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大掃蕩
去年筆者寫過一篇文章，講到自80 年代後期紅學研究中有一股翻案潮流。這大約屬於某種逆反心理，把以前凡曾論證過的東西都翻過來。例如你說是他偏說不是，你說有他一偏說沒有；你說是假的他偏說是真的，你說是真的他偏說是假的。總之，不論什麼問題，似乎只要一徹底的反過來，便能成為一種新說。在底下開玩笑時我曾舉了兩個例子：其一是有人提出《石頭記》 抄本都是假托的；其二是有人乾脆說曹雪芹並無其人。果然一個比一個更為徹底。如此一來，你還搞什麼紅學？然而始料不及的是，近讀周汝昌先生發表於《 北京大學學報》 （l995 年第4期）之宏年續前兩者之後，將存在於中國若干年被中外學者一致稱之為「顯學」的紅學也更徹底地否定了。於是，真的「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千淨」，又沒有《右頭記》 ，又沒有曹雪芹，而今又沒有了紅學，「大家趁早一起丟開手罷」。讀該宏文之第八節小標題赫然為「『紅學』的悲劇性」，我想這大約屬「紅學」的最大的悲劇性之一。當然，一位研究了多年《紅樓夢》 並一向被尊為紅學家的人，自己著文徹底地否定了曾為之傾注了畢生心血的紅學，尤屬更大的「悲劇性」。
周先生在《還「紅學孫以學》 中，以他多年對紅學史的瞭解和知識，對100 多年來的紅學研究狀況進行了回顧與分析，其中不乏較好的見解。例如他談的「中國小說的本體性質」, 我個人認為分析得還算是較為深刻的。這可以使一些年輕的研究者和紅學愛好者進一步一瞭解「索隱派」產生的背景以及當年對於《 紅樓夢》這部小說爭論中出現的許多問題，譬如蔡元培為什麼會提出「反滿」說及胡適先生何以會提出「自敘傳」說等等。另外，周先生對於當前紅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憂慮，應該說也並不是完全無的放矢，有些問題也確實應該認真的加以考慮。從本意講，周先生還是希望紅學「有正常的健康的發展」的；並且提出了應「群策群力，兢兢業業，經營締造」等好的口號。但由於周先生頭腦中存在著許多的偏見，在分析問題時又有許多思想方法的毛病；因此在文章中對許多根本的問題做出了不少錯誤的評判，下了許多不該下的斷語。例如對紅學史、對紅學的現狀以及紅學本身的許多看法，都不能不使人感到十分的驚奇！
當然，周先生或許認為我這裡歪曲了他的意思，因為他文章的題目便叫《 還「紅學」以學》。按周先生行文中所講「紅學卻又是很受關注的一門學問」，則我們知道其標題中的「學」字自然是指「學問」。於是首先我們知道「紅學」（至少當今紅學）中並沒有仔學間」，因此需要周先生力挽狂瀾的去「還」它。「紅學」中既然根本沒有「學問」，哪裡又還存在紅學呢？依此見解為前提，周先生駕起他「普度眾生」的車子拿了放大鏡觀覽了整個紅學之歷史，便有一驚人的大發玩：原來200 多年來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紅學家。比如周先生從蔡元培、胡適起直到王國維、俞平伯等這些在紅學研究中做出很大貢獻並一向被人將他們的名字與紅學緊緊聯繫在一起的人，都重新加以評判；一用他手中拿著的一把苛刻的所謂「體系」量尺，一下子把他們頭上戴了多少年的紅學家「學士帽」輕而易舉的通通摘去。按周先生行文所說，而其最根本的癥結就是號稱紅「學」而缺少真學的本質。這種以非學充學之名、占學之位的畸型事態，是我國近年來學術領域中值得引起注意反省的一大問題。」切近來說，周先生本意似乎在講近年來紅學？「非學」或沒有學間；然而難能讓我們替他辯解的是，周先生早經判定自「近年來」以前便根本不存在紅學家，而且他們也根本沒有「『建』學」，那麼紅學又在哪裡呢？
我這樣說；周先生或許會覺得十分委屈，因為他至少還十分寬容地給兩個人奉上了紅學家的帽子。其中一個是「棄蔡而取胡」的「魯迅大師」；另一個則是經過「環顧一下」之後，才被周先生在海外發現的浦安迪教授。魯迅在中國，只怕是無人不知的。他在研究中國小說史、小說理論上的貢獻是劃時代的，他的許多論述至今被引為經典。毋庸置疑，魯迅先生對於小說《 紅樓夢》發表過許多真知灼見，不論對於小說作者、小說的內涵以及如何閱讀《紅樓夢》這部小說、如何評價後四十回續書等等都有過極精道的論述、然而有一點只怕連周先生自己也無法迴避，魯迅先生對於《 紅樓夢》 的論述大多是在他的小說研究論著中，因而也就是說魯迅先生對於《 紅樓夢》 是做為中國小說史中的一部經典著作進行研究的。在魯迅先生的雜文中，也有不少地方談到《 紅樓夢》 的，例如「經學家看見《 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等等。除了 《〈絳洞花主〉小引》在《 論睜了眼看》 中又對《 紅樓夢》 的種種續書做了評說；在《〈出關〉的關》 中談到了「賈寶玉的模特兒是作者自己」等。無庸諱言，魯迅先生在這些文章中大多是借題發揮的；儘管他確一實對《紅樓夢》 發表了許多精闢的見解。眾所周知，魯迅先生最集中、最深邃、最精闢的評述《紅樓夢》 的，還是在他的《 中國小說史略》 和《 中國小說歷史的變遷》 兩部著作中（幸好周先生所引的也多是以上兩部書中的文字，不過這似乎與周先生一向反對把《 紅樓夢》 作為「一般小說」研究的意見又極相左）。 把魯迅這樣一位在中國文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作家當作200 多年來海內唯一的紅學家，確實能給紅學增添不少的榮譽和光彩；即使做為第三流也不丟面子。然而，又不知除了周先生之外，還曾有誰做過這樣的評述？這頂「紅學」家的帽子經周汝昌先生之手戴在魯迅頭上，又不知是否會使當今眾多的魯迅研究家受寵若驚？或許今夫的魯迅研究所也應更名為紅樓夢研究所或紅學研究所（為與已有的紅樓夢研究所相區別）。
對於浦安迪教授曾對《 紅樓夢》 這部小說發表過的許多精道的見解，我們也是不否認的。但從周汝昌先生的引述中說他，「精研中國明清小說，著有《 明代小說四大奇書》與紅學專著。… … 也對中國文化下功夫研求理解，深造有得，又能從敘事美學、接受美學、結構主義分析等角度提出值得重視的創見。」等等，如果不嫌面狹，我想至少應說他是一位小說研究專家或者美學研究家，當然談到紅學家，也確實有不少人並非一生只專攻紅學的。不過到底我們所知的海外紅學家尚有不少，例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就有潘重規、余英時、趙剛、周策縱、陳慶浩、皮述民、王三慶、那宗訓、劉廣定、高陽、翁同文、方豪、夏志清、葉嘉瑩、梅節、康來新、馬力、宋琪等等不下二、三十人。不論這些人在《紅樓夢》 研究中貢獻大小，至少他們曾經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對紅學進行過若干的鑽研，並且寫出了專門的著作，因而人們也常稱他們為紅學家。現在，周先生在把胡適、王國維、俞平伯等人的紅學家帽子摘去的同時順手連海外紅學翻門頭上的帽子也一同摘去了。這真正；是一次驚人的紅學大掃蕩（讓人不由得聯想起「文革」中的砸「四舊」) ，不僅用他那把大掃帚掃蕩了海內紅學界，也同時順便掃蕩了海外紅學。
平實講來，周先生手中的尺子不過有兩把：一個是所謂「體系」；一個是所謂的「中華大文化」。首先，無論任何一種學科，自然應該有自己的體系，這本不算是苛求。但何謂體系，以及如何看待這體系，人們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比如周先生在文中有所微辭的胡適，他就是按局先生所講的以「史傳」傳統的眼光來讀《 紅樓夢》這部小說的；於是他先假設這部小說的作者是在寫他自己的親身經歷。由於是寫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書中的人物當然也就是他家庭中的人。以這種大膽的假設為前提，他便開始到處搜求材料進行不懈的小心求證。這種「大膽的假設」雖然有時候有一定的冒險性，但他在求證時候卻是很嚴謹、很「小心」的。胡適雖然遊學子西方，然而他治學的方祛基本上還是延續清代。段玉裁《戴東原集序》 中講：「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核之學。義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義理，而後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考核」，其實很近於我們今天所說的考證。這成為清代學者治學的重要手段，後來並上升為中心地位。胡適的治學方法其中心應該說就是考證。考證絕非是想當然的，它需要切實的材料。胡適果然以他所能搜尋到的材料，考證出小說《紅樓夢》 的作者是曹雪芹。又由於胡適看到《 經樓夢》 這部小說寫了一個大家族的衰落司、說中又流露了濃厚的感傷哀婉情緒，於是胡適認為這是一部懺悔的書。依照胡適的治學手段以及他考證的出發點，得出這一切結論都是順理成章的。不要忘了，胡適當時是固執地鼓吹「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的，因此尤其是不能要求他用社會的或階級的觀點去認識和分析這部小說的內容的。由此我們說：胡適用他系統的治學方法（並且用他的觀點）研究《紅樓夢》 ，並在當時取得了較為可觀的成果（儘管他對小說內容的分析是十分錯誤的），這便形成了他的體系。這樣可以使我們對什麼是體系有一個大概的瞭解；那便是個人用一種治學方法對一種學科進行研究探討，這當中有他的出發點，有他的路子，有他自己的理論依據，同時又最後取得了成果，這便構成了他的體系。在學術研究領域中，每個有成就的人大多都有自己的體系．當然，這當中有的是在繼承、發揚前人的體系，有的人則只是延續別人的體系。周先生或許又會說：「胡適雖然有他洽學的體系，但這不是紅學的體系。」我們的看法卻恰恰相反：由於胡適是用他的治學方法研究紅學的，而且在當時的紅學領域中取得了別人沒有達到的成果，因此這就應該算是當時的紅學體系。眾所周知，200的多年來，紅學是分成許多個階段的。隨著歷史的發展，每一個階段紅學都不斷充實自己的內容，因而有自己的範疇；同時也隨著時代的要求、研究的特點等等不斷改變和充實研究的方法。從而，也不斷發展和完善研究的體系。什麼事物都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紅學亦然。究竟怎樣認識和看待體系，我們只能做如上的解釋。再比如周汝昌先生的紅學研究（其大部分），按其體系來說，說到底仍是屬於胡適的研究體系。因為就局先生一生；主要著作來看，依然是考證的作品居多（而且就其觀點來看也是延續胡適的「自敘傳」說），譬如《紅樓夢新證》不管叫做「新證」還是舊證，總不能說不是考證。只是周先生的考證成績，就其對後來紅學的影響而言、還遠未能達到胡適所能做到的地步。因而，就這個紅學體系裡論之，周先生自比於胡適稱自己「也不過在三流層次」，那也倒不算過於謙虛。
還有就是所謂的「中華大文化」，乍看起來似乎也十分地嚇人。近年來由於人們希望對中華傳統文化有個更加深入的理解，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要求。有一些人則由於覺得許多人對中華文化傳統太缺乏瞭解，以致於數典忘祖，於是提出了所謂文化的「反思」口號等等．其實目的都是一個，那便是更多地更深刻地也更全面地瞭解中國的文化，當然與此同時也更深入的瞭解我們自己。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我們無論研究一種藝術或一部作品，都要從文化意義去做更深的理解，這是必要的。例如對《紅樓夢》 這部小說，從其中蘊含的深厚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意義去體味，或許能使我們受到更深的啟悟；但這也並非排斥我們就小說的含義對它進行研究。倘若沒有《 紅樓夢》這樣一部小說，我們不知道又何須花費那麼多筆墨和精力研究小說的作者！就如周先生那部80 多萬字的《 紅樓夢新證》 ，應該說其中絕大多數文字都是考證曹雪芹家世的。其中的一部分《 紅樓紀歷》 對人們閱讀小說不能說沒有一些幫助；但周先生的目的還是要與他花了好大力氣搞的篇幅浩大的《 史事稽年》 相對照，從而證明《紅樓夢》 這部小說寫的都是曹雪芹自己及他的家世。當然，如果僅就以上所列情況而論，周先生其實就連小說也不曾進行過很好的研究。把文化分成大文化與小文化，其實只不過是從廣義的理解或是從狹義的理解的不同而已。因為按人類文化來講，本來並不存在什麼大與小的。就廣義而言，文化指的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總和；就狹義而言，文化則指的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不過按一般來講，社會意識形態相對於文化的各個領域，也常被稱為大文化。例如文學就只能稱為文化之中的一部分，或者只是其中的一個很小的部分。我們研究一部小說（譬如《紅樓夢》 ），應該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或者從更深的文化意義去觀察去思考去研究分析等等都是理所當然的；但我們終究不能硬把《 紅樓夢》 不叫做小說，或者根本無視它的小說存在形式。一個十分明顯的問題便是：如果《紅樓夢》 這部小說根本不存在，曹雪芹不會成為一個偉大作家，他也不會被當今人們稱為一位偉大的歷史名人。我們一切的研究都顯得多餘了。周先生講「中華大文化」的意思，如果是要人們從我國傳統文化的深邃意義去認識和理解《紅樓夢》 這部小說，而不要長期局限於其中某一部分內容的研究（例如家世研究），其實意思是不錯的。然而像周先生那樣，拿了一面「中華大文化」的旗子在人們頭上晃來晃去，之後把紅學的具體內容一樣一樣的都否定掉，這便有點讓人覺得過於玄虛了。周先生用了「中華大文化」這個詞兒倒是滿時髦的，然而從其文章中卻看不出多少具體的內容。這就不能不令人懷疑：周先生對「中華大文化」的含義究竟是不是真的弄明白了？
這裡順便再談一下關於紅學。就我們的認識，紅學本來是一個十分廣闊的範疇。這不是哪個人主觀規定的，而正是紅學的歷史客觀發展形成的。當然，紅學的根本仍屬於文學範疇；但由於它涉及的問題廣泛，因而它是跨學科的（這也正是許多被稱之為某種「學」的學科的一個較為普遍的特點）。例如它除了小說本身的問題之外，又涉及到譜碟學、版本學以及史學、文藝學、哲學、美學，甚至還有園林學、建築學、服飾學等等。紅學今天為眾多的人喜歡、眾多的人參與的形勢本是一件大好事，這也不是某個人主觀製造的，而是隨著人們文化素質的提高、欣賞能力的增強自然地出現的一種趨勢。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又可以說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廣大人民對提高自己文化素質的一種普遍要求。對於今天紅學有這樣的一種轟轟烈烈的形勢我們應該拍手歡迎，應該給予熱情地支持而不應該潑冷水。我以為這才是正確的態度，這樣對紅學發展才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並不認為當前的紅學是不能進行討論的。目前的紅學研究也確實存在著一些問題，比如近幾年來對於《紅樓夢》 內容方面的研究向縱深挖掘確實是很不夠的。首先，人們都認為《 紅樓夢》 是一部十分了不起的古典小說；然而就這部小說的獨特藝術構思-手段、創作思想和描繪手法等等，就還沒有人能夠從理論上把它更好地概括起來。一切理論都是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小說作者曹雪芹給我們中國的小說做了如此偉大的實踐，而且是絕對具有中國特色的，我們為何不可據此概括出自己的理論來呢（這種理論當然也應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其次就文化意義而言，我們不僅應該就《紅樓夢》 這部小說描寫的內容和形式以及其中深厚的含義來加深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深入地瞭解，而且對小說描寫的歷史背景也應做出更加合理的說明。談到文化思想方面，我以為有一段時間片面地強調所謂「批儒」，對於《紅樓夢》 中所包含的中國文化含義認識得不夠全面。《 紅樓夢》 的作者在小說中確實懷著極大的厭惡情感，批評了當時中國傳統的舊道德；但他批評的也只是中國的腐儒，也就是那些只讓別人去遵守的迂闊的傳統舊規矩。而這些舊規矩確實殘害著人們的性靈，尤其是對於那些朝氣蓬勃的青年人，簡直就是一種找害。曹雪芹實際上並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儒家文化，他畢竟是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在中國形成的傳統思想、傳統思維模式以及禮儀風範等等，都充分地表現在《紅樓夢》小說人物的言行中。總之，小說《 紅樓夢》 中的許多問題都是需要我們好好坐下來重新姐以認識的。由於曹雪芹當今已不僅僅只作為一個小說家，在中國和世界上他都已是一位偉大的歷史名人，因此把他的身世弄明白也是必要的。但眼下由於對其他方面的研究有所忽略，尤其對小說內容方面，所以讓人感到對於例如家世、版本、探佚等問題搞得過了些，這也是事實。但也不能因此就說紅學根本不存在，這樣做打擊面就太大了。尤其象周汝昌先生那樣，自己本來搞了許多年曹雪芹家世的考證，現在看到別人做出了許多新的成績，又一下子回過頭來說別人搞的不是紅學，還說別人都不具備研究此學的條件，這就更加傷感情了。
最後需要補充一點的是，周汝昌先生為了強調自己的某種說法，有時候不僅不顧客觀事實，甚至完全不顧一般的邏輯，譬如由於別人通過可靠材料證實的問題，否定了他多年的看法，他不能反駁這些事實，便乾脆來個釜底抽薪說中國其實根本不存在紅學。或者有意貶低別人，說自己只是「第三流的」，別人還不如他，其用意不過說別人不入流而已。用這種方法與別人論爭，其「技巧」就有點不算太高明。再比如他說因為沒有「曹」的名字，「才需要考而知之」; 「若那裡已寫明了二字，還要『考』做什麼？」這就不免讓人想起了頭些年人們批評的「考據癖」，似乎凡已被證明了的都不足為據，只有在沒有任何根據的地方去下力的去「考」才覺得更過癮。又譬如為了迴避「曹」二字，竟然說在「遼陽的石碑裡」又何嘗有曹的名字。設若「在遼陽的石碑裡」即已有曹的名於字，曹雪芹當生於何年？眾所周知，大多數紅學家認為曹雪芹生在南京（1715 年）奮而周先生極贊成曹雪芹生於北京（雍正二年，1724 年）。按周先生之生年說，「在遼陽的石碑裡」怎麼會就提前刻進了曹雪芹的名字呢？莫非早在一、二百年前曹家就預先知道了他家要出現一位偉大的小說家麼？此外，周先生在文中對別人似頗有微辭，例如他說：「一種是『霸勢』，企圖壟斷一切，『人莫予毒』」，。確實，在研究領域中，任何「霸勢」都是要不得的。然而不幸的是，周先生在行文中卻完全視紅學為自己所獨有，好像別人都不配談此學；這其中所含「壟斷」之意又何其朗朗者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