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宗教背景分析
在中國歷史上，宗教雖然不似西方乃至中東歷史上那樣強烈地干涉政治、干涉社會、干涉家庭婚姻，但宗教的影響也無時不在。宗教與傳統的儒家思想之間，互相滲透，互相制約，互相糾葛，在每一歷史時期的社會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佛道兩教本身在不斷地發展變化中，每個封建王朝乃至每個封建皇帝，對佛道兩教的倡導或抑制政策也往往不同，因此，每一歷史時期社會上展示出來的宗教現象，也往往是不同的，有著區別於其他時期的獨特色彩。
文學作為人學，每部作品中都不可避免地打著創作當時社會、政治、文化背景的印記，宗教背景往往又是這些背景中最鮮明、最獨特、最不易隱藏的痕跡。筆者試圖通過對《紅樓夢》宗教背景的分析，去印證她的創作時期以及創作思想，藉以解開紅學研究中的一些謎團。
一、《紅樓夢》書中展示的宗教背景
《紅樓夢》書中描寫的宗教場合與宗教活動很多，書中幾乎每個人物都同宗教有著一定的聯繫，都曾參與過某項宗教活動。綜合書中描寫的諸多宗教活動，我們可以看出四個明顯特點：
其一，在多數場合，出場的出家人往往僧道不分，亦僧亦道。《紅樓夢》書中開篇就出現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就是一個和尚，一個道士。「大士」是佛家的稱謂，譬如「觀音大士」；「真人」是道家的稱謂，譬如「紫陽真人」。在《紅樓夢》故事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往往幻化為「癩頭和尚」和「跛腳道人」，並經常結伴而行，在故事的關鍵之處不期然出現；「一僧一道」其實成了書中故事的幕後組織者，成為紅樓故事發展演變的導航人。《紅樓夢》交代故事來源時，出現了一個「抄閱問世」者「空空道人」，奇怪的是，這個道人在閱讀了「石兄」的故事後，竟然「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奇奇怪怪地易名為「情僧」。他究竟是和尚還是道士，《紅樓夢》問世以來，誰能說得清？
《紅樓夢》描寫的主角「金陵十二釵」中，有個「戴發修行」的妙玉。這個妙玉修行的究竟是佛教還是道教，大概也是一筆糊塗帳，說是女尼卻一身道姑裝束，說是道姑卻經常誦經拜佛；她寄身的「櫳翠庵」，大概也無人能說清究竟是尼庵還是道觀。那個被尤三姐自刎震撼得迷迷茫茫的柳湘蓮，急憤中跟著一個「道士」出家了。奇怪的是，走前竟把滿頭「煩惱絲」、也就是頭髮一揮而盡。和尚剔發並不奇怪，但他跟的是道士啊，而道教從來就沒有剔發的教規！
其二，書中那些身份明確的和尚與道士，卻往往不是好人。水月庵（饅頭庵）的那個老尼姑，為了弄幾兩骯髒銀子，竟然行賄王熙鳳，硬生生拆散了張金哥的因緣，致使兩個年輕的戀人雙雙自殺。須知，在我國封建社會，有著「寧拆十座廟，不拆一個婚」的傳統道德觀，顯然，這個可惡的老尼姑，是個喪心病狂的惡魔！她的弟子智能兒，長期跟著秦鍾做「風月勾當」，也是個典型的不守清規者。後來，她又把大觀園中的「小戲子」芳官拐來使喚，《紅樓夢》作者明確交代了她的拐人動機，那種惡毒的心理，與佛家度人的心理是絕對不相容的！
書中的僧尼可惡，道人的行為也是半斤八量。寶玉的那個「寄名乾娘」馬道婆，竟然主動勾引趙姨娘，對自己的乾兒子實行「魘魔法」，幾乎沒要了寶玉和鳳姐兩條小命！清虛觀的張道人，在教中的身份是很高的，又是國公爺的「替身」，從他在「打醮」中的言談舉止看，一副趨炎附勢、見風使舵的老世故、老滑頭嘴臉暴露無遺。天齊廟的王道士，不僅給寶玉出了那個令人可氣又可笑的「妒婦方」，並且還懷疑寶玉在「房事」方面有什麼問題，主動提出要給寶玉配「滋助」的藥，拿今天的話來說，就是壯陽藥。一個出家人，在「房事」方面深有研究，其德行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三，書中表現的宗教活動和宗教思想，有著三教合流的深刻印記，特別是「莊禪」思想的影響十分深刻。佛教本來是外來宗教，但在中國的傳播發展中，逐步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特別是老莊的玄學思想。所謂的「莊禪」，就是這樣一種佛家禪宗思想與老莊玄學思想雜交的獨特宗教教義。
在《紅樓夢》中，寶玉，寶釵，黛玉等年輕男女，雖然涉世未深，但卻對這種「莊禪」十分熟悉。讀者印象最深的情節，大概要數「寶玉參禪」那一段。寶玉本意要在姐妹之間左右逢源，但結果卻是各方都不討好。心灰意冷之餘，下意識地去「巢襲南華《莊子因》」，大寫了一段「無我原非你，從他不解尹，……回頭試想真無趣」。寶釵為此大講了一通禪宗「五祖慧能」的故事，並擔心寶玉「悟了」，黛玉卻斷然說他「悟不了」，一頓「爾有何貴，爾有何堅？」問得寶玉無言以對。可見，釵黛兩個女子，莊禪知識似乎比寶玉還深厚。莊禪思想在當時深入人心的狀況，就可想而知了。
其四，書中反映出來的非宗教人員如果想加入宗教隊伍，似乎是非常容易的，無須什麼批准手續，隨時隨地都可以「出家做和尚」或者當道士。《紅樓夢》開篇那個甄仕隱，在窮途末路時，與跛腳道人對上一段「好了歌」後，大徹大悟，搶過道人的褡褳背上，便跟著道人「飄然而去」了。柳湘蓮在三姐自刎後，急痛攻心，迷迷茫茫中，便跟著道人不知往哪裡去了。水月庵老尼姑，可以隨隨便便就把芳官這樣的女孩子拐到庵裡；貴族小姐惜春，在看破紅塵之後，也可以自由地穿起僧尼服裝，當起「出家人」來。其實，在我國封建社會，不論僧道，收錄弟子門徒，都是有嚴格規矩的，也不是隨便就可以實行的，關於這點，後文再論。
二、明清兩代宗教歷史勾沉
《紅樓夢》反映的宗教生活，是清朝初期的現實反映。由於清朝是關外滿族入關建立的政權，其宗教政策，除了受滿族帶來的喇嘛教和薩滿教影響外，還必然對從明朝沿襲下來的中原佛教、道教進行調整規範。因此，要想研究清楚《紅樓夢》展示的宗教生活，必須對明清兩代的宗教沿革，作以簡要的回顧分析。
明太祖朱元璋小時曾出家當過和尚，大概對佛家廟宇中的生活比較熟悉，對其中的一些黑暗之處也不會陌生。雖然在他爭奪江山的戎馬生涯中，非常注意利用宗教的影響，大膽使用一些宗教人士，如周顛、鐵觀道人等。但他當了皇帝之後，出於加強世俗統治的需要，卻對宗教採取了嚴格的規範限制政策。據《明史》記載，他建立的主要宗教制度有：一是對天下的僧道人員從嚴管理，若「犯與軍民相干者，從有司懲治。」二是對寺廟宮觀等宗教場所的裝飾以及僧道人員的服色器物，由禮部統一規定，嚴禁愈制。三是嚴禁僧道人員生活奢侈，如果在「齋醮」中「恣飲食，有司嚴治之。」四是減少寺廟道觀，限製出家。各府州縣只許保留一所寬大的寺觀，每三年方許發一次度牒，對發行數量嚴加限制。嚴禁男四十歲以下、女五十歲以下出家。原有的僧尼道人允許自由還俗，與僧道雜處的人員一律清理還家。僧道「遊方問道」，必須自備路費，不得向百姓索取。對邪教和不正規的宗教信徒嚴加打擊，等。
明太祖制定的這一整套宗教法規，在我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是最完備的宗教行為準則和管理制度。以後的明成祖、宣宗、英宗、孝宗等朝，基本是遵照執行的。但代宗、憲宗以降，名器斯濫，制度廢弛，社會宗教生活開始出現混亂。明憲宗既佞佛又篤道，牛鬼蛇神紛紛出籠，可謂社會澆漓、箕裘頹墮了！特別是昏庸皇帝嘉靖，狂熱地崇奉道教，他讓太子「監國」，自己整天蹲在道觀裡同道士們鬼混，煉丹服砂，參罡拜斗，虔誠荒謬到了極點。最後，他可能是因為吞食丹砂出了問題，竟暴死於道觀之中。聯想到《紅樓夢》中的「賈敬」（與嘉靖同音），不管家事，整天在道觀中胡羼，最後吞食丹砂漲死，同嘉靖皇帝如出一轍，似非偶合。
從嘉靖皇帝到萬曆、天啟、崇禎皇帝，明朝最高統治者在宗教問題上統統昏庸固執，以至宮廷中連續出現「紅丸」、「梃擊」大案，朝臣中出現日甚一日的「黨爭」，社會上民不聊生，盜賊蜂起，終於把三百年基業斷送了事。造成這個悲劇結局的原因，雖然有政治、軍事、民生等多方面，但都與這一時期混亂荒謬的宗教政策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直到崇禎十六年，明朝滅亡前夕，崇禎皇帝在焦頭亂額之餘，還請張天師在北京搞了一場「護國羅天大醮」，乞求「國家綿久，萬子萬孫」。可笑的是，這個張真人，剛剛從北京跑回江西龍虎山，就不得不為下江南的清朝大軍準備符瑞了。
清政權建立後，對宗教一度採取了比較寬鬆的政策。滿族的原始宗教是薩滿教，入關前，又信封了喇嘛教（藏傳佛教），所以對中原宗教採取了一種既不排斥、也不信仰的放任政策。當道教張天師為多爾袞「進符瑞」時，就遭到了冷遇。順治皇帝似乎對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都有興趣，民間傳說他到五台山當了和尚，似乎沒有道理，如果他當了喇嘛，似乎還說得通。五台山在北方信奉藏傳佛教各民族心目中，主要是個喇嘛教聖地，直到現在仍然如此。
康熙大帝對各種宗教都「俳優蓄之」，並不排斥，但他的興趣似乎更集中在儒學精神和文章詩詞上，他曾經有這樣一首御制詩：「頹波日下豈能回，二氏於今更可哀。何必辟邪猶泥古，留資畫景與詩才」。「二氏」即釋道兩教，他認為其「頹波」已經不可逆轉了，不必要泥古不化，何如多研究點作詩繪畫。他的兒子雍正皇帝，對宗教採取了與社會一樣的嚴峻政策，曾殺過幾個和尚道士，但對於佛道二教，總的說還能優容。從他把自己的「潛邸」雍和宮改為喇嘛廟一事看，似乎他最崇奉的，仍然是藏傳佛教。
清朝宗教政策發生重大變化的年代是在乾隆朝。據《會典》記載，乾隆四年（１７３９），他就下旨「永行禁止」道人「往各省開壇傳度」，一經發現，嚴厲治罪。並把「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為正五品，道教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信仰並推行「理學」的最高統治者，從他打擊宗教，倡導理學、大興文字獄、借修篡《四庫全書》抽毀異端學說等行為綜合看，這些舉措都是強化封建正統思想的不同側面。道光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宗教事物更趨混亂，那是近代史的事情，與《紅樓夢》無關，就不再涉及了。
三、《紅樓夢》展示的是明末清初的特殊宗教背景
從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紅樓夢》中展示的宗教背景，不可能是明朝嘉靖以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朝乾隆以後的事情，只能是從明朝嘉靖到清朝康熙年間的事情。而這一時期，在歷史分期上，正是廣義的明末清初。廣義的明末清初，在明清大約都延續一百年左右，在這二百年的漫長時期內，《紅樓夢》又是展示的哪一階段的事情呢？我們需要進行進一步分析研究。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本文前面歸納的《紅樓夢》宗教背景的四個特點，第一點就是僧道不分，亦僧亦道。在嘉靖以前和乾隆以後，由於宗教管理嚴格，一般很少有這種事情。廣義的明末清初，僧道不分的現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最嚴重、最風行的年代，是在狹義的明末清初。所謂狹義的明末清初，就是指明清兩朝的改朝換代時期，也就是清軍席捲大江南北、南明四個小朝廷先後苟延殘喘的二十年左右時間。
這一時期，明王朝大廈傾覆，以忠君愛國為基本人生理念的封建正統知識分子，以殺身取義為榮，以變節事敵為恥，多數對新王朝採取不合作態度。加之異族統治者在軍事上和社會管理上都採取了嚴厲甚至殘酷的政策，「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令人談虎色變；「剃髮易服」的推行又使這些正統文人感到莫大恥辱。無奈之下，多數正統文人採取了消極避世的態度，就是向宗教尋求庇護和對抗辦法。
朋友們不妨去翻閱一下這一時期文人的作品，他們拒絕出仕為新朝服務，也拒絕剃髮易服，而拒絕的最好理由，就是「入道」。他們中有相當多的人「出家」當了和尚、道士，沒有出家的也多數以「居士」自居。正像明朝大文學家張岱記敘的那樣，這些人不分佛道，有妻有子，喝酒吃肉，不宣佛號，根本不讀佛道教義，更不遵守宗教戒律。他們把奉佛和奉道統統稱為「入道」，其實際目的僅在於避世，說到底是不分佛道，亦僧亦道，不僧不道，與佛道二教都沒有什麼關係。
當時的著名文人錢謙益、吳梅村、朱彝尊等，都是這樣「入道」的。最著名的「入道」例子是杭州的陸圻，他的同鄉洪升這樣記載他的「入道」經歷：「君問西泠陸講山，瓶缽漂泊竟忘還。乘雲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蕩間」。「瓶缽漂泊」是和尚的行為，「化鶴乘雲」是道家的說法，「天台雁蕩」山僧道皆有，你說他入的是什麼道，當了和尚還是道士？
在這些封建正統知識分子的影響下，社會其他各界的人士也紛紛效仿，就連秦樓楚館的妓女也都紛紛「入道」。著名的「秦淮八艷」，後來基本上都走上了這條路：卞玉京、黃皆令、陳圓圓、李香君，都成了僧道不分的「女道士」。特別是那個柳如是，按照佛經「如是我聞」的意思，為自己取名「如是」，為居所取名「我聞室」，應該是個女尼身份吧？可她偏偏一身道人裝束，自稱也是「道人」，同《紅樓夢》中的妙玉，真有異曲同工之妙。
《紅樓夢》中展示的「莊禪」思想，嚴格說並非宗教教義，而是一種消極的處世哲學思想，「悟」與「不悟」，並沒多大關係。這種思想，在明清改朝換代期間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於「王陸心學」。明代嘉靖朝以後，明代士大夫中開始流行「王陸心學」。所謂「心學」，就是披著儒學外衣，攙雜了佛家禪宗思想、道家清淨無為思想和老莊哲學的一種封建儒學的變種思想。到了改朝換代、天崩地裂時期，這種哲學思想恰好成了人們消極避世的最好口實。此一時期，「談禪」成為一種時髦，不僅士大夫階層談禪，一般文人學子談禪，就連平頭百姓，也不時打幾句禪語，以示自己大徹大悟。究竟悟沒悟，只有天知道，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他的姐妹那樣。這就是《紅樓夢》中宗教背景第三個特點的真實來源。
清軍入關後，雖然在軍事上採取高壓態勢，但對宗教、哲學、文學等領域，政策卻是相當寬鬆的。實話說，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剛剛入關的異族統治者，還不完全明白這些，也沒有規範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當時所謂「入道」，即當和尚道士，是絕對寬鬆隨便的，只要你自己宣佈「入道」了，管你什麼「阿彌陀佛」還是「無量壽佛」，都沒人提出異議。你想跟著和尚走還是跟著道士走，你跟著道士走卻剃掉滿頭「煩惱絲」，也絕對無人干涉。這不正是《紅樓夢》宗教背景的第四個特點麼？
至於《紅樓夢》宗教背景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來源說來也不奇怪，是以上三個方面派生的。我國古代正統知識分子，受儒學影響根深蒂固，「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觀念打得很牢。在當時的特定社會環境下，他們被迫「入道」、「談禪」，但他們何嘗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們的心目中，還是以儒家為正宗，以佛道為「外道」的。加之中國歷史上，民間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傳統觀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兩拍》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並不信教的這些假「入道」者，對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採取排斥的態度，是很自然的；《紅樓夢》中把尼姑、道士描寫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
在清朝早期，滿族統治者從關外帶來的薩滿教，喇嘛教，在《紅樓夢》中也有間接反映。王熙鳳說「老祖宗」百年之後，寶玉要頂著她的靈牌「上五台山」，歷史上漢族無此風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滿族、蒙古族，此風俗由來已久。薩滿教的痕跡，在「太虛幻境」、「祭餞花神」、「馬道婆誤蠱」中，似乎也有蛛絲馬跡。清初，這些習俗在入關的滿族人中還很普遍，乾隆以後，由於民族同化的原因，也漸漸淡漠了。不過，在東北內蒙古的少數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上世紀中葉。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紅樓夢》故事的宗教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不能是以前，也不能是以後。紅學界認為曹雪芹是《紅樓夢》作者，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通的。曹雪芹是乾隆時期人，距離明末清初已經一百多年了；曹雪芹是漢軍旗人，那種強烈的遺民思想絕對不會具有。就像今天的非洲作家，無論如何也寫不出上世紀初歐洲的故事一樣。筆者考據康熙朝的洪升，是《紅樓夢》的初作者，他的人生經歷、思想傾向，都與上文的分析吻合，他能夠寫出《紅樓夢》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卻不能。本文也算是旁證吧。
２００５年元月於長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