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現代性
對於《〈紅樓夢〉評論》的解說及研究，歷來多集中在闡發其思想意義和方法論意義上，研究目的在於總結它的成功與失敗。本文試圖從一種更為宏觀的視角，把《〈紅樓夢〉評論》放在中國文學批評從近代向現代轉型的歷史坐標中來研究它在整個中國文學批評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貢獻。我認為，《〈紅樓夢〉評論》是中國第一篇具有現代批評意識的文學評論，它第一次嘗試完全運用現代西方哲學、文學、美學理論來評論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它在學術形態上已經具備了現代文學批評的品格——理性的、邏輯的、分析的，具有深厚的哲學基礎和嚴密的理論論證。
一
在品格上，「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相對於「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而言的。所謂「中國古代文學批評」，這是一個非常龐雜的文學批評體系，很難進行簡單的概括。但與西方文學批評相比，感悟式、印象式是它的一個明顯的特徵。而西方文學批評則是另外一種理論體系，它雖然也有印象式的批評，但在總體上，它是理性的、邏輯的、分析的，具有嚴密的概念、範疇和論證。葉嘉瑩總結說：「中國文學批評的特色乃是印象的而不是思辨的，是直覺的而不是理論的，是詩歌的而不是散文的，是重點式的而不是整體式的。」１
中西文學批評的不同，最深層的原因是思維方式的不同，這一點，王國維其實早就注意到了。1905年，王國維寫了一篇文章叫《論新學語之輸入》，在這篇文章中他對中西學術及思維方式作了一個非常概略但卻不乏精到的比較，他說：「抑我國人之特質，實際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質，思辨的也，科學的也，長於抽像而精於分類，對世界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往而不用綜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語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之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２ 對於中西文論由於思維方式的不同而迥異，王國維顯然是有著清醒的理性認識的。《〈紅樓夢〉評論》就是王國維有意識地借用西方文學批評來評論中國文學作品，這一點，他自己有說明，他在1905年寫的《靜庵文集自序》中說：「癸卯春，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３
王國維之所以借用西方文學批評來評論中國文學作品，絕不是因為讀了尼采、叔本華、康德的著作因愜心雀躍而偶然為之，而是一種有意的標舉，其意在於革新中國文學批評，希望通過引進西方的文學批評模式來突破中國傳統文學批評的局限。也是在1905年，王國維曾寫了一篇《論近年之學術界》的論文。對於研究王國維的學術思想來說，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在這篇文章中，王國維明確地提出外來學術思想的刺激是推動中國學術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動力。他把學術中的由內在的動力所推動的發展稱為「能動」，由外在的刺激所推動的發展稱為「受動」，「外界之勢力之影響於學術，豈不大哉!……佛教之東，適值吾國思想凋敝之後，當此之時，學者見之，如饑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飲，擔簦訪道者，接武於蔥嶺之道，翻經譯論者，雲集於南北之都，自六朝至於唐室，而佛陀之教極千古之盛矣。此為吾國思想受動之時代。……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見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４。現在看來，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顯然比西學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要小得多，二者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王國維把「西學東漸」比作歷史上的「佛學東漸」，預測中國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下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並親自嘗試借用西方文學批評理論評論中國古典名著《紅樓夢》，開一代風氣之先河，這不能不說是非常大膽的，具有遠見卓識，具有相當的先鋒性、超前性。
現在看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是在西方哲學人文思想的衝擊和影響下，在深刻地接受西方文學理論批評的基礎上形成的。所以，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最大的特徵就是西方的學理模式、理性色彩。王國維有意識地借用西方哲學、美學理論來評論中國古代文學經典，以期推動中國文學批評的發展與進步，這是典型的批評意識的現代性。
二
意識到借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理論來改造、革新中國文學批評固然是王國維的先知先覺，但還不是王國維最深刻的地方。事實上，在當時，西學東漸正在熱潮中，主張用西學包括西方的思想來使中國富強，在上層精英知識分子中是比較普遍的觀點。王國維更深刻的地方在於，他不僅觀察到西學對中國發生了巨大的衝擊和影響的現實，而且對西學的這種影響是如何發生的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剖析。他撇開「堅船利炮」的表面現象，把視角深入到思維方式和構成思維方式的更為深層的語言學基礎上探討問題，這是異常超前的，這在當時不能被理解，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被理解。直到今天，當我們站在現代語言哲學的最新成果的高度上，對其深刻性才看得比較清楚。
在當時，王國維已經認識到，西學真正對中國構成衝擊的不是它的器物及實際知識，而是它的思想以及深層的思維方法，王國維稱之為「形而上」、「形而下」。「形而上」和「形而下」既是價值層面的，也是言語層面的。「十年以來，西洋學術之輸入，限於形而下學之方面，故雖有新字新語，於文學上尚未有顯著之影響也。數年以來，形上之學漸入於中國，而又有一日本焉，為之中間之驛騎，於是日本所造譯西語之漢文，以混混之勢，而侵入我國之文學界」。５ 所謂「形而下」言語，指的是實物名詞、物理名詞、科學名詞等具體知識名詞，而「形而上」言語則是指思想名詞。兩者之中，前者並不能真正地對中國的思想文化構成衝擊，而只有後者才能深刻地影響中國的思想。1922年，梁漱溟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在這本書的「緒論」裡，梁漱溟總結了中國西方化的過程，最初是器物，然後是制度，最後是文化。最後的文化階段就是陳獨秀等人所掀起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他們的意思要想將種種枝葉拋開，直接了當去求最後的根本。所謂根本就是整個的西方文化……如果單採用此種政治制度是不成功的，鬚根本的通盤換過才可」６ 。梁漱溟的書在當時影響很大，他的這種總結後來長期被沿用。其實，早在1905年，王國維就認識到這一點，他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一文中，對西學在中國的接受過程進行了考察，他認為，中國從元朝到清朝咸豐、同治，學習西方的主要是「術學」即「形而下」學，「於我國思想上無絲毫之關係也」。之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及達爾文、斯賓塞等人理論，不能稱為哲學，而只能說是「科學」，「不能感動吾國之思想界」。而「蒙西洋學說之影響，而改造古代之學說，於吾國思想界上佔一時之勢力者，則有南海之《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瀏陽之《仁學》」７ 。王國維這裡只是就學術而言的(「但論西洋之學術」)，我們姑且不論他的概括是否準確(比如他對於嚴復的譯學的「科學」定性就顯然是值得商榷的)，單就其邏輯上的遞進來看，王國維顯然是把從術學到科學到哲學看作是一種逐漸深化的過程。在王國維看來，運用西方的哲學即思想來研究中國的學術，這才是最深刻的，才是真正的向西方學習。所以，王國維的最後結論是：「今日之學術界，一面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面毋以這政論之手段，則庶可有發達之日歟?」所謂「破中外之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打通中西壁壘」、「貫通中西」，等等。
那麼，如何「破中外之見」?如何融會西方的思想?王國維沒有直接的回答，但我認為他提出新言語之輸入即新思想之輸入這種觀點，是能夠給我們很大的啟發的。王國維說：「近年文學上有一最著之現象，則新語之輸入是已。夫言語者，代表國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廣狹，視言語之精粗廣狹以為準，觀其言語，而其國民之思想可知矣。周、秦之言語，至翻譯佛典之時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語，至翻譯西籍時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獨兩國民之言語間有廣狹精粗之異焉而已，國民之性質各有所特長，其思想所造之處各異故。」又說：「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８ 這裡，王國維其實表達了一種非常重要的新的語言思想：言語即思想，言語的不同即思想的不同，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之輸入。文學中輸入了新言語，其實就是輸入了新思想。這是有充分的歷史根據的，事實上，歷史上每一次大的思想變化必然伴隨著語言的變化——話語方式的變化，術語、概念、範疇等的變化，至少可以說，每一次思想的變化必然會增加新術語、新概念、新範疇。這種語言本質觀，再加上上面我們已經提到的關於「形而上」和「形而下」言語的區分，我們認為，王國維的語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特別是在語言經過了20世紀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之後，這種深刻性，我們現在看得更清楚。
關於語言的本質，傳統的觀點認為，語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在傳統的觀點看來，似乎在人的大腦中，思想是赤裸裸存在著的，語言不過是表達思想的一種媒介而已。而按照索緒爾的觀點，語言是一個系統，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在民族的文化思想活動中，語言是最深層的東西，語言作為一個系統一旦發生變化，整個民族的思想文化都會發生深刻的變化。這是現代語言學最大的發現。既然語言即思想，那麼很明顯，學習西方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學習西方的語言，就是輸入西方的「形而上」言語，把它融會到漢語中去，從而從根本上改進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使中國人在深層的思維上接受西方思想。事實上，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在這一意義上得以完成的。所以，我認為，王國維把學習西方的重點最後放在語言的問題上，這是非常擊中要害的；把新學語和新思想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強調語言對於思想的重要性，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這也正是王國維早年思想中非常閃光的地方。
三
根據上面種種理由，我們認為，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在中國文學批評從近代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第一篇完全引用西方現代哲學和文學理論來評論中國文學作品的中國文學批評論著。在這嘗試的背後，它包含著深刻的王國維現代思想和現代文學批評觀念的覺醒。他對語言問題的反省以及在文學評論中所表現出來的革命性，比胡適更有自覺的意識。現在看來，王國維在當時已經具備了初步的現代文學批評意識，《〈紅樓夢〉評論》已經初步具有了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品格。
所謂「中國現代文學批評」，指的是五四以來深受西方哲學、美學、文學理論影響而形成的以西方文藝理論的話語方式為主體，以西方的理性分析為模式，同時又適當吸收中國古典文藝理論精華的新的文學理論批評體系。黃曼君先生認為，它具有三大總體特徵：1審美的社會價值論觀念；2注重主觀選擇的理論形態與批評類型；3趨於科學化的思維方式與概念、範疇系統。９ 這一概括是非常準確的。根據我們這種對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基本限定來看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我認為，它初步具備了以上三大特徵，在這個意義上，它具有了現代文學批評的品格。
《〈紅樓夢〉評論》全文共五章，第一章闡述作者對人生和美術的看法並由此得出《紅樓夢》是一「絕大著作」的結論；第二章論述生活之欲之痛苦之解脫，認為《紅樓夢》的精神就是寫寶玉由「欲」所產生的苦痛及其解脫的途徑；第三章論述《紅樓夢》的美學價值主要是其悲劇價值及特點；第四章論述《紅樓夢》倫理學價值；第五章為余論，主要是批評過去《紅樓夢》研究的「考證」和「索引」的錯誤。從這種大略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出，《〈紅樓夢〉評論》具有強烈的現實性和哲學意味，它是純粹的美學、文學批評，但又具有堅實的哲學、社會學、倫理學基礎，在形態上是邏輯、分析和理論的。由此我們說它基本具備了現代文學批評的雛形。所以，《〈紅樓夢〉評論》與王國維另一重要文學批評著作《人間詞話》相比，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文學批評模式，前者開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之先河，後者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之大成。
但是，由於種種原因，《〈紅樓夢〉評論》雖然具有現代意識，但它還不是純粹意義上的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它的現代性是不徹底的，革命是不徹底的，它雖然借用了現代西方哲學、美學、倫理學等理論，運用了西方文學批評的概念、術語和範疇，但它仍具有濃厚的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色彩，最明顯的是話語方式。從《論新學語之輸入》和《論近年之學術界》這兩篇論文來看，王國維在語言思想上的革命性和現代性是清晰而明確的，但在具體問題的分析研究中卻又表現出一種矛盾。當時中國的語言雖然明顯地在發生變化，甚至潛伏著後來劇烈的語言革命，但基本話語方式還是古漢語，王國維當時雖然受西方語言系統的影響，但他的本體語言還是文言文，思想的主體還是中國傳統的那一套，這具有必然性。總體來看，《〈紅樓夢〉評論》在王國維整個的學術生涯中顯得相當孤立。王國維在學術上本可以沿著《〈紅樓夢〉評論》的現代性方向走下去的，但由於性格、信念等種種原因，再加上他後來學術轉向，在話語方式上恪守文言文，晚年他幾乎放棄了他早年所接受的比較激進的西方思想包括上述語言思想，他個人的學術現代化令人惋惜地夭折了，對於整個中國學術現代化來說，這也是一個很大的損失。所以，具體於《紅樓夢》研究來說，真正的第一篇現代批評不是王國維的而是胡適的，王國維只是開了美學批評的先河，而胡適則是真正地建構了現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