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墓石」辨偽
通縣張家灣發現的所謂「曹雪芹墓石」，我以為不是真的。
這樣說，不是因為七十年代以來，有關曹雪芹的「假冒偽劣」的東西太多，也不是因為「墓石」的提供者李景柱以前說了許多假話，使一些人大上其當（見1992年9月26日《北京日報》週末版載《〈曹雪芹的足跡〉攝制組成員談李景柱》一文中有嚴寬、侯剛、張耀龍等同志所述）；更不是我有特別本領能鑒定出鑿在一塊石頭上的那幾個毫無筆意的字有多少年了。我不信其為真，只是因為它不符合我已經知道了的事實。
一、曹雪芹死於「壬午除夕」一年之後
曹雪芹的卒年有三說，正確的只能有一說，我以為從胡適開始考證《紅樓夢》到今天，經過70餘年的研究爭論，是非已可判斷。當然，要紅學界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一致的看法，並不容易；否則，「墓石」的真假，在我看來不但無需討論，且其出現的面目也許都會不同。現在，且說說這三說各自的依據，以及哪一說我認為是真正能站得住腳的。
（一）壬午說，即認為曹雪芹死於「壬午除夕」。壬午指乾隆二十七年，其除夕為公歷1763年2月12日。最早提出此說的是胡適，但胡適主張此說之前，先有另外二說，共三個階段：1.從「敦誠兄弟與曹雪芹往來」的一些很不完備的材料，「斷定曹雪芹死於乾隆三十年左右（約1765）」（見其《〈紅樓夢〉考證》，1921年）。2.後又見敦誠未刻的《挽曹雪芹》詩，題下註明「甲申」，因修正其前說曰：「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我在《考證》說他死在乾隆三十年左右，只差了一年。」（見其《跋〈紅樓夢考證〉》，1922年） 3. 又過五六年後，他見到了殘存十六回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據書中「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的脂批，再次修正前說，謂前所考定「與此本所記，相差一年餘。雪芹死於壬午除夕，次日即是癸未，次年才是甲申。敦誠的輓詩作於一年以後，故編在甲申年，怪不得詩中有『絮酒生芻上舊垌』的話了。現在應依脂本，定雪芹死於壬午除夕」（見其《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1928年）。其後，俞平伯等主此說。
（二）癸未說，即認為曹雪芹應死於下一年——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的除夕，公歷為1764年2月1日。周汝昌首先提出此說，時間在1947年。因為他從敦氏兄弟的詩文中發現壬午的下一年癸未曹雪芹還活著的許多證據，再證以敦誠的輓詩寫在又下一年甲申的開春，所以認定脂批「壬午除夕」四字是「誤記干支」，但「除夕」不誤，因為「一個人在大年除夕逝世，這樣一個日子不會記錯」（見其《紅樓夢新證》）。次年，胡適致周君函發表，稱「先生推測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大概沒有大疑問了」。（胡適再次修正了自己的看法。這不能責備他沒有主見，隨意改變初衷；科學總是要發展的，不會一成不變。我倒很欽佩他不固執己見，能接受新說，修正錯誤的治學態度和勇氣。）五十年代，周總理曾作指示，希望學術界盡可能就曹雪芹卒年取得一致意見，究竟是1763年2月還是1764年2月，以便開展對這位偉大作家的紀念活動。於是有關報刊上開展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規模的關於曹雪芹卒年的大辯論。從當時參與辯論的陣容看，壬午說與癸未說兩派勢均力敵；以文章對讀者的說服力和影響看，癸未派佔了上風，但也未能說服壬午派。結果只好折中兩派的主張（取其中間時間），把紀念曹雪芹逝世200週年的活動，暫定在1963年10月。
癸未說之所以能使首創壬午說的胡適相信，能在論爭中佔上風，全在於其論證曹雪芹不可能死於「壬午除夕」佔了理。癸未派攻擊壬午說，我認為是非常有力的，因為他們掌握了癸未年曹雪芹還活著的難以否定的證據。破壬午說，也等於破了鑿有「壬午」字樣的石頭是出土的真墓石的說法，所以想要多說上幾句。至於癸未說本身也有根本性的弱點，後面也將談到。
曹雪芹絕不可能死於「壬午除夕」的理由，最重要的我想有三點：
1. 敦誠寫的是輓詩，非平時任何時候都能寫的憑弔詩，這無論從情理或慣例上說，都只能寫在曹雪芹死後不久，豈有相隔一年以上再寫輓詩之理？何況詩中明明白白說「曉風昨日拂銘旌」。銘旌，又可稱「哀旌」、「明旌」或「旌銘」，是殯禮中豎於靈柩前的旌帛（「墓石」提供者描述發掘時，雪芹遺骸為無棺裸葬情況，純屬無稽）。「昨日」不一定是狹義的昨天，可以是幾天之前，但不可能早到一年以前，若死於壬午年除夕，當葬於癸未初，有什麼必要將遺體或棺木停放了一年多，到甲申初正值冰封土凍之時再殯葬呢？何況，清代的規矩是禁止死者隔年葬的。把輓詩「絮酒生芻上舊」的「舊」解說成「舊墳」也不對。，是郊野的意思，不作墳墓解。「舊」，意即郊野那個老地方。
2. 甲申春初寫的輓詩，註明「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這「前數月」不是癸未年的秋冬間嗎？因為兒子夭折而「感傷成疾」的，只可能是活著的曹雪芹吧？若他早已死了，敦誠的詩注不是應改成「前數月，伊子因苦念亡父，感傷成疾而殤」了嗎？——這當然只能是笑話。
3. 癸未仲春末，敦敏曾有《小詩代簡寄曹雪芹》，約他於「上巳（農曆三月初三）前三日」來自己家的槐園吃酒賞春，因為三月初一是敦誠的三十歲生日。詩曰：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
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
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
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如果雪芹死於「壬午除夕」，敦敏當然不會在他死後又寫詩相約，這又成了破壬午說的硬證，於是壬午派只好說，詩可能編錯了年份。但此詩是不可能編錯年的，因為把它編在癸未年的是敦誠，《懋齋詩鈔》上所注「癸未」二字的筆跡，我核對過，也是敦誠寫的。一個寫輓詩的好友，怎麼可能把約雪芹來過自己生日的詩錯編在他死後呢？
認為錯編者的具體說法也不能成立。如美國趙岡懷疑此詩原是庚辰年作的，被貼改成癸未（見其《紅樓夢新探》）。且不說《懋齋詩鈔》中編入癸未年占三單頁的前四首詩（小詩代簡為其第四首），首首相連，其間並無貼改痕跡；只論事歷，便知此詩不可能作於庚辰。因為這一年秋天敦敏寫過一首詩，題目開頭就是「芹圃曹君別來已一載余矣。……」可知從己卯春夏到庚辰秋，是雪芹離別京師諸友（一般認為他大概南下，趁此重遊秦淮舊地去了）「一載余」期間，怎麼可能在這中間去約他來賞春呢？俞平伯則曰：「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詩錯編在這裡呢？」（見其《曹雪芹的卒年》）為此，曾次亮作了最有力的論證，他查考了當時的「時憲歷」，知此詩只有在癸未年作才與所寫情景符合。他說：「癸未年春季的交節比壬午年早十八天。假定敦敏寫此詩是在壬午二月二十五日（當陽曆3月20日），則該日剛交春分。假定是在癸未年二月二十五日（當陽曆4月8日），則該日為清明後三日。前者方在春寒料峭，有時冰雪還未盡融化；後者也不定已到落花時節，但杏花可能已經盛開，賞春是相當適宜的。由此可證敦敏寫此詩的年份是癸未而不是壬午。」（見其《曹雪芹卒年問題的商討》）
壬午說確是站不住，但癸未說也只對一半，它只能破而不能立，它在立論時解說脂批「壬午除夕」四字，以為是「癸未除夕」的誤記，這就不憑證據而只憑揣測了，也缺少說服力，所以俞平伯反駁周汝昌說：「周君對於脂評雖不信其『壬午』，卻信其『除夕』，不知信了『除夕』，即不能不同時信這『壬午』。雪芹死在癸未除夕是斷不可通的。」再說，別人記錯干支或者還有可能，像脂硯、畸笏等批書人與雪芹關係如此密切，且又對「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如此傷感，加批時間又不會距雪芹逝世太遠，怎麼可能會記錯年份呢？這確是「斷不可通」的。癸未說也沒有能最終站住腳，就在於此。
（三）甲申說。雪芹卒於甲申年，雖是胡適1922年最早說過的，但他僅據敦誠輓詩詩題後所注「甲申」字樣判斷，後來因見甲戌本批語便放棄了。八十年代初再次提出曹雪芹卒於甲申年（1764年2月2日為陰曆正月初一）的是香港梅挺秀。他的《曹雪芹卒年新考》對甲戌本該脂批作了新的解說，解決了脂批所述（其實是出於誤解）與現存史料之間的矛盾，因而是一個極重要的發現，應視為與胡適無關的新說。此說得徐恭時等贊同，因其言之成理，已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現試雜愚見略加申述。
甲戌本的底本文字是現存諸本中最早的。但甲戌本過錄較遲，它把後十幾年中續加的一些脂批，多數經刪除署名、年月後，也同時過錄了。開頭幾回的批語特別多，因地位擁擠而又常常出現將兩條應分開的批語連抄在一起的錯誤。如第一回甄士隱「親斟一斗為賀」句旁有夾批云：「這個『斗』字莫作『升斗』之『斗』看。可笑。」其實，「可笑」二字是另一個人不同意批語前面這句話的說法而加的批語，應分開而沒有分開。又如第二回「後一帶花園子裡」的夾批：「『後』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墮淚故不敢用『西』字。」很顯然，這句也應分成兩條，是後批者在回答前批者。我們要討論的那條提到雪芹逝世的脂批，也屬此類情況，只是過錄者把該分的連在一起而反把該連在一起的給分開了。現以愚見校讀其文如下：
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
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奈不遇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唯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申八月淚筆。
前一條是批作者題詩「誰解其中味」的，聯繫其「一把辛酸淚」語來回答。意思說，能解者怕不多吧，只有像作者那樣歷盡辛酸、又能流著淚把這一番經歷寫成書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的解味。語言是機智的，感情比較平靜。後一條批語則完全是痛悼雪芹、脂硯的相繼去世，終使此奇書成了殘編，又不能再起作者於地下而問個究竟，遂生「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以彌補此大憾恨的幻想，情緒是十分激動的，從「淚筆」二字亦可見。二批語絕不應相混。
兩條批語都是畸笏叟加的，只是批的時間不同。他署年月的後期批語甚多，尤其是壬午、丁亥兩年。從壬午之批看，署為「壬午春」、「壬午季春」、「壬午孟夏」、「壬午孟夏雨窗」、「壬午九月」、「壬午重陽」等等，不計這條「壬午除夕」在內，已多至42條，且形式上短短一句話即署年月或名號的也不少。如「數字道盡聲勢。——壬午春，畸笏老人」，「實表姦淫尼庵之事如此。——壬午季春」，等等。所以沒有理由不認為「壬午除夕」也像「壬午重陽」之類那樣是批語所署的年月。
反之，若連下作「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把「壬午除夕」當作這一句的時間狀語，推敲起來，便存在著一些問題：1. 整個句式就與今人寫白話文喜歡用較多的狀語、定語的習慣一樣了，而古文一般不如此行文。2. 更主要的是時間狀語加不加在開頭，所表達的意思很不一樣。沒有這個狀語，是此書尚未成完璧，雪芹就逝世了的意思。「淚盡」是泛說其一生辛酸之事多。這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倘有這個狀語，則是連上說雪芹是一直在用辛酸之淚寫此書，寫到壬午除夕那天，還沒有將此書寫完，他就死了。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雪芹死前數月，因喪子感傷成疾，不能寫書，自不待言。自甲戌（1754）之前，他寫完此書（寶玉出家回叫《懸崖撒手》、末回是《警幻情榜》），將書稿交脂硯等人抄閱加批後，因有五、六稿在譽清時被借閱者遺失而無法抄出後半部，此後就一直懷著懊喪和僥倖之心在等待找回失稿而沒有及時去重寫和補全那些殘缺部分，致使造成如此重大的遺憾。甲戌重評後的諸本，雖有許多個別文字上的差異，但均非經作者之手修改的，這只要看諸本因漏抄了甲戌底本上第一回四百二十餘字，使原來石頭羨慕塵世榮華、苦求二仙攜帶他下凡的情節，變成僧道主動要帶石頭下凡而居然沒有發現有什麼問題，這就足可證明作者自己根本沒有再審改過已寫成的書稿。因為，說他死前一直在寫書是不符合實際的。3. 甲戌本脂批一般是刪署名、年月的。但偶爾也有未刪的，如第十三回有松齋、梅溪二名，或因其非主持批書的脂硯、畸笏自己而予以保留的。署年月的有第一回的一條夾批，留著「丁亥春」字樣，我以為與「壬午除夕」一樣，是屬於漏刪的。此外，僅有的一條可認為是有意保留的，那就是此條末了的「甲申八月淚筆」，因為這年月有著紀念意義：甲申初雪芹逝世，幾個月後（八月之前）脂硯又相繼死去，畸笏批語說的正是此二事，故用「淚筆」這兩個不輕易下的字。甲戌本此條除過錄中分合有誤外，也有錯字，如「癩」訛作「獺」、「幸」訛作「本」；其所署「甲午八日」正是「甲申八月」的訛寫，當從靖藏本中有「夕葵書屋石頭記卷一」字樣的另紙所錄此批的文字校正。證之以靖藏本第二十二回的一條畸笏批語，時間上完全合榫：「前批知者寥寥，不數年，芹溪、脂硯、杏齋諸子皆相繼別去，今丁亥夏，只剩朽物一枚，寧不痛殺！」與《紅樓夢》關係最密切的四人——一個作者和三個主要合作者，到甲申八月時，已只剩下畸笏、杏齋二人；再三年，到丁亥夏，連杏齋也已去世，「只剩朽物一枚」了。可見，甲戌這條脂批既已標明「甲申」是傷悼「一芹一脂」之年，當然「壬午除夕」四字更不可能是用來記雪芹「淚盡而逝」的時間狀語了。
總之，種種事實都證明曹雪芹癸未年還活著，他不可能死於壬午除夕，而是死在壬午除夕的一年之後，即甲申年初。「墓石」之偽造欺世者，因只摸了一下紅學皮毛，聞有壬午之說，而不知其他，遂鑿上「壬午」二字以附會之，殊不知恰好是這二字使他露出了作偽的馬腳。
二、曹雪芹死前沒有離開過西郊的居處
「墓石」在張家灣出現後，人們有種種揣測。特別是那塊既非墓碑又不像墓誌銘的石頭是如此之不像樣和不合乎常規，於是想像曹雪芹大概最後已窮極潦倒，迫於生計，不得不移居張家灣，投靠那裡的什麼親友；或者說因為借貸甚多，年關將近，為避催討，只好跑到張家灣去躲債，結果貧病交加，猝死在那裡，等等。但這些情況，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曹雪芹晚年從北京城內移居西郊，確切的時間雖還沒有考出，但估計他在西郊住了大約十年左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
敦誠在喜峰口替他父親瑚做松亭關徵稅的差使，寫《寄懷曹雪芹》詩時，雪芹早搬到那裡住了。因而詩中有「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指雪芹居處）松亭樽（指自己所在）」之語，又有「於今環堵蓬蒿屯」、「不如著書黃葉村」等句。此後，直到雪芹逝世，敦氏兄弟、張宜泉等一些朋友，始終和他保持著詩酒交往。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到次年：雪芹離別在京諸友後，張宜泉作《懷曹芹溪》詩，有「似歷三秋闊，同君一別時。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等語。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秋：敦敏作長句記「別來已一載余」的雪芹回京後，在明琳的養石軒相遇呼酒話舊事。後又寫了《題芹圃畫石》詩。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敦敏、敦誠贈雪芹及親自去西郊拜訪他的詩，現存就有三首。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即「墓石」上所鑿的卒年）雪芹在敦誠家西園興高采烈地看其「小部梨園」演出敦誠改編的《琵琶行傳奇》，還寫了一首七律作題跋，現存「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一聯。又張宜泉《題芹溪居士》詩，據吳恩裕考，也作於是年三月。又在壬午年的一個「朝寒襲」的深秋早晨若雪芹果死於當年除夕，則此時正該是「伊子殤，因感傷成疾」的時候，敦誠「遇雪芹於槐園」，作《佩刀質酒歌》，述得酒後「雪芹歡甚」情景，有「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等句。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仲春：敦敏作《小詩代簡寄曹雪芹》，邀其前來賞春飲酒。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年）初春：敦敏作《挽曹雪芹》詩。同年或次年春夏間，張宜泉作《傷芹溪居士》詩。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暮春：敦敏作《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詩。
總之，曹雪芹最後六七年的生活軌跡，在他友人的詩文中，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的。
雪芹西郊居處，是一個近山傍水、叢林曲徑、極幽僻優美的山村。其友人寫到它的詩句，除稱「黃葉村」外，尚有「滿徑蓬蒿老不華」、「日望西山餐暮霞」、「碧水青山曲徑遐，薜蘿門巷足煙霞」、「野浦凍雲深，柴扉晚煙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等等，可知與張家灣一帶一片平曠的地勢環境截然不同。而這些環境描寫又前後始終一致，其中多數詩句還是在辛巳、壬午年（若按「墓石」所刻，該是最後兩年）寫的，根本沒有絲毫遷徙到北京以東的通州去居住的跡象。倒是張宜泉《傷芹溪居士》詩也可證明曹雪芹死前並沒有離開過西山。大概張宜泉聞噩耗比敦誠兄弟要遲，沒有趕得上在行殯葬之禮時寫一首輓詩，但他平時與雪芹倒有「一別三秋」的深厚情誼，故於春夏之間特地再去西郊雪芹故居看看，或者也借此探望慰問亡友的家屬（寡妻）。只見門前池草曉露，室內琴囊劍匣，物是人非，觸景傷心。詩云：
謝草池邊曉露香，懷人不見淚成行。
北風圖冷魂難返，白雪歌殘夢正長。
琴裹壞囊聲漠漠，劍橫破匣影。
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
末聯謂我再訪其家，已是「空山不見人」了。藏修地，語出《禮記·學記》：「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指雪芹生前專心讀書寫作的地方，亦即其居處。結句是西山夕照景象，則雪芹最後病死在西山原來的居處還有什麼疑問呢？
或許有人會說，曹雪芹雖沒有遷居，但迫於生計，為什麼不可能因借貸、躲債或別的什麼不得不辦的事而在除夕前臨時到通州張家灣呢？我想，我們是否把曹雪芹的貧困想像得過於嚴重了。他的生活確實不可能寬裕，敦誠是說過他「舉家食粥酒常賒」，但理解詩也不能太實了。「舉家食粥」語出顏真卿著名的《乞米帖》，東坡還用此典寫詩說晁補上：「晁子拙生事，舉家聞食粥。」「酒常賒」，眾所周知是用老杜「酒債尋常行處有」詩意。總之，不能以為都是實寫。雪芹是尋學旁收、多才多藝的，豈能連養家餬口都成了問題！他生性高傲，「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所以才寧願「賣畫錢來付酒家」、「步兵白眼向人斜」，過著閒雲野鶴般的不依傍他人的自由生活。他有不少宗室和非宗室的朋友，他們雖然也未必富裕，但解佩刀以質酒，「司業青錢留客醉」，看來在急難時也樂意向他援手的，所以很難想像他最後生活上會落到走投無路、非在近大年夜時離家涉遠不可的地步。至於猝死無棺木收殮而裸葬，墓石竟沒有人書寫（卻又知其名諱），只憑無鐫刻經驗的人的一把鑿子，這就更難令人置信了。
但上述理由都遠不及其「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更重要，也就是說，彼時即使雪芹想要出門也已出不去了。或以為雪芹數月前得病，至年底前已癒，故可以離家去往通州；又因其病後之軀，未復強健，故不耐風寒勞頓，以至有此不測。其實，這些想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雪芹僅僅是生了一場病，不管他病得多凶、多久，最終還是好了，那就不能說他死於這場病，敦誠也就不會在輓詩中特地加注說「因感傷成疾」，加此注的意思是明白無誤的：他告訴大家雪芹是因此而一病不起的。決不存在著痊癒的可能。這有敦誠輓詩初稿的兩句話可證：「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敦誠感到雪芹過去對自己一直情誼很深，這次他病了，自己卻照顧得太少，沒有積極地去想辦法找一位名醫來將他的病及早治好，所以覺得很對不起好友，心裡深深地內疚。可知雪芹自癸未秋冬間惟一的愛子殤於痘症後，便感傷成疾，數月來，一直委頓苟延於病榻之上，一病無醫，終於在甲申初「淚盡而逝」了。
至今並沒有發現張家灣是曹家祖塋所在的任何證據。雪芹死後，再遠遠地送到那裡去埋葬也是沒有理由的。若說那裡有曹家祖墳在而尚未發現的可能，雪芹又有歸葬祖塋的必要，特別是他家屬也有運送其靈柩繞城北而東行的經濟能力，那麼，殯葬前在京的諸親友又豈能不告知，何至於草率得如同就地掩埋戰骨餓殍？這也是絕對說不通的。
三、曹雪芹死後葬於西郊
曹雪芹既歿於西郊，即使將來能考出通州有曹家墓地，雪芹身後蕭條，也必然無力歸葬。故伴其亡兒孤魂同葬於西郊故壟該是情理中事。敦誠輓詩有「鹿車荷鍤葬劉伶」句，其用意除說雪芹生前好飲外，實兼喻其不拘禮俗的灑脫人生態度，恰似劉伶對人說的「死便埋我」。這也可視作雪芹死後就地葬於西郊的一個旁證。
有一首吳恩裕幾次提到過的敦敏詩，被收入《熙朝雅頌集》而未見於《懋齋詩鈔》殘本，吳恩裕認為詩是寫曹雪芹的，我信。題目為《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詩云：
秋色招人上古墩，西風瑟瑟敞平原。
遙山千疊白雲徑，清磬一聲黃葉村。
野水漁航聞弄笛，竹籬茅肆坐開樽。
小園忍淚重回首，斜日荒煙冷墓門。
這首詩寫的時間比較晚，當是雪芹死後若干年，《懋齋詩鈔》只到雪芹去世的次年，即寫《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詩的乙酉年（1765）為止，以後的詩都缺失了，所以見不到這首詩，它是靠選入《熙朝雅頌集》中才得以保存下來的。詩題沒有寫明「所吊」是誰，我想，這只是因為在此之前，已經有在河岸「兼吊雪芹」的詩了，為避免用語雷同而不提名的；再說，在作詩人及其友好看來，提不提名都一樣明顯，住在「寂寞西郊人到罕」的山村裡的故友，除了曹雪芹還能有誰呢？你就翻遍敦敏、敦誠的集子也絕找不出第二個人來。倘或是一般熟人，也可能因為敦敏跟雪芹多年交往的關係而在西郊再結識幾個，但那樣的人的存歿，就未必會反映在詩作裡了，當然更不會懷著「忍淚重回首」的深情悲感去相吊了。吳恩裕注意到此詩「就環境說，遙山、清磬（蔡按：雪芹居處附近有寺庵）、野水、山村、茅肆、小園，都是在敦氏兄弟贈雪芹諸詩中可征的特點」，這是不錯的；還可以補充那裡有一條遐遠的曲徑。我想，此詩中不但「黃葉村」之名是有意識用的，連它寫到聞笛和末句「斜日荒煙冷墓門」的淒涼景象，也像是有意在與以前敦誠輓詩中「山陽殘笛不堪聞」、「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等語暗合。所以我一點也不懷疑這首詩正是憑弔曹雪芹的。
但也有人對此懷疑，認為此詩中「兼有所吊」的對象可能不是曹雪芹。理由是《熙朝雅頌集》中還收有敦敏的另一首《贈曹雪芹》詩（《懋齋詩鈔》中有，原題作《贈芹圃》），但編在此詩之後，因而揣測二詩在原來未殘缺的《懋齋詩鈔》中（按時間排列）其先後順序也是如此；既然吊詩在先，贈詩在後，則所吊者必另有其人了。這懷疑我以為應該消除。首先，《懋齋詩鈔》殘缺失佚的是其乙酉年以後的部分，現存的敦敏「自山海關歸」後積數年詩作而成的《東皋集》，是他最初自編的集子，那首不見於此集的《西郊同人游眺兼有所吊》詩，無疑不是他早年未編入集中的作品，而該是屬於詩鈔殘缺部分的詩，應在集子中所見的《贈芹圃》等詩之後。那麼，為什麼在《熙朝雅頌集》中它們前後的次序被顛倒了呢？這很簡單，因為那是一部廣掇諸家詩作的選本，詩的來源本就龐雜，編集者並不考慮入選者詩作是否前後編年，他有自己心目中擇詩和編排的標準，他把那首泛說有所憑弔的詩看成是通常的山水游眺之作而置於前，將贈人詩視為應酬之作而置於後，也完全可以有他的理由。須知這種任意性對綜合性選本來說，不但完全允許，而且是實際存在的極其普遍的現象。我們最常見的《唐詩三百首》就是如此，如王維的五絕《雜詩》（君自故鄉來）、《相思》（紅豆生南國），在《王右丞集》和《全唐詩》中編排次序是我說的這樣，到《三百首》中就倒了過來，是先《相思》後《雜詩》了；再如杜牧的七絕《遣懷》、《秋夕》、《贈別》二首、《金谷園》這幾首，《三百首》的編排次序也與《樊川詩集》和《全唐詩》完全不同。所以我以為不應為這一不成問題的問題而懷疑敦敏詩之所指確是曹雪芹；詩，點出墓在西郊。
那麼，對敦敏指出名字來的《河干集飲題壁兼吊雪芹》詩又作如何解說呢？我以為此詩恰好證明了曹雪芹的墓不在北京東面的通州。為了討論方便，還是再引其詩：
花明兩岸柳霏微，到眼風光春欲歸。
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
河干萬木飄殘雪，村落千家帶遠暉。
憑弔無端頻悵望，寒林蕭寺暮鴉飛。
詩題把「集飲題壁」和「吊雪芹」聯繫起來，說明以往遇到大家在一起喝酒作詩的場合，總少不了雪芹，這河邊酒樓大概就是他們曾來過的地方。雪芹詩思敏捷，高談豪飲，總能增添大家的逸興，所以以「詩客」「酒徒」相稱，而在登此酒樓時想起他來了，現在再也不能相見，自然不免懷念他。詩的立意如此而已，與雪芹死在哪裡、葬在哪裡毫不相干。
以為此詩與雪芹墓地有什麼關係的，或許因為詩題中用了一個「吊」字。其實，「吊」固可用在眺望或來到死者墓地的情況下，如前引西郊遊眺詩；但也可用在其他事物引起對死者的追念傷悼上，如林孝箕等《紅樓詩借》中有《悼紅軒吊曹雪芹先生》詩（見周汝昌《新證》），永忠有《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吊雪芹三絕句》等等，用得是很廣泛的，此詩正亦屬後一種，所以「憑弔無端頻悵望」句用了「無端」二字。不是嗎，說「憑弔」，實可吊而不可為憑；說「悵望」，雖望而又望，眼前卻不存在真想要望的東西，它只有因悵然而悲所引起的無意識的舉動。末句景象正渲染了這種心緒情態。倘若像有些同志想像的曹雪芹的墓就在近旁，則無論說憑弔或眺望，都非無緣無故，就不應用「無端」二字；今用了它，就只能證明雪芹之墓並不在這一帶。此詩所說的「河干集飲題壁」，徐恭時考其地點在「通惠河的慶豐閘旁的酒樓上」（1976年9月6日的信），有人則沿河而東，把地點拉到更遠得多的張家灣附近。但不論是近是遠，此詩都無助於「墓石」提供者以假作真。
屬於「吊雪芹」而又指明其葬地之作的還有一首，是從周汝昌《新證》中《史事稽年·末期》部分讀到的。周君將其引錄於甲申年曹雪芹既卒、諸友好及他人的挽吊詩文、筆記之末，出處為佚名《爽秋樓歌句》——我不知這是怎樣的一部書，作品也有一二處不得甚解，但它是瞭解一些曹雪芹情況的清人所作，是可以肯定的。《新證》成書較早，尚無雪芹葬地西東之爭，且周君引錄時也未加隻字按語，故似無偽托之必要。正因為如此，我願再抄引出來，作拙文立論依據之一：
〔八聲甘州 薊門登眺憑弔雪芹〕 盡長空萬里見神州，關河莽微曛。指盤房靄，巫閭緲沒，寒木疏勻。去住歸鴉萬點，是山村。殘石欺秋草，不表孤墳。 回首紅蕖鋪海，傍清溪老柳，橋跡都湮。認誰家前邸，碧瓦尚連雲。奮筆椽，黃車閱世；枉爾曹，牛鬼謗遺文。高風起，散余霞處，灑酒酬君。
看標題，這首吊雪芹的詞是寫登臨薊門眺望所見所感的。薊門，在北京的西北角。乾隆皇帝曾尋訪其古城址，立碑題寫「薊門煙樹」四個大字，使之成了「燕京八景」之一的地方，實不過是「元大都城西面城牆、靠北端的一個門，即肅清門的遺址」（見《北京地名漫談》53頁），並非真正的古薊門。登城西望，郊野遠處，便是曹雪芹晚年所居住的西山一帶。故敦誠《寄懷曹雪芹》詩中即以「薊門落日」四字指其所在。此詞的作者登眺的方向，也正是西面，故開頭寫所見謂「關河莽微曛」，曛，落日餘暉也；結尾則說「散余霞處」，余霞，落霞、晚霞也。
上闋寫所見景物，視野由大而小，從曠闊到集中，從遠處的「去往歸鴉萬點」，歸到「是山村」上去，點出雪芹的居處。「山村」之稱，與敦敏《訪曹雪芹不值》詩所寫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完全符合。接著就想像其埋骨之地，以申「憑弔」之意說：「殘石欺秋草，不表孤墳。」他墳前的斷碑殘石，已早被茂密的秋草所掩埋，再要尋找墓址都很困難了。所以只得像詞的結語所說，在古城上眺望著落日晚霞的遠處，以酒酹地，表示祭奠了。我們退一步說，即使詞的作者並不真正確知雪芹的墓址所在，只是據當時傳聞這樣寫，那也是非常重要的證據。在「墓石」出現之前，又有誰曾聽說過北京有曹雪芹葬於張家灣的傳聞？
從詞的下闋所寫來看，詞作者還是相當關心並瞭解有關曹雪芹的一些事的。下闋前半仍是景物，分兩截：「回首」三句，當是說詞作者曾見到過的雪芹故居周圍的環境；借「橋跡都湮」暗示其身後蕭條，許多往事也都隨時間而湮沒無聞。這是回想中景象。「認誰家」二句，則是眼前所見，是用以作對比的。前面不遠的地方，不知是哪一家的官邸，現在還建築輝煌，氣勢巍巍，顯赫得很。後接四句寫所感，也分兩截：先說雪芹奮起如椽大筆，把他一生對世事的觀察經歷寫成小說。「黃衣」，西漢小說家虞初，號「黃衣使者」，人稱「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借代寫小說的雪芹。然後再說世人對雪芹的妄加嗤點評議是徒勞的。所謂「牛鬼謗遺文」是說有人對雪芹傳世文章亂加譏謗，比之為李賀的「牛鬼蛇神」文字，因而大有「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的憤慨。看來，詞作者是讀過敦誠的輓詩或其《鷦鷯閹雜誌》的，後者有「余輓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亦驢鳴吊之意也」等語。但對敦誠以李賀比雪芹的詩句，不免有所誤解，以為是在譏哂。長吉歌詩，後人本多不一的褒貶，而杜牧「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李長吉歌詩敘》）的贊詞，也容易被人誤當作是譏語，所以引得詞作者生氣了。其實敦誠是極佩服雪芹的。「牛鬼」之喻，只在贊其為文「新奇可誦」，並無「謗遺文」之意。總之，我覺得此詞是考證雪芹葬地頗有參考價值的資料。周汝昌爬羅剔抉地搜集，功不可沒。我希望不要因為尚未查出它是何時何人所作就忽略了它。
附：
本文主要是從正面申述我不信「曹雪芹墓石」為真的理由，有不得不涉及一些不同的意見者，也只是就事論事，絕沒有想與持異見的同行師友們一爭短長的意思。惟對好事者的作偽，頗不以為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