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祖籍論爭述評
「歷史」作為已經過去的事實，其原貌如何？或許見於前人的文字記載，但前人的記載準確嗎？為著窺見「歷史」原貌，為著檢驗前人記載是否可信，就必須考證。可見，「歷史」不經考證難以復現其原貌。對於曹雪芹的祖籍，自本世紀30年代以來隨著史料的不斷發現，一次又一次展開論爭，出現了「豐潤」與「遼陽」兩說，並日漸形成「分庭」「對壘」之勢。不可否認，剔除論爭中的非學術因素，雙方的「歷史」考證越來越向考證的「歷史」原貌靠近。為什麼這樣說呢？
一、從「歷史」原貌說起
「歷史」原貌何在？對於具有悠久史官文化傳統的多數中國人來說，「歷史」具有不容懷疑的客觀真實性。但在實用主義者如胡適之先生的眼中，「歷史」不過「是一個狠服從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順的由我們替他塗抹起來，裝扮起來」（《胡適文存》卷二《實用主義》）。這兩種看法，似乎有客觀與主觀的區別，但都把「歷史」視為只具有一重性，而不是兩重性。其實，「歷史」既存在於過去的時空之中－－這是「歷史」的第一重存在，也依賴於觀照者對厲史遺存－－記載過去事實的文字、文物，進行考察和闡釋－－這是「歷史」的第二重存在。毋庸置疑，「一切被保存下來的歷史的遺存，在它離開了產生它的環境背景之後，往往會變成一個封閉的復合的沒有指稱的意義總體，從而為詮釋學留下了廣闊的天地」（王鍾陵《文學史新方法論》，蘇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6頁）。即以曹雪芹的《紅樓夢》而言，「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幃秘事」（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絳洞花主＞小引》）。這種現象毫不奇怪，在後人對前人的詮釋中必然表達著後人的種種眼光和理解。一部中國文化史（包括紅學史）正是在後人對一切被保存下來的歷史遺存的創造性的發掘中向前發展的。曹雪芹祖籍的「歷史」原貌當然離不開一代又一代紅學家們對有關歷史遺存的發掘、考證和闡釋。
或許是執著於「歷史」客觀真實原貌而忽視了「歷史」具有兩重性，在曹雪芹祖籍的考證中，或鄭重宣佈：曹雪芹祖籍豐潤「已成定論」；或斷然肯定：曹雪芹祖籍遼陽「石證如山」。然而「歷史」總愛跟癡心的學者開玩笑，總是把一些「已經解決」了的問題重新提出另討「說法」，似乎兜了個圈子重又回到了「已經解決」的出發點上，要求再度審視。不過，對「已經解決」的問題的重新審視往往會過濾掉一些滓渣更加貼近「歷史」原貌。對曹雪芹祖籍或「豐潤」或「遼陽」的論爭同樣應作如是觀。不然，炫耀自己的考證「實事求是」，指斥他人的推論「假冒偽劣」，到頭來難免被「歷史」嘲笑。
鑒於上述情由，筆者認為，如何把握「歷史」（包括考證曹雪芹祖籍）比考察「歷史」本身（包括曹雪芹祖籍）更為重要。大概無人否認，一旦「歷史」在往昔的時空之中形成並消失之後，它就是一種不可逆的凝凍的過去存在了。如果離開對它作整體性把握，所謂「實事求是」是難以實現的。譬如瞎子摸象，只摸到一條腿就作出「像的樣子像柱子」的結論，能說是「實事求是」嗎？堅持整體性原則，就是要盡可能多視角、多側面、多層次地觀察「歷史」，才有可能貼近「歷史」原貌。多年來，由於受機械唯物論的影響，使人們習慣於把事物放在因果關係的鏈條上作出非此即彼的判斷，而置「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蘇軾《題西林壁》）的「常識」於不顧。這種「常識」性錯誤導致「歷史」的複雜情狀被線性的、片面的以至歪曲的陰影所淹沒，這是當今某些學者（包括筆者）的最大「歷史」悲劇。
二、考證曹雪芹祖籍的「歷史」
在紅學史上，關於曹雪芹祖籍的論爭始於本世紀30年代。李玄伯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載《故宮週刊》1931年第84期、85期）據尤侗《艮齋倦稿·松茨詩稿序》，認為曹寅（雪芹祖父）與河北豐潤的曹沖谷為「同族弟兄」，推斷「曹寅實系豐潤人」。40年代，守常《曹雪芹籍貫》（北平《新民報》1947年12月4日）、萍蹤《曹雪芹籍貫》（青島《民言報晚刊》1947年12月23日）兩文均認為「雪芹上世本為豐潤人」。胡適《曹雪芹的籍貫》（《申報》1948年2月14日）批評萍蹤因誤讀尤侗《松茨詩稿序》導致「曹子荔軒豐潤人」之誤。
50至60年代，周汝昌先生在其《紅樓夢新證》（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中明確指出：曹雪芹的原籍為豐潤咸寧裡。他據曹寅（字楝亭，一字子清，號荔軒）《楝亭集》中有關曹鋡（字沖谷）、曹鈖（字賓及，號癭庵）的十幾首詩中曹寅稱曹鋡為「松茨四兄」、「沖谷四兄」，稱曹鈖為「賓及二兄」，詩中還用了「丱角」、「骨肉」、「伯氏」、「仲氏」等字樣，提醒讀者：
試看「丱角」、「骨肉」、「伯氏」、「仲氏」、「夜雨床」等，無一不是兄弟行的字眼；口氣的懇摯，更不能說是泛泛的交誼。……如此，則曹寅和曹鋡確有著「骨肉」的關係，自「丱角」為童時，便在一起「弄蓮葉」，長大時「夜雨」連「床」而「讀書」，這絕不是什麼「同姓聯宗」了。
但賈宜之在其《曹雪芹的籍貫不是豐潤》（載《文學遺產增刊》第五輯，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一文中根據《豐潤縣志》和《浭陽曹氏族譜》（以下簡稱《浭陽曹譜》）否定曹雪芹祖籍在豐潤，而李西郊在其《曹雪芹的籍貫》（《文匯報》1962年8月29日）一文中同樣以《浭陽曹譜》為依據卻肯定曹雪芹「原籍豐潤」。1962年至1963年，由文化部、文聯、作協、故宮博物院聯合舉辦的「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展覽會」展出《五慶堂重修遼東曹氏宗譜》（以下簡稱《五慶堂譜》），朱南銑先生為申說展出此譜的理由寫了《關於＜遼東曹氏宗譜＞》（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一輯），提出曹雪芹「祖籍東北」。
70至80年代，遼陽發現有關曹雪芹祖先文物：《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重建玉皇廟碑》、《東京新建彌陀寺碑》，碑陰題名中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彥的名字，並標明曾任「教官」與「致政」。馮其庸先生在其卷帙浩繁的《曹雪芹家世新考》中考證出五慶堂的始祖曹良臣和第二代曹泰、曹儀都不是真正的始祖，而是撰譜人強拉入譜或訛傳竄入的。五慶堂的真正始祖是曹俊，曹雪芹的上祖與五慶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屬曹俊的第四房。曹家在天命（1611－1626）、天聰（1627－1635）時原屬漢軍旗，後歸入滿洲正白旗。結論是：曹（雪芹）家的籍貫是遼陽，後遷瀋陽，而不是河北豐潤。
90年代，在遼陽召開的「紀念《紅樓夢》程甲本問世二百週年學術研討會」上，對曹雪芹祖籍遼陽進行了「確認」。豐潤先後發現了曹鼎望墓誌銘、曹士直墓誌銘、曹雲望夫人墓誌銘、曹邦祖父曹登瀛制誥碑、曹鋡墓碑，徵集到《浭陽曹氏族譜》，調查並整理了浭陽曹氏舊居、園林、別業、墓地、家祠等大量史料。在豐潤先後召開的「曹雪芹學術思想討論會」和「曹雪芹祖籍座談會」上也「確認」曹雪芹祖籍在豐潤。同時，先後出版了《曹雪芹祖籍在豐潤》（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曹雪芹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5月），其中大部分文章是論證「曹雪芹祖籍在豐潤」的。1995年3月14日，中央電視台播出《紅樓夢與豐潤曹》，據說「以大量珍貴、翔實、饒有趣味的資料考證了《紅樓夢》作者的祖籍是河北豐潤，寄籍是東北遼陽」（《中國電視報》1995年第12期）。3月29日，中國紅樓夢學會、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紅樓夢學刊》雜誌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報告廳召集在京部分專家學者聯合召開「關於曹雪芹祖籍、家世和《紅樓夢》著作權研討會」，對「新豐潤說」提出「強烈的批評」（《首都紅學家在研討會上的發言》，《紅樓夢學刊》1995年第3期）。
從以上對考證曹雪芹祖籍的「歷史」的粗略描述，足以說明「豐潤說」與「遼陽說」在論爭中共同譜寫了考辨曹雪芹祖籍的「歷史」，任何一方的功績都不能抹殺。如果剔除夾雜其中的非學術因素，在「冷眼旁觀人」看來，曹雪芹祖籍的「廬山真面目」越來越明晰了。如果全面而深入地審視各家的論點、論據，必然會從複雜的多因素的綜合中，亦即在審視其論辨文字的表層豐富性與深層邏輯性以及彼此見解的多歧性中，可以使大量記錄「歷史」的材料在高屋建瓴的宏觀視野籠罩下予以有序的顯現，從而也就會凝結出燭照「歷史」原貌的真知灼見。
三、曹雪芹祖籍的「歷史」原貌
恩格斯說：「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裡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7頁，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在曹雪芹祖籍這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同樣「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也「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審查過的、充分掌握了的歷史資料」，才能真正弄清曹雪芹祖籍在豐潤抑或遼陽，還是別的什麼地方。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只堆垛大量「歷史資料」，而不作「批判地審查」，就不可能「充分地掌握」，就不可能「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
由於對「歷史資料」不會做「批判地審查」，亦即對「唯物主義」缺乏一種內在思維方法的把握，必然就習慣地把講究訓詁考據的乾嘉學風奉為學術研究的最高境界。豈不知訓詁考據因其多注目於局部而「釋事忘義」、「謹毛失貌」，往往面對「實事」而不能「求是」。「歷史」告訴我們：不依憑於理論思維而以考據為學就會陷入瑣碎的微觀中而難以從宏觀上把握「歷史」的真實。真實的「歷史」是存在的，但「歷史」的面貌是變動的，「人們在聲稱以『實在的』歷史為依據時，實際上是在動用某種『解釋』」（〔法〕馬克·加博裡約《結構人類學和歷史》，引自《現代西方歷史哲學譯文集》第94頁）。所謂「運用某種『解釋』」，就是說事物總是在一定的視角上被認識的。在學術研究中，所謂「純客觀」而不滲入任何主觀因素的研究活動是不存在的，「是理論決定我們能夠觀察到的東西」，並「使我們從感覺印象推論出基本現象」（《愛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21頁，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然而往往因為理論的淺薄加之浮淺的觀察，使淺薄的理論層次寄生在浮淺的觀察層次上，或者浮淺的觀察層次寄生在淺薄的理論層次上，只能導致結論的片面與武斷。考察幾十年來對曹雪芹祖籍的研究，面對同一史料而引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結論，多是因為每個人的理論背景不同而造成的。譬如乾嘉考據學、實用主義、機械唯物論，就是當今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奉行的「理論」。至於那些只是為了「駁倒」對方，只取對自己的觀點有利的史料而置不利於自己觀點的史料於不顧，那就不只是一個理論修養問題了。
明乎此，我們就應該努力運用歷史唯物論和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對已經發現的有關曹雪芹祖籍的大量「歷史資料」通過「冷靜鑽研」，「批判地審查」，「充分地掌握」，從而復現我們所期待的客觀真實的「歷史」原貌。
毋庸諱言，「遼陽說」確有不少可信的證據。保存在遼陽市博物館的三塊石碑上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彥的名字。《山西通志》、《敕修浙江通志》有「曹振彥，奉天遼陽人」字樣。《曹璽傳》稱曹璽（雪芹曾祖）「著籍襄平（遼陽）」。曹寅（雪芹祖父）刪定其詩作為《楝亭詩鈔》於各卷自署「千山曹寅子清撰」（按：千山即遼陽）。曹寅門人所輯《楝亭詩別集》以及《楝亭詞鈔》、《楝亭詞鈔別集》、《楝亭文鈔》亦均署「千山曹寅子清撰」。《楝亭書目》署「千山曹氏家藏」字樣。
平心而論，持「豐潤說」者並非無視上述史料，而是放在更為遼遠的時空上企圖「歷史」地勾勒一幅曹雪芹祖先的行蹤圖。如周汝昌先生在其《紅樓夢新證》（增訂本）、《曹雪芹新傳》（外文出版社，1992年版）等論著中說，「雪芹曹氏，確為曹彬之裔」，「明永樂初大移民，曹氏自江西新建武陽渡北遷，占籍豐潤」、「哥哥（端明）落戶了，後代成為此地一大望族。弟弟（端廣）後來卻又再次遠行，遷到了山海關外的遼東省的鐵嶺去了」，「曹寅上世報過或被記為『遼陽人』（俱見《新證》引過），而又報過或記成『瀋陽縣人』」，系「因職任」所在地而變動。可見，「主豐潤說者早亦承認遼陽，但系歷史時期先後之分，本不牴觸。然主遼陽說者卻斷然否認豐潤」（周汝昌《遼陽五慶堂曹氏族譜的十點問題》，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會編《曾雪芹研究》）。
綜合康熙九年曹鼎望撰《曹氏重修南北合譜序》、道光年間曹振鄴撰《江西北直曹氏南北合譜序》和光緒年間呂萬授撰《曹氏宗祠碑記》以及《八旗滿洲氏族通譜》（以下簡稱《八旗通譜》）、《五慶堂譜》、《浭陽曹譜》等的記載，曹氏家族譜系可列簡表如下：
彬——瑋——○——○——○——○——孝慶————善翁——
——美翁
————————————————————————————
———子義————端明（伯亮）——英——安——達——宗禮——
—子華 ——端廣………………○……○……○……○……
——————————————————————————————
………………………………………………………………………………
—思敬————登瀛————士淳————邦
——登均————士直————繼祖——鼎望——－釗
－鈖
－鋡
………○…………○…………世選————振彥———爾正
——璽————寅——
——宣
——————————————————————————————
——顒—————————天祐
—頫\（入嗣）……………霑（雪芹）
史料告訴我們：北宋開國元勳曹彬是真定靈壽人，以功授樞密使，謚武惠王，贈中書令，追封濟陽王；約在北宋末年，曹彬第三子瑋的五世孫孝慶公徙居江西新建武陽渡；「蓋自明永樂年間，始祖伯亮公從豫章武陽渡協弟溯江而北，一卜居於豐潤之咸寧裡，一卜居於遼東鐵嶺衛，則武陽者洵吾始祖所發祥地也」（曹鼎望《曹氏重修南北合譜序》）；遼東一支，至曹振彥隨清兵入關，落戶北京；從曹璽作江織造監督起，曹家又在南京落戶；清雍正五年，曹氏忽遭巨變，次年返居北京。由此「實事」而「求是」，曹雪芹祖籍既可以說是真定靈壽、江西新建、河北豐潤，也可以說是遼東、北京、南京。為著比較全面地反映曹氏家族的「歷史」變遷，不妨姑且作如下表述：曹雪芹的遠祖是漢人，籍貫豐潤（今屬河北），徙居遼陽（今屬遼寧），後於明末清初入滿洲正白旗旗鼓佐領。這裡的豐潤、遼陽，只是曹氏家族在「歷史」流變過程中的兩個重要之「點」，只能粗略反映曹家由豐潤入遼，曾在遼陽一帶居住，並由漢族加入滿族。由此曹雪芹的「民族」歸屬也迎刃而解。
再往上推，曹璽、曹寅的家族是漢朝開國元勳曹參和魏武帝曹操的後裔。清初樸學大師閻若璩《贈曹子清侍郎四律》（見《潛邱札記》卷六）其一云：「漢代數元功，平陽十八中。傳來凡幾葉，世職少司空。」曹參因功封列侯，食邑平陽，在元功十八人中名列第二，僅次於蕭何。平陽侯曹氏傳到漢末，到曹操受封魏王；曹操次子曹丕稱帝，追尊曹操為魏武帝；第三子曹植初封東阿王，後改封陳王。杜甫《丹青引贈曹將軍霸》：「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曹霸是魏武帝曹操的後裔，曾官至武衛將軍，後降為清貧的庶民。敦誠《寄懷曹雪芹（霑）》：「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尤侗《楝亭賦》：「昔有才子，子桓（曹丕字）、子建（曹植字）；今有才子，子清（曹寅字）、子猷（曹宣字）」（見《艮齋倦稿》卷五）。
再往上推，「曹氏之先蓋若有天命焉！其自高辛氏禋祀上帝，元妃誕生後稷，遂肇有邰，十五世而叔振鐸封於曹，子孫因以為姓，固無可疑者。厥後平陽顯於漢，濟陽顯於宋。揆文奮武，代有偉人。散居州郡者復星布棋列，獨濟陽之族遺文具在，可考而原也」（《浭陽曹氏族譜·高辛氏以來年表》）。
當然，這種「考證」對於曹雪芹及其《紅樓夢》的研究來說，並沒有「直接」的意義。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究竟與豐潤或遼陽有多麼密切的關係呢？目前還是個未知數。這就難怪有人譏諷某些紅學家執著於曹雪芹祖籍、家世之類的考證不是地道的「紅學」，而是「曹學」、「譜牒學」。記得華君武先生畫過一幅漫畫：一位學究模樣的人托著曹雪芹的辮子細數有多少根頭髮，其「畫外音」不言而喻。但《經樓夢》是一部傑出的「中國家庭小說」，而宗法社會「家國一體」，「國家即是一大家庭，家庭即是一小國家」；《紅樓夢》「描摹中國之家庭，窮形盡相，足與二十四史方架，而其吐糟粕，涵精華，微言大義，孤懷宏旨，則非尋常史家所及」（季新《紅樓夢評論》，連載《小說海》1915年第1、2號）。《紅樓夢》通過對賈府在物質生活上的窮極奢侈、精神生活上的荒淫腐化、家族內部的爾虞我詐、綱紀倫常的日漸解體……展示了宗法社會必然走向崩潰的歷史命運，通過對一大批女性所代表的青春、愛情和生命之美以及這種美的被毀滅，表達了作者對現存制度永世長存提出了深刻的懷疑。這就是二十四史反覆暗示的「微言大義」，也是曹雪芹撰寫《紅樓夢》的「孤懷宏旨」。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對曹雪芹祖籍的考據，瞭解曹氏宗族的歷史源流、文化底蘊，無疑會從一個特殊的視角切入紅樓世界，加深對其所反映的「歷史」的認識。在人類文明史的進程中，不斷地從各種視角回顧「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最能給人以經驗教訓的是歷史，但最容易被人忘記的也是歷史。今天是歷史的延續，同時又是明天的歷史。我們既要展望未來，也要回顧過去，才能很好地把握住今天。（蔣和森語，轉引自沙林《站在歷史的長河邊——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蔣和森》，《文藝報》1987年7月4日）。
四、「歷史」問題應該讓「歷史」回答
人類的進步（包括學術上的進步），永遠是在瞭望未來和回顧過去的雙重視野中前進的。這種雙重視野正是「歷史」必然呈現為雙重存在的最為深刻的原因所在。以曹雪芹祖籍的歷史遺存而言，都是特定「歷史」環境中特定身份的人「寫」出來的。今天的研究儘管處在同一「歷史」條件下，但學識、視野、情趣、好惡等大不相同，因而面對同一歷史遺存卻各執一詞就不足為怪了。長期以來，由於不認識「歷史」的第一重存在必須通過其第二存在而復現，於是就虛懸出一個和任何認識主體都毫無關係的絕對客觀的「歷史」來。這種人為地客觀化了的「歷史」，毫不客氣地說，不過是康德懸想的那種屬於彼岸世界的「物自體」而已。爭論雙方只須懂得這點道理就會在「雙百」方針的指引下，相互切磋，求同存異，達成共識。即使意見分歧也應該相互尊重，等待「歷史」來回答。這樣說並非否定「考證」，即使有一則史料明明白白地寫著「曹雪芹祖籍豐潤（或遼陽）」，也需要「考證」其真偽，需要與其它材料比勘，仍然離不開「考證」。在「考證」中見解牴牾，甚至「荒唐」，起碼告訴我們現實中有這樣一種思考，引人去思考過去不曾思考、或者思之不周不深的問題。
曹雪芹祖籍「豐潤說」與「遼陽說」，雙方均有難以消除的迷茫與困惑。據說自「馮其庸根據遼陽之《五慶堂重修曹氏宗譜》所載其始祖為曹俊，第九世為曹錫遠，判斷其（按：指曹雪芹）祖籍遼陽。為研究者普遍接受」（馬積高、黃侃主編《中國古代文學史》下冊第636頁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五慶堂譜》的始祖和第二代，馮其庸先生以大量史料證實均非真正的始祖；而二世泰、義、俊三人中的義因與三世按傳統綱常排行的仁、義、禮、智、信五人中的義相重，而不合情理地以昇、仁、禮、智、信排列；智之系下「因際播遷，譜失莫記」，「名失考」；於是空白五世，突然接出錫遠、振彥、璽、寅諸人，名字官職完全未出（《八旗通譜》範圍。細按此譜，漏洞重重，多有牽合附合、增添楔入的偽跡。因此，此譜不能作為曹雪芹祖籍遼陽的可靠證據。最為明顯的是，《江寧府志》（康熙於成龍稿本）、《上元縣志》（康熙唐開陶刊本）皆有《曹璽傳》，一致書明曹璽「其先出自宋樞密武惠王彬後」，《五慶堂譜》不僅隻字不提曹彬，而且序文明言：「自元以前無所考。」《浭陽曹譜》卻時刻不忘「濟陽顯於宋」這一頁光榮史：此譜封內左下角印題「武惠堂」；卷一曹觀源撰《武陽曹氏源流宗譜序》云：「曹氏之先，世居真定。宋乾德初諱彬者仕神武將軍，兼樞密承旨」，「真宗朝贈中書令封濟陽王謚武惠」。還有曹鼎望墓誌銘也著意銘記：「公之系出宋濟陽武惠王彬之五世孫孝慶公」，「明永樂中始祖伯亮徙豐潤咸寧裡」。
曹邦其人兩譜均予收入。曹邦的生平事跡不僅見於《浭陽曹譜》，也見於清《豐潤縣志》：
曹邦字佇清，咸寧裡人。穎異好學，智慮過人。明崇禎二年隨清兵出口，及定鼎後占籍正紅旗。時秦蜀未定，從征屢建奇勳。順治十年，授吏部他赤哈哈番，旋擢戶部啟心郎，會銓曹則黜陟澄清，司計部則國裕民足，左遷湖戶之慈利令，再補直隸阜城令，皆有聲。乞養歸里扶危濟困，喜捨樂施，不能嫁娶者助之，死而無棺者給之。鄉黨親族，靡不蒙其澤雲。
清順治帝誥封曹邦祖父登瀛祖母段氏的制誥碑立於豐潤曹家壩曹氏墓地，其父士淳葬於曹家窪曹氏墓地。《五慶堂譜》將曹邦列在「遼東五房」之末的另頁，與其子輩、孫輩排為第十、十一、十二世，在其名字前標註：「僅記世次官爵，不知房分，存俟考證。」對他的介紹文字「正藍旗包衣旗鼓人，世居撫順地方，來歸年分無考」則抄自《八旗通譜》。而《八旗通譜》又說曹雪芹先祖曹世選（錫遠）系「正白旗包衣人，世居瀋陽地方，來歸年份無考」。還有，曹寅不僅自署過「千山」，還曾自署「長白曹寅子清」（見《施愚山先生全集》卷首校閱者署名）、「柳山聱叟」（清《名人書畫集》商務印書館版第十集，曹寅題馬湘蘭畫蘭竹立軸落款），韓菼《有懷堂文集·織造曹使君壽序》稱曹寅為「三韓曹使君子清」。那麼，曹寅祖籍究竟是遼陽，抑或鐵嶺、撫順、瀋陽，抑或長白、柳山、三韓？此類「細節」，持「遼陽說」者未加分辨。持「豐潤說」者認為：曹氏由豐潤「卜居鐵嶺」後，曹世選、曹振彥、曹璽、曹寅等「因職任」所在地而變動，「系歷史時期先後之分」。這種「歷史」眼光應該說是「實事求是」的。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寧府志》就有曹錫遠（世選）「宦瀋陽，遂家焉」的記載。如不以「歷史」的眼光觀察問題，豈止「豐潤」、「遼陽」兩說「分庭」、「對壘」，遼寧內部、遼寧與吉林，乃至韓國也各執一端參預「論爭」，豈不更加「熱鬧」非常！
相比之下，馮其庸先生雖擁有「史料」卻少了點「歷史」的眼光，而且執意要用「遼陽說」駁倒「豐潤說」，更自覺或不自覺地把「歷史」純主觀化。譬如馮其庸先生斷定《五慶堂譜》收入曹邦為「誤記」，甚至連始祖曹良臣、曹泰、曹義亦屬「誤記」，那麼為什麼偏偏對隔斷五世憑空安排到曹俊四方子曹智系下的曹錫遠一支為可信、可靠呢？馮先生斷定曹俊為曹雪芹上世「入遼」始祖，但在對曹俊原籍尚且不明的情況下，何以偏偏斬斷曹雪芹上世由豐潤「入遼」的可能呢？《浭陽曹譜》雖未收曹錫遠一支，但譜中有十六處反覆申說：「赴遼東鐵嶺、遼陽一支缺焉未補，實屬憾事。」用「歷史」的眼光看，不記的倒比記了的更為真實，更接近「歷史」原貌。
《浭陽曹譜》不僅沒有收入曹錫遠一支，其《文苑》中收入豐潤曹氏族人詩數十首，卻唯獨不收曹寅的詩作。曹寅《楝亭集》中與豐潤有關的詩有21首，詩中明示與豐潤兄弟為「骨肉」、「同胞」、「連枝」、「雁行」的宗族關係。如果說《文苑》所輯只限優秀詩篇，那麼所收曹氏親朋的詩篇遠遜於曹寅的詩作，這又作何解釋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還有一些，誰能作出「實事求是」的回答呢？誰也不是「歷史」的見證人，「歷史」問題只能等待「歷史」來回答。
然而，任何歷史遺存都不是對於每個時代的「讀者」都以同一種面貌出現的客體。它不是一座自言自語地宣告其超時代性的紀念碑，而是一部樂隊總譜，時時刻刻等待著不斷變化著的「閱讀活動」的反響，只有「閱讀活動」才能把歷史遺存從死的語言材料中拯救出來，並賦予它現實的生命。因此，論爭必將繼續。誰想摀住「論敵」的嘴，以至一手遮天，不是蠻橫，就是無知。
五、曹雪芹：中華民族的驕傲
在中國文學史上，如果說屈原、宋玉、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陸游、辛棄疾、關漢卿、王實甫、羅貫中、施耐庵、蒲松齡、吳敬梓……楚辭、兩漢史傳、唐詩、宋詞、明清小說……是一座座高山峻嶺，那麼曹雪芹及其《紅樓夢》則是「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的珠穆朗瑪峰。
因此，我們中國人提起曹雪芹，就像意大利人提起但丁、英國人提起莎士比亞、法國人提起巴爾扎克，俄國人提起托爾斯泰一樣，感到自豪和驕傲。
曹雪芹從家族的興衰榮枯中感悟到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於是不顧「茅椽蓬牖，瓦灶繩床」的窘困，「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又「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但願世人「當那醉淫飽臥之時，或避世去愁之際，把此一玩」，以「換新眼目」。對此，曹雪芹「狡猾」地套用佛家「色空」觀念做了全面而深刻的總結：
因（青埂峰下的石頭所記）毫不干涉時事，（空空道人）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
「因空見色」，是說要冷靜客觀地觀察生活現象；「由情入色」，是說要從對紛繁的生活現象的觀察中激發創作激情；「傳情入色」，是說把自己的激情灌注到具體的形象之中；「自色悟空」，是說作品中的藝術形象能使人領悟到生活的真諦。曹雪芹按照藝術辯證法創作的《紅樓夢》，以其豐厚的文化底蘊和高超的藝術手法所創造的這一人間奇跡，至今不失為生活的百科全書，社會的一面鏡子，人生的壯闊畫卷，藝術的璀璨明珠。《紅樓夢》，在繼承祖國優秀的文藝傳統的基礎上，達到了一個難以超越的藝術高峰，成為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象徵。
因此，曹雪芹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崇拜。崇拜是心中的綠洲，是信仰的凝聚。「信仰是沒有國土和語言界限的，凡是擁護真理的人，就是兄弟和朋友」（亨利希·曼《亨利四世》上冊，第61頁）。
正是出於對曹雪芹的崇拜，上海園林管理局按照《紅樓夢》描繪的意境，1979年在澱山湖興建了仿古建築群大觀園；1987年，北京人在宣武門南菜園也建起一座「秀水明山抱復回，風流文彩勝蓬萊」的大觀園；1986年，富有清代民居格調的榮國府和寧榮街在河北正定城北拔地而起；南京市和豐潤縣都為曹雪芹雕石塑像；四川宜賓為紀念曹雪芹及其《紅樓夢》，將其生產的佳釀命名為「紅樓夢酒」，河北豐潤將曹氏祖傳的浭酒改名「曹雪芹家酒」。1976年，國際天文界以曹雪芹為水星上的「環形山」命名。曹雪芹不僅屬於中國——地球，也屬於銀河系——宇宙。如是觀之，曹雪芹祖籍豐潤抑或遼陽有什麼值得爭論的呢？至關重要的是，南京、北京、遼東、河北豐潤、江西新建、真定靈壽，都留有曹雪芹及其祖宗的足跡，這些地方的人更值得驕傲，也更應該把有關的歷史遺存挖掘出來，共同為弘揚民族文化做出自己的貢獻。相反，那種囿於一孔之見與一己之說而抱著禁臠不許他人染指的想法和做法顯得何等狹隘而又淺薄！
不可否認，以名人名著命名設景，在「紀念」的同時，有開發旅遊、振興企業之類的「經濟打算」，這在發展「市場經濟」的時代是光明正大的。企業家為自己的「企業」輸入「文化」的活力，只能說明這些企業家有「戰略」眼光。「歷史」已經證明：沒有「文化」的「企業」是沒有生命力的。早在80年代，美國的管理學家研究日本的企業何以騰飛就猛然醒悟：管理不僅是一門學問，還應該是一種文化；一個企業成敗的真正原因，往往不在於硬性的管理程序及管理工具，而是植根於企業的文化因素，是優秀傳統文化滲透到現代企業中和企業本身的諸要素有機結合而形成的獨特的「企業文化」。
如果曹雪芹在天有靈，透過雲層窺見當今神州大地出於對他的崇拜開展的種種活動（包括商業行為），或許出于謙遜而勸阻，或許出於理解而微笑，但決不會大發雷霆，因為「現代文明」正是他的企望和理想。當他看到當今的專家學者為他的祖籍、家世、生平大作考據，或許在吃驚之餘以好友敦誠的《寄懷曹雪芹（霑）》相贈。其詩云：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
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
揚州舊夢久已覺，且著臨邛犢鼻褌。
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
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
接䍠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
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松亭樽。
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
殘懷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四松堂集》抄本，詩集捲上
的確，這首詩把曹雪芹的「源流譜系，家世生平，性格才情，胸懷氣度，艱辛寫作，濩落生涯——幾多重大事實，一片深至情腸，一一具於紙上」（周汝昌《椽筆誰能寫雪芹》，見《百科知識》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