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巴納秀克俄譯本序(1958)
在中國偉大、寶貴和源遠流長的文學遺產中，該國人民特有的巨大道德力量、智慧、精神氣質以及對自由和正義的追求，都得到了明確的藝術體現。
在巨大中國將近四千年的漫長歷史中，經歷了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的更替。在這些歷史轉換的過程中，社會生活條件和生產方式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際問的社會關係改變了，人們的認識水平提高了，精神力量增加了，世界觀也比以前複雜了。中國人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複雜的進步和變更，大大影響到文學的發展和形成，影響到人們的社會觀點在文學中的反映，影響到文學作品的階級本質，影響到各種文學現象、體裁和風格的發展過程。
應該把中國文學從其產生直到今天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看成為一個整體，而中國文學的特點就在於文學形成方面的嚴格繼承性和傳統力量。
馬克思主義生氣勃勃的創造精神，同一切敵對的、異己的觀點展開了無情的鬥爭，但它對歷史文化遺產，對人類先進思想的產物，對從前文學藝術領域創造的一切寶貴和有益的成果，都採取關懷和保護的態度。
在中國人民的天才所創造的藝術瑰寶中，古典長篇小說佔有重要的地位。
公元14世紀，中國偉大語言大師羅貫中根據人民熟悉的題材，創作了歷史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傑出小說家施耐庵寫了優秀作品《水滸傳》，16世紀大作家吳承恩則寫了著名幻想小說《西遊記》。
這幾部主要是歷史體裁的長篇小說，均以接近口語的語言寫成，不僅為知識分子閱讀小說時所接受，而且在朗誦原文時也為不識字的百姓們所理解。
反映了中國社會各階層廣闊社會生活的中國長篇小說，不僅在中國本國受到了應有的讚揚。眾所周知，俄國院士瓦·巴·瓦西裡耶夫曾對中國長篇小說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指出，作為可靠知識來源的這一文學體裁，具有特殊的價值。他說：「如果您想知道至今我們仍然一無所知的中國生活，那麼您可以從長篇小說中得到瞭解……只有長篇小說(甚至不是戲劇，因為戲劇不能向我們提供長篇小說中的那些細節)，才能使我們完全瞭解中國生活。」[1]
長篇小說在中國人民中異常流行的原因，在於人民所喜聞樂見的現實主義內容同來源於民間創作的通俗藝術形式在小說中得到了高度有機的結合。
在敵對雙方發生社會鬥爭和敵對世界觀發生尖銳衝突的情況下，中國長篇小說家們表達了人民反抗壓迫和社會不公的精神，發出了激動人心的聲音，來保衛受統治階級奴役的普通老百姓。
中國長篇小說作品，大大提高了普通人民及高尚品德的信譽。這無疑是中國長篇小說最珍貴的傳統之一。
建立了清朝政權(1644—1911)的滿洲人，在反動軍閥的幫助下，接替了被農民起義推翻的明朝政權(1368—1644)在中國的統治。從16世紀開始，中國經歷著深刻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農民的破產、人民群眾的貧困、反封建的起義和無窮無盡的遊牧民族的入侵，動搖了明皇朝的根基。
17世紀二三十年代，農民起義浪潮席捲全國。1644年，農民起義隊伍佔領中國首都北京。農民起義領袖李自成在北京稱帝。但中國農民未能很好利用自己的鬥爭果實，中國封建主則出賣了民族利益，而與滿洲征服者相勾結。於是，滿洲軍隊和中國封建主軍人一起在1644年攻佔北京。從此，中國勞動人民受到了中國封建主和外來滿洲皇朝的雙重壓迫。但是中國人民並沒有屈服，他們並沒有停止對奴役者的反抗。
對起義者的野蠻鎮壓，並不能撲滅不斷爆發的農民起義的火焰，全國加強了秘密結社活動，反抗外來佔領者的統治。著名學者、詩人顧炎武(1614—1682)，在尖銳的民族鬥爭中發出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號召。
清朝的歷代皇帝，對一切自由思想都進行殘酷打擊。他們為了爭取知識分子中的不堅定分子，對一切哪怕用暗示方式談到民族感情的人，都實行嚴厲鎮壓。中國當時實行了嚴格的圖書檢查制度，很多書籍遭到查禁或被銷毀。為了削弱知識分子的反抗，清朝當局有意識地要中國作家脫離當代問題，而去研究古代問題，復活文學藝術中的古代風格，鼓勵人們創作仿古作品。這就是清朝所謂的正統文學。
但是清朝統治者不能完全控制人民文學，它繼續發展，向群眾灌輸反滿思想。
中國的長篇小說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應該指出，清朝中國長篇小說的特點，是它和生活的接近和它的現實主義的加強。在這一時期，對中國文學史貢獻最大的，是吳敬梓和曹雪芹。
吳敬梓(1701—1754)奠定了中國文學中長篇諷刺小說的基礎。他創作了長篇小說《儒林外史》，抨擊了死板的儒家道德規範、官僚
們的惡勢力、封建的家庭宗法制度和文學中的教條和積習。作者在這部諷刺小說中，批評了統治階級，無情地揭露了官僚和儒家的虛偽、無恥和精神上的貧乏。
幾乎與此同時，在18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中，還出現了一座傑出的里程碑，這就是曹雪芹(1724—1764)(原文如此——譯者注)的偉大小說《紅樓夢》(或《石頭記》)。小說以封建貴族經濟崩潰和精神墮落為背景，揭示了中國一個貴族大家庭三代人的命運，揭示了這個大家庭的興衰。
小說作者所出身的曹家，在清皇朝建立初期佔有顯赫的地位。比如，1663年，當清朝聖祖皇帝在江寧建立為宮廷生產織物的紡織手工業作坊時，曾任命曹雪芹的曾祖曹璽為第一任江寧織造。同時兼任中國南方各省的巡御史。
曾祖去世以後，江寧織造一職就傳給了曹雪芹的祖父，以後又傳給了他的父親及其兄弟。
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一直到他去世，做了二十年(1692—1712)的江寧織造。他是中國巨富之一，擁有廣泛影響。只須指出一點就夠了，聖祖皇帝五次南巡，「有四次住在曹寅家」。此外，曹寅還以學者和詩人聞名。
曹雪芹誕生於他祖父死後不久，當時他父親曹左兆右頁任江寧織造。曹雪芹長到四歲，他的父親被免官，下一年，曹家被抄，只留下了在北京的一些不動產，所以舉家遷居北京。但是在北京，曹家又一次遭到厄運，於是全家破產。
曹雪芹寫《紅樓夢》，是在曹家破產之後，當時他居北京西郊草舍，東奔西走，靠賣畫餬口，家境雖貧，仍以過去的家世自傲，用魯迅的話來說是，「時復縱酒賦詩」。
曹雪芹沒有寫完他的長篇小說。1763年，他惟一的兒子夭折，這給曹雪芹帶來沉重的打擊，不久他也得病，旋即去世。
曹雪芹去世兩年之後，他的長篇小說即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北京流傳。
在《紅樓夢》之後，出現了《紅樓補夢》、《紅樓續夢》等十幾種續書，這些書的作者們都想給小說加上一個幸福的結局。但這些作品藝術水平不高，很快就被人遺忘了。
1791年，曹雪芹寫的前八十回和高鶚的續作後四十回合在一起，出了印刷本，從此以後，這部小說在中國人民中得到了迅速傳播。
不言而喻，曹雪芹和高鶚合著的這部小說的前後兩個部分，無論在構思或創作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區別。比如，高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這部小說的反封建傾向。
儘管如此，《紅樓夢》仍然是古代中國文學中最傑出的作品之一。小說的兩位作者根據18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創造了很多傑出形象，具有精細的心理分析、深刻和明確的人物性格。
小說的基礎，是青年賈寶玉和美女林黛玉的一個悲劇愛情故事，他們生活在富有和顯赫的一個清朝大貴族家庭——賈家。
故事在賈家的寧國府和榮國府這兩個大宅中展開。故事開始時寧國府的家長是賈敬，榮國府的家長是賈赦和他的弟弟賈政。賈政有一個兒子叫寶玉，有一個女兒叫元春，是皇帝的貴妃。
儒家道德規範要求男子從小就與女子分開進行教育，但寶玉卻住在史太君(賈母)那裡，成天在姐妹隊伍中廝混。他們喜歡玩耍、作詩。寶玉和黛玉結成了親密的友誼。黛玉是一位柔弱多病的女孩子，她覺得自己在這個家庭中是一個外來人，由於母親(即賈赦和賈政的妹妹)的去世而被迫在此居住。這兩位青年之間的友誼逐漸發展成為互相愛慕。寶玉幻想著能與黛玉結婚，但老祖母選擇了寶玉的表姐寶釵做他的妻子，因為老祖母認為寶釵是儒家道德的典範，能使周圍一切人滿意，而黛玉卻具有獨立的個性。
應該指出，這部小說貫穿著佛教和道教關於靈魂不死和再生、關於人生無常和塵世罪惡的學說。作者想說明，書中主要人物的生活，是按照警幻仙姑登記冊上預先安排好的命運發展的，而主要人物的命運，他在第五回的《紅樓夢曲》中用撲朔迷離的手法事先已作了敘述。儘管作者在小說中表現了他的宗教神秘觀點，但作為一位大藝術家，他始終不渝地忠於生活真實，十分真實地描寫了賈家的主要成員，而在他們的周圍，又分成多組次要角色。小說中出現了好幾百個人物，他們幾乎都具有明確的、令人難以遺忘的性格特點。
在小說人物中，不僅有貴族和官場的代表，也有不少普通人。在讀者面前，出現了一系列男女僕人，如襲人，她是寶玉的忠誠丫頭，竭盡全力服侍寶玉，她的親人要把她贖買出去，她卻發誓不離開寶玉；還有平兒，她幫助自己的主子王熙鳳(鳳姐)管理經濟和主持家務，但一有可能，她總能寬容年輕的男女僕人，以及其他許多這類人物。
小說中敘述其不幸結局的賈家，靠了賈演、賈源兄弟兩人取得了顯赫地位，他們由於忠誠報效朝廷而獲得寧國公、榮國公的稱號。他們的後輩承襲了他們的爵位，擁有巨大財富，獲得難以置信的收入。這些後輩們都力求自己過得快活，毫不考慮將來。揮霍無度的結果，把祖先留下的財富浪費殆盡。為元春省親而建造了大觀園，為秦可卿之死而舉行了葬禮，這些重大排場對賈家財富是個重大打擊。賈家為此耗費了幾萬兩銀子，但誰也沒有對此感到不安。每個人都只顧自己尋歡作樂，浪費錢財。賈家財富的主要來源，是對農民的殘酷剝削，農民們作為地租向賈家交納銀子或農產品。但是，對如此糜爛的生活方式來說，這點錢是不夠用的，於是賈家子孫們就利用自己的影響和權勢，幹起受賄、勒索的勾當，有時也放高利貸。
榮國府的賈赦和寧國府的賈珍一味尋歡作樂，肆無忌憚地接受賄賂，最後終於被革職查抄。與他們相反，作者想把賈政描寫成一個正直和廉潔的清官。作者用賈政同其他官僚作對比，從而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敗。賈政被任命為糧道，準備公正地工作，不讓自己和別人接受賄賂。但這引起了下屬的反抗，他們斷然拒絕執行他的命令，結果破壞了糧食供應工作，上級領導就認為賈政玩忽職守。賈政看到自己的努力失效，就放棄了鬥爭，讓下屬們自己去酌情處理。結果，下屬們就背著賈政，濫用職權，直至危及賈政的地位，賈政終於被解職。這一事實說明，在當時的國家工作中，興旺發達的只是通過勒索和欺騙進行的貪污盜竊。
賄賂之風不僅盛行於國家機關，而且盛行於賈氏家族之內。鳳姐利用她在家中的地位，以禮品的方式接受僕人們的進貢，為他們的兒女們安排一個高報酬的工作。她甚至也接受窮本家的禮品，他們找她，也是為了弄得一個肥缺。鳳姐是一個能幹的女人，她狡詐、殘酷，雖然在長輩和丈夫面前裝得善良和正直。她害死了她的遠房本家賈瑞，對一切向她求助的人索取財物，哪怕只是為了一紙薦書，她遲遲不發放給丫頭們的月例錢，拿這些錢去生息，又把這些錢拿去放高利貸。
因此，小說的主題雖然是優秀青年賈寶玉同柔弱的林黛玉的悲劇性愛情，但作者的構思遠遠超出了這個主題的範圍。《紅樓夢》是一部宏偉的家庭編年史，這不僅是一部人們有時所說的「風俗小說」，而且是一部可與《儒林外史》等量齊觀的「社會小說」。曹雪芹描繪了一幅貴族家庭生活的複雜圖畫，他是在悲劇性的發展過程中揭示這種生活的。凡與賈家有一定聯繫的人，都處在儒教家規的壓力之下，這種家規的體現者是最高權威史太君和她的意志的忠實執行者鳳姐。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動機使曹雪芹對正在衰敗、崩潰的賈家進行如此嚴厲的批判。不管怎樣，作者在客觀上對18世紀的清代社會生活作了擊中要害的中肯描述。作者堅決反對中世紀社會制度和家庭制度對人個性的踐踏，揭露了迫使正直人自殺的儒家道德的專橫，揭露了因貪污腐化、奢華糜費而日益墮落的統治階級的冷酷無情和道德淪喪。賈家的寄生生活，不僅毀滅了它的主要人物，也不幸地危害到這一家的奴僕。在小說開頭，作者就通過一位古董商人之口，對賈家進行了批判，說他們「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劃的競無一個。那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
對貴族進行的這一憤怒揭露貫穿於全書之中，這證明曹雪芹客觀上站在反封建的立場上，批判並譴責了腐化的地主貴族。《紅樓夢》不論過去或現在一直是中國人民最喜愛的小說之一。小說中的人物已融化於中國生活之中，正如果戈理、托爾斯泰、薩蒂柯夫一謝德林小說中的人物已融化於我國生活中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