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十八世紀歐洲文學
(一)
曹雪芹的《紅樓夢》(八十回本)脫稿於十八世紀中葉，它所描繪的正是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現實生活。把《紅樓夢》同它那個時代歐洲一些國家的文學作品略加比較，就不難見出它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
在歐洲，十八世紀可以說是一個啟蒙的時代。所謂「啟蒙」，就是「啟」資產階級革命思想之「蒙」。當然，十八世紀歐洲各國的歷史發展的具體進程並不盡同，甚至彼此的差異還相當懸殊。倘同中國的社會生活相比，則更是各各不同。但是，在我們回顧這個世紀各國千差萬別的社會情狀時，畢竟還是可以發現這個時代不僅向歐洲各國，而且也向古老的中國提出了某些相似的歷史要求。
十八世紀歐洲發生的啟蒙運動，是文藝復興的繼續和發展。它濫觴於法國，但旋即氾濫全歐，成為當時波瀾壯闊、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啟蒙運動體現了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的必然要求。當時，束縛生產力發展的一是已經腐朽透頂的封建制度，二是宣揚君權神授的反動的教會勢力。所以，啟蒙運動主要是一場極其深刻的反封建反神權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運動。在法國，啟蒙運動就為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三年的資產階級大革命掃清了道路。
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和盧梭就是十八世紀法國啟蒙運動的四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和伏爾泰在《英國通信集》裡從政治、法律、宗教等各個方面對法國的封建制度及其整個上層建築進行了非常深刻的批判。孟德斯鳩認為路易十四建立起來的法國絕對君主制度完全「違反人性」，他反對教會利用上帝插手人間的政治。孟德斯鳩主張法制，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學說就是近代和現代資產階級國家制度的理論基礎。伏爾泰預言封建制度必然會滅亡，被他視為社會「蛀蟲」的封建貴族也必然會毀滅。
把啟蒙運動推向新的高潮的是「百科全書」的主將狄德羅。他對封建制度和神權謬說的揭露和批判，較之他的先驅者孟德斯鳩和伏爾泰還要深刻和徹底。伏爾泰是個自然神論者，他並不完全否認神的作用，而狄德羅則根本否認上帝的存在。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非常精闢地闡述了私有制是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盧梭並不一般地否認私有制，他反對的是封建的私有制。他在《民約論》裡還進一步提出了國家的起源問題。盧梭認為國家是全體社會成員為了維護共同的社會利益通過一致同意的約定才產生出來的。例如他說：「人民設立封建領主是為著保護自己的自由。」一旦封建主不能保護人民的自由，甚至成了剝奪人民自由的壓迫者時，他就破壞了原來的約定。盧梭說如果這樣，人民就有權。用暴力來驅逐他，推翻它。盧梭的《民約論》不僅直接號召人民用革命暴力來推翻封建君主的殘酷統治，而且還給人民的革命行動提供了理論根據：造封建主的反有理，推翻封建統治無罪。盧梭還第一個提出了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的思想。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裡評述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歷史功績時說道：「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不管這種權威是什麼樣的。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觀念，都被當做不合理的東西扔到垃圾堆去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五六至五七頁)
英國的資本主義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發展得快。英國在1649年發生了克倫威爾領導的清教徒運動。這是一次矛頭指向君主制、封建貴族和教會的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之後不久，英國又爆發了「光榮革命」。而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就使資本主義制度在英國最終地確立了起來。所以，英國的啟蒙運動和法國不同，它已經不是在為資本主義披荊斬棘，而是為了徹底掃蕩封建殘餘。英國啟蒙運動的傑出代表是幾位著名的文學家：斯威夫特、菲爾丁、哥爾斯密和謝立丹等。他們主張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和自由，不承認宗教的權威。他們基本上和伏爾泰一樣，信奉「自然神論」。所謂「自然神論」，就是仍相信神的存在，不過這個神不是上帝。
德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較之英國、法國要遲緩得多。在整個十八世紀，德國還分裂為大大小小三百來個各自獨立的封建公國或王國。當時在德國全境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都凋敝不堪，而貴族和王公大臣又驕奢淫侈，揮霍無度。農民和手工業者不勝其苦。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那樣；「一切都爛透了，動搖了，眼看就要坍塌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三頁)不滿情緒籠罩了全德。於是在法國的影響下，德國也出現了啟蒙運動。但是由於德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德國的啟蒙運動無論就其廣度和深度來說都遠遜於英、法。德國的啟蒙運動，如果把狂飆突進也視作它的繼續，則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高特捨特為代表，只限於對封建制度表示出某些不滿，希望貴族階級的統治集團能進行一些改良。第二階段以萊辛為代表，主張廢除封建制度，要求全國統一。第三階段以歌德、席勒為代表，不過這個階段主要表現為一個文學運動。對於整個十八世紀的德國，恩格斯作過這樣的述評：「這個時代在政治和社會方面是可恥的，但是在德國文學(按：「文學」似應譯為「學術一一引者)方面卻是很大的」，德國不僅產生了著名的思想家康德、費希特、黑格爾，而且產生了歌德和席勒。恩格斯接著指出：「這個時代的每一部傑作都滲透了反抗當時整個德國社會的叛逆精神」(同上引)。
在十八世紀，俄國的情況還不如德國。彼得大帝在這個世紀初勵精圖治，進行了一番改革。為了打開通向西歐的一扇窗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其後命名為彼得堡的一個出海口從瑞典人手裡奪了過來。彼得大帝扶植新興貴族地主和商人，其根本目的還是在於加強封建農奴制。在十八世紀下半期，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標榜學習法國，實行所謂的開明君主制度。啟蒙運動在西歐，矛頭對準的是封建制度，而葉卡捷琳娜卻把它拿來作了沽名釣譽的政治擺設。俄國十八世紀的啟蒙主義者是思想家和作家拉吉謝夫。他在留學德國期間，受了盧梭和馬布裡等人的思想影響，回國後寫了一部《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揭露了沙皇封建農奴制社會的種種黑暗。但是俄國在十八世紀並未產生象西歐那樣的啟蒙運動。俄國真正的啟蒙運動發生在十九世紀四十至六十年代，較之西歐，整整晚了一個世紀。
中國的封建社會比歐洲任何一個國家的封建制度都要長，甚至比有些國家的全部歷史還要長。到十八世紀，中國的封建社會已經有了三千年的歷史。在明代萬曆年間(一五七三至一六二。年)，也就是在英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克倫威爾領導的清教徒運動爆發前約半個世紀，在中國的封建社會內已經出現了萌芽中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那時不僅有了比較發達的為市場生產的手工業，而且也相應地出現了出賣勞動力的手工業工人。《明實錄》上就有關於萬曆年間蘇州紡織業的記載。它說：「染房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至於商業經濟及與此直接相聯繫的商業城市、集鎮的繁華情況，則更非萬曆以前可以同日而語。
明末，女真入關及清王朝的建立，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其最初的萌芽時期，就走了一段很長的「之」字形的道路，拐了兩個大彎。明末清初，中國的封建經濟以及從明代萬曆以來逐漸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受到了很大的破壞。清末，光緒帝迫於時勢，力圖變法維新，但又被以慈禧為首的頑固勢力將襁褓中的維新扼殺在搖籃之中。在清王朝統治的二百多年裡，總的來說，各朝的當權派極力維護的還是封建的「自然經濟」。
在十八世紀，資本主義已在世界範圍內代表著歷史發展的必然要求，就是說，資本主義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了一個國際性的現象，一股相當廣泛的世界潮流。英國的資本主義制度通過清教徒運動、「光榮革命」和工業革命已經在英國牢固地建立了起來。法國的路易十六，曾竭力反抗這個歷史潮流，結果象英國的查理一世一樣，被推上了斷頭台。歷代的清王朝雖然利用它們的反動權勢延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它們卻始終不能阻止它的發展。清王朝最後還是沒有逃脫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給它安排好了的歷史命運。
被壓在清王朝這座「青埂峰」下面的萌芽中的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儘管內外的條件是那樣的惡劣，但它還是在艱難險？？？？中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開闢道路。關於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我國早期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的發軔情況，鄧拓同志在一九五五年發表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這篇文章裡作了非常詳盡的論證。鄧拓同志的結論是：(一)在十八世紀上半期，「是中國正處在封建社會開始分解、從封建經濟體系內部生長起來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正在萌芽的時期」；(二)中國已經出現了「代表資本主義關係萌芽狀態的市民社會力量」；(三)曹雪芹「顯然是受了當時反映著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生和發展的新興市民思想的影響」。王亞南同志在同年發表的《<紅樓夢>現實主義的社會基礎問題》一文裡，對鄧拓同志的第一、第二兩個結論基本上是同意的，只是對第三個結論表示了他的不同看法。但是，王亞南同志對於鄧拓同志文章裡所提供的那些論據，卻是表示贊同的。
《紅樓夢》產生的社會背景和它所反映的康乾時期的社會生活，都說明中國的封建社會由於封建經濟逐漸解體而走向衰亡。但是，造成封建經濟逐漸解體的直接原因，就是這個還處在萌芽狀態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書中指出：「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頁)研究《紅樓夢》的著作和文章，真是汗牛充棟，多得難以勝數。但是，相當多的文章在說明那象徵清王朝的榮寧二府必然衰亡的原因時，總是歸結為政治上的黑暗與腐朽，生活上的驕奢和糜爛。這固然是兩個重要的原因，卻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和義和團革命運動都曾極大地動搖了清王朝的統治基礎。但是農民階級畢竟不是當時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係的代表。滿清封建王朝的真正掘墓人是代表當時新興階級力量的民族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就是在《紅樓夢》所描繪的那個時代開始形成和逐漸成長起來的。賈寶玉就是代表這個新興階級的思想的，他就是這個階級的新思想的萌芽。從這個意義上說，曹雪芹在我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與意大利文藝復興初期的但丁相似，既是舊時代最後一個，同時又是新時期最早的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
(二)
從上文對法、英、德、俄和清王朝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分析比較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十八世紀這些國家都面臨著歷史向它們提出來的一個共同要求：發展資本主義。但是，由於各國的具體的經濟條件不是處在同一的水平線上，因此，各國之間又呈現出很大的差異。例如，英國在十八世紀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它面臨的歷史任務是：徹底完成資產階級革命。而法國在十八世紀九十年代以前，還是一個封建國家。不過在這個國家裡，主要的社會矛盾是已經非常尖銳的封建生產關係和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矛盾。擺在法國面前的是，實現資產階級革命。德國的資產階級不僅無權，也沒有什麼力量。它想革命但又怕革命。它還在遲疑和等待。至於俄國和中國，在十八世紀還根本談不上實現資本主義革命和為這種革命作準備的問題。但是，俄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比中國快一些。所以，在一八二五年，俄國就爆發了資產階級性質的十二月黨人起義。而中國萌芽中的資本主義，還只是漫漫長夜裡天邊透露出來的一點黎明的曙光。
十八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和中國的文學作品都非常生動和真實地反映出了各自國家在這個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笛福的《魯濱孫漂流記》，形象地再現了英國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新興資產階級的面貌。小說的主人公魯濱孫就是英國在海外開闢殖民地的一個先行者。斯威夫特在《格列佛遊記》的第一卷「小人國」裡，揭露了英國貴族階級的殘餘勢力，而在第二卷「大人國」裡，作者著力渲染的就是資產階級的那個「理性王國」。十八世紀下半期英國作家菲爾丁的名作《湯姆·瓊斯》描寫的是棄兒湯姆和出身地主家庭的姑娘蘇菲亞通過各自的痛苦遭遇，最後得到美滿結局的戀愛故事。作者在小說裡鞭撻了荒淫無恥的貴族社會，批判了人們頭腦裡的門第觀念。塑造資產階級的英雄人物，讚美資產階級「理性王國」的社會和歌頌越出門第偏見的純潔、真摯的愛情，是十八世紀英國文學的幾個基本主題，也是這一時期英國文學的主流。
法國啟蒙運動的思想家都是著名的文學家。法國啟蒙主義文學和啟蒙主義的學術著作一樣，在無情地揭發批判封建王朝的黑暗和教會勢力的反動的同時，盡情地歌頌人的價值，強烈要求個性的解放以及宣揚自由與平等的可貴。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表面上寫的是波斯的貴族生活，骨子裡指的就是法國的專制制度。他不僅直接攻擊封建暴君路易十四，而且還把矛頭直接指向羅馬教皇。伏爾泰在《布魯圖斯》這個劇本裡，以激越的語言，火一般的熱情宣傳了共和主義的思想。布魯圖斯是傳說中的古羅馬的一個元老，當他發現自己的兒子把新生的共和國出賣給了原來的羅馬暴君之後，他鐵面無私，大義滅親，判決了自己兒子的死刑。蘇珊娜是狄德羅書信體小說《修女》的女主人公。天主教剝奪了這個善良而純潔的少女自由生活的權利，把她關在修道院裡。蘇珊娜受不了女修道院長對她的迫害，逃出了這個人間地獄。蘇珊娜後來走投無路，落在同教會勾結在一起的法院手裡，但她勇敢地表示：她寧願自殺，也決不回到修道院裡去。盧梭的《新愛洛綺斯》寫的是一個貴族家庭的姑娘尤麗，她愛上了與她社會地位不相稱的家庭教師普洛。尤麗的父親出於封建的等級偏見和門第觀念，強行拆散了這對情人，把她嫁給了一個貴族。尤麗後來把她曾與普洛相愛的情況告訴了自己的丈夫德·伏勒瑪，後者竟把普洛請到他們的家裡。尤麗雖然可以同普洛朝夕相見，但她畢竟已是有夫之婦，而不能與普洛結合。這種感情上的負擔終於導至尤麗的夭折。狄德羅在《修女》裡控訴了教會對人性的摧殘，盧梭在《新愛洛綺斯》裡把女主人公尤麗的毀滅，歸罪於封建社會的森嚴的等級觀念。
德國狂飆突進時代的代表作，一是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二是席勒的《強盜》和《陰謀與愛情》。維特和綠蒂的愛情是注定不能成功的，因為綠蒂已經和別人訂了婚。維特是當時德國社會中剛剛覺醒的青年一代的代表，他看不慣德國封建社會中的那些腐敗現象，因此精神上感到極大的苦悶，但又找不到出路，結果被迫自殺。《強盜》的主人公卡爾是一個貴族出身的青年，他的弟弟想繼承他父親的職位，挑撥卡爾和父親之間的不和。卡爾於是拉起一夥人上山為盜。他想除盡人間的不平，就採取殺富濟貧的辦法來改造這個社會。恩格斯說《強盜》「歌頌一個向全社會公開宣戰的豪俠的青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頁)可是，當卡爾的弟弟陰謀暴露，自殺身死之後，卡爾卻放下了他的武器向官府自首了。《陰謀與愛情》訴說的是貴族青年菲迪南和窮音樂師的女兒露易絲的愛情。他們之間的愛情成了菲迪南的父親政治上鑽營的絆腳石，因而遭到破壞。席勒通過露易絲的嘴痛苦地喊道：「等級的限制都要倒塌，階級的可恨的皮殼都要破裂，人都是人l」這番話喊出了當時要求打破封建等級制度，要求人人平等的心聲。菲迪南中了他父親的陰謀詭計，誤以為露易絲對他變了心，於是將她毒死。露易絲死前道出了真情，菲迪南後悔已經不及，就自戕身死。維特的自殺，卡爾的自首，露易絲和菲迪南的死，一方面說明他們是德國資產階級早期思想上的代表，另一方面又表明，由於德國資產階級力量的軟弱，他們還不可能有別的結局。法國大革命後，席勒的《陰謀與愛情》搬上了法國的舞台，受到法國觀眾的熱烈的讚賞，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激起了革命群眾對封建社會的無比憤怒。
曹雪芹的《紅樓夢》描寫的是賈、史、王、薛四大封建家族的興亡史。以賈府為核心的這四大家族，就是清王朝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高牆深院裡的榮寧二府，表面上真是一個「詩禮簪纓之族，溫柔富貴之鄉」，實際上卻是一個人吃人的世界。曹雪芹從榮寧二府在經濟上對窮苦農民的敲骨吸髓的剝削；政治上對平民百姓、丫環弱女的殘酷迫害；倫理道德的虛偽和腐敗，以及精神生活的空虛與墮落等各個方面憤怒地揭發了這個封建大家族的罪惡。
《紅樓夢》的感人的力量，不僅僅在於對封建社會的揭發和批判上，而且在於作者通過他所精雕細刻的兩個人物即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悲劇命運，對封建社會所採取的那種決絕的態度。賈寶玉和林黛玉都是兩個貴族青年，但是他們在思想上卻同那個養育他們的封建家庭，甚至於整個封建社會南轅北轍，水火不容。林黛玉的死，賈寶玉最後的「斷絕塵緣」和「棄家出走」，都表現出了對於人生理想的執著不二的精神。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是什麼呢?
(1)寶、黛之間的愛情不是建築在郎才女貌上，而是基於對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的追求上。《西廂記》裡的崔鶯鶯和張生的一見傾心的愛情，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後來的種種糾葛，雖然也贏得了人們的同情，甚至也贏得了寶、黛的賞識。但是在精神境界上，崔、張的格調是遠遠不如寶、黛愛情的崇高的。歌德筆下的綠蒂熱愛維特，但她始終沒有勇氣擺脫四周那種庸俗的生活。《陰謀與愛情》裡的露易絲心裡明明愛的是菲迪南，可是在一場突然襲來的政治陰謀面前，卻做出了違心的事，以致給她自己和菲迪南造成了難堪的結局。比起這些人物來，林黛玉比崔鶯鶯有思想，比綠蒂勇敢，也比露易絲沉著冷靜。林黛玉寧願以生命作代價去換取自由、幸福生活的這種難能可貴的精神，在同時代的世界文學中，只有蘇珊娜(狄德羅的《修女》)這個少女的形象可以同她媲美。蘇珊娜從修道院裡逃出來遭到法院的追究時，曾公開表示：如果把她再送回修道院去，她就寧願去尋自盡。這和林黛玉在「葬花詞」裡所表示的「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泥溝」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精神是一脈相通的。
(2)賈寶玉和林黛玉反對封建的科舉制度是為了求得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解放。清代的康熙皇帝大肆宣揚程朱理學，極力提倡科舉制度，目的是為了從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鞏固他的封建統治。這種以理學為基礎的科舉制度同西方從中世紀以來就盛行的以神學作基礎的教會制度一樣，是束縛人們思想的精神桎梏。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思想家、文學家同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即神學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這種鬥爭在啟蒙時代更越演越烈。我們從十八世紀歐洲一些國家和中國的歷史上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相同的社會現象：歐洲的反封建的鬥爭是同反教會制度及神學聯繫在一起的；在中國，反封建是同反科舉制度和理學結合在一起的。孟德斯鳩不僅揭露了教會的罪惡，而且說，《聖經》有多少行字，就有多少可以爭辯的地方。賈寶玉則把科舉制度視為製造「沽名釣譽之徒、國賊祿蠹之流」的社會淵藪。他把理學家捧為經典的「四書」說成是前人的杜撰，不屑一顧，甚至主張把它們付之一炬。倘就這一點而言，賈寶玉對「四書」的這種態度，比起孟德斯鳩筆下的波斯人黎伽對《聖經》的態度，還要激越得多。
(3)賈寶玉同情弱小和尊重女性是他人道主義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人道主義固然主要表現為一種資產階級的思潮，但並非一切形式的人道主義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例如，從維護封建制度出發而表現出來的人道主義，就不能說是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男尊女卑」是封建社會裡的一個普遍現象，這不僅中國如此，外國也是這樣。「女子無才便是德」，是中國的封建禮教；歐洲一些所謂「先知」宣傳的「女人死後不能進天堂」，就是外國的封建「禮教」。法國大革命頒布的《人權宣言》，主張人人平等，這裡就包含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內。資產階級能不能實現這個主張，或者實現到什麼程度，那是另外的問題。但是就主張男女平等來說，這確是屬於資產階級思想的範疇。賈寶玉的尊重女性是直接違背封建禮教的。所以他的這種思想是具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性質的。
賈寶玉倒並非凡是女性，他都尊重。他尊重的是那些沒有沾染上庸俗市儈習氣的女性。在這一點上，他又是不分貴賤的。貴族小姐史湘雲和薛寶釵勸他熱心仕途經濟，他對她們就不那麼尊重。丫環司棋、鴛鴦，尤其是晴雯敢於維護作人的尊嚴和作人的權利，他就對她們表現出了深深的敬意。迎春出嫁後，不堪中山狼孫紹祖的蹂躪，回家來哭訴。寶玉就主張不放迎春再回孫家。賈寶玉對於迎春婚後生活的不幸的同情，就是對「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封建夫權制的蔑視。晴雯被王善保家、襲人和他母親王夫人迫害致死之後，他滿腔義憤寫的那篇悼念晴雯的《芙蓉女兒誄》，簡直就是一篇錚錚有聲反對迫害弱女子的聲討書。雖然迫害晴雯的都是女人，但這些女人是站在維護以男人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的立場來迫害晴雯的。
賈寶玉和林黛玉的這些思想，作為意識形態來看，正是《紅樓夢》所描繪的中國封建社會走向衰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正方興未艾那個時代的反映。列夫·托爾斯泰在寫作《安娜·卡列尼娜》時，雖然他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切都翻了個身，一切都剛剛開始安排」。但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那樣，那「翻了一個身」的東西，是俄國人十分熟悉的「舊秩序」，而那個「『剛剛開始安排』的東西，卻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完全不熟悉的、陌生的、不瞭解的。托爾斯泰模模糊糊地覺得這個『剛剛開始安排』的資產階級制度是一個象英國那樣的嚇人的怪物」。(《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一冊第三一三頁)然而，托爾斯泰卻以他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刻畫出了俄國社會生活的真實圖畫。《紅樓夢》比《安娜·卡列尼娜》不僅要早一百多年，而且中國的封建舊秩序還只是顯露出行將「翻一個身」的某些重要徵兆，資本主義的關係也還只是開始在萌芽。由於曹雪芹嚴格地忠實於生活，所以他能夠從還不很明顯的生活現象中發見時代的動向。正是從這樣的意義上，我們說賈寶玉和林黛玉是兩隻雛燕，他們帶來了嚴冬就要過去，春天就要到來的消息。
象《紅樓夢》這樣思想性如此深刻，藝術性又如此完美的文學作品，在十八世紀的歐洲文學中，是沒有一部能夠望其項背的。只有在十九世紀，歐洲和俄國才產生了可以同它媲美的文學作品。但那已經是在它一百年或者一百多年之後的事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二日夜
【原載】 《紅樓夢研究集刊》第2輯（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