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曹振彥
(一)
幾年前，在遼陽《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的碑陰題名中，發現曹雪芹高祖曹振彥的名字，為研究曹雪芹家世提供了一項重要的實物資料[1]。此碑系後金天聰四年(1630年)四月囊素喇嘛塔竣工時所立。碑陽刻有滿、漢文對書的碑記。碑陰漢文二十行，分組排列喇嘛門徒、僧眾、官員、教官、千總、匠人的名單。「曹振彥」排在教官行列內。
關於曹振彥的教官職務，目前還沒有確切的解釋。馮其庸同志推測：是一個武職，可能是佟養性率領的紅衣大炮部隊的炮兵教官[2]。我查閱了後金和清初的一些史料，覺得佟養性的紅衣大炮部隊不會有「教官」，而且時間上也不大符合。這個職務，應另作解釋。
紅衣大炮本是由葡萄牙人傳進明朝的，明朝於天啟六年(1626年)開始自造；曾用於東北戰場，給後金軍隊以很大威脅[3]。後金獲得明人的技術以後，於天聰五年(1631年)正月製造出這種大炮。《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以下簡稱《太宗實錄》)卷八記載：天聰五年正月，「造紅衣大將軍炮成，鐫曰：『天祐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先是我國未備火器，造炮自此始。」卷九記載：天聰五年七月，皇太極「集諸貝勒大臣，議設統兵將帥」，決定「其隨營紅衣大將軍炮四十位[4]，及應用挽車牛騾，皆令總兵官佟養性管理」。這支炮兵部隊建立後，隨即參加大凌河戰役，大顯威風。從此漢兵的作用受到皇太極和滿洲貴族的重視。至於將舊漢兵命名為烏真超哈(漢軍)，則是天聰八年五月的事[5]。那時佟養性已死，漢軍一旗由石廷柱、馬光遠、王世選統率。
這段歷史告訴我們，天聰四年四月曹振彥擔任教官的時候，還沒有佟養性的紅衣大炮部隊，當時曹振彥也不可能掌握紅衣大炮的技術而當炮兵教官。
後金從天命五年(1620年)「序列武爵」以後，武職有總兵官、副將、參將、游擊、備御，備御之下設千總四員[6]。後金的各種文獻資料都沒有透露出當時軍隊中還設有「教官」。漢兵營的炮兵自然要訓練，但並不設專職的炮兵「教官」，這有天聰年間的兩個奏疏為證。天聰七年正月，兵部啟心郎丁文盛、趙福星因見漢兵「炮手衣食甚是不足，各養活將官又佔使不閒」，技術荒疏，特上疏建議：「今當選擇火器純熟者，升為千總名色，各炮手令他教演。」[7]同年三月，漢兵營總兵官馬光遠針對同一問題上疏。疏中說：
今蒙皇上恩典，收選新舊將官、備御及永平、大凌河炮手已有二百餘人矣，合無將各炮手著落六家喇(甲喇)善知炮火將官、備御定名管領。閒時率領演放，有事率領攻打，使兵將相親，演習慣熟，臨時不致錯亂[8]。
從這裡可以看到，當時管軍事訓練的就是將官、備御、千總，沒有另外設「教官」。
(二)
後金是滿洲貴族建立的政權．十七世紀二十年代初它的統治範圍便擴展到漢族人居住的遼河平原。隨著越來越多的漢人歸屬後金，滿洲貴族也有意識地模仿明制，採用漢人的各種稱呼。而後金的廣大漢人對於各種身份和職務更是習慣於使用漢語舊名。天命五年「序列武爵」，總兵官、副將、參將、游擊、備御、千總，完全是襲用明朝武職的名稱。皇太極設六部是「照蠻子家立的」。天聰八年，皇太極曾指出，「今我國官名，俱因漢文，從其舊號」。為了保持滿洲固有的文化特點，他下令：「嗣後我國官名及城邑名，俱當易以滿語」，「毋得仍襲漢語舊名」[9]。可是，他釐定的滿語官名沒有通行多久，又改行漢名了。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反映了後金社會「俱因漢文，從其舊號」、「襲漢語舊名」的風氣。我們看這塊碑上所有的稱謂(皇帝、皇上、王、駙馬、總鎮副參游備、千總、石匠、木匠、鐵匠、喇嘛、僧，後來補刻的除外)，都是明朝漢族地區所習用的，而且保留著它們傳統的含義。 就是稱總兵官為總鎮，也是明朝人的習慣[10]。我們在碑陰碑陽的原刻中找不到一個是後金獨有的稱呼，也找不到一個「漢語舊名」被後金賦予了新的含義，真正是地道的「因襲」。當時後金一些獨特的稱謂，如汗、貝勒、額駙，在碑上均被改成漢人習用的皇帝、皇上、王、駙馬了。
《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的「教官」，也是「因襲」的漢語舊名，又是後金的漢人們使用的，它的含義必定和漢語中傳統的含義有一致性。我國古代軍隊中並沒有「教官」這樣一個職稱。「教官者，師也」。我國歷史上向來把官學的司教人員如博士、助教、教授等稱為教官。明代國子監和府學、州學、縣學、宗學、武學的教師及掌管教務的人員，均稱教官，也稱學官。它既非文職，亦非武職，習慣上稱為教職[11]。曹振彥擔任的「教官」，應當是這種職務。
後金早在努爾哈赤統治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官辦的學校和專職教師。《滿文老檔》太祖朝卷二十四載，天命六年(1621年)七月十一日汗下達的文書：
鍾堆、博布黑、薩哈連、吳巴泰、雅興噶、闊貝、扎海、洪岱，選為這八旗的師傅的八巴克什。對在你們之下的徒弟和入學 的兒童們，能認真地教書，使之通文理，這就是功。如入學的 兒童們等不勤勉地學，不通文理，就要治罪。入學的徒弟們，如不勤勉學，你師傅向諸貝勒報告。八師傅不參與各種事。[12] 皇太極即位後，很重視教育，又進一步興辦學校，動員滿、漢子弟入學讀書。證實這一情況的材料可以舉出很多。
天聰四年二月，皇太極諭寧遠、錦州等地官員、生員及軍民的文書中說：
我國先年殺折之事朕不敢言，亦不忍言，惟冀天下共諒
之。今日養民興學各項事體，爾等必定聞知。
天聰五年閏十一月，皇太極對諸貝勒大臣說：
朕令諸貝勒大臣子弟讀書，所以使之習於學問，講明義理，忠君親上，實有賴焉。聞諸貝勒大臣，有溺愛子弟不令就學者，……自今凡子弟十五歲以下、八歲以上者，俱令
讀書。[14]
天聰六年正月，張弘謨等人的奏疏中頌揚皇太極的「種種政績」，第一條就是「令子弟入學讀書」[15]。同月，胡貢明的奏疏也講「皇上諭金、漢之人都要讀書，誠大有為之作用也」[16]。天聰七年十二月扈應元條陳七事奏中有云：「我皇上思用文臣，所以半學校，考賢才。」[17]天聰七年七月，劉學成上疏要求舉行童試：
目今我國興學優養秀才，真明主崇儒重道之盛典，但有先年來遇考生童，曾奉敕諭仍要考取，至今未行，此時有關西並海南新來生童，尤當考選一場，收學肄業，作養待用。仍照先金設科舉人，令秀才學習射箭，講讀律令，以備科舉之選。[18]
這說明當時的秀才(從明朝政權下俘獲的或投誠的)已經收歸學校教養。這樣的學校在性質上便近似明朝的府學、州學、縣學了。
後金的學校是仿照明朝的學校設立的，生童、生員(秀才)的稱呼一仍舊貫，對學校師長的稱謂自然也因襲舊俗。天聰九年，有人彈劾劉學成「逞私欺君」，為「名教中之罪人」。疏中說：「學官原為教人正道、輔佐朝綱而設。」[19]這個「學官」顯然是指當時官學的司教人員，即教師以及掌管學務的人。既有「學官」的稱呼，與「學官」異名同實、並行於世的「教官」，也必為人們(特別是漢人)所熟知。《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留名的漢人不會不熟悉「教官」的稱呼，他們把官學的司教人員稱為「教官」是理所當然的事。如果把別的什麼職務稱為「教官」，那倒是社會上通不過的。
《太宗實錄》卷十一記天聰六年元旦朝賀，滿、漢、蒙官員之後，「次教職、雜職等官，各行朝賀禮」。這象明朝一樣，於文武職官之外，把官學的司教人員和官府的佐貳小吏稱為教職、雜職。「教職、雜職」並稱，肯定是指這兩類人員。在《太宗實錄》裡，文官武官常稱為「文武職官」，「教職」之「官」不就是「教官」嗎?天聰年間宮學司教人員可稱作「教官」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順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李若琳條奏籌辦太學事宜，首條為「教官之選補宜速」。李又建議：
滿洲八旗地方各覓空房一所，立為書院，將國學二廳六堂教官分教八旗子弟。各旗下仍設學長四人，俱就各旗書院居住，朝夕誨迪。[20]
隨後議准實行。一個稱呼不會突如其來。這樣使用「教官」一詞，當然意味著朝廷裡悉它的含義，而且對它的理解沒有歧義。這時候，福臨進入北京才兩個月，如果說清廷的人入關前對「教官」有另一種用法，或者說他們另有某種武職叫「教官」，那是說不過去的。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他們早就這樣理解和使用「教官」這個名稱。在李苦琳的奏章中，還透露出八旗內原來設有「學長」，大概是宮學的管理人員。這使我們進一步瞭解了清人入關前的學校教育情況。
以上我們羅列材料，說明後金有官辦的學校和專門的「教職」之「官」。根據各方面的情況推斷，《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的「教官」是官學的職務，不可能指別的某種職務。
碑陰題名中，教官排列在將官、游備之後，千總之前，乍看起來，好像是備御與千總之間的一個武職；其實稍加推敲，就看出是另一回事。這個題名，末尾的四名千總和幾名匠人當是參加施工的人員，前面「總鎮副參游備等官」和「教官」兩組六十多人都是「捨金資助做功德」的[21]。教官不是施工人員，所以在千總、匠人之前；社會地位不高，所以在將官、游備之後。「教官」排列在這個位置並不表示他和備御、千總有上下級關係，正像排在更前面的喇嘛門徒、僧眾不是總鎮、副將的上級一樣。「教官』獨立於「總鎮副參游備等官」之外，另成一組，恰恰表明了這個職務不屬於武官之列。如果也是一個武官，「等官」就應該「等」進去，不會放在「官」之外。前面提到的天聰六年元旦朝賀班序，在「旗官」、「漢宮」、「新降各官」之後，另有一班「教職、雜職等官」，也不把「教職」之「官」算在文武官員之內，這和碑上的排法是一個意思。
天聰年間的教官，基本上是從秀才中選拔的。天聰六年正月，李伯龍劾寧完我(文館成員，《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上有名)「巧於牢籠，上本求考校教書秀才，復謬稱聖意，對人揚言曰：「皇上委我一大苦差。』實欲士眾之附己也」[22]。天聰七年四月黃昌、於躍龍的奏章開頭自署：「正廂二黃旗教書秀才黃昌、於躍龍奏」[23]。「教書秀才」成為俗稱，反映出當時教書的多是秀才。天聰六年胡貢明的奏疏也提供了這個情況。疏中說：
有好師傅方教得出好子弟，當將一國秀才及新舊有才而不曾作秀才的人，敕命一二有才學的不拘新舊之官從公嚴考，取其有才學可為子弟訓導的，更查其德行可為子弟樣子的，置 教官學。[24]
我們知道，曹振彥在順治年間歷任山西平陽府吉州知州、大同府知府和兩浙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山西通志》、《大同府志》、《浙江通志》、《兩浙鹽法志》記載曹振彥的官職時，提到他是「貢士」、「生員」。從曹振彥以後的經歷看(天聰八年他已積有一個半前程，相當於正四品)，天聰四年前後，他至少有了秀才的資格，具有擔任教職的條件。
後金在努爾哈赤時代，肆意屠戮漢族知識分子，認為「種種可惡，皆在此輩」。皇太極即位以後，注意籠絡讀書人，優待讀書人，「陣獲官(員)生(員)，悉蒙給以莊田人畜」[25]。已經淪為包衣的，經過「兩三次考試，將少通文義者，即拔為儒生」[26]。天聰三年，初試生員，諭令「諸貝勒府以下，及滿、漢、蒙古家，所有生員，俱令考試」。考試結果，「分別優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貝勒等包衣下及滿洲、蒙古家為奴者，盡皆拔出」[27]。曹振彥父親是包衣，他本人自然也是包衣。他很可能是通過天聰三年的考試由包衣拔出當教官的。
(三)
《太宗實錄》卷十八載：天聰八年四月辛酉，「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屬下旗鼓牛錄章京曹振彥，因有功，加半個前程。」曹振彥擔任的「旗鼓牛錄章京」是個什麼性質的職務呢?馮其庸同志根據《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和《聽雨叢談》的材料，指出旗鼓人的基本身分是「包衣」。可是，他又說「旗鼓人」「是指專門從事作戰的戰鬥隊」，旗鼓牛錄章京「率領三百人的部隊」。並且由此進一步推論：「曹家確是以軍功起家的。」[28]他把「教官」解釋為武職，也聯繫到這一點。我覺得馮其庸同志的意見還可以討論。
大家知道，八旗的基層組織是牛錄，管牛錄的官叫牛錄章京(天聰八年四月辛酉，即曹振彥加半個前程的那天，改「備御」和「牛錄額真」為「牛錄章京」；順治十七年以後稱「佐領」)。「旗鼓牛錄章京」在「牛錄章京」上冠以「旗鼓」，應當與普通的牛錄章京有所不同。《聽雨叢談》關於後世的旗鼓佐領有這樣的解釋：
內務府三旗，分佐領、管領。其管領下人，是我朝發祥之初家臣；佐領下人是當時所置兵弁。……
內三旗佐領下，有滿洲，有旗鼓，無蒙古、漢軍。其滿洲與八旗源派相同。旗鼓多系左近長白山遼、金舊部(所)有漢姓之人，蓋久家朔方者也，在內務府仕進與滿洲同，今考試歸於漢軍，按《滿洲姓氏通譜》內謂之「滿洲旗分內漢姓人」。(括號裡字為引者臆補)
馮其庸：同志根據「是當時所置兵弁」一語，作出了旗鼓人是「專門從事作戰的戰鬥隊」的論斷。其實，《聽雨叢談》這句話相當含混，況且它是咸豐末年的著作，離皇太極時代兩百多年，用以說明旗鼓牛錄章京，是不可靠的。最近，我找到幾條史料，似能比較清楚地說明「旗鼓」的問題。
首先要說明，皇太極時代單用「旗鼓」一詞，可以是指一種職務。《太宗實錄》卷二十四載，天聰九年七月「分別管理漢人官員，以各堡生聚多寡黜陟之」。其中有：
馬如龍死，金海塞接管壯丁，減二百八十七名，罰銀百兩，革去旗鼓，永與本貝勒為奴。
這個被革去的「旗鼓」，當然是一種職務。《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陰左側補刻的名單中，有一個「楊旗鼓」，置於「柯參將」之下、「副將佟一朋」之旁，應當也是職務名。像這樣的「旗鼓」，可能就是「旗鼓牛錄章京」(或相當於這個稱呼的其它稱謂)。至少也可以說，「旗鼓牛錄章京」屬於「旗鼓」一類的職務。
天聰六年九月，胡貢明上疏建議改變後金「有人必八家(指八固山貞勒)分養之」體制(實為要求加強中央集權化)。他在疏中說：
今有人而名之曰官，可見是朝廷之人，所做朝廷之事，猶夫皇上之馬也；分養各家，不過就其地土，藉其看管；若夫養活恩典，決當出自朝廷，原不可全責之貝勒者；今且全責之矣。假若旗鼓也，莊頭也，巧匠等人也，猶夫貝勒之馬也，此原有功於貝勒，貝勒原該養活，而且樂於養(活)。若此官人又不替貝勒做些勾當，白白養著，業已難為貝勒矣。……所以有遇貝勒能 體皇上之心而樂於養人者，或無衣食之愁；有遇貝勒不能體皇上之心而不樂於養人者則不兔饑寒之苦矣。……此無他，不過以為國之人非家之人。謀家之心非謀國之心也。[29]
這裡將一般官員視為「國之人」；旗鼓、莊頭(在貴族莊屯上管理奴 隸和農奴的頭目)、匠人相提並論，視為「家之人」；正表明「旗鼓」是 供貴族私人役使的人，與管理旗員(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各級官吏 (包括牛錄章京)不同。
《清太宗實錄稿本》卷十四載，天聰十年(崇德元年)皇太極稱大清皇帝以後議定的會典有一條：
皇帝旗鼓，合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旗鼓，俱更定其名，今後俱不許呼旗鼓。駕下旗鼓，滿洲叫凡擔章京，漢人叫旗手衛指揮。親王、郡王、多羅貝勒旗鼓，滿洲叫擺塔大，漢人叫長史。
同卷又載五月初三諭令：
是日，皇帝敕定駕下旗鼓及王、貝勒旗鼓，今後俱不許稱旗鼓。駕下旗鼓，滿洲稱凡擔章京，漢人稱旗手衛指揮。王、貝勒旗鼓，滿洲稱擺塔大，漢人稱長史。降旨於禮部，令曉諭眾知。[30]
這又是模仿明制。後來八旗系統內「旗鼓」的稱號並沒有消失，而旗手衛、長史的設置則成為有清一代的制度。我們從這次改名中 可以瞭解到「旗鼓」的性質。明朝的旗手衛指揮，是皇帝身邊的侍從和護衛，「掌大駕金鼓、旗纛，帥力士隨駕宿衛」[31]。清朝的旗手衛屬鑾輿衛，「掌金鉦、鼓角、饒歌大樂，兼午門司鐘，神武門鐘鼓樓直 更」[32]。明朝的王府長史，「掌王府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率府僚各供乃事，而總其庶務焉」[33]，是王府的管家。清朝王府長史， 職責與明朝同。《紅樓夢》第三十三回，忠順親王府派到賈家索取 琪官的，就是長史[34]。「旗鼓」既然可以更名為「長史」和「旗手衛指 揮」，說明是屬於侍從、護衛、管家一類的職務，是皇帝和貴族私用的僕役。這和抄本《八旗掌故》的說法是一致的。《八旗掌故》裡面說：
滿洲八旗包衣參領下分轄各佐領，……下又有管領、分管、管轄各名目，其佐領或稱「旗鼓佐領」，…… 旗鼓佐領下人，多系國初民人投充，如見在大糧莊頭、園失之類。[35]
就是《聽雨叢談》，在說過「是當時所置兵弁」之後，又說：
鼎業日盛，滿洲、蒙古等部落歸服漸多。於天命元年前二載，遂增設外八旗佐領；而內務府佐領下人，亦與管領下人同為家臣。
在八旗體制下，有所謂外牛錄與內牛錄。外牛錄是具有自由民身份的旗員的組織。內牛錄是包衣奴僕的組織。顯然，旗鼓牛錄章京是包衣牛錄的頭目，所以後世旗鼓佐領也可以稱為包衣佐領。八旗的外牛錄和內牛錄，界限是很嚴格的。天聰四年編審壯丁時，皇太極特地告誡不許把外牛錄的人員非法編入內牛錄：
凡諸貝勒包衣牛錄，或系置買人口，及新成丁者，准予增入。毋得以在外牛錄下人入之。如丙寅年九月初一日以後，有將在外牛錄下人編入者，退還原牛錄。[36]
他也禁止用包衣奴僕代服兵役：
有舊披甲人(旗兵)詐稱年老，令家奴代披，……罪之。[37]
包衣奴僕沒有當旗兵的資格。他們雖然可能跟隨主子上戰場，但「非應役之人」，其基本任務是從事生產和家務勞動，當侍從和護衛，決不是「專門從事作戰的戰鬥隊」或「部隊」。只有外牛錄的成員才有服兵役的義務和權利，旗兵才是「專門從事作戰的戰鬥隊」。朝鮮人李民？？的《建州聞見錄》寫道：
自奴酋及諸子下至卒胡， 皆有奴婢(互相買賣)、農莊(將胡則多至五十餘所)。奴婢耕作輸其主；軍卒則但礪刀劍，無事於農畝者。
崇德二年，皇太極曾經表白：
朕侍衛四十員乃太祖在時免役者，或叔伯兄弟之子，或蒙古貝子之子，或官員之子，或朕包衣之子,皆非應役之人。其應役者，並未選及也。[38]
直到雍正年間，胤禛還在重申旗分佐領和包衣佐領的職分，禁止諸王把旗分人員當包衣使用[39]。包衣牛錄和普通牛錄是不能混為一談的。
就現有材料來看，曹振彥沒有做過作戰部隊的軍官。他出身包衣，擔任旗鼓牛錄章京是充當包衣的頭目。曹家的發跡即憑借包衣頭目與皇室的特殊關係。振彥的子孫世代供職內務府，赫赫揚揚，也仍然是包衣頭目的角色。偉大的文學家、藝術家曹雪芹就是誕生在這樣一個既卑賤又顯貴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