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研究優思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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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紅學研究的歷史，走過了極其曲折複雜的歷程。曾經出現過的「索引」、「發微」、「釋真」、「考事」、「探源」等諸種流派和觀點，紛至沓來，亂人眼目。其間，數不清的專家學人為剖解此書之奧妙、全身心地投入，前仆後繼，做出了一定的建樹。及至到了「五四」時期，胡適《紅樓夢考證》 的問世，似乎是對紅學研究前進一步的標誌。他在書中宣稱：「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一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 紅樓夢》 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了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 裡的情節。」還說：「我們只須根據可靠的版本與可靠的材料，考定這書的著者究竟是誰，著者的事跡家世，著者的時代，這書曾有何種不同的本子？這些本子的來歷如何？這些問題乃是《紅樓夢》 考證的正當範圍。」——這堪稱新紅學派的宣言與綱領。它的發表，使得那些「牽強附會的《 紅樓夢》 謎學」之舊的索隱派紅學不得不退避三舍、拱手讓賢。
正當新紅學派的另一位大師俞平伯先生與胡適的《 紅樓夢考證》 一脈相承，欣喜地推出《 紅樓夢辨》 ，把新紅學推向新的境地．展示紅學研究的寬度與深度之時，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觀點評論《紅樓夢》 的號角像一聲春雷，響徹神州大地。緊接著一場對俞平伯和胡適等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大批判運動愈演愈烈。什麼「自敘傳說」「色空」觀念，在強大的攻勢面前只好愜旗息鼓，並忍受口誅筆伐之苦。在十年的動亂浩劫中，又升騰起一股「政治歷史小說」的「評紅熱」。
俱往矣！這些紅學的歷史並非全是「家珍」，不必歷數。因為，對於那些現象，離今天畢竟遙遠了點，而且多數已取得了共識，所以也用不著我們過多地饒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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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經過撥亂反正，紅學研究和其它的學術研究一樣復甦了新的生機，很快出現了一種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
然而，在新的形勢下，商界造假的歪風不知何時悄然地溜進了紅學研究的領域。一時間，什麼「太極紅樓夢」、「曠世的發現」、「震驚人類的發現」、「前無古人的發現」等商業廣告用語喧囂在紅學研究這座高雅的學術殿堂．甚至有把否定《紅樓夢》 作者當作自己的「紅學新發現」來趕時髦、湊熱鬧、出風頭。與此同時，另有一派人物卻產生了難以為繼的痛感。他們認為「紅學研究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極致，出現了一個一個盲點，走不下去了，唯一的希望是等待著新的材料的發掘問世。」又說：「幾乎每一個已經定論的東西都有懷疑的餘地，越弄越糊塗，誰要說服誰都困難重重，紅學突破，談何容易－ 紅學研究休矣！"
宋人趙與時在《 賓退錄》 第二卷中寫有如下的詩句：「異端邪說日交馳，聖賢攻之必費辭。深底並耕排許子，極言二本辟夷之。」上述紅學界出現的盲目樂觀的「太極紅樓夢」之類的論調與悲觀失望的「紅學研究休矣」的怪語不正是「異端邪說日交馳」的真實寫照嗎？為使紅學研究正常地深入地開展下去，確實應當「排許子」和「辟夷之」。然而，我們也深知，那些持各種奇談怪論的先生們也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高見」的。由此看來，「聖賢攻之必費辭」確係經驗之談。所以，我們對這些「異端邪說」必須「深詆並耕」。
產生這兩種論調的原因有兩點：一是為了求「新」獵「奇」，迫求「轟動效應」。二是喜歡在《 紅樓夢》之外做文章。
先就「新」字而論，世上有各種各樣的新：如雨後春筍的新，但雨後草樹林中冒出的狗尿苔也是新。這些先生們不分良芳，便把帶有毒菌的狗尿苔當成鮮磨菇或仙靈芝一樣推到市場上兜售，又到哪兒辯理去？至於「奇」字，賈寶玉生下來嘴裡銜塊玉是奇，但魔術師的每一套騙人的動作也是奇。某些人把紅學研究當成魔術遊戲，只能是欺世盜名。對於那些有譁眾取寵之心，而無事實求是之意的研究者來說，不能不引起我們高度的警覺。
至於說到「紅外學」及其《 紅樓夢》 的作者究竟屬誰的問題，也是與求「新」求「奇」和追求「轟動效應」的目的分不開的。研究紅學就應該是對《紅樓夢》 本身的研究。迄今為止，《 紅樓夢》 中的很多問題尚未弄清楚。而到《 紅樓夢》 之外搜新獵奇．真可謂「設近而求遠」「南其轅而北其轍」了。這就等於說，搞現代軍事的不去研究拿破侖的戰略戰術．而在拿破侖有幾個情婦上做文章；搞政治的不研究國家興衰的原因，卻去打探一些所謂的宮閡秘事；搞「紅學」的不研究《紅樓夢》 的本質和特點，而去追尋作者的真假。這樣的研究實在有悖於曹雪芹的初衷。
憑實而論，作為「紅學」的一個問題自然也有弄清楚的必要。然而，作為研究「紅學」的人來說，連書本上已經標註明白真名實姓也硬要到「千里之外，介豆之微」再去煞費心機盤根問底，豈不是節外生枝，在開紅學研究的玩笑嗎？
那些持「紅學研究休矣」論者是「異端邪說」的又一種表現。俞平伯先生在他的《 紅樓夢辨》 中說過：「應該把《 紅樓夢》 當成小說看。回到曹雪芹的寓言。曹雪芹寫這本小說總有若干種寓意，不止一種寓意、意旨、主題，但根據材料，總是可以找到我們比較相信的主題，我相信這是可能的。我們現在部分人走的就是這個方面，我想這是大家都值得努力的方向。第二點是說，《紅樓夢》 既然是中國十八世紀的一部小說，不管是誰寫的，總是在中國整個傳說文化裡的。」愚以為，持「紅學研究休矣」論者諸君，其識見還遠遠達不到俞老先生當年的水平。
不獨有偶。不僅在紅學研究界生出這種種異端邪說，在創作界也曾出現了所謂炒得日益火爆的短命文學。正如有篇文章所揭示的那樣：「中國有一塊容易發熱的土地，且不說下海熱、股票熱、追星熱、易經熱，文壇也不甘寂寞地呈現著各種景觀：今天拍賣文稿，明天兜售自己；今天樹這面旗子，明天掛那塊招牌。人們也自覺抑或無奈地享受著色彩紛呈的『文化快餐』，先是港台武俠、言情小說獨佔鰲頭，接著便有蘇童、葉兆言等到明末清初背景昏暗晦澀的歷史中去尋找腐朽美麗的故事。顧城用『絕唱』《英兒》 了結了一生，《 廢都》 則用一幫酸文人的故事搞得文壇沸沸揚揚……真可謂『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天』。」[1] 那個曾被大名人王蒙吹得「覺得輕鬆得如同吸一口煙或者玩一圈麻將牌」一般的作品．而在普通讀者看來卻是強暴蹂躪著文學。說文學就是「兩眼一摸黑兩耳不聞窗外事就在文學本體上倒騰先謂語後主語光動詞沒名詞一百多句不點標點看暈一個算一個」的王朔，曾大言不慚地說自己一不留神就弄出一部《紅樓夢》 來。此說同紅學界所散佈的「震驚人類的發現」「太極紅樓夢」又何其有異曲同工之妙。其實，說穿了，王朔的「玩文學」，也不應歸之為文學的「正宗」，充其量也不過是特定的社會轉型期所產生的「商業文化」的怪胎和變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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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前所述，我們既要反對「紅學」研究中企圖創造轟動效應的「急性病」, 亦應反對「紅學研究休矣」之類的消極頹廢情緒。這些對紅學研究的正常進行都起著一定的干擾作用，都是紅學研究之大忌。我們應當客觀地全面地深入細緻地研讀《紅樓夢》 原著。如此方能使有關《 紅樓夢》 中的所有疑難問題一一得到正確圓滿地解決。
對於認真研讀原著一事，可以說建國以來整個紅學界一直處於迷惘和遲疑的模糊狀態。並非是這個問題的本身無從明確，而在於整個「紅學」界從來就沒有正視過這個問題。因此，紅學研究急需端正態度，明確方向，摒棄和排除一切干擾，把紅學研究推向新的階段。實際上，提倡讀原著的道理很簡單。我們離古人已經很遠，作者的各種思想全部寫進書中，我們不去書中探尋其主旨和精髓，而硬要到書本之外去發抉微言大義，是難以解開其中味的。譬如，我們學習馬列和毛澤東的著作，不也是提倡讀原著的嗎？因為圍繞原著所編寫的那麼多的輔導材料或輔助資料不過是對原著的闡釋和發微，作為一種參考實無不可，而把輔導材料當作經典著作對待就顯然不妥了。那是本末倒置，甚至還會誤入歧途。
總之，紅學研究領域雖然出了這樣那樣的偏差，也不必大驚小怪，更不必害怕．那也是前進道路上出現的正常現象。這是一股小小的逆流，它絲毫改變不了紅學研究的前進航向、整個紅學研究的形勢還是好的。比如，全國的紅學研究會一直在舉辦國際和國內的紅學研討會、討論會。提出研究的任務、明確研究的方向、總結紅學研究的形勢，報道紅學研究的動態、進行廣泛的學術交流，始終高揚著紅學研究的大旗，團結國內外的紅學專家和紅學愛好者沿著正確的研究道路奮勇前進！各地的紅學研究會根據各自的實力和特點，開展著豐富多彩的學術活動。武漢市的「紅樓夢研究會」就異常活躍，他們積極地承辦了第七次全國《紅樓夢》 學術研討會，會上對紅學界弄虛作假的不良學風和文風進行了有力地揭露和抨擊。維護了紅學研究的莊嚴。他們有膽有識的正義呼聲宏揚著紅學研究的正氣、彈奏出紅學研究的正聲裡再拿河南省南陽市的「紅樓夢研究會」來說，雖然成立不久，而且僅是個地級市，卻興辦了許多好事實事。1995 年B 月份還隆重地舉辦了一次聲勢浩大的「《 紅樓夢》 知識競賽」活動，起到了普及《紅樓夢》 知識，推動紅學研究健康發展的巨大社會效益。受到各方面的大力讚揚，這在全國紅學界來說都有首創之功。
同時，紅學刊物也越來越多，不少高校學報還開闢了「紅樓夢」研究專欄，發表紅學論文。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報刊複印資料辦了《紅樓夢研究》 專題，全文複印和索引有價值的觀點新穎的紅學研究文章。鑒於此，我們有信心有決心沿著前輩和當代紅學界仁人志士的正確道路繼續走下去，從而用我們智慧和勤勞的雙手將這部最值得國人驕傲的偉大瑰寶早日解徹、解透，全部解出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