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花魂」與「詩魂」的幾點新辨識
這是一個很古老的話題。古老在於：它很早以前就已經有人提出，並且有很多人參與了辯論，甚至有多種不同的觀點，而且各自闡述著各自的論據，還沒有最終的定論。
這個話題，本身就來自《紅樓夢》第七十六回目「凹晶館聯詩悲寂寞」一處。史湘雲與林黛玉單獨出來賞月，由湘雲提議，一起聯起五律來賦庸風雅，實也有較量詩才的意思。到了末後，史湘雲即景聯出一句「寒塘渡鶴影」，讓林黛玉一時棘手，苦思冥想，最後終於想出一個對句來。這就是讀者們都一直耿耿於懷的名句「冷月葬花魂」。
這裡就有了一個版本校勘的爭議。在通行的梓印程本系統中，這一句原是「冷月葬詩魂」。但後來人們在脂本系統中的某幾個本子當中，又發現，如戚本與蒙本，還有楊藏本，用的都是「冷月葬花魂」一句，而庚辰本在這裡有個改筆：原本是「冷月葬死魂」，後來有人將「死」字塗去，改作「詩」字，夢覺本與列藏本正好也用了「詩」字。只有甲戌本與己卯本鄭藏本舒序本等幾個殘缺不全的本子，由於本回已缺，無法參與校訂。這樣，就引發了紅樓版本上的一場不小的爭論。
當然，從某一個時間開始，人們似乎已經完全習慣了「花魂」的說法。這一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有林冠夫蔡義江諸位先生。但這一觀點的真正流行，據筆者推知，可能大多與周汝昌老先生的極力提倡有關。周老先生原版製造的「黛玉沉湖自盡」的這一悲劇結局，已經在大多數讀者中日漸深入人心，容易引起更多讀者的興趣。另一方面，受此思維限制，也有不少人嘗試從更多的方面來維護這一論點，並收效頗豐。而且，這一觀點，無疑與當下不少人盲目地批判、否定甚至打擊所謂「程高本」，也是有必然的暗線關聯的。而部分人對「詩魂」名詞的確立，立據不是十分充分，對「花魂」的指謬不夠明確，也就更難取得廣泛讀者的認同感。於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甚至漸漸淡化了這場爭議，而諸多新出的《紅樓夢》校訂刊本大多也開始採用「冷月葬花魂」句。也正因此，即使筆者早在幾年前已經讀到過馮其庸先生關於「詩魂」一詞的立論與闡釋，但始終沒有引發更多的獨立思考與關注。而僅僅是昨晚一個偶然的想法，才讓我作了一番新的反思。
在我有了一定構想之後，又開始重新查看了一下馮其庸先生的那一篇《林黛玉、薛寶釵合論》，這裡有他對於「詩魂」一詞比較厚實的觀點陳述。這裡我把他的論述內容分列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從版本信任度上來講。馮其庸先生在原文舉證時說道：從抄本的角度看，作「詩魂」的四個本子，有三個是乾隆中期的本子，一個是嘉慶初期的本子，而作「花魂」的本子，都是乾隆末年的本子，特別是戚本是經人整理過的本子，其可信的程度是有限度的。
第二，從抄寫訛變可能上來講。馮其庸先生指出，「花」字無論是正寫行寫還是草寫，幾種寫法的形狀與「死」字都不可能混淆的，所以由「花」訛作「死」再諧音改作「詩」的可能性是不成立的。馮其庸先生通過庚辰本同一回其它幾個字體改正的情況，例比認為抄書過程應該有兩個人同時配合完成，一人讀一人寫，因此字體多是諧音之誤，這樣，由「詩」諧音錯作「死」的過程就顯而易見了。
第三，從「花魂」的享用權上來講。馮其庸先生認為，壽怡紅一回裡，寶釵掣得花王牡丹，是「艷冠群芳」，而黛玉只是芙蓉，當不起「花魂」這個稱號的。而「詩魂」對於黛玉，則更為適合。
第四，從用詞頻數上來講。馮其庸先生特別指出，雖然在此前《葬花吟》中，已經連用兩次「花魂」，但不意味著曹雪芹的詞庫裡只有這麼一個單調的詞彙了，他完全可以繼續翻新用「詩魂」的。
據我粗陋地總結，馮其庸先生原文中的主要意旨，大概就在這四個方面了。現在我們綜觀起來，覺得不少說法，還是有可取之處的。但我們同時還應該看到，這四個方面的論述，多數還是僅僅限於立論，而沒有給「花魂」說指認更大更深刻的謬誤。而單純的立論，是不能讓讀者就此滿意的。而且，馮其庸的第三條理由，雖然言非大謬，但畢竟傷害了不少《紅樓夢》愛好者，尤其是喜歡林黛玉的紅迷朋友們的感情了。因此，從不少讀者角度上來看，是極不願意接受的。也難怪馮其庸先生的「詩魂」一說，似乎一直沒能佔據上風了。
現在我們不妨通過反思馮先生的這四條理由，同時檢討相關問題。
第一點，馮先生的論述可謂並不謹慎。現在的早期鈔本，已經只是相關過錄本而已，這裡的版本流變問題，還是相當嚴重。所以僅僅從早期鈔本的最早形成年代上分析問題，未必證據不足，可依賴度不高。這也成了後人指謬馮其庸此番立論的一大要害。
第二點，馮其庸先生在舉證過程中確實讓自己的立論增添了幾份說服力，但是，他同時將對於自己觀點的不利證據，一概忽略了，有缺乏嚴謹之嫌。我查閱了自己手頭的燕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庚辰本的影印本，就同樣在本回極容易地找到了一些因形而訛的字體。例如1842頁第五行「池」字訛作「他」字，第七行「軒」字訛作「輕」字，第八行「特」字訛作「時」字，1843頁第五行「刪」字訛作「時」字。這些不利證據，馮先生在原文中卻並未提及。這直接導致了立論觀點的偏頗性。其實，我們仔細想一想，馮先生對於抄書過程的猜想，也是並不貼切的。漢字向來以變化無窮著稱，同音字同音詞又有何其之多？如果是一個在旁邊朗讀，另一人只顧抄寫，這樣也未必太麻煩了，對於抄寫人來說，又是何苦嚴峻的挑戰？此舉導致的抄本質量，也是極壞的。所以，筆者寧願相信抄書過程是單一的，也就是在抄某一部分時，只由一個專一的人獨立完成，這樣反而輕鬆多了。而我們大家再設想一下，一個人在對著底本抄書時，不可能一字一字地抄寫，而應該是探頭查看一下原本文字，機械地默記下一句或者幾句，然後再埋頭背誦默寫下來。在這個倉促而不夠謹慎的時候，諧音而誤與形近而誤的可能性，幾乎是接近同等可能性地存在著。這樣想來，關於文字的音訛與形訛問題，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這一條理由，還是很難成立的。雖然我尚未見過哪篇駁論文字有明確提出這一點，但這個立論的弱處，依舊是不可迴避的。
第三點，關於「花魂」頭銜的歸屬權，我在方纔已經簡略說過。這確是很傷許多讀者的主觀感情的。而這一點的爭議，也幾乎沒有任何必要了。有反對意見者，如周汝昌等，就舉證黛玉生日在花朝之日，因此當之無愧地堪配「花魂」。事實上，馮其庸先生的立論固然失之偏頗，而這一類反對意見也是並不可取的。難道生在花朝日，那麼所有的「花魂」之詞都可以冠在黛玉身上了麼？這兩個概念，也並不能絕對等同的。而關於《葬花吟》中連用兩次「花魂」指代黛玉，也與此處的「花魂」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繫。《葬花吟》葬的是花，而且是萬千之花，也未必就要局限於黛玉一人。而且，黛玉在葬花時，表面上借的還是落紅自身。那麼在聯詩之時呢？即使作者與讀者都把「花魂」一詞許給了黛玉，可黛玉自己聯詩時也不能「自認為」這個稱號了吧？這就是後人在閱讀之時的重要思維障礙：思維定視與邏輯偷換。
第四點，大約算得上是馮其庸先生在本文中對「花魂」支持者的唯一可能有效的攻擊了。這個道理也是極簡單極淺俗的道理：如果一戶人家頭一胎生下了雙生子，那麼如果這位母親又一次正常懷孕了，我們實在不能武斷地認定這一胎就一定還是兒子而不是女兒。當然這個例子也許太偏激了一點。那麼我們換一個例證：如果我們在街上走路，前兩回都低頭撿到了十元錢人民幣，那麼我們繼續走下去，第三次低頭拾錢時，就未必再是十元錢了，其它的概率，也幾乎是對等存在的。另一些立論者在持「花魂」說的同時，指出「花魂」是個常有的意象名詞，而「詩魂」出處並不明顯。其實這也是不對的。《全唐詩》收錄李建勳《春雪》就有「閒聽不寐詩魂爽，淨吃無厭酒肺干」一句，元人喬夢符《紅袖鞋》也有「涼風醒醉眼，明月破詩魂」句。這些應該都是很好的說明了。所以，曹雪芹在這裡，也同樣有足夠的理由用「詩魂」一詞的。
好，現在我們反思了馮其庸先生的四條基本論述，並發現它的立論基礎並不充分。也就是說，單純從這幾點出發，是無法把立論說明清楚的。而且，甚至還有許多的漏洞，使它在許多地方難堪一擊。那麼，這是否說明我們就要拋棄這一觀點呢？我們再從「花魂」說的主要立論方向來重新探討問題。
據我所知，支持「花魂」一說，最普遍也最有力的，大約就是從文字優越性比較的角度出發來進行的相關論述。這部分意見認為，「鶴」是一個實體名詞，是動物，而「花」也是實體名詞，是植物，只有「詩」字顯得太虛了些。在黛玉與湘雲較戰到最關鍵的時候，黛玉是不服氣用「詩」而顯得在對仗格式上略遜一籌的。所以，從對仗的嚴格性上，是黛玉與湘雲的斗詩比才的場景上，「花魂」遠遠優越於「詩魂」的。
這一說法，粗看起來，還是蠻有道理的，於是便習慣性被眾多讀者在分析論述這一問題時使用到。可惜，這一說法的自身，已經存在著一個致使的錯誤，只怕是很多人還不曾留心注意的。
「花魂」一詞的提出，果然很應景了麼？
我現在給出一個否定的回答，然後，我們再仔細審核這一回的相關描寫文字。在二人聯詩之前，原著中是有幾處文字描寫了當時景色的：
說著，二人便同下了山坡。只一轉彎，就是池沿，沿上一帶竹欄相接，直通著那邊藕香榭的路徑。因這幾間就在此山懷抱之中，乃凸碧山莊之退居，因窪而近水，故顏其額曰「凹晶溪館」。
只見天上一輪皓月，池中一輪水月，上下爭輝，如置身於晶館鮫室之內。微風一過，粼粼然池面皺碧鋪紋，真令人神清氣淨。
這裡有關於「花」的描述麼？顯然，我們無論如何深鑽文字，從這幾處也委實看不見有半點花的影子。那麼，是不是作者遺漏了這一筆呢？因為沒必要所有的景致都盡入其中？我們再設身處地想像一下，此時二人在扶著竹欄賞月，周圍是粼粼水面，甚至連樹木都很少見，又哪來那些花兒足夠啟發黛玉的一句「冷月葬花魂」了？
不僅如此，我們還應該意識到，這個時令與第二十七回「埋香塚飛燕泣殘紅」是有明顯區別的。那時是暮春時節，花落滿地，而今是中秋賞月，根本無花可葬！這裡又談論什麼「葬花魂」呢？這不是更分明的「杜撰」麼！
當史湘雲接上「分瓜笑綠媛」之後，黛玉就評道：「分瓜可是實實的你杜撰了。」因為在聚宴的時候，實際根本沒有「分瓜」的情節。而就用實事實景這一環節，二人在聯詩中甚至不止一次地討論過。直到後來湘雲的「寒塘渡鶴影」出口，黛玉才歎道：「況且『寒塘渡鶴』何等自然，何等現成，何等有景且又新鮮，我竟要擱筆了。」就因為湘雲這一次句從景來，黛玉一時難得佳句。當然，黛玉終究沒有擱筆，卻對上了「冷月葬詩魂」，讓史湘雲由衷佩服了。
現在我們如果把「詩魂」換化「花魂」，難道不覺得這裡又有牽強之嫌麼？雖然在表面上，「花」為植物與「鶴」這個動物對仗起來似乎更好，但到底是無景而謅，憑什麼讓在場二人滿意呢？不錯，即使我們已經把黛玉擬比為「花魂」，可是黛玉自己卻不可能想像著自己，對天地發出感慨：我林黛玉原是花魂，這冷月將我埋葬啊！既然沒有這樣的事，「花魂」在文字優越性上的立足之處，又從何談起？
我們再轉過頭思考「詩魂」，其實之前「花魂」對它的駁難，都是沒有任何實質性意義的。「鶴」是實名詞，而「詩」難道就不是麼？無非因為「詩」不是動物或植物罷了。植物對動物，又怎麼就是更嚴格的對仗了？這樣說來，是不是還應該還搬一個動物什麼小貓小豬的過來，湊合一個更工整的對仗的？根本沒必要。名詞對名詞，是沒有任何不妥的。「詩」與「花」的對仗嚴整性，幾乎是相同的。何況，「鶴影」之「影」，是看得見的實景，那麼「魂」字呢？你能看得見麼？不能，只是一個虛擬的情物罷了，看來還不配與「影」字對仗了？為什麼人們在大量舉證的時候，都不肯從自己的反而思索反推一下，以便審思自身立證的嚴謹性呢？
既然在對仗上，「詩魂」原沒有任何問題，那麼，這個名詞在這裡運用的，又好不好呢？還是一個字：好。好在哪裡了？因為這就是名副其實的實景實情：朗朗皓月在上，林史二人則在月下聯詩；月色清冷，籠罩著詩的靈性與精魂，彷彿要把它埋葬。這是何等美妙的對句，也難怪湘雲拍手稱奇了。而換作「葬花魂」，只怕更多是在重複當年的《葬花吟》，於「新奇」一節是不夠齊配的了。
所以，儘管馮其庸先生在他的論述文字裡，立論思維有很大的破綻，但他的最終結論卻並沒有錯。我們在謹慎的思考之後，拋棄與修正了不一些不可靠的論據，並發現了更有力的說論依據，而且能夠完全否定「花魂」的可取性。在這樣的時候，我們認為「詩魂」在這裡更適合，是極有道理的。曹雪芹在聯詩中反覆強調實景實情而非杜撰，在他最後為黛玉拋出這樣一句新奇絕美的佳句時，想必早已經深刻地體會到了聯詩之時的景趣與情趣。他在那裡下筆「詩魂」，是無須多疑的。
那麼，既然確定了「詩魂」字樣，我們就應該作更進一步的思考：「詩魂」是如何在後來的版本流變中，訛變作了「花魂」呢？
筆者認為，由於現存的早期鈔本，都只是原本的過錄本，那麼其中經歷了多少輪的抄寫流轉，是不得而知的。由於抄手一時默記的貽誤，粗糙之中將「詩魂」訛作了「死魂」，而在後來的校對檢查中，又沒能細心發現，由此又衍生了另一些循環下去的抄本，也發生了同樣的偏差，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有一部分人，他們或者是抄手本身，或者是藏書人，他們在校對檢查文字時，發現了文字的遺漏與謬誤處，開始了較為細緻的改動。而正是在文字檢查之中，他們發現了「死魂」的問題。因為「死」字是仄音，是聯詩要求的對仗格式上，是完全行不通的，所以他們只有尋求底本來作校訂，尋到正確底本的，便逕自改作「詩魂」。但有些抄本的底本，已經是錯過幾輪之後沒有發覺的了，就無法校訂這個錯字。此時的修改人，只能依據自己的推測，另換一個合適的字眼。有從諧音的角度上來考慮，還是改成了「詩魂」，而另有一些人，可能是出於「形近」的考慮，又受到前面《葬花吟》的啟發，便自行改作了「詩魂」。這樣，相關抄本又繼續流轉下去，便有了我們後來發現的前期鈔本文字中，或是「詩魂」或是「花魂」的差異了。
當然，這個流變過程，也只是我的個人推測，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或者是不可信的成分，就是我自己也無法把握控制的了。而我對於「詩魂」「花魂」這一詞的辨識過程，也是首先從分析前人的論述思維入手，進而有了自己的獨立思考。這一過程當然還可能存在著分析理解上的誤差，包括思維審視中的荒謬之處，希望能夠得到更多朋友們的補充、商榷、批評，以期得到更好的修正、改進與完善。
天涯浪子，初稿於12月18日晚，改定於次日清晨
書劍山莊，臥石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