玉對林黛玉講的耗子精的故事，也被認定其中隱藏有「種族思想」了。這位評論家說：
此一段故典，非空談也。耗子精者，指滿人與滿奴也。變成美人以竊之，是趁火打劫之別名也。林子洞有二義，美人之生如幽蘭焉，生長於山林洞府之中，自全其真而保其貞，奈何污之於風塵，登之於宮廷。采蘭者之計得矣，其如好花摧殘何也。且宮廷深邃，真是一林子洞耳，奈何幽囚世上之美人，而使成怨曠，又終身不得見其親戚若孤兒然，是皆竊之者為耗子精而已。靈皋被囚，久在獄中，亦林子洞之義也。寶玉把黛玉當成真正的香玉，聖祖又愛方苞作古文特出之才，亦足印證。嗚呼，耗子雖小，大義存焉!
賈寶玉對林黛玉講的那個耗子精的故事，經鄧狂言這麼一「釋」，竟釋出如此深刻的「真」意來了。要說《紅樓夢釋真》的思想觀點只是平庸地承襲舊說的話，那末就牽強附會的本領而論，鄧狂言比起前於他的舊紅學家來說，是決不遜色的。
五、「索隱派」的荒謬及其對後來的影響
索隱派著作是《紅樓夢》研究史上一部分比較重要的作品。它們雖然有時候也把《紅樓夢》稱為「政治小說」或「歷史小說」，可是它們所提供的一點史料以及對《紅樓夢》的評論，只是歸結為某個皇帝或某個大臣，某些文人或某些名妓的家事或軼聞，根本不是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和本質特點。他們在《紅樓夢》研究中所散佈的唯心主義觀點和形而上學的方法，卻對後來的《紅樓夢》研究產生了很壞的影響。
歸納起來，舊紅學索隱派的謬誤及其對後來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點。
首先，索隱派紅學家根本不理解文學創作與社會現實的關係。他們不懂得，文學創作雖然來源於生活，但它決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經過作家典型化了的。經過作家藝術概括過程的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已經不再是現實生活中的某人。索隱派著作的普遍特點之一，就是表現在把文學作品零碎、簡單地還原為生活的事實。關於小說中的賈寶玉是清世祖、是納蘭性德，以及林黛玉是董小宛、是朱竹垞之類的說法，就是跟上述這種根本錯誤的思想認識分不開的。
第二，索隱派紅學家根本不懂得文學批評的意義和作用。例如王夢阮、沈瓶庵研究《紅樓夢》的目的，像他們自己所說的，是為了通過「索隱」，使《紅樓夢》「成為有價值的歷史專書，千萬世僅有之奇聞，數百年不宣之雅謎。」(《紅樓夢索隱》)我們認為，古代優秀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確實是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的，然而絕不是歷史事實的照相式的再現。更何況他們所說的「歷史專書」，不過是所謂清世祖和董鄂妃(董小宛)的故事之類的同義語而已，這樣來理解文學作品的歷史價值是很錯誤的。評論一部文學作品，應當是為了幫助讀者正確認識它的意義和價值，而索隱派紅學家卻把這當作是一種猜謎的趣事，這是十分荒謬的。把《紅樓夢》當作一個「雅謎」，然後又各自挖空心思地去猜測這個「雅謎」，這正是索隱派紅學家《紅樓夢》研究的思想方法的實質。
第三，索隱派紅學家根本不瞭解文學批評的科學的方法。他們的「索隱」本身就是違反唯物主義的。譬如對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的評析，他們不是從小說中人物的思想言行及整個形象的意義和作用去作全面的評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尋找這個人物形象和某個歷史人物某種「關合」之點。從《紅樓夢索隱》《石頭記索隱》《紅樓夢釋真》對小說中人物形象方面的評論，人們可以看到「索隱」方法兩個主要的特徵，就是杜撰和煩瑣。前者的具體表現就是種種離奇的牽強附會，甚至想入非非，無中生有；後者的具體表現是，經常抓住作品某些表面的、次要的、非本質的東西，割裂開來並肆意加以歪曲，嚴重地破壞了文學作品的完整性和美學意義。
作為上述這些思想和方法的共同結果，就是思想的混亂和方法的矛盾。不僅索隱派中各種著作相互之間有矛盾，而且同一部索隱著作中也往往是矛盾的。在論及小說中人物A是歷史人物甲時，往往發現有漏洞，於是或者說A同時也影射歷史人物乙和丙，或者說小說中的人物A以及B和C是合寫歷史人物甲的。就這樣拉來扯去，弄得支離破碎，混亂不堪，自相矛盾，無法自圓其說。
毛澤東同志指出：「世界上只有唯心論和形而上學最省力，因為它可以由人們瞎說一氣，不要根據客觀實際，也不受客觀實際檢查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按語》)《紅樓夢》研究中的索隱派著作，就正是屬於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瞎說。
民國初年這些索隱派著作，不僅在舊時一般讀者中間廣泛流傳，對他們閱讀、認識《紅樓夢》起了不好的作用，而且對後來的《紅樓夢》研究還產生了長久的影響。直到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考證派開始出現，並且在胡適和蔡元培之間發生了一場新舊紅學之爭，胡適等人批評舊紅學索隱派是猜「笨謎」的附會學派之後，索隱派的評著也仍然在不斷出現。例如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就出版有闞鐸的《紅樓夢抉微》，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又出版有壽鵬飛的《紅樓夢本事辨證》，直到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還出版了一部被人吹捧為「精詳確切，洋洋十萬言，獨為警徹絕倫」[14]的景梅九的《石頭記真諦》等。
索隱派研究《紅樓夢》所運用的那種主觀主義、隨意附會的「索隱」法，曾經被後來不少《紅樓夢》研究家所繼承。甚至到了現代，《紅樓夢》研究中索隱派的影響也不能夠說就已經完全絕跡了。我們從有的紅學家某些研究《紅樓夢》的著作裡，仍然可以看到那種過多主觀猜測的鉤沉索隱式的東西。這些東西的存在，能夠說舊紅學索隱派的影響已經完全清除了嗎?
如果說我們有些同志在《紅樓夢》研究中寫了一些過多主觀猜測、脫離實際的鉤沉索隱式的文字，是由於在《紅樓夢》研究的興趣、習慣和方法上，未能完全擺脫舊紅學的影響的話；那麼，那個自稱「半個紅學家」的江青，則是把舊紅學索隱派的那種拆字猜謎、無中生有的「索隱」法，當作搞反動政治的陰謀手段來加以利用了。江青為了達到篡黨奪權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把『評紅』變成了古為幫用的影射『紅學』」，完全承襲了舊紅學索隱派那種隨意構想、無中生有的伎倆。江青的「評紅」，不過是她搞反革命政治的一種幌子；但她自以為聰明的這種手法，說來真也可憐，是從屢遭批判的舊紅學索隱派的破爛堆裡拾掇去的。
[1]關於《紅樓夢偶說》、《夢癡說夢》等，拙作《評<紅樓夢>研究史上的隨筆類論著》(載《學術月刊》一九七九年三月號)曾作了一些評述。
[2]當時認為《石頭記》「隱」明珠家事的說法最為流行，清代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二編》等均記有此說。
[3]清代周春《閱紅樓夢隨筆》等記有此說。
[4]《紅樓夢索隱提要》一九一四年先已發表於《中華小說界》雜誌第一年第六、七期。
[5]「護花主人」即王雪香，「大某山民」即姚燮，此二人及下文提及的「太平閒人」張新之，都是清代著名的《紅樓夢》評點家。他們評點《紅樓夢》的情況，請參看拙作《談<紅樓夢>研究史上的評點派》，載《上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一期。
[6]此處原註：「清時漢人冒滿姓，多於本姓下加一『格』字或一『佳』字，似此者甚多，不勝枚舉。」
[7]孟森《董小宛考》，載《心史叢刊》三集。蔡元培《石頭記索隱》卷末附有此文，但題下未署作者姓名。
[8]本文所引《影梅庵憶語》文字，據一九三三年上海大東書局本。
[9]「太平閒人」《石頭記讀法》有一條說：「書中大致凡歇落處，每用吃飯。人或以為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寶玉乃演人心，《大學》正心必先誠意，意脾土也。吃飯，實脾土也。問世人解得吃飯否?」
[10]《乘光捨筆記》，作者未詳。其中曾說：「《紅樓夢》為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康雍年間滿漢之接構，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寶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見也。蓋漢字之偏旁為水，故知書中之女人皆指漢人，而明季及國初人多稱滿人為達達。……達之起筆為土，故知書中男人皆指滿人。由此分析，全書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
[11]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曾受到胡適的批評，但他也反過來批評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兩人互相批評對方，又各自吹噓自己研究《紅樓夢》的方法，胡適說自己的方法「科學」，蔡元培則說自己的方法「審慎」，等等。
[12]「太平閒人」張新之在《紅樓夢》三十一回回末評中曾說：「扇，善也。撕扇，思善也。」又說晴雯的笑隱有「孝」的意思，「笑，孝也。大笑，大孝也。」
[13]《石頭記索隱》說：「四十八回賈雨村挐石呆子事，即戴名世之獄也。扇者，史也。看了舊扇子，家裡這些扇子不中用，有實錄之明史，則清史不足觀也。二十把舊扇子，二十史也。石呆子死不肯賣，言如戴名世等，寧死而不肯以中國古史俾清人假借也。」
[14]張繼《紅樓夢真諦序》，見《石頭記真諦》卷首。按，《石頭記真諦》又名《紅樓夢真諦》。
作者附記：
於無字處覓「隱」義，從夾縫裡看文章。文化革命期間，林彪、「四人幫」曾用「索隱」的方法，從一些同志的文學創作或文章中挑剔「破綻」，尋覓裡面的所謂「影射」「攻擊」「誹謗」，借此羅織罪名，迫害革命同志。這種反動的手法是從哪裡學來的呢?大約是繼承了清代統治者製造文字獄的老法子，並且跟清代以來索隱派紅學的影響也不無關係罷。舊紅學索隱派是《紅樓夢》研究史上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其最突出的特點就是主觀主義、隨意附會、無中生有。作為一種反唯物主義的反科學的思想方法論，真是謬種流傳，為害非淺。「半個紅學家」江青在《紅樓夢》問題上的醜惡表演就是典型的例子。這種情況說明，我們必須不斷地批判舊紅學索隱派的「影射」法、「索隱」法，不斷地批判唯心論和形而上學，這樣才可能有實事求是的健康的文藝評論和學術研究，才可能有真正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這也可以說是我們今天剖析《紅樓夢》研究史上的「索隱」派評著，所能得到的一點有益的認識罷。此文系去年夏天整理一章舊稿而成，今次稍作修改並寫附記如上。
一九七九年六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