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前言 （二）
五
在探討《紅樓夢》哲學和美價值的同時，人們並未怠慢了它作為一部文學作品「份內」的多方面成就，諸如文學觀念、藝術結構、人物塑造、文學語言等等。作品的總體價值和藝術機體的每一個方面本來就是緊密相連的。前文所說的「多元」也體現在文學範疇內研究角度和層次的多樣性。
其實，在本文第三節所敘的那些不以史傳觀點而以小說的 觀點看待《紅樓夢》的評說中，和以西洋文學原理來衡估《紅樓夢》的論述中，就已經包含著對曹雪芹小說觀和文學觀的肯定，認為這是一種不同於中國舊說部的具有現代意義的新觀念。這裡，可以再舉出較晚的高語罕《紅樓夢底文學觀》[30]和關懿娟《紅樓夢與才子佳人派小說》[31]二文來對這一問題作些補充和歸納。高語罕舉出四點來把握作者的文學觀：一、它是寫實主義的；二、它反對無病呻吟；三、它注重創造；四、它重視卓越的描寫技術。文章對各點均依據小說作了申述，結語謂：「由此看來，《紅樓夢》（指前八十回）的作者的文學觀點是如何的偉大，是如何的革命：知此，始可與讀《紅樓夢》！」關懿娟的文章有一個醒目的副標題「曹雪芹先生替我們完成了一個和平的文學革命」，文中以西班牙的騎士文學作比，借用拜論的話，「西萬提斯一筆殺死了騎士行事」，意即西萬提斯的吉訶德出來後，那班靠騎士文學討飯吃的作家，自覺沒趣，不敢再作。至於《紅樓夢》底作者，「比『吉訶德爺』的作者厚道得多，他不用譏諷，也無需嘲笑；開宗明義，便堂堂正正的假借石頭答空空道人的話說出來」。「即使作者不說這段話，自其全書觀之，我們也能明白：這本《紅樓夢》，不但與前代千百本平庸的小說有別，且是一本有意揮去那業經發霉的才子佳人思想的書。」《紅樓夢》的章回僅具形式，「它的本質和內容，已非章回體所能規範得住了」。「作者之成功，就在他有眼光，有勇氣，擺脫俗套，把這書做成一本無可挽救的大悲劇。」總之，《紅樓夢》為小說開闢了一條新的路徑，「為中國文學史立下一方界石」。這類論述大體上揭示了曹雪芹的文藝觀，給《紅樓夢》在文學史上定了位。與此相關還有一篇《紅樓夢林黛玉論詩》[32]的文章，實際上也折射出了曹雪芹的詩詞修養和理論觀念。
下面來年看藝術結構，這方面專文不多，有一篇《紅樓夢之結構》，謂小說之結構指情節及佈置情節之方法。該文大段徵引日本鹽谷溫氏的《中國小說概論》複述情節爾後論曰，「至於《紅樓夢》之佈置情節也，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不紊不亂，如線穿珠，如珠走盤，可謂我國小說中僅有之作。」[33]在其他綜論《紅樓夢》的文章中也常常涉及這一方面，如說「其全體之結構，甚似歐洲中世之峨特式教堂，宏麗、整嚴、細密、精巧，無一小處非匠心佈置，而全體則能引讀者之精神上至於崇高之域，窺見人生之真像與其中無窮之奇美。」[34]而最為人稱道、被人引用最多的當數李辰冬的論《紅樓夢》結構。他在《<紅樓夢>在藝術上的價值》這篇論文的第一節就是專門討論結構的，他寫道「讀《紅樓夢》的人，因其結構的周密，與其錯綜的繁雜，好像跳入大海一般，前後左右，波濤澎湃；而且前起後擁，大浪伏小浪，小浪變大浪，也不知起於何地，止於何時，使我們興茫茫滄海無邊無際之歎。」他以張道士提親引起的寶黛風波和寶玉挨打這兩段故事作例，讓人們注意海水怎樣地漲潮，許多小浪怎樣地摧動，潮退以後又怎樣化為無數小浪，起伏相繼，餘波未盡。他以中外名著如《西遊》、《水滸》、《戰爭與和平》、《人間喜劇》等作比，認為無一可及。在這些作品中「選文的人，很容易選一篇自有起訖的文章；至於《紅樓夢》則不然，如果選了一段精彩的文字，往往令人莫名其妙，因為他的起，已在前數回中伏下，他的落，到後數回中還有餘波。」只有莎士比亞的作品，和曹雪芹一樣，「沒一點結構的痕跡」。曹雪芹「不像巴爾札克用盡精力，去駕御這五十匹馬，讓人家喝彩。他對他的人物，一點顯不出故意駕御的神色，好像海洋對於波濤一樣，任其澎湃氾濫，一點也不約束，一點也不領導，然而個個波浪，沒不是連結的，個個波浪，沒不是相關的。「總之，《紅樓夢》固以賈寶玉為主人翁，但敘事不一定全以他為中樞……然均以寶玉為證。以結構而論，沒有與《紅樓夢》可比的」。[35]
李辰冬的《紅樓夢研究》本為他1934年在巴黎大學的博士論文，至1942年在國內正中書局出版。該書「以文學的立場，把小說當做專書來研究」，「是破天荒的創舉」[36]，成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紅學著作之一，一年內出至六版，可見其受歡迎的程度。書中的各個篇章，在出版之前曾先後在報刊上發表，上文所引《（紅樓夢）在藝術上的價值》即為其中很重要的一篇，應能代表此期《紅樓夢》藝術研究所能達到的高水準。
《紅樓夢》人物在任何時代都是個熱門話題，不僅學者作家關注，更為廣大讀者樂於談論。作為研究者，上舉李辰冬文章中即有一節專談人物描寫，他還另有一篇《<紅樓夢>裡重要人物的分析》在北平《晨報》連載，[37]分別論析寶、黛、釵、鳳、雨村及薛蟠諸人。作家端木蕻良在《向<紅樓夢>學習描寫人物》中稱「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說裡，我最愛紅樓夢」，喜歡書中傳寫人物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的生動手法，從對照反襯中顯出各人面目的高明技巧，以及深入人物心靈的本領。[38]至於見諸報端的各方人士的人物評論，時有一得之見和獨到之處，如說紅樓姐妹中最重要之三人，分得真（湘雲）、善（寶釵）、美（黛玉）三字；[39]如說賈政並非一味責罵寶玉，也有親子之愛的流露；[40]如說全書人物獨賈母能幽默，以其閱世深、有胸襟，加上聰明、閒暇，於是幽默出矣；[41]等等。當然，談得最多的是寶、黛、釵三者及相互關係。暨大校刊的「學生之頁」上有篇讀紅文章說黛玉值得憐愛，寶釵值得敬愛，《紅樓夢》的主題決不是薛林爭逐寶玉，「不能說寶釵是最標準的妻子，就一定要嫁給賈寶玉，寶玉又何嘗是最標準的丈夫呢？寶玉、黛玉才是天生的一對」[42]另有一位作者在《幸福世界》雜誌上發表的《重讀紅樓夢》說，「寶玉和黛玉的結合，照理是可能的，雖然這結合不一定會美滿，但它可以創造一種生之奇跡，一種超越生命的幸福，這幸福也許短暫，它的形成已經預示了它的毀滅」。「黛玉像一朵美麗的花兒，謝了！寶玉卻像一朵雲，沒入那虛渺的太空……」[43]雖然人們的同情常在林黛玉這一邊，但讚美薛寶釵性格並給以高度評價的，並不少見，《曾國藩與薛寶釵》一文可堪代表。該文作者從個性氣質的類型出發，將胡適與魯迅對舉、曾國藩與左宗堂對舉，進而引述了紅樓夢中一系列薛林對照的故事，歸結道：「總之林若無薛，其可愛處不顯；薛若無林，其可貴處不見。我意黛玉若是男子，必是左宗堂，都是眼高心大一流人物。……寶釵若是男子，必又是一個曾國藩。世人或愛逞能使氣，或願藏拙裝愚，這二種人，無以名之，乃名前者的林左型，名後者為曾薛型。前謂友人擬為曾薛做媒，此似嬉言，實則不是；如果世間人人之妻規夫以曾，人人之夫期妻以薛，人我之間確可免去不少無謂爭執。須知曾薛型所代表者乃是人與人間關係之最高理想」。[44]不過更多的讀者在佩服寶釵出將入相的才華和道學修養的淵深之餘，還是把票投給了以生命殉情愛的林黛玉，「毫不猶豫地加入了擁黛派」[45]。薛林的話題，確是永恆的。
這一時期所有關於人物的評論中，見解最深刻、分析最透徹、文筆最優美、影響也最深遠的要數太愚的《紅樓夢》人物論。自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上半年大約兩年的時間裡，他在《現代婦女》雜誌上連續刊出了一系列《紅樓夢》人物主要是女性人物的評論，依次為襲人、晴雯、探春、鴛鴦、司棋、尤三姐、妙玉、惜春、紫鵑、芳官、鳳姐、可卿、湘雲、寶釵、黛玉、賈寶玉等，於1948年結集成《紅樓夢人物論》，共收文章十九篇，由國際文化服務社印行。正如當時的一些書評所說，「太愚先生的近著，是近年來少有的一部完整的文藝批評」、「作者是一位有深刻的社會科學研究和文學造詣的人，他運用了史的唯物論的方法和他那修養有素的如花妙筆，把這部若干年來被模糊、被歪曲、被割裂、被一知半解紅樓夢，正本清源完完全全地提示給讀者了」。他「不但告訴我們怎樣去剖析作品中的人物，並且告訴我們怎樣去探索作者的靈魂。不但告訴我們怎樣去瞭解過去的人物，而且教我們怎樣去認識自己身邊周圍的人物。」[46]《紅樓夢人物論》在八十年代重又修訂再版，當代讀者易於看到，故本書僅收一篇作為代表。
關於語言，研究的專文不多，王潢《論<紅樓夢>裡的文學用語》有比較全面的論述，認為「中國語言的成熟，有賴於曹雪芹」，作家「不僅是語言的挖掘者，還是語言的創造者」，《紅樓夢》是「中國語言的寶庫」。[47]計開在《紅樓夢的對話》中則謂小說的敘述描寫死板，人物由對話而「起死回生」。[48]太愚復有一篇《紅樓夢的語言》[49]，當然不在「人物論」之列，現收入本書。此外，在不少長篇綜論中多有論及語言的，如說《石頭記》為中國文之最美者，「純粹、靈活、和雅、圓潤，切近實事而不粗俗，傳達精神而不高古」。又能恰合每一人物之身份性格，纖悉至當；更具備中國各體各家文章之美於一人一書。[50]有的短文專對《紅樓夢》中的「早晚」、「駁回」等用語加以辨析探討，[51]是很切實具體的語言研究。
《紅樓夢》與其他作品的比較研究，除去前文述及的在中西文學的座標中觀照外，也偶見《紅樓夢》與《子夜》、《紅樓夢》與《茶花女》一類題目[52]。較多的還是《紅樓夢》與中國其他古典小說的比較，如《水滸傳》，本文第二節曾涉及，還有一位論者比較閱讀二書之感受：一個是「快讀」一個是「細繹。一個是橄欖，一個是雪梨。正如春蘭秋菊，各極一時，同樣動人。若說耐讀，則紅樓到處可以流連；而水滸利落，大刀闊斧，一覽無餘。「我情願吃那橄欖的亦苦亦甘，暫不吃這雪梨的又脆又甜！」[53]可謂形象真切，道出箇中滋味。
六
考證作者家世和研究版本是新紅學的主要貢獻，本書既原則上不收胡、俞等諸紅學大家的論著，因而這方面的文章自然相對地少。儘管如此，仍有一些重要篇什值得今人參考。
李玄伯《曹雪芹家世新考》和嚴微青《關於<紅樓夢>作者家世的新材料》發表於三十年代，[54]是曹家朱批奏折發現後較早的研究成果；四十年代初，又有周黎庵《談清代織造世家曹氏》一文，也是根據這些新資料提出對雪芹上幾代家世看法的，徐文瀅《<紅樓夢考證>的商榷》肯定新資料提供的事實，對「自傳說」則大持異議[55]。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這批文獻資料，今天普通讀者都能看到，家世研究業已極大地拓展和深化，但我們仍可從上述文章中瞭解當年獲知這些新材料的興奮和由此推導得出的論斷。由對家世的探討自然聯繫到雪芹的祖籍，李玄伯的文章提出了「曹寅實系豐潤人而占籍漢軍」，正是曹雪芹祖籍豐潤說的來源。至1947年12月，北京《新民報副刊》有一署名守常的短文《曹雪芹籍貫》，主豐潤說；同月在青島《民言報》晚刊上刊有署名萍蹤的《曹雪芹籍貫》，文更短，所見雷同於上文[56]。青島之文被時在山東大學的楊向奎所注意，致信胡適請問祖籍問題並轉引該文，胡適因作復申述「曹雪芹的家世，倒數上去六代，都不能算是豐潤人」。胡適的答覆載1948年2月14日《申報》「文史」第十期，今作為萍蹤文之附錄收存。關於祖籍問題，這一時期並未引起更多的討論。
版本方面，容庚在二十年代有《紅樓夢的本子問題質胡適之俞平伯先生》一文連載於北京大學的刊物，他以自己購得的一部舊鈔本和排印的程本進行對校，中心意思在論證：「鈔本當在程本之前，鈔本已經是百二十回，則後四十回斷不是高鶚所補作。」[57]對高鶚續作說持異議的還有宋孔顯，他的題目即標舉《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均曹雪芹作》，不過論證的角度不同於容文，是從程高的序、引言以及前八十回也存在矛盾疏失等方面來加以說明的。[58]關於正文的文字，有一則短文很引人注目，這就是見於1924年《小說世界》上吳軒丞的《紅樓夢之誤字》，謂第十二回「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據作者在金陵四象橋下購得的一冊《紅樓夢》殘鈔本，其中「冬底之冬字，作八月二字，並寫一格中」，於是原先「頗費猜疑」的時序上的矛盾得到解決，「不覺恍然大悟」。[59]吳軒丞即吳克岐，為《犬窩譚紅》撰者，此處所舉系殘鈔本重要異文之一。另有署名素癡的《跋今本<紅樓夢>第一回》，指出今本《紅樓夢》以「此開卷第一回也」起，而這起首一段本是評語的總序，「傳鈔者誤以與正文相混，相沿至今」。[60]
關於所謂舊時真本的一則記載，見於境遍佛聲《讀紅樓夢 記》：「相傳舊本紅樓，末卷作襲人嫁琪官後，家道隆隆日起，襲人既享溫飽，不復更憶故主，一日大雪，扶小婢出庭中賞雪，忽聞門外誦經化齋之聲，聲音甚熟習而一時不能記憶為誰，遂偕小婢啟戶審視，化齋者恰至門前，則門內為襲人，門外為寶玉，彼此相視，皆不能出一語，默對許時，二人因仆地而歿。以上所云，說甚奇特，與今本大異」。[61]另有三六橋本，情節與此不同，北大張琦翔文中提及，「在日本三六橋又有四十回本（按，似應作三十回本），傳聞如此，未見本書」[62]今將張文收入備考。
後四十回問題自新紅學家提出之後歧見極大，可謂南轅北轍、天上地下。持肯定意見的不乏名家，如吳宓認為「愚意後四十回並不劣於前八十回，但盛衰悲歡之變遷甚巨，書中情事自能使讀者所感不同，即世中人實際之經驗亦如此，豈必定屬於另一人所撰作乎？」[63]佩之謂「依全書結構而看，這書萬萬不是出於兩人」[64]。許多論者都是把全書作為一個整體來評價並激賞其續作和結局的，牟宗三的見解可作代表：「人們喜歡看《紅樓夢》的前八十回，我則喜歡看後四十回。人們若有成見，以為曹雪芹的技術高，我則以為高鶚的見解高，技術也不低。前八十回固然一條活龍，鋪排的面面俱到，天衣無縫；然而後四十回的點睛，卻一點成功，頓時首尾活躍起來。我因為喜歡後四十回的點睛，所以隨著也把前八十回高抬起來。不然，則前八十回卻只是一個大龍身子，呆呆的在那裡鋪設著，雖然是活，卻活得不靈」。「全書之有意義，全在高鶚之一點。」[65]持貶抑和否定見解的，也很有力量。且看李辰冬的評論，他以為前八十回「所描寫的是人類的靈魂，所以事實少而意象與情感多」；「自從八十一回以後，描寫的完全是些事實，所以我們讀的時候，味如嚼蠟，枯燥生澀，好像是從前八十回裡取些事實，而把些事實寫個結束罷了，引不起一點意象與情感。他所描寫的是中國大家庭的瑣事，而非人類的靈魂。前八十回的《紅樓夢》是世界的作品，而後四十回是清初中國家庭的情形。前八十回能百讀不厭，且每讀一次都有些新的發現，而讀後四十回的目的僅在知道故事的結束，結果知道了，沒有再讀的勇氣。」後四十回的中心思想，以四個字了之，就是「福善禍淫」，[66]李辰冬從思想、風格與環境來分析前後的異質，較之胡俞就版本、回目與故事情節等判別二者的不同更進一步。王璜從語言的角度斷定全書決不是一個人所寫，「最足以證明後四十回是高鶚續寫的，卻是書裡的文字用語。高鶚只續完《紅樓夢》的故事，卻沒法續用曹雪芹所採用的日常用語。後四十回的語言，單調而枯燥；續者雖深深感到語言的貧困，卻沒法一謀解救」。「後四十回的作者，雖能體會前八十回作者的用意，湊補這未完成的故事，但因不善採用這些貴族層的日常用語，（也可以說，根本不注意語言的運用），而遭受悲慘的失敗。」[67]有的論者貶斥更甚，謂「高鶚的國語程度，只不過四十分左右，而妄想弄巧，其成拙也當然，實在太看不過高鶚的橫行無忌」。[68]更有人代賈寶玉擬「致高鶚的抗議書」說，「您把我硬拉下水去做和尚……也把我寶釵姐姐寫得太不堪了」。[69]這雖近遊戲文字，卻也反映了對後四十回的看法。正反兩面的論評尚多，不勝枚舉。我們看雙方的理由和語氣，真是旗鼓相當，莫能相下，這種歧見和爭論，一直延續到當代。
索隱派在這一時期雖不像清末那麼風行，卻連綿不斷。本書收錄了蔡元培1926年為壽鵬飛《紅樓夢本事辨證》所作的序以及景梅九《紅樓夢真諦》自序。蔡序謂壽著「為專演清世宗與諸兄弟爭立之事，雖與余所見不盡同，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此類考據，本不易即有定論；各尊所聞以待讀者之繼續研求，方以多歧為貴，不取苟同也。」[70]景序作於1935年正當民族危亡之際，「邇來強寇侵凌，禍迫亡國，種族隱痛，突激心潮，迴誦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頗覺原著者亡國悲恨難堪，而一腔紅淚傾出雙眸矣。蓋荒者亡也，唐者中國也，荒唐者即亡國之謂，人世之酸辛莫甚於亡國」。「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亡國之人真不知身死何所，瓜分耶，共管耶……昔者惟我獨尊，今則寄人籬下矣。」文後有編者附言，謂讀景著「始知《紅樓夢》為民族革命文書，序文尤足喚醒我民眾之精神」。[71]由此可見，雖時移世遷，而索隱家心繫時政，「持民族主義甚摯」的情懷，始終不改。清代索隱諸家的影響也一直存在，學者文士持此類觀點者代不乏人，本文第二節曾述及中央大學文學院討論會，系主任汪辟疆就發言稱《紅樓夢》「是一部民族史」，「作者有亡國之痛」，「應該要用讀歷史的眼光去讀它」。更為有趣的是當學生提出「妙玉到哪兒去了」的問題時，汪先生答：「她回慈溪老家去了」！大家愕然。汪解釋說，「因為相傳《紅樓夢》是說明珠家事的，寶玉是納蘭成德，妙玉便是姜西溟」，是成德的老師，據《郎潛紀聞》，一次成德提起「家大人」請「老師出山」當禮遇權貴之事，惹得西溟大怒，「捲起行李一氣歸隱慈溪，所以我說妙玉回到慈溪去了。」引起聽眾大笑。[72]至四十年代後期，有一位署名湛廬的作者，在1947年的《北平時報》上一連二十二次揭載其索隱之心得，總題曰《紅樓夢發微》，之前有一篇「我亦為紅樓索隱」，說自己之愛好《紅樓夢》「因為它是民族意識特高的一部小說」，這方面的興趣，完全受了蔡元培的影響。[73]然其具體意見卻不同於蔡，甚至相反。蔡以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我認為作者的春秋筆意，絕對以男子代表漢人，為陽；以女子代表滿人，為陰。」水來土淹，滿人雖侵略華夏，漢人亦能抵抗、同化，「泥實為水和土而成」。[74]次年即1948年10月至11月間，湛廬又在《華北日報》上連載「發微」，繼續發揮紅樓夢為民族小說，所隱為清初四朝之事的觀點。他不同意索隱阻礙欣賞的說法，認為索隱工作與文學欣賞是一體的，「文學上出色的作品，所以才值得後人探索」[75]。對於清代索隱盛行的原因，有一種解釋頗為獨特，認為是小說地位低下的反映，清代的讀書人「一方面覺得《紅樓夢》好，一方面又覺得《紅樓夢》出身低賤」，就如老爺愛上了丫頭，怎麼辦呢？只有「把《紅樓夢》扶正，於是所謂索隱，所謂影射，便是這扶正的一種手段了」。「在我個人看來，《紅樓夢》的索隱批評，實際便是這種輕蔑小說的潛在意識在作祟。」[76]這篇文章受到精神分析學說的影響，作為一則文學漫談，不論是否談到點子上，其探究索隱的批評心理的意向是顯而易見的。
《紅樓夢》的考證除了作者和版本兩大方面外，小說本身還有許多問題足以引發人們考索的興趣，諸如人物的原型問題、年齡問題、腳的問題、地點問題，等等。有一位作者，從十來種清人筆記中，提供了七位「與曹雪芹有關的女子」[77]或有中表之親，或為美姬情婢，「讓有興致的讀者，自己去和《紅樓夢》印證」，意在提供書中黛釵等人的原型。其他亦有論者指人物故事確有其人其事者。年齡問題則早就有人發現書中矛盾，如巧姐忽大忽小、寶玉元春究差幾歲、黛玉年歲多處不合等等。[78]有專文考訂的，也有綜論述及的，歷來是細心讀者的一大疑惑。說到《紅樓夢》寫女子是「天足」還是「纏足」，更是一個費解的悶葫蘆，因其關係到滿漢習俗，滿人天足、漢人纏足，更成了人們頗感興趣的一個小小熱點，二十年代北京《益世報》上就刊出過「腳的研究」之討論文章，[79]太抵以主張天足佔上風，均以《紅樓夢》中相關描寫證之。以後余緒不絕。當代仍有論者做這方面文章，宜乎一觀前人所論。地點問題更是一個新紅學家業已提出，不斷為人探討的問題，主張南京說、北京說、西安說各有所據，還是李玄伯在兩篇討論地點問題的短文中所說合於情理，他以為小說並非傳記，不必實指，「長安」「不過文章內泛用的京師而已」。[80]大觀園座落何處同樣是從清代起就眾說紛紜的老話題，有隨園說、什剎海說等，園中建築和風光景物南北兼備，令人惝恍迷離。《大觀園源流辨》堪稱論析這一課題的很有說服力的文章。它從園林發展史的角度，指出「中國園林的發達有兩個系統：一是苑囿式，一是庭園式」。前者起於秦漢，豁達雄大，北部各園多屬之；後者自趙宋而後，形成幽深閒寂的風格，為南方庭園特色，重借景、工疊石。明清之際，燕京西部名園林立，造園藝術益臻成熟。由此「可知北京園林的發達，至康熙乾隆間而極盛。這個時期，北方苑囿系統的園林，大部分被庭園系統的因素浸潤了。《紅樓夢》大觀園的規模就是在這個歷史的根據下而產生的，它是溶和苑囿和庭園兩種系統而成的一個私家園林。」它受當時皇家園林設計的影響極大，特別是稻香村觀稼和櫳翠庵建寺更非私家園林所能有。大觀園的規模格局、景點布設、意境營造、材質圖案等等，無不可以從當時的園林藝術中借鑒、汲取，進而脫胎、創造。作者申明這種研究不能助長索隱諸說，「我的本意只在辨明大觀園之所以為大觀園的客觀根據，如果有奢望的話，亦只在使人不敢再任意瞎猜它就是誰的園林罷了。」[81]無論對紅學研究還是園林研究，這都是一篇很有學術價值的文章。
《紅樓夢》的名物考索亦頗受關注。小說中寫到的「洋貨」，為中西文化交通史的研究者所重視，撰成專文，大有助於考訂《紅樓夢》所處的特定時代和社會生活。這方面早在二十年代就有人以《紅樓夢裡的西洋物質文明》[82]為題，摘出小說中八處寫到西洋物品的地方與《清統一志》和《文獻通考》中所載的外國貢品加以對照。到了四十年代，方豪撰寫了《<紅樓夢>新考》等多篇文章[83]，全面系統地梳理了《紅樓夢》中的外國物品，分類考索其來源，所據資料不僅有清朝的官方檔案和士人筆記，更有外國教會的文獻和外籍教士的記錄。這些資料不僅翔實豐富，而且有些為一般人難以見到，方豪以其與教會的緣分和精通拉丁語、法語、英語等多種外語，悉心收集、嚴密考訂，作成此項研究，功不可沒。《新考》是一篇近三萬字的長文，包羅的外國物品的類別有呢布、鐘錶、工藝、食品、藥品、動物、美術品等，爾後分別考索其何時傳入，由何種途徑傳入，皇帝和王公大臣對此類西洋事物有何種反應，以此與小說中的相關描寫對照印證。該文還有一節專述「《紅樓夢》撰人與外國人的關係」，連同方豪的另一篇文章《康熙時曾經進入江寧織造局的西洋人》，提供了當時外國傳教士在康熙南巡時「見駕」的情形，由此推論雪芹先人「俱有晤見西人之機會」，書中西洋物品之「來源雖非一途，但來自洋教士者必佔多數，蓋貢使寥寥可數，而又稍留即返，不若教士之常居中國，並有在『內廷行走』者，且教士絡繹而來，故西洋物品之傳入宮中及顯宦之手，亦源源不絕也。」這樣的結論自有其合理性，所據資料對瞭解《紅樓夢》的時代背景彌足珍貴。
論及《紅樓夢》裡醫藥的文章很少，有一篇以此為題且篇幅頗長之文，謂《紅樓夢》作者雖淵博，「但他的對於醫、藥方面的知識，我覺得還是很平庸的」，[84]所見與人不同，應備一說。
七
本書收入的文章中，有幾種長篇論著應當給以專門的介紹，它們都是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包含了各自研究心得的，分述如下。
張笑俠的《讀紅樓夢筆記》是一部評點式作品，全長約十餘萬字，在1928、1929年的天津《泰晤士報》「快哉亭」專欄中長期連載。其內容包括：第一章，紅之譜，包括各家之家譜、全書之年譜、各人之年譜；第二章，紅之表，包括各人生辰表、全書人名表、各人之下人表；第三章，紅之評，包括全書之舛漏及總論；第四章，各人之小傳。這一次序在發表過程中有所調整。第三、四章調換，第四章為總評（紅之舛附入），篇幅最長，為全書主體。總評依小說回次，順序而下，固然是對小說本身的評批，亦常對前人評批發表評論，如對太平閒人、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常持異議。這部「筆記」具有歷來評點派作品之特色，即讀書很細，間有獨到之見而總體觀之不免支離零碎，有時還頗拘迂，如說最難明白「寶玉黛玉寶釵及其他姐妹之才學，均不知其系由何處得來」。由於《筆記》篇幅太長且引述情節過多，本書僅節選若干。
本節要著重介紹的是以下三篇論文，即二十年代劉大傑的《紅樓夢裡重要問題的討論及其藝術上的批評》，三十年代李長之的《紅樓夢批判》，四十年代張天翼的《賈寶玉的出家》。
劉大傑這篇論文是為《晨報》七週年紀念而作的，發表在1925年12月1日《晨報》增刊上。全文約三萬五千字，分為十節；一、《紅樓夢》的作者及其生平，二、曹雪芹與賈寶玉，三、《紅樓夢》索隱之派別，四、高鶚續書之討論，五、《紅樓夢》的地點問題，六、《紅樓夢》裡性慾的描寫，七、《紅樓夢》之描寫與結構，八、《紅樓夢》的版本問題，九、《紅樓夢》在中國文壇上的位置，十、余論。從上述小標題可以看出劉文的規模，涉及的問題相當全面。劉文汲取和肯定了前人的成果，多持平之論，比方他充分評價胡適的《紅樓夢考證》，取用其在作者和家世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時校正了自傳說，代之以「自敘傳的小說」，將二者加以區別，「寫賈寶玉的個性及身世，說取材於曹雪芹自己，當然是可以；說裡面的賈寶玉，就是曹雪芹，那也就不對了」。又比方對索隱派，雖則認為它是附會，無助於發現紅樓夢的價值，但是「索隱的先生們的原來的用意，確是想提高紅樓夢的價值，他們這一點苦心，我們無論如何是應該瞭解的」，因而對索隱各派，給以介紹。再比如他認同後四十回比不上前八十回，高鶚的才情比不上曹雪芹，但這是因為「續書比原著難」，肯定高鶚打破了中國小說的團圓迷信，大膽地寫黛玉病死、寶玉出家，眼光高出一般。同時，劉文也包含了他個人的獨特見解，比方說他認為《紅樓夢》的地點，在陝西的長安。又比方他認為《紅樓夢》「強於描寫個性，拙於描寫風景」，描寫大觀園那些文字就很抽像，難說精采，而描寫個性則特別有力量，最深刻的是林黛玉、劉老老、王熙鳳三個。作者亦長於敘事，「描寫失意的事情比描寫得意的事情，都要深刻而活動」。再比如論到《紅樓夢》在中國文壇上的位置，可以與屈騷、史記、唐詩、宋詞、元曲並列，「誰也應該承認它是第一等的作品。但是拿起世界文學批評的眼光來說話的時候，那就有點不同了」，它不能擺脫中國舊有的消極思想，故不能同世界第一等作品相提並論。總的說，在二十年代中期就有這樣一篇相當全面而中肯的綜論，殊為難得。
李長之的《紅樓夢批判》發表於1933年，在3月4日出版的《清華週刊》三十九卷第一期和第七期上分兩次刊出。全文約三萬三千字，從第一節「引子」可知，該文是為「紀念偉大的天才曹雪芹逝世百七十年」而寫的，以下的標目依次為：二、《紅樓夢》作者對於文學的態度之考察，三、論《紅樓夢》的文學技巧，其中分列，1、藝術家的看見，2、實生活中的活材料，3、活的語言之運用和國民文學，4、自然主義作風的成和敗，5、深刻的心理分析，6、清晰的個性的人物。全文未完，作者在「暫跋」中寫道，「就現在發表的說，只有全文的一少半。在論文學的技巧下，還有兩個小題目，闡說紅樓夢之悲劇的意義；和論文學的技巧相並列的還有三個大題目，一論紅樓夢之內容，也就是論作者的思想和情緒，一論紅樓夢的社會史的分析，一是總結論。在北平文化機關的『裝箱』空氣中，我的文章材料也寄到遠處了，因而暫結」。由此可以瞭解這篇文稿本應是一部十萬字左右的著作，未能刊完是由於時局的原因。在已刊出的第一部分裡，李長之以悲憤的心情痛感天才曹雪芹被國人冷遇和誤解，呼籲要衝開一切，「和我們的天才握手」。他認為一百七十年來只有三件事可記：一是1797高鶚後四十回的完成，高鶚「非常瞭解曹雪芹，他本人的藝術的手腕也並不讓於曹雪芹」，「他是曹雪芹死後的第一個知己」。
後文甚至還比擬說「曹雪芹像托爾斯泰，高鶚像朵斯退益夫斯基」，高更能寫精神的方面。一是1904年王國維作《紅樓夢評論》，「這是第一個會賞鑒紅樓夢的人。他完全拿了西洋美學的眼光，用著近代文藝批評的態度，來加以估量的。他敢說紅樓夢是中國第一部藝術作品……他最瞭解紅樓夢了。不但在過去，就在現在，也無人及他。」一是1928年「胡適作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把他六年前的紅樓夢考證更加確定了。他把紅學打得一掃而空，他把作者的生活、背境，給人作出一個確然的輪廓」，「於是一切沒有證據的，或者證據不可靠的，便都斂跡了」。李文第二部分考察紅樓夢作者看重的是不計功利的純文藝，反對陳套，要求藝術提高人的精神和表現理想。第三部分由於結合小說作了大量具體分析，因而所佔篇幅亦最多。值得注意的是李長之對文學形式技巧的理解，認為形式可以消解內容，「我們對著一種大藝術品時，我們只就那形式，便獲得了它的內容……我們的精神活動浸入埋伏於當前即是的藝術品的形式之中，我們與作者立在同一的情緒裡，材料的痕跡化為烏有了」，「那內容在形式裡已好好地傳給你了」，這雖來自於大詩人席勒的啟示，以其合於藝術的規律，李長之融會而施之於《紅樓夢》，「豈是單單道著他的文學技巧」，「道著他的全部人生」。因而這大篇《紅樓夢》文學技巧的具體分析便超越了評批式的就事論事的局限，達到了一個新的水準。
張天翼《賈寶玉的出家》發表於1942年11月15日在桂林出版的《文學創作》第一卷第三期，後收入一本包括多篇論《紅樓夢》人物的集子，就以「賈寶玉的出家」為書名，於1946年由東南出版社出版。張文約三萬三千字，它並非是一篇單純的人物論，而是由主人公的結局切入，以果求因，提示出人物和作品本身存在的深刻矛盾。文章先是嘲笑了那些「圓夢派」的續書作品，雖說是「圓」了，結果弄得賈寶玉不成其為賈寶玉，林黛玉不成其為林黛玉。繼之進入正題，提出賈寶玉出家這個結局的意義比那樣的團圓高明得多，解決的是「整個人生大道的大問題」。然而「寶玉出家以後怎樣」？書中並無下文，參照作者筆下已經出家的兩類人，已經暗示「這條路走不通」。雖則楔子中點明，一切都是前世因緣，夢幻而已，作家卻把塵世生活表現得那麼生動、親切、溫暖，「他倒是著眼在現世因緣，把因因果果抓得緊緊的，一步一步合理地發展下來的」，這是「本書極可貴的優點」。寶玉的出家正是諸般因果發展之必然，「他有他自己的世界，跟別人不同，可他實際上又生活在別人的世界裡面」，他不就範就要超脫出去。文章揭示了人物自身以及作家對人物的態度存在的矛盾，認為那兩首評批寶玉的《西江月》詞「既不能視為反話，也不能把它當作正面的教訓」，「作者對賈政，對賈寶玉，似乎各都給以同情、首肯……可賈政所代表的這個世界偏容不得賈寶玉型。這就不容易處理了。於是我們就只好跟著作者的筆——在這兩者之間擺來擺去。」張天翼忠實地道出自己閱讀的感受，「不肖種種大承笞撻」是全書中自己所喜歡段落的首選，「我總覺得這段描寫，是全書中最悲劇性的東西」，「不瞞你說，我看到別的那些慘傷的場面——甚至晴雯之死、黛玉之死，也不及這裡使我感動」。「這悲劇的成因，我想就是在於——他們有愛，而缺少彼此的瞭解。」作家的感情與理智不能一致，而創作又不能虛偽，導致了矛盾現象，即使叫「出家萬歲」也還是並未找到出路。文章的結論，「這部作品是兩重性的：非悲劇，亦非非悲劇。」對於後四十回則有十分風趣的批評，謂出家大不易，還得履行種種麻煩的手續，圓房、趕考，「自己看破了紅塵，卻一定要留個後代下來，以便在紅塵裡爬來爬去出風頭」，難道成佛也講求正途出身，還要驚動皇帝老子敕封文妙真人……蘭桂齊芳，世界恢復老樣子，出家就更冤更無謂了。看來續作者更熱中於世間，心地極好，也是團圓派裡的一位；他「總算是救出了紅樓夢的故事坯子」，可原作的兩重性矛盾不見了，「不再徘徊於世間和出世間」，乾脆回到了富貴場中。總之，張天翼以創作家的敏感和批評家的邏輯，處處從閱讀的感受出發，無大幅引例和大段說理，娓娓道來，如剝繭抽絲，層層遞進，在親切幽默中使人憬然有悟。
以上三篇論文，儘管撰者學術個性不同，發表時間不同；然而都是力作，無論從廣度或深度上，均堪稱這一時期紅學論文中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論著。
這裡還應提及一篇專論即《紅樓夢與中國經濟》[85]，以經濟的視角來論評，不說絕無僅有也十分稀見。該文從《紅樓夢》這樣一部文學巨著看中國社會，認為是不可多得的中國某一時期社會經濟的實錄，同時也提供了清代乾隆年間生產、流通、分配與消費方面的背景材料，可資參考。
此外，本書還收錄了這一時期出版的幾種《紅樓夢》的序言，序言往往也是一種評論。如1923年許嘯天的「新序」[86]猛烈抨擊素隱家和考據家，認為不必迷信最初的版本，盡可按照文學上盡善盡美的理想大膽刪改，因將《紅樓夢》校成一個百回本。此舉受到劉大傑的嚴厲譴責，指為版本史的恥事、「文藝界的公敵」[87]。三十年代茅盾的《節本紅樓夢導言》概要表述了對《紅樓夢》的見解及刪節原則，是對「獨秀先生提議」即他曾期望「有名手將《石頭記》瑣屑的故事盡量刪削」[88]的一種回應。此節本在當代曾經再版。
八
行文至此，讀者對這部「匯要」大致有了一個輪廓，編者力求保存歷史本來面貌的初衷也許能夠得到讀者的體察。
我們期望：
首先，本書至少可以作為一種資料長編，供研究本世紀上半葉紅學發展的學者參考。前文曾經提到，這一時期的《紅樓夢》研究少有政治的干擾和商業的炒作，因而保有其本分和本色。評論文章比較個性化，少八股氣；既有學理探討，亦不乏隨筆感想；雖多歧見，而少意氣。從總體上說，儘管數量質量遠不能同近五十年相比，但仍有其值得珍視和發揚的風氣和傳統，應當受到治紅樓夢學術史者的重視。
其次，對於廣大《紅樓夢》愛好者和研究者來說，具體切實地瞭解這段歷史可以避免炒冷飯、走彎路，可以把起點置於前人的成果之上，收事半功倍之效。上文已經論及這一時期紅學研究的多元和多層，不論是研究的範圍還是研究的方法，都已相當廣泛和多樣，許多問題都已提出或涉及。大而言之，「《紅樓夢》確實包含了『文學』『哲學』『歷史』的三項，不能夠單單靠定了一途立論，不然怎麼算得起『橫看成嶺豎成峰』的書啊」[89]這是一位論者1920年所撰文章的結束語，足見以文、史、哲多個層面去研讀《紅樓夢》，早在二十年代之初就被鄭重提出了。小而言之，《紅樓夢》中「腳」的問題、即女子是天足還是纏足，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屢有討論，前文已及。今天如果再把這些當成新鮮見解、獨家發明，豈不有點可笑！
再次，對於一般讀者，即使並不熟悉甚至未曾接觸過《紅樓夢》，本書也不失為一種有趣有益的讀物。本書收錄的一位作者，以他個人讀過三十餘遍《紅樓夢》、接觸過上百愛紅者的經驗，在心領神會之餘，總結出如何讀《紅樓夢》的十四條建議，謂「應趁風和日暖時去讀，來印證書中的明媚新鮮」；「應趁秋高氣爽時去讀，來印證書中的全聲玉振」；「應趁風晨雨夕時去讀，來印證書中的怨曠蕭騷」；「應趁冬閨消寒時去讀，來印證書中的溫暖融和」；其第十四條曰，「紅樓夢宜於陞官發財時受罪入獄時讀之，以便有縮手回頭的機會」。還舉出《紅樓夢》可「移人性情」的十一項功能，如可醫俗病、可醫吝病、可醫貪病……等等[90]。看了這位論者的心得，真教人不由得不去翻開這部奇書，加入愛紅者的行列。《紅樓夢》的讀者由此更加眾多，閱讀水平更加提高，不亦宜乎。
總之，本書果若能使人溫故知新，各有所獲，則編者於願足矣。
最後，應當說明這樣一項大型資料得以集結出版，沒有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支持是不可能的事，而編委會全體成員的同心協力更是促其完竣的直接保證。尤其是林東海先生自七十年代初受命編輯《紅樓夢研究資料》，經年累月孜孜於北圖柏林寺報刊館，為此書奠下基礎，今主持編審，總攬其成，貢獻良多。周絢隆同志擔任本書責任編輯，整理校閱，細加釐訂，作了大量工作。還應特別提到長期從事資料工作、埋頭苦幹甘願奉獻的劉伯淵君，本書的大量資料從收集、整理、複印、放大以及若干初步加工，無不滲透著他的辛勞和汗水，許多瑣屑而具體的的事務都由劉君承擔，令人感佩。因此，本書的出版應歸功於大家尤其是上述諸位，筆者所做十分有限。至於這篇前言掛一漏萬、輕重失當、述評失誤之處在所難免，文責所在，筆者當不能辭其咎。
限於聞見及各方面條件，本書從收錄到編輯，難以盡善，懇請讀者和方家批評賜正。
一九九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