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政治傾向(下)
五、對封建禮法的批判
清代統治者在用政治法律對人們進行暴力統治的同時，又用封建禮法來規範人們的思想。「禮」，就是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也就是分別貴賤等級。用這一套「禮」來區別人與人之間的複雜關係，確定每一個階級的人應受的約束，使他們各守本分，不得逾越，也就是節制「人欲」。清代統治者把封建的道德觀念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形成一整套禮節、規矩。徐珂《清稗類鈔》說：「旗俗，家庭之間禮法最繁重。」他們用這種繁重的禮法來維護他們的尊嚴，保持那森嚴的等級制度。
《紅樓夢》的作者描寫了賈府這個「詩禮之家」的繁文縟禮。在那巍峨的院宇裡，從主子到奴隸，長幼、尊卑都有鮮明的界限；從晨昏定省，到逢年過節、婚喪大事和宗祠祭祀都有固定的儀式；不論誰都不敢「犯法違禮」，什麼事都要守「規矩」，循「舊例」，一切似乎都有條不紊。但作者卻透過表面安穩平和的家庭生活，看到了封建禮法的殘酷和虛偽，透過「溫情脈脈的紗幕」(《共產黨宣言》)，看到了那一個個「烏眼雞似的」嘴臉。「詩禮之家」的賈府恰恰是當時社會的縮影。
《紅樓夢》中所描寫的封建禮法，首先是針對被壓迫的奴隸階級的，它是套在奴隸們頸上的一條無形鎖鏈，是官僚地主階級鎮壓奴隸的精神武器。所謂分別貴賤等級，主要是主奴的界限，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界限。當時的歷史記載；「主僕之分，等於冠履，上下之辨關乎綱紀。」李紈也說：「大小都有個天理」，就是把主和奴的關係看成是「天理」，看成是永遠不變的客觀法則。王熙鳳要正主奴的名分，針對焦大對賈府的責罵說：「到底主子奴才的名分，也要有點體統兒才好。」對看守花果的婆子怠慢主子，她氣憤地說：「這名分上太豈有此理l」所謂「名分」，就是尊卑的界限，這是絕對不容混淆的。有一次，兩個看屋子的老婆子因為觸犯了尤氏，王熙鳳便立刻叫人把他們捆起來，關進馬圈裡，等待尤氏發落，說什麼「我怕你臉上過不去，所以等你開發，不過是個禮。……憑他是什麼好奴才，到底錯不過這個禮去。」事後，賈母還稱讚說：「這才是鳳丫頭知禮處。」可見「禮」是維護封建階級的尊卑，踐踏奴隸體魄的工具。王熙鳳協理寧國府時，一個奴僕因為來遲了一點，便被認為違背了。「禮法」，喝令打他二十大板，革去一個月的錢糧。在嚴格的禮法鉗制下，奴隸在主子們談話期間連嘴都不能插，平兒就責備迎春奶母的兒媳說：「姑娘們這裡說話，也沒有你我插口的理。」奴隸見了主子只能畢恭畢敬的站著，不能亂說亂動。王熙鳳就責罵一個小丫頭「你見了我不說規規矩矩站住，怎麼往前跑。」然後就打了兩個耳光。更有甚者，奴隸和主子賭輸贏玩耍，奴隸贏了還得把錢還給主子。鶯兒和賈環趕圍棋，賈環輸了，要搶錢，鶯兒不給，寶釵說：「越大越沒規矩，難道爺們還賴你，還不放下錢來呢。」這本來是是非顛倒、曲直混淆的事，但在封建階級看來就是規矩、禮法。有一次尤氏到李紈屋裡去洗臉，丫頭只彎腰捧著臉盆，李紈道：「怎麼這樣沒規矩?」那丫頭趕著跪下。奴隸們服侍主子，只能跪著，不能站著，這也就是禮法。封建貴族階級就依靠這一套禮法來維持他們的權力和尊嚴，而奴隸們卻在這套禮法的控制下，受盡屈辱。整個賈府就是用這些「禮法」編織成的奴隸的「牢坑」。《紅樓夢》的作者揭露了這種禮法的殘酷性，對受禮法殘害的奴隸寄以深切的同情。他的理想人物寶玉就說：「若拿出做上的規矩來鎮唬，似乎無情太甚。」他反對用禮法來威嚇女奴，認為那樣做未免太殘酷了。作者甚至借受禮法之毒害極深的襲人之口說：「想來都是一個人，不過名分裡頭差些，何苦這樣毒?」表現了對這種嚴格主奴界限的禮法的憤慨和不滿。
《紅樓夢》具體描寫了奴隸們對禮法的不滿，並紛紛起來衝破名分等級的限制，向貴族階級作堅決的鬥爭。清代法律規定：「凡奴婢罵家長者絞」(《大清律例·刑律》)，賈府中的奴隸敢於置生死於不顧，向封建的禮法名教挑戰。藝人齡官當著寶玉、賈薔兩個主子的面揭露說：「你們家把好好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直把這個大觀園看成是封建禮法統治下奴隸們的牢坑，從根本上戳穿了這「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的真實面貌。興兒在尤二姐面前對賈府的主子逐個評論、褒貶，特別是對王熙鳳揭露得最深刻，她「嘴甜心苦，兩面三刀，上頭一臉笑，腳下使絆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都佔全了。」把主奴名分完全置於身外，大膽地揭露了封建階級的本質。在賈府裡揭露主子的奴隸豈止齡官、興兒等人，據王熙鳳說，敢於「笑話打趣」主子的大有人在，「眾丫環媳婦，無不言三語四，指桑說槐，暗來譏刺」。鮑二和何三打架，賈珍對他們各打五十鞭子，攆了出去。下人們議論：「也有說賈珍護短的；也有說不會調停的；也有說他本不是好人，……必是鮑二的女人伏侍不到了。」冷嘲熱諷，恣意評判，無所顧忌。王熙鳳病了，探春、李紈、寶釵三人代她理家，奴隸們都抱怨說：「剛剛的倒了一個巡海夜叉，又添了三個鎮山太歲。」揭露了這些「體面」的貴族主子都不過是些吃人的魑魅魍魎。奴隸們都衝破禮法名教的束縛，紛紛起來抗爭，「各處大小人兒都作起反來了，一處不了又一處。」嚴森、肅穆的賈府，一時大亂起來，不可收拾。
官僚貴族階級對他們本階級內部也施行禮法統治，用所謂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那一套去教育他們的子女，以維護他們之間井然有序的關係。賈母曾對甄家的管家說：「你我這樣人家的孩子們，……見了外人必是要還出個正經禮數來的，……若一味他只管沒裡沒外，不與大人爭光，憑他生的怎樣，也是該打死的。」不行出個正經禮數來，就要打死，可見封建階級內部禮法的嚴峻。林之孝家的聽見寶玉嘴裡叫起那些大姑娘的名字來，便規勸寶玉說：「到底是老太太、太太的人，還是嘴裡尊重些才是」，「便是老太太、太太屋裡的貓兒狗兒輕易也傷他不的」，認為這樣「才是讀書知禮呢!」不但對賈母、王夫人送來的丫環不能叫名字，而且對她們屋裡的貓狗也要尊重。這種要求雖然滑稽，但卻就是她們所標榜的親親、尊尊、長長的具體形式。襲人這個王夫人的「心耳神意」，對寶玉和湘雲等開開玩笑，便大為不滿，說什麼「姊妹們和氣也有個分寸禮節」。這也就是他們所標榜的男女有別。封建貴族階級自己對這一套學問是極其習慣的，他們言談行止，講個故事，說個笑話，莫不合乎禮數。有一次王熙鳳為了逗著賈母開心，說賈母小時鬢角上磞破的那指頭頂大的窩兒，是為了「好盛福壽」，像老壽星一樣，他頭上本來是個窩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反倒凸出來了。拿著老祖宗的生理缺點取笑，可謂無理之極，所以王夫人說她「越法無禮了」。但實際則於禮數上毫無差錯，賈母高興地說：「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這樣，橫豎禮體不錯就罷了。」脂硯齋批道：「似無禮而禮法井然有序。」表面看似乎無禮，實則尊親、敬長的禮數井然有序。封建貴族階級對這一套可以說習慣成自然。
《紅樓夢》不但描寫了他們追求的森嚴禮法，而且揭露了在森嚴禮法掩飾下他們的醜言穢行。所謂親親、尊尊、長長等，戳穿了不過是一套阿諛奉承、吹吹捧捧的惡劣作風。他們表面講的是一套，實際行的又是一套，他們言行的矛盾，就暴露了這套禮法的虛偽性。秦可卿死的時候，賈珍「惟恐各誥命來往虧了禮數」，便請王熙鳳來協理，那天屋裡「不過幾個近親堂客邢夫人王夫人鳳姐並族中的內眷陪坐」，他卻突然闖了進來，「唬的眾婆娘忽的一聲往後藏之不迭。」他嘴上講怕「虧了禮數」，而實際行動哪有什麼禮數!賈敬死了，辦喪事期間，賈珍和賈蓉「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傍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廝混。」按所謂周公、孔子之禮，孝乃百行之先，居喪期間不但不能胡做非為，並一般的歌舞、宴飲都不准許。賈珍、賈蓉重孝在身卻去內幃廝混，賈蓉還為自己的淫亂行為辯護說：「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髒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可以說不知羞恥到了極點。尤二姐說：「還虧你是大家公子哥兒，每日唸書學禮的。」一句話揭穿了禮法的虛偽性，所謂「禮法」，不過是貴族官僚階級丑言穢行的遮羞布而已。但是，真正瞭解情況的還是他們本階級內部的人，尤氏就曾說：「你們家下大小的人，只會講外面兒的虛禮假體面，究竟作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這兩句話，無疑包含著曹雪芹自己的觀點和認識，是曹雪芹對封建禮法看法的反映。正像魯迅談自己的創作經驗時所說：「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寫在<墳>後面》)。曹雪芹也是從舊營壘中叛逆出來的，對封建統治階級那套禮法的本質認識最清楚，反戈一擊，恰中要害。
《紅樓夢》還揭露了在森嚴禮法掩飾下貴族階級內部的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關係。他們互相傾軋的原因，就是爭奪「錢勢」，在「錢勢」面前，所謂「禮義」云云被扯得粉碎。賈母就說：「咱們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個富貴心，兩隻體面眼。」邢夫人因為自己的兒子、媳婦賈璉、鳳姐袒護賈政一邊，而懷恨在心，言語中暗含譏諷。賈赦因為賈母喜歡賈政，便耿耿於懷，借用講笑話的機會譏刺賈母「偏心」。邢夫人疾恨王夫人在賈府中的地位，便想借抄大觀園之機將王夫人一軍。趙姨娘為了奪取榮國府的大權，企圖讓馬道婆用魘魅術把寶玉和鳳姐治死。賈璉、王熙鳳夫妻二人為了各自搜刮「體己」，而互相猜忌，同床異夢。他們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妯娌、嫡庶之間，明槍暗箭，蠶食鯨吞，各不相讓，探春揭示得好：「咱們到是一家子親骨肉呢，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所謂親親、尊尊、長長等那一套掩飾下的，不過是封建家族內部的弱肉強食而已。
《紅樓夢》的作者揭露禮法的虛偽性，批判禮法的殘酷性，他的態度很鮮明，就是反對封建禮法。他筆下的人物寶玉說：「我最怕這些俗套子」，脂硯齋批說，寶玉「重情不重禮」，一語道破了作者的思想實質。作者把禮看成「俗套子」，並且用「情」來反對「禮」，也就是用「人欲」來反對「天理」。他反對禮法的束縛，特別反對用禮法桎梏奴隸的行動，而希望突破這種束縛和桎梏，煥發出新的思想和感情。他的理想人物寶玉，據興兒說「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只管隨便」。有時，小廝們見了他竟「一個上來解荷包，那一個就解扇囊，不容分說，將寶玉所佩之物，盡行解去。」寶玉毫無主子的威儀，突破了主奴尊卑的界限，表現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這是寶玉離經叛道的行為，也是作者對正當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探求。
六、對男尊女卑的批判
輕視婦女，虐待婦女，迫害婦女，是孔孟之道反動內容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反動理學家所宣揚的三綱之一。早在春秋時代，孔子就極端仇恨婦女，說什麼「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論語·陽貨》)認為婦女很難對付，遠了近了都不行。到了宋代以後，理學家對婦女的迫害就更加深重，他們把婦女看成洪水猛獸，似乎有動搖封建制度的危險，因此特別提倡夫權，以加強控制。「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厲害」(魯迅《我之節烈觀》)，他們把這種反動思想發展到了頂端。他們為了鞏固至高無上的君權，便提倡嚴格的夫權，為了鞏固封建君主對廣大人民的地主階級專政，便在社會上樹立男子對女子的絕對統治權力。他們對婦女的迫害是通過文化教育、倫理道德等各個渠道進行的，《女四書》的編輯刊行，《列女傳》、《賢媛集》等書的廣泛流傳，就說明清代統治階級給婦女增加了新的精神枷索。他們宣揚宋程頤所提倡的「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鼓吹什麼「女子無才便是德，總以貞靜為主」；說什麼「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安民」，女子「只該做些針黹紡績的事才是」；又說什麼「咱們這樣人家的姑娘，倒不要這些才華」。他們用這些反動的倫理道德觀念鉗制女子的思想，使她們成為家庭的奴隸，成為男子的附屬物。正像恩格斯分析伊奧尼亞人那樣：「少女們只學習紡織縫紉，至多也不過學些讀寫而已。她們差不多是過著深居簡出的生活，只能與別的婦女有所交際。女子所住的房間是在屋子的隔離部分，在最高一層樓上或在偏屋中，男子、尤其是陌生人很不容易入內，要是有男子來到家裡，婦女就躲藏到那裡去。婦女沒有奴婢作伴，不能離家外出；他們在家裡是嚴受監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通過這種牢獄式的生活，統治階級企圖把女子的言行、思想、意識的一切生機全部扼煞。這種對女子的殘酷迫害，是封建統治階級在政治、思想上更趨反動的表現，是他們的統治政權「色厲內荏」的表現。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對女子的這種處境和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封建階級蔑視女子、虐待女子的反動思潮相反，他提出了尊重女子，提高女子地位的新思想。而且歌頌了女子的多才多藝，讚揚了女子反迫害反虐待的鬥爭精神。他在《紅樓夢》卷首就說：「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在女子面前自慚形穢。他筆下的人物寶玉則進一步明確地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並從而得出結論說：「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子，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把女子提到比男子更高的地位。推崇女子，鄙棄男子。這就把幾千年來男女不正當的地位顛倒過來，對封建統治階級宣揚的「男尊女卑」、「夫為婦綱」的綱常倫理是一個猛烈的衝擊。他不但把女子提到比男子更高的地位，而且認為女子是社會上最高尚的人，最尊貴的人。寶玉就曾感歎說：「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華靈秀，生出這些人上之人來。」他還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這兩個寶號還更尊榮無對的呢。」女子是至高無上的，尊貴無比的，這對歷史上女子所處的最卑下的地位是一個批判。當然，女子並不是一個階級，但是蔑視女子，迫害女子這種現象，卻是階級社會產生的。恩格斯指出：「階級壓迫是同男性對女性的奴役同時發生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因此，提高女子的地位，批判男子，就帶有反對階級壓迫的性質。
和封建貴族階級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道德標準相反，曹雪芹筆下的女子不少都是多才多藝的。她們知識的豐富，才華的卓異，是男子所不及的。黛玉所讀的書，從經史子集、詩詞歌賦到雜戲小說，莫不瀏覽，而且重在「領略這其中的趣味」，評論那文章的優劣，獨抒己見，不拘泥於世俗的觀點。湘雲作詩聯句最是能手，聯起句來，口若懸河，才情縱橫，滿座的人都為之傾倒，黛玉讚揚說：「你也有才盡之時」，可見她的才情傾瀉難盡。此外，寶琴知識淵博，惜春長於繪畫。即便如封建衛道者寶釵，作者也通過寶玉的口多次讚揚她「無書不知」，「通今博古，色色都知道」。作者所描寫的這些人物的知識和才能並不是天賦的，而是在學習和實踐中獲得的。寶釵就曾自己說明受家庭讀書環境的影響。黛玉比別人聰明一點，但也是從勤學中得來，僅以彈琴來說，因為小時「聽得講究過」，所以學得快。還有探春，她是貴族小姐中最有經濟才能的人，目光敏銳，能洞察未來。她預見到這個封建家族必然敗亡的命運：「可知這樣大族人家，若從外頭殺來，一時是殺不死的。……必須先從家裡自殺自滅起來，才能一敗塗地!」對封建貴族階級內部爾虞我詐、勾心鬥角的關係，她認識得最清楚：「一個個不像烏眼雞?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經過一段管家之後，他更體會到封建貴族之家裡「說不出的煩難，更厲害。」在封建貴族階級中，她的頭腦最清醒，是地主階級中的改革家。曹雪芹通過這些具體的描寫，批判了封建階級所宣揚的「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反動謬論。
和封建階級要求女子深居繡房，甘心做男子的附屬物相反，曹雪芹筆下的女子有些是不甘心自己所處的地位，而追求與男子平等。劉姥姥到瀟湘館，驚異道：「這那像個小姐的繡房?竟比上等的書房還好!」把黛玉的生活情趣和男子等同了，正是作者要提高女子地位的思想表現。探春在發起組織海棠社的啟事中說：「孰謂雄才蓮社，獨許鬚眉，不教雅會東山，讓余脂粉邪?」明確地提出女子應當與男子平等的主張。探春最不甘心自己所處的女子的地位，總想衝出封建家庭，擺脫封建倫理所加給自己精神上的壓力，她說：「我但凡是個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業，那時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兒家，一句多話也沒有我亂說的。」流露出自己對女子所處的被蔑視的地位的憤慨和不滿，也表現了作者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
和封建階級所主張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相反，曹雪芹筆下的女子提出了婚姻自主的要求。本來在封建社會中地主階級是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為女兒婚配的，根本不考慮女兒的意願。正像恩格斯所分析的，他們認為「結婚是一種政治行為，是一種借新的聯姻來擴大自己勢力的機會，起決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決不是個人的意願。」(《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尤三姐就是堅決反對這種「政治」交易的。她公開聲言「要揀一個素日可心如意的人」，若任憑封建家長選擇，雖然「富比石崇、才過子建、貌比潘安的，我心裡進不去，也白過了一世!」蔑視錢勢、才貌，而追求自己所喜愛的人，這是一種新的婚姻理想。寶玉和黛玉的婚姻理想是建立在「木石同盟」的基礎之上的，他們用互相間思想感情的「同盟」，來反對作為貴族階級「政治行為」象徵的「金玉良緣」。封建貴族階級為了強化他們這種「政治行為」，特別宣揚「天命觀」，薛姨媽就說：「千里姻緣一線牽」，人是無能為力的。王夫人也說：「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命該如此。寶玉和黛玉對此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和反抗。黛玉就曾思慮過：「既你我相為知己，則又何必有金玉之論哉!」並責問說，何以「重物不重人」?對「天命觀」提出了質疑。寶玉在夢中叫罵：「和尚道士的話如何信得?什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和「天命觀」尖銳相對抗。迎春是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孫紹祖的，在孫紹祖的凶狠折磨下，對天命注定的婚姻關係也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我不信我的命就這樣不好嗎。」當然，作者不止是在婚姻問題上反對「天命觀」，而是在整個女子的處境、地位上反對「天命觀」。
曹雪芹對他本階級的女子的命運和前途是極其關心的，並且企圖探討她們未來的出路。他的這種情緒，最明顯地通過紫鵑和寶玉表現出來。紫鵑對黛玉說；「公子王孫雖多，那一個不是三房五妾，今兒朝東，明兒朝西，要一個天仙來也不過三夜五夕也丟在脖子後頭了，甚至於為妾為丫頭反目成仇的。若娘家有人有勢的還好，若是姑娘這樣的人，有老太太一日還好，一日若沒了老太太，也只是憑人去欺負了。」這就是貴族小姐的命運。黛玉聽後哭了一夜，她是為自己可怕的前途而哭，為自己可悲的命運而哭。作者還具體描寫了遭受這種命運折磨的迎春。作者同情她們的遭際，關心她們的結局，怎樣才能擺脫這種悲慘的命運呢?他指出了兩條道路：未出嫁的，就找一個彼此「知心」的丈夫；已經出嫁並受丈夫折磨的，就讓她們長期搬回大觀園裡住。紫鵑對黛玉說：「別的都容易，最難得的是從小兒一處長大，脾氣情性都彼此知道的了。……豈不聞俗語說『萬兩黃金容易得，知心一個也難求』!」黛玉聽了，表面嗔怒，內心卻極高興，因為這正道出了她生活的一線希望。所謂「知心」，就是互相瞭解，思想觀點一致，也就是指作者所說的「獨有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這是她婚姻理想的核心，也是她想擺脫悲慘命運反對天命觀的思想武器。但作者還是想假貴族階級的手來解除女子的不幸遭遇。黛玉把自己婚姻理想的實現，也寄托在還活著的老太太身上。封建貴族階級是扼煞婦女幸福生活的劊子手，豈能挽救她們於死亡的邊緣!這正是作者思想上的局限。
《紅樓夢》的作者尊重女子、讚揚女子、提高女子地位的思想，並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隨著歷史的進步潮流出現的。由於商業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那種完全封建的女子對男子的依附關係，也在發生變化，開始出現提高女子地位，主張男女平等的思想。早在明代，傑出的思想家李贄就曾說：「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子之見盡短，又豈可乎?」(《焚書》卷三)對反動儒家重男輕女的思想給以尖銳的批判，提出男女平等的主張。明代的戲劇家徐渭在他的《女狀元》中宣稱：「裙釵伴，立地撐天，說什麼男兒漢」；「世間好事屬何人，不在男兒在女子。」通過具體的描寫讚揚了女子的才能。明末短篇小說《賣油郎獨佔花魁》中描寫秦重對莘瑤琴那種體貼、誠懇，那種「冷香惜玉的真心」是歷史上文學作品中所少見的。這些思想都對《紅樓夢》的作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七、對奴婢制度的批判
奴婢制度是清王朝整個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他們鎮壓奴隸，鞏固自己統治的一個重要方面。清朝奴隸之多是歷代封建王朝所罕見的，這是由於清朝在十七世紀前半期才由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所留下的殘餘。這些奴婢的來源，最初主要是戰爭中的俘虜和反抗清廷的罪犯的妻妾子女。據歷史資料記載：「國初時俘掠遼沈之民，悉為滿臣奴隸」(昭褳《嘯亭雜錄》卷十)；又說：「國初罪死、免死為奴者，多發給藩邸勳門。」(郭則法《知寒軒譚薈》稿本甲集卷三)後來則發展到可以買賣，《大清律》就規定奴隸可以用財物買賣的條文。封建統治者的賞賜和他的僚屬們用金錢購買，就是貫族勳戚之家眾多奴隸的原因。為了鞏固奴婢制度，維護官僚地王階級對奴婢的特權，清代統治者還制定了許多法律條文。《大清律·刑律》規定，官僚地主家裡買得的奴隸及「投靠養育年久或婢女招配有子息者，俱系家奴，世世子孫，永遠服役」。還定出對於奴隸「不遵約束，傲慢、頑梗」，「背主私逃」等等嚴酷懲罰。在殘酷的奴婢制度下，這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奴婢們，在政治、經濟、思想、精神上受到最嚴重的迫害和摧殘。
《紅樓夢》的作者就揭露了這種奴婢制度的殘酷。賈府這個封建家族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主子不過二三十人，其他都是奴隸。這些奴隸或是世代為奴的「家生子」，或是父母「因家無衣食將子女入京賤鬻者」(《東華錄》康熙十八年)。他們完全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主子掌握著對他們的生殺、予奪和婚姻的權利，他們就同土地、房屋和物品等財物一樣，任憑主子擺佈。主子一不隨心，就捆起來、打板子、扣月錢或賣出去。王熙鳳就經常打人的嘴巴，用簪子亂戳丫頭的嘴，還設計了跪瓦子、用曝日曬、烙鐵烙等虐待奴婢的刑罰。他們有的把奴婢看作「肉中刺，眼中釘」，一心要把她們拔掉。有的橫了心，對奴婢「或打、或殺、或賣，我一概不管」。他們把奴婢看成「是些玩藝兒」，「如同貓兒狗兒」，可以隨便玩弄。賈母就因為喜歡傻大姐「爽利便捷，又喜他出言可以發笑」，所以「常悶來便叫他來取笑一回」。拿奴婢的生理缺點開心。奴婢們稍有些不隨主子的心意，便「死無葬身之地」。齡官針對賈薔送給她的會「銜旗串戲」的雀兒說：「你們家把好好兒的人弄了來，關在這牢坑裡，學這個還不算，你這會子又弄個雀兒來，也幹這個浪事!你分明弄了來打趣形容我們。」表達了奴婢們的憤怒和不滿，也反映了曹雪芹對這個貴族之家裡的奴婢的處境的深刻認識。
壓迫越深，反抗越強。《紅樓夢》的作者就深刻地批判了殘害奴婢的罪惡制度，讚揚了奴婢的反抗和鬥爭。
《紅樓夢》批判了納妾制度。恩格斯指出：「一夫多妻制是富人及顯貴人物底特權。」(《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賈家的男性主子哪一個不是三妻四妾的?不但賈赦「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放在屋裡」，就連假道學家賈政也有周、趙兩個姨娘，邢夫人恬不知恥地說：「大家子三妻四妾的也多」，竟把納妾看作是理所當然的行為，赤裸裸地暴露出貴族階級荒淫無恥的嘴臉。曹雪芹通過創造 鴛鴦這個典型人物，批判了納妾制度。鴛鴦面對貴族階級「又體面又尊貴」的妾的地位毫不動心，對她嫂子把做妾看成「天大的喜事」也大不以為然。她的頭腦始終很清醒，因為她看到了賈府老老少少姨娘們的處境。平兒、香菱都是由奴轉為妾的，但是她們除了更 蒙受一層被作踐被毒打的痛苦外，還得到了什麼呢?趙姨娘、周姨 娘是老一輩的妾，是「兩個苦瓠子」，還生兒育女，但是自己的地位 不但沒有絲毫改變，甚至在自己的子女面前都得以奴才自居。所以在鴛鴦看來，這所謂「半個主子」的地位，不過是個「火坑」，進去就 會把人燒死，是死路一條。而那些羨慕人家的女兒當小老婆的人，不過是為了「一家子都仗他橫行霸道」罷了。這就揭露了姨娘地位 的實質。由於她有這種認識，因此在主子的淫威面前毫不動搖。她不但不願做賈赦的小老婆，即使做賈赦的大老婆，她「也不能去」。她蔑視主子奶奶的地位，蔑視貴夫人的地位，把封建階級認為的「富貴尊榮」，視如糞土。姊妹們擔心他是「家生子」，難逃魔掌。她卻極為堅強：「家生女兒怎麼樣，『牛不吃水強按頭』，我不願意，難道殺我的老子娘不成!」表現了一種無所畏懼的反抗精神。鴛鴦並不是在擇偶，而是在抵禦納妾制度對一個女婢的迫害。
《紅樓夢》批判了奴性。封建貴族階級對奴隸實行分化政策，豢養了少數奴才作為他們的鷹犬。賈府中的男女管家就是這類人物。他們有的家中有「齊整寬闊」的花園，有的也使用丫環，真是「奴才還有奴才呢!」他們狐假虎威，奴性十足，影響所及，連一些下層奴婢也沾染了這類不良作風。曹雪芹通過他筆下的典型人物晴雯，尖銳地批判了這種奴性。晴雯雖然身為奴婢，卻毫無奴顏媚骨，而且對別人身上的奴性也疾恨如仇，她嘲笑得到王夫人「賞」兩件衣服而興沖沖的秋紋說：「這屋裡的人難道誰又比誰高貴些?把好的給他，剩下的才給我，我寧可不要，衝撞了太太，我也不受這口軟氣。」她不但批判了奴性，而且菲薄了主子。對襲人這個受封建思想影響很深的人物，她忌恨在心，經常冷嘲熱諷，說她「連個姑娘還沒掙上去」，「不過奴才罷咧」，又說她是「西洋花點子哈巴兒」，深刻地揭露了她的奴才性。抄檢大觀園時，她指著為虎作倀的王善保家的罵道：「只沒看見你這個有頭有臉的大管事的奶奶!」揭穿了她依靠奶奶權勢的畫皮。晴雯的言行違背了封建階級所規定的奴隸道德，因此被看作是「大不成個體統」的人，受到殘酷的迫害。她臨死時還說：「我死了也不甘心」，「我太不服」。對封建貴族階級發出了強烈的抗議。
《紅樓夢》批判了指配婚姻。賈府奴婢的婚姻，不但奴婢自己沒有選擇的權利，而且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形式也沒有，完全由主子指配。來旺兒就曾拿著二十五個夠年齡的女婢名單，請求主子指配。曹雪芹創作了一個敢於觸犯封建階級的戒規，追求婚姻自主的奴婢典型司棋。司棋置封建家族對奴隸的禁例於不顧，而與表兄潘又安私情往來。當潘又安給她的信被抄出來後，她「並無畏懼慚愧之意」，「心裡沒事人似的」，對封建階級的冷嘲熱諷並不放在眼裡，使那個巡海夜叉王熙鳳「倒覺可異」。司棋的婚姻觀點，屬於被壓迫階級的。為了追求理想婚姻，置生死於度外。
《紅樓夢》也批判了其他方面對奴婢的迫害和侮辱。玉釧兒由於姐姐金釧兒被王夫人逼死，遷怒於寶玉，見了寶玉「滿臉怒色，正眼也不看，……怎麼喪謗」，又對寶玉說：「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這樣話。」表現了被壓迫者的憤怒和反抗。趙姨娘謾罵芳官為「不過娼婦粉頭之流」，激起了葵官等其他四個小藝人的氣憤。他們聯合起來，「皆是一黨」，「只顧他們情分上義憤」，共同反擊封建階級對他們的侮辱。《紅樓夢》揭示了奴婢們在反壓迫反殘害的鬥爭中的階級情誼。他們互相支持，彼此同情，一人有難，共同關心。鴛鴦抗婚時告訴平兒說：「這是咱們好，比如襲人、琥珀、素雲……然我心裡仍然照舊，有話有事並不瞞你們。」向階級姊妹傾吐內心的苦衷，博得平兒、襲人極大的同情。晴雯被攆出去後，小丫頭們說：「我們不能別的法子救他，只親去瞧瞧也不枉素日疼了我們一場。」為了關心階級姊妹，不顧主子的責罵。金釧死，帶給玉釧等人多大的悲哀，襲人「聽說點頭讚歎，想素日同氣之情，不覺流下淚來。」同氣相投。王夫人責罵奴婢們「連夥聚黨」，是從反面道出了奴婢們的共同階級感情。
《紅樓夢》的作者對這些被迫害、被蹂躪的女婢是深切同情的，關心他們的遭遇，尊重他們的人格。他筆下的人物寶玉最「知作養脂粉」，「每每甘心為諸丫環充役」，又偏愛在女子「身上留心用意爭勝要強」，而且經常為女婢的「過失」承擔責任，以免被主子們責罰。寶玉為藕官在大觀園燒紙錢擔責，說是自己讓她燒的，為了祈求病好的快。又為五兒、彩雲、玉釧贈送和偷竊玫瑰露和茯苓霜擔責，說是自己和丫環們玩悄悄偷了來的。襲人讚歎道：「也到是件陰騭事，保全人的賊名兒。」他看見齡官劃「薔」字，心裡想：「可恨我不能替他分些過來。」他勸麝月對那些所謂「不知禮」的女婢，「耽代他們是粗笨可憐的人就完了。」他似乎要把女婢的所有痛苦和不幸都承擔起來，要解救奴婢於水火之中。對香菱，他想：「沒父母，連自己的本姓都不知道了，被人拐出來，偏偏賣給這個霸王!」對平兒，他想：「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對鴛鴦的被迫害，他「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一句話沒有，好像無動於衷，但是「此時無聲勝有聲」，這正表現了他憂心如焚，表現了他精神世界最大的不平靜。對晴雯，他深懷敬意，把她比作孔子，傑出的政治家諸葛亮，愛國英雄岳飛，還比作桀驁不馴的鷹鷙，懷才不遇的賈誼，剛直不屈的鯀等等，把一個奴婢和封建時代某些聖、賢等同起來，是對封建傳統思想的重大叛逆。對晴雯的死，他懷著最大的憤慨質問說：「我不知晴雯犯了何等滔天大罪!」對封建貴族階級發出了強烈的控訴。對其他丫環之被打、被殺、被攆、被賣，他或者「如喪魂魄一般」，或者「恨不能一死」，或者「倒在床上大哭起來」。總之，牽動心弦。他曾經表示「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流露了為支持、同情這些無辜的奴婢而自我犧牲的精神。這些寶玉的言行、態度，同時也就是作者的思想感情。作者對這些奴婢極為同情、關懷，對她們的思想、觀點、品格竭力讚揚、歌頌，並充分表現了她們的反抗和鬥爭。他自己也曾明確地說：「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這就把孔子那一套「唯上智與下愚不移」，把奴隸看成群氓的反動唯心史觀一筆駁倒了。
曹雪芹在批判迫害奴婢的奴隸制度的同時，也在探討奴婢的出路。他從自己直接的觀察和感受出發，認識到賈府是奴隸們的「牢坑」，奴婢們要擺脫自己的苦難，就應該跳出這個「牢坑」。他通過寶玉的口常說，把怡紅院裡的丫環「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與本人父母自便。」這個做法，雖然不是通過奴婢的雙手砸爛這個「牢坑」，而是幻想封建階級把她們放出去，不是真正的奴隸解放。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閃爍著民主思想的光輝，是曹雪芹思想發展的一個新的頂端。
八、對宗教迷信的批判
宋明理學是儒、佛、道的混合物。它是孔孟的綱常名教的嫡傳，同時也吸收了道教的清靜、術數(推算命運)和佛教禪宗(講明心見性)的哲學形成的。理學本身就包含著佛、道的思想成分，所以顧炎武說：「所謂理學，禪學也。」(《與施愚山書》)正因為理學和佛、道有這種血緣關係，所以清代統治者在大力提倡理學的同時，也醉心於佛、道，傳播佛、道思想，以致造成極盛的宗教迷信的社會風氣。據說順治就是到五台山出家當了和尚的，康熙曾五次巡幸五台山去禮佛朝聖。雍正喜談符瑞，他的群臣就捏造了許多祥雲吉鳥出現的謊言謬說，以獻媚取寵。他又好神仙長生之術，讓一些方士入內供奉，並尊之為什麼「妙應真人」等等。上行下效，比曹雪芹稍晚的洪亮吉說，當時統治集團「類皆惑於因果，遁入虛無，以蔬食為家規，以談禪為國政，一二人倡於前，千百人和於後，甚有出則官服，入則僧衣，惑智驚愚，駭人觀聽」(《清史稿·洪亮吉傳》)。可見，當時宗教迷信風氣之盛。
《紅樓夢》裡描寫了很多宗教迷信活動，如煉丹服藥，禮經拜佛，扶乩參禪，求籤問卜，算卦測字，驅妖捉怪等，幾乎應有盡有。同時還創造了許多尼姑、道士一類人物。作者對這些宗教迷信活動，採取批判態度，他沒有說他們一句好話，而是一味地鞭撻和批判。
「僧侶總是同封建主攜手同行的」(《共產黨宣言》)。他揭露了宗教不過是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人民和維護自己階級利益的工具。對被壓迫者來說，宗教是他們精神上的枷索，對壓迫者來說，宗教是他們手中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賈母、賈政、王夫人等就是利用和尚、道士「金玉良緣」的說法，迫害寶玉、黛玉的理想婚姻，從政治上維護封建家族的利益。賈雨村利用扶乩，欺騙老百姓，使受害者有冤無處伸。王夫人在「最愛齋僧敬道」的幌子下，逼死了金釧、晴雯，趕走了四兒、芳官。王熙鳳乾脆聲稱：「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為了三千兩銀子，害了兩條人命。可見，宗教不過是剝削階級手中隨意玩弄的工具，需要時拿來揮舞一番，不需要時，便一腳踢開。賈母年已八十，為了延續自己的壽命，貪圖無窮盡的奢侈享樂生活，便祈求神佛的保祐，到「幾處廟裡念保安延壽經」，讓人們抄《心經》，散發《金剛經》，過生日買鳥雀放生，以修善積德。為了永保兒孫康寧，她還為寶玉做些「因果善事」，每天捨五斤香油供奉菩薩，並吩咐人們，當寶玉出門時，「拿幾串錢交給他的小子們，一路施捨給僧道貧苦之人。」但是，作者卻揭露了她偽善的面目，他們一方面買鳥雀放生，一方面卻把大批奴婢象鳥雀一樣禁錮在大觀園裡，任意役使、打罵和殺害；一方面沿途施捨，一方面卻殘酷地剝削著佃農的血汗。多少條人命和無數農民的血汗，豈是那幾籠鳥雀、幾串錢能抵償得了的?所謂宗教云云，不過是地主階級掩飾自己凶殘面目的遮羞布而已。
《紅樓夢》進一步揭露了封建階級信奉宗教的虛偽性和欺騙性。他們信奉宗教除了為維護自己階級的利益之外，還把宗教作為自己豪華生活的點綴，或者作為自己求仙得道的階梯。元妃省親時，賈家揮霍巨金建造大觀園，園中的景致「或山下得幽尼佛寺，或林中藏女道丹房」，並在一個角落安排個櫳翠庵，作為園林的一景。「佛寺」、「丹房」竟成了園景，還談什麼禮佛敬道?為供奉娘娘，從蘇州「採訪聘得十二個小尼姑、小道姑。」尼姑、道姑居然可以買得，還說什麼「佛門輕易難入」?他們還趕著念佛誦經，就和排演雜戲一樣。這些無疑是對封建階級信奉宗教的諷刺。賈敬為了成仙得道，「只愛燒丹煉汞」，「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結果因為吃了「秘製的丹砂」，中毒而死。玄真觀的道士卻說：「這恐是虔心得道，已出苦海，脫出皮囊自了去也。」真正成仙得道，賈府的主子們應當慶幸，然而事實正相反，他們竟把幫助賈敬「升仙」的道士鎖了起來，並為這個功成圓滿的神仙「破孝開吊」，大辦起喪事來。作者用饒有諷刺意味的筆墨，記敘了這場滑稽劇，最後畫龍點睛地寫道：「賈敬導氣之術；總屬虛誕，更至參星禮鬥，守庚申，服靈砂，妄作虛為，過於勞神費力，反因此傷了性命的。如今雖死，肚中堅硬似鐵，面皮嘴唇，燒的紫絳皺裂。」什麼修道成仙，除了揭露賈敬的愚蠢之外，也說明所謂宗教云云，不過是個大騙局。
《紅樓夢》中的尼姑、道婆、道士們，沒有一個好人。清虛觀的張道士，「是當日榮國府國公的替身，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大幻仙人』，如今現掌『道錄司』，又是當今封為『終了真人』，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神仙』。」這個曾經受兩代皇帝之封的闊道士，是個十足的趨炎附勢的幫閒者。當元妃叫打三天平安醮時，他那清虛觀竟成了遊藝場，賈母帶著那些奶奶姑娘們到那裡去散心，他前後趨承，醜態百出。寶玉的乾媽馬道婆是個騙子加惡棍，一貫利用「邪魔外道」，騙取人家的銀子；還參與了趙姨娘和王夫人嫡庶之間的鬥爭，妄圖用「魘魔法」害死寶玉和風姐，以取得五十多兩銀子的報酬。最後事情暴露了，被「送到錦衣府去，問出許多官員家大戶太太姑娘們的隱情事來。」那個饅頭庵的老尼靜虛，善於「扯篷拉？？？？」，與王熙鳳合謀害死了張金哥一對未婚夫妻。水月庵的智通和地藏庵的圓信是「兩個拐子」，她們「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賣膏藥的王道士是個江湖騙子，吹噓他的膏藥多麼靈效，其實他不打自招地說：「連膏藥也是假的，我有真藥，我還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這裡來混!」就是那個妙玉，也是個嫌貧愛富，趨炎附勢的小人，「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正概括出她的虛偽本質。
《紅樓夢》的作者對宗教迷信是深惡痛絕的，他通過自己筆下的人物對宗教迷信作了極為深刻的揭露。道士超度柳湘蓮，大家都說是些「妖術邪法」。妙玉待人厚此薄彼，寶玉說：「佛法平等」，揭露了佛教「平等」之說不過是個幌子。邢岫煙進一步揭露她「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四不像的虛偽本質。她為寶玉失掉「玉」扶乩，結果是「仙機隱語」，誰也解不出是什麼意思，諷刺扶乩之不可信。有人提議通過算卦測字找「玉」，邢岫煙說：「若說那外頭測字打卦的，是不中用的I」揭露那不過是迷信玩藝兒。那包勇乾脆大嚷；「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當然，最能體現作者思想觀點的，還是黛玉和寶玉。黛玉在談到和尚給她治病的方法時說：「說了這些不經之談」，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寶玉是個「毀僧謗道」的人物，他曾嫌「和尚們髒」，並曾叫罵道：「只教神天菩薩坑死我了!」他有時也念佛，如當聽到說黛玉的病見好時，他隨口唸了一聲「阿彌陀佛」，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念佛竟成了新聞，可見他並不相信神佛。他曾經說：「我素日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蓋廟。這都是當日有錢的老公們和那些有錢的愚婦們，聽見有個神，就蓋廟來供著，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聽些野史小說，便信真了。」神是人造的，神廟都是地主階級根據不可信的傳說棍蓋的。這表現了曹雪芹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寶玉還說：「我們老太太、太太都是善人，就是閤家大小，也都好善喜捨，最愛修廟塑神的。」這就把批判的筆鋒直接指向了賈氏家族，把他們崇拜宗教的「聖潔」光圈戳穿了。
《紅樓夢》的作者對宗教迷信是揭露和批判的，《紅樓夢》也確是一部「毀僧謗道」的書。當然，曹雪芹並不是一個自覺的宗教反對派和無神論者，有時他為了尋找精神上的解脫，也相信神仙，宣揚天命，但他從對實際生活的深入觀察出發，對宗教迷信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卻閃爍著唯物主義思想的光輝!曹雪芹這種「毀僧謗道」思想的產生，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和當時進步的思潮相聯繫的。顏元就曾批評佛道講靜修說：「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存人編》卷一《第二喚》)曹雪芹的思想正是這種進步思潮的反映，但是他通過具體形象所揭露和批判的，卻比顏元所批評的要深刻得多。
九、余 論
《紅樓夢》批判了封建社會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倫理道德、宗教迷信、戀愛婚姻等方面的反動、腐朽和墮落，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紅樓夢》的政治傾向主要表現在政治思想領域裡反封建的鬥爭，在政治思想領域裡又集中表現在和當時作為統治階級的統治思想封建理學的鬥爭。這是封建和反封建兩種思想的鬥爭，是封建階級和反封建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是被壓迫階級反對壓迫階級在政治思想方面統治、專政的鬥爭。當時的思想家戴震曾經揭露封建統治者以理殺人的罪行說：「今之治人者，……尊者以理責卑，長者以理責幼，貴者以理責賤，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爭之，雖得，謂之逆。……於是……在下之罪，人人不勝指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死於理，其誰憐之!」(《孟子字義疏正》捲上)戴震的話一針見血地道破了理學在政治上的反動性。曹雪芹極為同情被「理」所殺害的人，並為他們的悲慘遭遇而憤慨，而不平，而大聲疾呼!
曹雪芹所以能全面深刻地揭露封建社會的各種矛盾和鬥爭，乃是由於他世界觀中的進步方面在起作用。曹雪芹哲學思想中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他通過湘雲的口說明自己對宇宙的看法：「從古到今，開天闢地」，「陽盡了就成陰，陰盡了就成陽」，即充滿了對立物的矛盾。「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水是陰，火就是陽；日是陽，月就是陰。」「走獸飛禽：雄為陽，雌為陰；牝為陰，牡為陽。」就連「那些蚊子、虼蚤、蠓蟲兒、花兒、草兒、瓦片兒、磚頭兒，也有陰陽。」可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對立面的矛盾構成的。同時，在一切事物內部，也都存在著對立性，「比如那一個樹葉兒，還分陰陽呢：那邊向上朝陽的便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便是陰。」又比如扇子，「這邊正面就是陽，那邊反面就是陰。」這些觀點，都具有樸素的辯證法因素。辯證法的基本觀點，是對立面經過鬥爭而互相轉化。曹雪芹也承認這一點，秦可卿就曾說：「月滿則虧，水滿則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就是他這種觀點的表露。曹雪芹社會思想中朦朧地意識到階級的對立，這種思想意識在創作實踐中逐漸趨向鮮明。寶玉在去鐵檻寺的路上，看見「莊人家無多房舍」和各種農具，感歎道：「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正是作者經過一段觀察之後，思想認識上的一個飛躍。又寶玉去探望晴雯時，聞到有膻臭之氣的茶碗，嘗到一味苦鹹的茶水，而晴雯卻「如得了甘露一般，一氣灌下去了」，領悟到「飽飫烹宰，饑厭糟糠」的道理，也是作者思想認識所達到的新的高度。又寶玉和秦鍾初次會面，深恨相見之晚，一個想：「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一個想：「貧窶二字陷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是作者感受到階級陷人，並為此而憤憤不平。曹雪芹就是以樸素的辯證法觀點和朦朧地意識到階級對立的思想做指導進行創作的。他廣泛而深刻地表現了封建社會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全面地描繪了清朝中期的社會生活，描繪了這個社會盛極而衰的急劇的歷史轉變過程。
曹雪芹並不是「市民」，也沒有「工商皆本」的思想。他是在階級鬥爭激化的時刻，從貴族階級中分化出來的人物。他的一些進步思想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這一方面如上文所敘是「從把他們浮載在上面的歷史潮流裡汲取來的。」(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另一方面也是在當時嚴酷的階級壓迫下產生的。列寧在分析一種思想產生的條件時指出：「某一個國家內的自由愈少，公開的階級鬥爭表現得愈薄弱，……則政治的烏托邦，通常也容易發生。」(《兩種烏托邦》)曹雪芹的思想雖然不是烏托邦，但是他的理想、願望和對未來的憧憬，確是在列寧所分析的那樣條件下產生的。曹雪芹的思想是隨著階級鬥爭的激化而不斷深化的，隨著自己生活地位的日益跌落而不斷轉變的，「舉家食粥」之日，應當正是他思想認識最清醒之時。他創作《紅樓夢》，曾經「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是「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十年的創作、修改、加工的過程，實際上是他對社會各種複雜矛盾鬥爭的認識不斷加深的過程，是他思想認識不斷提高的過程。曹雪芹的思想產生於特定歷史環境中的階級鬥爭，也發展、提高於特定歷史環境中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玉成了曹雪芹。
曹雪芹的思想並不都是進步的，相反有許多落後、腐朽的東西。他為新的發展不足所苦，也為舊的傳統的惰力所苦。他處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舊的傳統的東西和新的萌芽狀態的東西，在他思想上同時存在。這不是偶然現象，而是那個時代新舊兩種勢力的鬥爭在他思想上的反映，具有那個時代的特徵。他揭露和批判封建社會醜惡和腐朽的現象，但是這種揭露和批判卻是不徹底的。他是帶著自己的階級偏見描繪封建社會的，因此，他所揭露和批判的，往往又是他所同情和惋惜的。探春理家就寄托了作者挽回封建社會的希望。寶釵讚揚說：「善哉!三年之內，無饑饉矣。」李紈也說：「使之以權，動之以利，再無不盡職的了。」乃是作者自己情緒的表露。作者的重要思想是要「補天」，補封建社會之天，也就是挽救封建社會。
曹雪芹對貴族階級也是鄙棄的、厭惡的，寫出了他們不配有好的命運。他對寶玉、黛玉的叛逆思想傾注著滿腔熱情加以讚揚，對他們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但同時也流露出一種惋惜的情緒，黛玉就曾勸寶玉說：「你可都改了罷!」可見作者並未徹底背叛他那個階級，對他那個階級在感情上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曹雪芹揭露封建社會，又留戀封建社會；批判貴族階級，又同情貴族階級；要「補天」，又沒有力量；要挽救封建社會，又不可能，這就形成了他精神上的痛苦。為了求得解脫，有時便借助宗教，相信老莊思想，認為人生如夢幻，世界上一切都是空的，即「色空」觀念；或相信命運，認為一切都是命定的，所謂「分離聚合皆前定」，即宿命論思想。這都是極端腐朽、落後的思想，應該徹底批判。
曹雪芹的成就是傑出的，他創作的《紅樓夢》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封建社會的終結和新的時代的即將來臨，標誌著我國古典文學的總結和新的啟蒙文學的開端。《紅樓夢》的主要價值在於它所表現的鮮明的反封建的政治傾向和批判精神，它從封建叛逆者的立場出發，對整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進行了全面深刻地揭露和批判。《紅樓夢》是一部封建社會的審判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