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藝術特色和成就(下)
(六)
談到《紅樓夢》的藝術成就，不能不提到這部作品的語言。
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高爾基語)。沒有一部在藝術上稱得上是成功的作品，不首先在語言上取得卓越的成就。《紅樓夢》正是在這方面出色地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的優秀傳統，同時又作了新的創造性的發展。
在中國文學史上，《紅樓夢》雖然不是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小說，但卻是第一部把白話文運用得最好的小說，白話文是口頭語言，看上去好像比古奧典雅的文言文易懂、易學，其實並不容易；尤其是從口頭語言到藝術語言，這中間還有一段艱辛的錘煉過程。「五四」新文學運動興起以後，白話文曾經是文學革命的一個重要標誌。但最初出現在那一時期的白話文學，有的就像一個剛剛放足的女子，還顯得行走不自如。有些歐化的句法，則似乎比古文還難懂。然而在這以前約一個半世紀，用白話文寫成的《紅樓夢》，卻已經達到那樣純熟、那樣富有藝術魅力的境地，直到今天仍然不失為楷模；這實在不能不驚歎曹雪芹作為一位語言藝術大師的巨大力量。
《紅樓夢》在語言上的特色，主要表現為明暢、純練，富於表現力。但它明暢而不流於淺露；純練卻又無刻削之痕。至於它的表現力，也不是呈現於辭句的表面，而是常常深含在內裡。它用筆平實，往往好像是不經意地隨手寫來，既顯得自然流瀉，然而又時見波瀾生於腕底。它著墨深細，層層皴染，然而卻不顯得瑣碎和繁複。
還有值得注意的是：白話文雖然是構成這部小說的基礎，但它同時也吸收了中國優秀的古典散文、詩歌等文言文的精髓，並創造性地把古文那種行文佈局、敘事狀物的精煉筆法，溶化到作品裡。無怪前人曾把《紅樓夢》與《左傳》、《史記》、《漢書》並稱，讚道：「足與二十四史方駕」，「非尋常史家所及」。[1]至於《紅樓夢》的文采辭章，得力於《離騷》等中國古典詩歌之處，就更加顯而易見了。此文在一開始曾說，《紅樓夢》出現在十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奇跡」，這不過是極言《紅樓夢》成就之高罷了。其實，時間所給予的這種安排還是有它的道理的。只有當中國文學發展到十八世紀，詩、文、戲曲，特別是小說提供了一系列的創作經驗以後(其中也包括失敗的經驗，如曹雪芹所指責的才子佳人小說)，曹雪芹才有可能寫出一部繼往開來而又打破傳統的《紅樓夢》。同時，也只有當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末世」，生活向文學提出了許多新的任務和要求時，曹雪芹才有可能寫出一部深刻地反映了封建主義的腐朽並閃射著樸素民主主義思想光輝的《紅樓夢》。因此，《紅樓夢》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也是吸取了前人所積累的思想、文化上的成果，又在現實生活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即使在語言上也莫不如此。
是的，《紅樓夢》在語言藝術上的成就，更主要的還是得力於現實生活。作家向生活開發了無窮無盡的語言礦藏，所以這部小說在語言上才顯得那樣的鮮活跳脫，永遠流貫著一種清新的氣息。有些論者把《紅樓夢》在語言上的成就，歸功於它是用可作「規範化」的北京話寫成的。殊不知文學的語言最忌規範化。死板的文法常是語言藝術的大敵。而且北京有很多方言土語，也不是都很生動和使所有地區的人都能聽懂看懂。但《紅樓夢》卻可以使所有中國讀者，地無分南北，都感到明白通曉，並能領略到它語言的美妙和神韻。實際上，《紅樓夢》並不是全用北京話寫成的，它也夾用了其__
它許多地方的語言。有的論者據此判定《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其實這倒是更加說明了曹雪芹藝術上的可貴之處——博采方言，熔鑄成家。
還有的論者，從這些方面來稱讚《紅樓夢》語言的通俗化，如「寫某一個人的抱怨是『嘟嘟囔囔』的；寫一個狗的走是『咈哧睇哧』的；寫一個竹橋的響，是『咯咯吱吱』的」，等等。這種看法並不少見，但似乎比較表面，因為這類俗語方言的運用，即使是一個普通的作家也可以不費多少力氣就能掌握；而且未必能使作品生動和富有生活的氣息。中國有很多優秀的古典詩歌，都是用文言、甚至還是相當古奧的文言寫成的，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語言藝術上的高度成就和具有強烈的民間風味(如《詩經》中的許多名篇)。
看來，僅僅依靠一些方言俗語的運用，還不能使一部作品的語言真正具有生活的、來自民間的藝術素質。譬如，在創作藝術上可能曾給《紅樓夢》以影響的《金瓶梅》，也是熟稔地運用了方言土語，而且有些地方還用得頗為生動；但這部小說在語言藝術上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成就。因為它雖然大量採用了民間語言，但常常停留在語言的自然形態上，還缺少藝術上的提煉，不免流於蕪雜。很多人物對話，更是常常顯得拖沓、瑣屑，讀之無味。可見，要使作品的語言既通俗又富有藝術光彩，並不是只要採用方言土語就能告成，還必須對豐富的民間語言進行篩選、提煉、甚至必要的加工。如果不加取捨地兼收並蓄，甚至以追求生僻稀奇的方言土語為能事，不僅不會使作品生色，反而讀起來費解，失去了文學之所以要從古奧的文言中解放出來的意義。
而《紅樓夢》正是一部經過辛苦提煉，把白話文(或者說民間口頭語言)提高到美學的、詩意的境界上來的作品。它騁其筆勢，一片神行，不為律縛；而且它的好處是表現在全體，並不在於一枝一節。因此我們感到很難單獨舉出某一處來說明它在語言藝術上的豐富成就，最好的辦法是去通讀全書。
在中國古典小說中，在語言藝術上可與《紅樓夢》媲美的，也許只有《水滸》。就這部作品語言的表現力和生動性來說，也是達到了很高的成就。不過，如果嚴格以求，《水滸》的語言還間雜著一些未經琢磨的方言土語，讀起來每有生澀之感。如果再就語言的富於文采和意蘊來說，《水滸》則較《紅樓夢》更為遜色。
《紅樓夢》的語言，自然也不是沒有缺點。它還留有一些文言文的殘屑或舊式說書人的筆調；幸虧這些地方與它在語言上的整個成就比較起來，終於顯得微末，依然不失為清澈的、純淨的美。讀著這部作品，如飲清泉，如品佳釀，只覺得它鮮潤、清暢、醇厚，常常好像有一種甘美的回味。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它那繪聲繪色的表現力。曹雪芹用單色而無聲的文字，不僅使《紅樓夢》顯得絢爛多彩，而且還使人覺得迴盪著深沉的音樂一般的旋律。
談到《紅樓夢》的語言，其實在書中屬於作家自己敘說的部分並不多，最多的還是他筆下的人物。這是很值得注意的一個特點。
在很多的篇幅中，差不多全是人物的對話，作家只用一些簡樸的描寫或敘述把它們連貫起來。這種情形，幾乎在書中隨處可見。例如第三十八回藕香榭吃螃蟹那一段：
賈母(因見丫頭扇風爐煮茶)喜的忙問：「這茶想的很好，且是地方東西都乾淨。」湘雲笑道：「這是寶姐姐幫著我預備的。」賈母道；「我說那孩子細緻，凡事想的妥當。」一面說，一面又看見柱子上掛的黑漆嵌蚌對子，命湘雲念道：「芙蓉影破歸蘭槳，菱藕香深瀉竹橋。」賈母聽了，又抬頭看匾，因回頭向薛姨媽道：「我先小時，家裡也有這麼一個亭子，叫做甚麼『枕霞閣』。我那時也只像他姐妹們這麼大年紀，同著幾個人，天天玩去。誰知那日一下子失了腳掉下去，幾乎沒淹死，好容易救上來了，到底叫那木釘把頭硼破了。如今這鬢角上那指頭頂兒大的一個坑兒，就是那磞破的。眾人都怕經了水，冒了風，說『了不得了』；誰知竟好了。」鳳姐不等人說，先笑道：「那時要活
不得，如今這麼大福可叫誰享呢?可知老祖宗從小兒福壽就不小。神差鬼使，硼出那個坑兒來，好盛福壽啊!壽星老兒頭上原是個坑兒，因為萬福萬壽盛滿了，所以倒凸出些來了。」未及說完，賈母和眾人都笑軟了。賈母笑道：「這猴兒慣的了不得了，拿著我也取起笑兒來了!恨的我撕你那油嘴!」鳳姐道：「回來吃螃蟹，怕存住冷在心裡，慪老祖宗笑笑兒，就是高興多吃兩個，也無妨了。」賈母笑道：「明日叫你黑家白日跟著我，我倒常笑笑兒，也不許你回屋裡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為喜歡他，才慣的這麼樣；還這麼說，他明兒越發沒理了。」賈母笑道：「我倒喜歡他這麼著。——況且他又不是那真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沒人，娘兒們原該說說笑笑，橫豎大禮不錯就罷了。沒的倒叫他們神鬼似的做什麼?」說著，一齊進入亭子。……鳳姐和李紈也胡亂應了個景兒。鳳姐仍舊下來張羅，一時出至廊上，鴛鴦等正吃得高興，見他來了，鴛鴦等站起來道：「奶奶又出來做什麼?讓我們也受用一會子。」鳳姐笑道：「鴛鴦丫頭越發壞了!我替你當差，倒不領情，還抱怨我，還不快斟一鍾酒來我喝呢!」鴛鴦笑著，忙斟了一杯酒，送至鳳姐唇邊，鳳姐一挺脖子喝了。琥珀彩霞二人，也斟上一杯，送至鳳姐唇邊，那鳳姐也吃了。平兒早剔了一殼黃子送來，鳳姐道：「多倒些薑醋。」一回也吃了，笑道：「你們坐著吃罷，我可去了。」鴛鴦笑道：「好沒臉，吃我們的東西!」風姐兒笑道：「你少和我作怪，你知道你璉二爺愛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討了你做小老婆呢!」鴛鴦道：「啐，這也是作奶奶說出來的話!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臉算不得!」說著，站起來就要抹。鳳姐道：「好姐姐，饒我這遭兒罷!」琥珀笑道：「鴛丫頭要去了，平丫頭還饒他?你們看看，他沒吃兩個螃蟹，倒喝了一碟子醋了!」平兒手裡正剝了個滿黃螃蟹，聽如此奚落他，便拿著螃蟹照琥珀臉上來抹，口內笑罵：「我把你這嚼舌根的小蹄子兒……」琥珀也笑著往旁邊一躲。平兒使空了，往前一撞，恰恰的抹在鳳姐腮上。鳳姐正和鴛鴦嘲笑，不防嚇了一跳，「噯喲」了一聲，眾人掌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鳳姐也禁不住笑罵道：「死娼婦!吃離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兒忙趕過來替他擦了，親自去端水。鴛鴦道：「阿彌陀佛，這才是現報呢!」……[2]
像這類文字，在書中真是舉不勝舉。在那裡，人物語言顯出了它無_比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呈現著變化萬千的色彩。而它們或長或短、或文或野，無不切合某個人物的聲氣口吻；以至單從那些人物的對話中，就使讀者彷彿同時看到了人物的身姿、表情和動作。——雖然這些地方，作家並未多加描寫。
是的，曹雪芹筆下的人物語言，不僅具有聲音，而且賦有形態。隨聲傳形，這是《紅樓夢》藝術上的又一特色、又一成就——具有世界意義的成就。
對此，魯迅先生曾經這樣稱讚道：
高爾基很驚服巴爾扎克小說裡寫對話的巧妙，以為並不描寫人物的模樣，卻能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像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
中國還沒有那樣好手段的小說家，但《水滸》、《紅樓夢》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讀者由說話看出人來的。[3]
在這裡還可以補充一點：《紅樓夢》通過人物的對話，不僅使讀者看到了「模樣」，而且還看到了人物的內在精神面貌。這個作家特別善於通過那種緊接的、幾乎不作任何輔助描寫的日常生活對話——那些看來好像很難進入藝術的家常絮語，讓人物自己把讀者一步一步帶入他們的心理世界，帶入他們所生活的社會深處。
這種通過人物的語言來表現形態和心理性格的藝術手法，是中國古典小說的優秀傳統，而《紅樓夢》則把它發展到極致。它比作家通過自己的敘述，從旁靜止地分析人物的心理性格，更顯得跳脫生姿而又富於內涵，同時也更符合生活的實際情形。當然，從旁
來分析人物性格(這是外國作家常用的一種手法)，也有它藝術上的效果，有時會達到非人物對話所能起到的作用。但在一般情況下，終於不及通過人物自己的言行更富形象感。所以歌德曾說：「我們能夠按照性格的外部輪廓造出某些形象來，但是關於內心的底蘊，我們卻只能從一系列的名字和言詞中去認識。」[4]菲爾丁也曾說過，除非在行動中表現人，否則就不會表現得完全。中國也有句古話：「言為心聲」。可見，通過人物的語言來表現心理性格，是一種具有很高美學價值的藝術手法。
但是，這種藝術手法不易掌握，因為它不像戲劇那樣地只表現在有限的幾幕場景裡，而是需要構成一部結構複雜、方面廣闊的長篇小說；這就要求作家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才能，而且還要有非常豐富的生活經驗。因為這種表現方法，它每一步都要求具體、確切和富有生活的根據。如果作者對所描寫的人物稍不熟悉，便要感到呼喚不靈，找不到確切而富有形象感的話語。這時往往只好借助靜止的敘述或空泛的描寫，來敷衍彌補生活經驗的不足了，而《紅樓夢》卻絕少空泛敷衍之筆，所以它才能在繁密中見到簡潔，而在平實中又時見空靈。
由於在《紅樓夢》中，人物的心理活動總是在緊密的對話和行動的深處運行著；因此在讀這部作品時，經常感到它充滿了行動的節奏，總是被作者不停地帶動著前進，從不感到沉悶和滯塞。如果再回過頭來重新細讀，不但不厭，還常常發現許多在初讀時未及細味的東西，即較之作者直白的敘說或議論更為豐富的形象意義。
因此，我們在讀《紅樓夢》時，總是感到在流暢中含著深沉，從清澈中見到渾厚，既通俗自然，又文采斐然。同時，這也是《紅樓夢》語言藝術的特色，是與全書相聯繫著的出色成就。
(七)
《紅樓夢》最令人驚歎的成就，還是表現在人物的塑造上。
文學是「人學」(高爾基語)。即使是靜物寫生或神話幻想，也是表現的人的思想感情及其對自然、社會的態度。作為專以描寫人物為對象的小說，它的成敗得失，就更在於有沒有塑造出人物了。只有把人物寫活了，然後作品才能活在讀者的心中，贏得長久的藝術生命。
曹雪芹正是一位善於塑造人物的藝術大師。他所創造出來的許多人物形象，人們一讀之後就會留下終生不忘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在這些人物的身上，還體現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意義，而這種意義又常常不是用簡單的幾句話或幾個粗淺的概念就能說得完全，說得深切。有時簡直使人覺得找不出完滿的話語來說出這些人物的豐富內涵，除非是《紅樓夢》本身。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對《紅樓夢》中人物的分析幾乎是一種「再創作」，只不過是採取另一種表現形式罷了。
如果說，善於塑造人物，這是衡量一部小說創作達到多高成就的一個基本條件；那麼曹雪芹除了具有這個條件以外，還有他自己的獨到之處。
這首先表現在：他在一部篇幅不算特別浩大的作品裡竟寫了四百數十個人物，而達到典型高度或給人留下很深印象的，總在數十人以上，其中象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王熙鳳等，都是世界文學上第一流的藝術典型。其他像晴雯、襲人、探春、史湘雲以及賈母、賈政等放在書中次要地位來描寫的人物，也無一不是生動的人物形象。而且他們的典型性或某些性格特點，也都掙脫了它們所賴以存在的個體而具有普遍的意義。譬如象史湘雲那樣比較開朗坦率的性格，直到現在不是還可以從一些女孩子的身上感到它的活躍存在嗎?而從賈母的身上，所體現出來的某種中國老太太的心理，不是還沒有完全成為過去麼?
在《紅樓夢》中，許多人物形象都是第一次在中國文學史上被塑造出來的。或者說，許多生活著的人，被曹雪芹第一次帶進了藝術的領域。有些人物形象，譬如象賈寶玉和林黛玉，雖然在以前描寫愛情的作品中，彷彿可以找到他們的一姿半影；但他們絕不是前代作家筆下人物的加工複製品。那種根據前代作家所提供的人物模型再加以創作，在中國古典戲曲小說中並不是一個少見的現象；如《西廂記》中的崔鶯鶯本是來自唐代小說《會真記》，《龍簫記》中的龍女又是來自唐代小說《柳毅傳》等等。但《紅樓夢》中的人物，卻是直接來自現實生活，而且是十八世紀中葉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現實生活。那些人物不僅姿態各殊，而且熔鑄著階級的、時代的、民族的特徵。產生他們的時代社會雖然已經過去很久了，然而他們卻使數百年後的讀者仍然可以接觸到他們的呼吸，感受到他們的體溫。
《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為什麼具有這樣不老的藝術生命力?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都是按照實際生活創造出來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都是真的人物。」[5]
特別可貴的是：對於這些人物，曹雪芹從不加以簡單的膚淺的處理，而是深入膜裡地寫出他們性格的複雜性和豐富性。雖然，每個人物的個性特徵都極為分明，但那些特徵並不是直接浮現於表面，而是深藏在各種變態多姿的聲容笑貌裡；有時還深藏在與人物的本質特徵好像是互相矛盾的表現裡。譬如，薛寶釵看上去「行為豁達」，而實際是深具機心；林黛玉看上去「小性兒」、「尖酸」、多疑，而實際是真率單純；這些表現是和封建壓迫以及她的不幸遭際有著深曲的聯繫。
普希金曾說：「莎士比亞所創造的人物，不像莫裡哀的人物那樣，是某種情慾、某種惡習的典型，卻是充滿著許多情慾、許多惡習的活生生的人物；各種情況在觀眾面前展現了他們的多彩的和多方面的特徵」[6]。其實，曹雪芹筆下的人物，有時比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還要顯得富於「多彩的和多方面的特徵」。試一閉目凝想：賈寶玉、林黛玉與羅密歐、朱麗葉，誰更能使我們感到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呢?賈寶玉與林黛玉不僅僅是表現了他們生死相共的愛情，而且還有有他們的感傷、期待、理想和追求，以及時代社會落在他們身上的各種投影。
總之，把人物性格寫得非常突出、非常豐滿，像雕塑似的承受著各種不同光線的照射，從而呈現著變態多姿而又統一的形象意義，這是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最大特點。
在中外許多小說中，並不乏寫得具有個性的人物形象，但性格的豐滿性和複雜性往往顯得不夠，常常是某一性格特徵的單純表現。譬如巴爾扎克筆下的老葛朗台，反覆渲染的是守財奴的「吝」，《三國演義》中的曹操，著重表現的是他的「奸」；《水滸》中的李逵，則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到他的「莽」；同時這些也幾乎是構成人物性格的全部特徵。但是，《紅樓夢》中的人物，往往不是這樣一竿到底地就讓人看到它的全部。不要說象薛寶釵、襲人那樣複雜的性格，即使象史湘雲那樣比較爽朗的少女，或者象賈政那樣一付道貌的封建衛道者，也不完全是由單面特徵構成的。《紅樓夢》中的人物，特別是那些被作家放在主要地位來刻劃的人物，往往是一個複雜、多面而又合乎生活邏輯統一起來的有機整體。需要對它們細細評量，反覆思考，然後才能全面地完整地認識它們的形象意義。因此，《紅樓夢》中有很多人物，往往引起人們熱烈的爭論。同一個人物，可以引起各種不同的看法或褒貶；而同是褒貶，又常常來自各種不同的角度和觀點。例如書中的晴雯，明明是一個被封建主子隨時可以像一件東西攆掉的丫環，有人卻說她是「半個主子」；而作為封建家族的成員並隨時想用鬼蜮伎倆來謀取私利的趙姨娘，偏偏又有人稱她是「半奴才」。看來，要品評曹雪芹筆下的人物，就像在生活中那樣，常使人不禁深感知人論世之難。
這一切，都說明曹雪芹筆下的人物寫得很活、很深。這個作家好像要人們去領會他的藝術時，必須具有比只能欣賞流露在形象表面的特徵更深一層的美學素養不可。
人——在階級社會裡「帶著自己心理底整個複雜性的人」[7]，存中國文學史上是曹雪芹最充分地表現出來的。
不僅如此，曹雪芹又表現出人物不僅具有獨特的個性，還具有使讀者產生似曾相識之感的普遍性，或稱共性。而表現在人物身卜的個性與共性，並不是兩個互相膠合在一起的東西，而是渾然一體地融成一個有機組織。離開了個性，就無從認識它的共性。正像列寧所說：「一般的東西只在個別的東西之中，通過個別的東西才能存在」[8]。
曹雪芹筆下的人物正是這樣的。在那些人物的身上都打著鮮明的階級的、時代的烙印，但作家並沒有使人物成為「時代精神的單純號筒」；而是首先使讀者看到一個活生生的、有著鮮明個性的人。然而正是在這種好像屬於他自己的個性裡，深沉地激盪著那一時代的回聲。譬如林黛玉這個人物，「多愁善感」是她的一個重要個性特徵，她幾乎在書中一出現就給讀者留下一個「淚光點點」的印象；然而，隨著作家筆觸的逐步深化，使人愈來愈感到：正是在她的這一個性特徵裡，廣泛地體現著那一時代處於封建壓迫下的婦女的某些共同的精神狀態。林黛玉的多愁善感，以及她的「好哭」，並不是她的「自惹」[9]，而是那一社會的賜予。
是的，許多重要的時代現象，常常是通過人們的精神狀態反映出來的。作家必須善於通過個性鮮明的形象反映出這種精神狀態。雖然，描畫衣冠，鉤稽文物也是有助於時代風貌的表現，但阿Q頭上的辮子、唐·吉訶德身上的斗篷，並不足以反映出那一時代的本質；最重要的還是他們的「精神勝利法」和「騎士精神」。因此，要塑造出具有高度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必須善於抓住人物的靈魂。而曹雪芹正是一個深通「靈魂辯證法」(托爾斯泰語)的藝術大師。他有著無數啟開人們心靈的鑰匙，許多深含在人物內心最隱秘最微妙的東西，、他都能纖毫畢露地表現出來，而且賦以具體的、可感觸的形式。
與許多外國作家比較起來，曹雪芹很少去細雕人物的外貌。他不像巴爾扎克那樣的去注意到一雙眼睛顏色的層次，也不像易卜。生那樣地一直看到人物身上的「最後的紐扣」。在《紅樓夢》中，人物外形的描寫常為作家所省略，或者僅是略加點染。有時，作家也採取中國古典小說的傳統手法，即用一些俳偶的句子(如「面如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之類)去描寫人物的外形，這些地方雖然也注意到人物的特點，但終於顯得創造較少，未脫陳套。然而，這種情況並沒有妨礙《紅樓夢》在塑造人物藝術上所取得的高度成就，那些人物依然給讀者留下如見其人的深刻印象。其所以如此，正是因為作家所著重表現的是人物的魂，而不是貌。因此，超以象外、遺貌取神，這是《紅樓夢》在塑造人物藝術上的又一特色。正如前人所贊；「盲左班馬之書，實事傳神也；曹雪芹之書，虛事傳神也。」[10]
所謂「神」(或「魂」)，主要就是隱藏在人們外貌背後的心理性格。只有讓讀者形象地看到人物的心理性格，才能產生神彩畢露、姿態橫生的藝術效果。否則，把人物的衣冠外貌寫得再精細，也無濟於事；有時反而使人感到累贅。因此，曹雪芹雖然沒有詳細去描寫人物的外貌，但在讀者的心中卻都有一個彷彿可以把他們拍攝下來的肖像——讀者根據人物的個性結合自己的想像所構成的肖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作品的藝術效果常常是和讀者的想像一同來完成的。或者說，只有那些能夠勾起讀者的想像或聯想的作品，才是富有藝術魅力的佳作。
這也許是一個有趣而又值得思考的問題：有些《紅樓夢》的插圖，特別是那些木刻繡像，常使讀者感到失望，甚至大吃一驚：「難道林黛玉就是這個樣子麼?」其實誰都沒有看到過林黛玉。那些插圖所以破壞了讀者心目中的人物形象，其原因就在於沒有畫出人物的性格。要成功地畫出《紅樓夢》中的人物，必須是一位有才能的畫家，他不僅能畫出人物的外形，而且能畫出人物的靈魂。
善於塑造人物，並且成群地塑造出來，這是曹雪芹橫絕千古的天才。但曹雪芹在這方面還有顯得難能可貴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在《紅樓夢》中描寫得最多的是婦女，而著力最多的又是那些年齡相近、生活方式相近而又同處於一個生活環境裡的少女。無疑，這種情形會給描寫帶來很多困難。然而，曹雪芹不僅能夠異常分明地寫出她們各自不同的特點，而且對於某些看上去比較類似或相近的性格，也能把它們的最細緻的色澤、最微小的特徵，纖毫畢露地鏤刻出來，從而顯示出它們之間的差異，從不使人感到模糊或混同。
譬如，平兒的溫馴柔和與襲人的溫馴柔和不同；史湘雲的豪爽與尤三姐的豪爽又不同；而林黛玉與妙玉都是孤高成性，但她們又不同；一種是傲世的孤高，一種是出世的孤高。在林黛玉的孤高中，使人感到熱；而在妙玉的孤高中則使人感到冷。……福樓拜爾在談到描寫人物個性時，曾經說過：「世界上沒有兩粒相同的砂，兩隻相同的手。」曹雪芹正是十分卓越地表現出這一點。在他的筆下，同是小姐，有小姐的不同；同是丫環，也有丫環的不同。看來，即使是兩隻百靈鳥飛到《紅樓夢》裡，曹雪芹也能顯出它們之間的區別。
無怪，在《紅樓夢》中，如此眾多的少女形象，是以那樣一種多采多姿而又意態各殊的風韻，像一座百花壇似的呈現在讀者的面前。那一朵火紅的、野氣未脫的山茶，是晴雯；那「有刺扎手」的「玫瑰花兒」，是探春；那直莖大葉、色彩明快的風荷，是史湘雲；那有著清冷的白色，喜歡開放在僻靜角落裡的雛菊，是惜春；而那彎彎曲曲、攀著柱子往上爬的紫籐，又是襲人。那有著丰姿艷色，可使玉堂生春的牡丹，自然是薛寶釵；至於林黛玉的「風露清愁」和「孤標傲世」，則又渾似搖曳在霜晨月下的竹影蘭魂。……
曹雪芹就是以這樣精細的雕塑力，創造出許多優美動人的女性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所以這樣地「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一子」，不忍「使其泯滅」，並通過藝術創造使她們獲得「永生」，這固然與作家的生活遭際有關，更重要的還是作家對處於封建壓迫下的婦女懷著深刻的同情和瞭解。同時，這也是他所以能把塑造女性形象這一藝術工作發揮到極致的內在原因。可貴的是，曹雪芹不僅對林黛玉那樣的用祖國的優秀文化教養起來的女性，深深地感到讚美；那些不能具備這種條件的女性，在他的筆下也同樣顯得非常優美動人；甚至更動人。那個為了別人的幸福而使自己感到痛苦的紫鵑，那個有著炭火一般的熱情而被生生撲滅了的晴雯，還有那個不惜用鮮血來證明自己清白的尤三姐，都曾經使我們感動得擠出了眼淚。……
《紅樓夢》在寫人藝術上所以達到這樣高的成就，除了因為曾經付出不尋常的「十年辛苦」以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作家對他所描寫的人、以及人物所生活的封建世界，有著甚深的觀察和體驗。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這一副為貴族公子賈寶玉所不喜的對聯[11]，卻是「半生潦倒」的曹雪芹創作時的硯銘。正是由於曹雪芹對人情、對世事見之甚明，知之甚深，所以才能寫出那麼多富有社會意義的人物形象，而使《紅樓夢》成為長留天地間的大文章。魯迅先生曾稱《紅樓夢》為「人情小說」[12]，這是很有道理的。
其實，所謂「世事」和「人情」也就是社會生活。而生活是創作的源泉，所以前人曾說：「善師者師化工，不善師者撫縑素。」《紅樓夢》在藝術上的成就，正是得力於善師化工。用曹雪芹自己的話來說，即所謂：「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13]作家通過創作實踐，生動地說明了一個真理：生活是教導作家寫作的良師。誰要是違背這位嚴師的教導，甚至企圖使它屈從於自己的主觀意圖只能在藝術上走向失敗。即使是曹雪芹也不例外。
(八)
《紅樓夢》雖然出色地發展了中國古典小說的現實主義創作藝術，並對世界文學作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貢獻；但如果對這部作品迷信到只有拜倒的程度，那也是不正確的。正像世界上不存在絕頂的天才一樣，曹雪芹也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作家。《紅樓夢》不但在思想上、而且也在藝術上存在著缺點，有時甚至還有敗筆。小的地方，如書中人物年齡的增長、時序的變更、事情的過程等等都有一些脫漏或失誤之處。另外，也有一些描寫並不貼切，如秦氏托夢所說的那一段「多置田莊」，以防敗落的話，就並不很切合這個「性格風流」的少奶奶的口吻。書中還有一些地方，特別是敘述部分，每顯得文字拖沓、平板。如元春歸省中有一段文字：
按此四字並「有鳳來儀」等處，皆繫上回賈政偶然一試寶玉之課藝才情耳，何今日認真用此匾聯；況賈政世代詩書，來往諸客屏侍座陪者，悉皆才技之流，豈無一名手題撰，竟用小兒一戲之辭苟且唐塞，真似暴發新榮之家，濫使銀錢，一味抹油塗朱畢，則大書「前門綠柳垂金鎖，後戶青山列錦屏」之類，則以為大雅可觀，豈《石頭記》中通部所表之寧榮賈府所為哉。據此論之，竟大相矛盾了。諸公不知，待蠢物將原委說明，大家方知。(下略)[14]
程偉元和高鶚在對《紅樓夢》「細加厘剔」時，將「苟且唐塞」以下一段文字全部刪去，雖然顯得簡練一些，但仍然沒有完全改變這一節文字冗漫的缺點。另外，前面已經提到，《紅樓夢》在行文中，還夾雜著一些文言文的殘屑，這不能不破壞了全書明白清暢的白話文風格。幸虧這種情況在全書所佔的份量很小。至於書中文字疏漏或不夠順當之處也還不少，有的可能是輾轉傳抄之誤。應當說，程本在「厘剔」時，雖然有不夠妥善之處，但也有些地方是改得較好的。總的說來，《紅樓夢》的敘述文字遠不及描寫文字。當作家的筆觸一進入人情世態的刻劃，就立刻顯得滿紙生動了，以至使人完全忘記了上面所舉的那些缺點。
是的，曹雪芹是一位工於描寫生活、特別是描寫人物的藝術家，他在小說這種文學形式上找到了馳騁天才的廣闊天地。如果他去寫詩或者作畫，縱使「直追昌谷」，也許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藝術家吧?
《紅樓夢》在藝術上的缺點，也還不止如上所述。其他如通靈寶玉以及空空道人、神鬼顯靈之類的描寫，雖然是作者的故弄玄虛，或者是為了體現作者的某種思想寓意而設的筆墨，但這些地方違背了生活的真實，離開了師法自然這一創作原則，它不能不破壞了現實主義創作藝術的完整。
談到《紅樓夢》藝術上的缺點，最值得注意的還是在總的創作方法上屬於舊現實主義的範疇。這部小說雖然提供了非常豐富、非常寶貴的創作經驗，不過它終究只適合表現舊時代的生活——那種比較靜止的、停滯的生活。但藝術的表現手法，卻是需要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更新的。舊詩發展為新詩，不僅是文字體裁上的變化，也是現實生活對詩歌從內容到形式都提出了革新的要求。用《聊齋誌異》的筆法，不僅表現不出今天的生活，連《紅樓夢》裡的生活也反映不好。無怪恩格斯曾說：「古人的性格描繪在我們的時代裡是不夠用的」[15]。因此，我們如果機械地搬用《紅樓夢》裡的創作經驗來表現今天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就會犯「藝術教條主義」的錯誤。在今天，一切都與舊時代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現實生活向文學提出了空前未有的崇高任務。新的生活內容、新的人物形象、新的思想主題都要求新的表現形式和新的創作方法。因此，我們時代的文學，一方面必須很好地學習曹雪芹以及其它中外優秀古典作家的創作經驗，另一方面又必須予以嶄新的、革命的發展。
曹雪芹只能在舊現實主義的道路上從事開闢和創造；真正。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天才。
而在這方面已經樹立起旗幟的，正是說這句話的魯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