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金粉醉紅樓——漫談《紅樓夢》與紅學
[一]
《紅樓夢》研究，是而是階級百年來與甲骨學、敦煌學並稱的三大顯學（或許可加上詞學）。王國維、蔡元培、胡適分別開創小說批評、索隱、考證三大學派，接踵而起的海內外學人、作家中，涉足紅學者沉沉夥頤，專著論文，汗牛充棟。80年代以來，三、四流乃及未入流的研究者多若過江之鯽，構成極為「擁擠的紅學世界」（1），聚訟紛紜，風波疊起。至於毛澤東以《紅樓夢》為發動政治鬥爭、進行思想改造的工具，更曾喧囂一時，文苑諸公在「批俞、批胡」運動中多有極精彩的表演（2）。姑不論其是非，《紅樓》一書在國人心目中倍增身價，則是不爭的事實。
然而筆者天性愚魯，任憑當今紅學家們說得天花亂墜，也難教頑石點頭。筆者幼即嗜小說，九歲至十五、六歲時，四處覓書，得各類線裝本舊小說不下百數十部，不論精粗，到手即讀，讀必終卷。對小說的回目、情節、人物形象，以至各路英雄俠士、仙佛靈怪之綽號、個性、所用兵器與坐騎，皆歷歷如數家珍，附錄詩詞多能背誦，惟獨讀「最優秀、傑出、集中國古典小說大成」的《紅樓夢》則昏昏欲睡，翻閱多次皆是「跳讀」，知其大意而已。農夫野老，多有粗通文墨、喜說「故事」者，田頭地角小憩時交流讀書之樂，每有奇談怪論，為《三國》與《東周列國志》、《水滸》與《蕩寇志》孰優孰劣爭吵不休，對《紅樓夢》的評價卻高度一致：「那部書婆婆媽媽，最沒看頭。連吃啥菜、用啥碗筷都寫了半天，無聊之極」。紅學家們所謂《紅樓夢》「中國人民最為喜愛、擁有最大讀者群」（3）云云，不知依據何在，是否作過全國普查？在廣大農村百姓與市井小民中，《紅》書決非最受歡迎的讀物。喜讀此書者其實只有三類：1包括紅學家們在內的文人墨客；2高中以上文化、情竇初開的少男少女；3終日無事的闊太太。這三類人，莫非就能代表全體人民大眾？當然，紅學家們可斥之為「國民素質太低」，難以領略書中的精蘊妙趣，因此有必要去下死氣力，研究、闡揚。然而即使在文人群中，也不是人人熱衷於《紅樓夢》，史學家錢穆云：「中國人總是崇拜陶潛與杜甫，勝過了崇拜施耐庵與曹雪芹。因施耐庵與曹雪芹只將生命融化於他的作品中，而陶潛與杜甫，則是將自己的生命凝成了他的作品，而直接奔放」（4）。崇拜陶、杜者，不會是文化層次不高的大眾，只能是文人。
（二）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丫頭，《紅樓夢》一書亦如此。二十世紀初葉，學者未為政治力量所左右，論《紅樓夢》各抒所見，無趨時媚俗、譁眾取寵之心。王國維以叔本華哲學思想觀照《紅樓夢》，認為該書描寫了人生的苦痛及解脫之道，是「徹頭徹尾之悲劇」、「悲劇中之悲劇」（5）；蔡元培以為「《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6）；胡適說「《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7）；魯迅只看作「人情小說」（8）；俞平伯則認為小說的主旨乃是「情場懺悔」與「色空觀念」的虛無思想，「作者所要說者，無非始於榮華，終於憔悴，感慨身世，追緬古歡，綺夢記闌，窮愁畢世」（9）；且評價頗低：「平心看來，《紅樓夢》在世界文學中底地位是不很高的。這一類小說，和一切中國文學——詩、詞、曲，——在一個平面上。這類文學底特色，至多不過是個人身世的反映。……其用亦不過破悶醒目，避世消愁而已。故《紅樓夢》性質亦與中國式的閒書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學之林」（10）。到五十年代，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在毛澤東全力支持下首先發難，對胡、俞之說大張撻伐，隨即形成全國規模的「批俞、批胡」運動。在整個文化學術界同行們的猛烈圍攻之下，俞平伯只能俯首認罪，檢討連篇；承襲胡適考證派研究模式的周汝昌，也趕忙主動表白，控訴胡適的毒害，加入批俞行列，然而並未逃脫識破其假象的專家們的指斥（11）。於是鬥爭取得「全面勝利」，《紅樓夢》被定位為「現實主義的傑作」，曹雪芹被描繪成「具有鮮明的反封建思想傾向」、「封建禮教的叛逆者」。其結果是「用歷史的批評淹沒美學的批評，用泛政治化的批評取代美學和歷史客觀評價。而且形成一種人云亦云的評紅模式，大家不分彼此，都按一個調子做文章」（12）；「《紅樓夢》新說，實質上是一種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對小說文本所作的功利主義的詮釋和解讀，是時人新添加給《紅樓夢》的價值判斷」（13）。而七十年代間，紅學服務於「儒法鬥爭」，「於是『紅學』掃地盡矣」（14）。
「文革」後的紅學家們，加強了對《紅樓夢》的藝術分析，在思想內容方面，仍然襲用五十年代的評論模式：「《紅樓夢》是曹雪芹長期體驗生活、觀察社會，在他的思想認識之下以高超的藝術手法而寫出的一首對封建統治階級走向滅亡的輓詩。……作者是以現實主義而廣闊深刻地反映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面貌和實質。這部不朽的著作描寫了一個四大家族走向衰微的三代生活，而且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無恥和罪惡，明顯地暗示了封建時代必然消亡的歷史趨勢」（15）；曹雪芹以他的如椽之筆，為末世的封建社會描繪了一幅精確而生動的圖畫。曹雪芹對這個社會，從它的社會制度到全部上層建築作了一次深刻的總批判，從而宣判了這個社會和它的制度已經臨近死亡的歷史命運」；（16）曹雪芹的筆無異於一把鋒利的解剖刀，表面上是解剖一個大家庭，實際上是是在解剖走向沒落的封建社會」（17）……眾口同聲無異辭，有如錢鍾書所云「同種的一百頭禽鳥比賽同一音調的嗓子誰高低」（18）而已。
由此不免使人產生諸多疑問：自秦漢以來，中國實行的是郡縣制，兩千多年的社會性質究竟是否能用「封建」二字就能概括？在君主統治時代，除明、清兩朝跡近專制外，皇帝究竟能否「聖躬獨斷」，一切為所欲為？以馬克思分析歐西社會發展階段的觀念，是否真正切合中國獨有的歷史？對此問題，錢穆先生有深入詳明的剖析，有興趣的讀者，不妨參閱錢氏系列論著（19），限於篇幅，不一一徵引。即便承認曹雪芹所處時代為封建性質，且「走向沒落」、「行將滅亡」，為何如此黑暗腐敗的社會體制中竟能產生豐富燦爛的「中華大文化」（周汝昌語），為曹氏所吸收運用，搖身一變為「叛逆者」？莫非政治統治與文化發展乃截然兩事，無所並聯？二十世紀「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按理說封建體制已徹底滅亡，為何在六、七十年代卻發生史無前例的「文革」，「焚書坑儒」遠過於秦始皇，封建餘毒至今猶存？對此現象，紅學家們有何解釋？曹雪芹分明只是寫出一個貴族家庭的盛衰，「既意在寫實，偏又多理想；對封建家庭既不滿意，又多留戀」，「雖褒，他幾時當真歌頌；雖貶，他何嘗無情暴露」（20），「是一部怨而不怒的書」（21），卻被當代紅學家們誇大為「對整個封建社會的總批判」，這難道是實事求是的學風麼？
[三]
對於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劉夢溪推崇為「既是叔本華的知音，又是《紅樓夢》的知音」，具有「在美學和小說批判方面的開創意義」（22），卻被畢生吃紅學飯的周汝昌先生貶為「既無學術價值可言，也無美學賞鑒的高度足重」（23）。那麼周先生的卓見何在？請拭目以觀：
「（《紅樓夢》）乃是作者對宇宙萬物、社會人生的一個巨大的深邃的思索與觀照。小說從女媧補天，遺石通靈，幻形入世，一直寫到了「離合悲歡，炎涼世態』，展示了一位哲人的全部指揮與精神的高度造詣，代表著中華文化精華的特色與價值。……他是18世紀早期時代呼喚中華知識界重新來思索探討這種重大課題的思想巨人，他是行將步入近代中國人的啟蒙者，意識革新的先驅者」（24）。
「雪芹文化思想，在18時初期，對中國文化是一種啟蒙和革命的思想，其價值和意義和他的真正歷史位置，至今還缺乏充分深入的探索和估量。整整九十年前陳蛻先生提出了雪芹是一『創教』的偉大思想家的命題，創教者，必其思想境界之崇高博大異乎尋常而又前無古人，如孔子、釋迦等人方能膺此光榮稱號者也」。（25）
「雪芹思想，博大精深，並非『民主』一義足以盡其崇弘。是以尚待吾人續加研索。」（26）
周先生真了不起，思想解放，終於掙脫五十年代的評紅模式，石破天驚，發聾振聵。寫小說的曹雪芹原來是「偉大的思想家」，是「『創教』的英雄哲士」（27），是高居於三十三天孔子、釋迦牟尼式人物。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奚足道哉！龔自珍、譚嗣同、梁啟超、孫中山以及「五四」諸賢不過是曹教主的徒子徒孫罷了。曹雪芹豈止「批判整個封建社會」，他思考的是宇宙萬物，社會人生，「民主」這東西又何必到西方稗販，它早在曹家思想寶庫之中，僅佔其一角而已。與周先生相比，王國維、胡適、俞平伯輩的見識狹隘、庸陋得可憐，當今各路紅學英才亦無此高論，能不擊節叫絕嗎？不僅此也，周先生對曹雪芹思索的「重大課題」、以及《紅樓夢》的主旨，做出更新的闡釋：
「實際上，他以當時的形式思索了天、地、人的生成與進化，探究了生命、性靈、才幹的可貴，譜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理想關係，以及人才的遭遇與命運」（28）。
「雪芹痛切關注的是人、人物、人才的總括這樣巨大主題」。「雪芹正是惜才痛才，深歎才之難，才之貴，與才之不幸。故此他將一部小說的主眼化為一個美詞，題之曰『沁芳』」（29）。
按周先生的解說，「沁芳亭」是大觀園的「第一主景」，「沁芳者，『花落水流紅』之變化語言也」（30），曹雪芹「以此清奇新麗之詞來暗點全國的『命脈』，以及像征全園中所居女子的結局和歸宿」！
「這就是讀《紅樓夢》的一把總鑰匙」，「一《石頭記》全書的新雅而悲痛的主旋律」（31）。當年毛澤東說書中第四回是《紅樓夢》的「總綱」，於今周先生更有重大的發現，《紅》書的主題既非「批判封建社會」，亦非「愛情悲劇」，而是「惜才痛才」，你不的不佩服周先生的獨具慧眼。《紅樓夢》第一回中云：「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書中所寫「金陵十二釵」，或會詩詞曲賦，或通琴棋書畫，賈寶玉的才華尚在林黛玉、薛寶釵、史湘雲諸女之下，所謂「武不能安邦，文不能定國」，或如揚雄所云「彫蟲小技，壯夫不為」，這樣的「人才」，古今中外，車載斗量。竟被周先生說成「深歎才之難，才之貴，與才之不幸」；「芹芳」一詞=「花落水流紅」=「惜才、痛才」的「像征」=全書主題，如此牽強附會，曲解文意，夫復何言！
在紅學家的眼中，《紅樓夢》的文化含量抵得過囊括經史子集的《四庫全書》，其價值要超過《詩經》、《離騷》、《史記》與《杜詩》，盡善盡美，無與倫比：
「還『紅學』以『學』。這學，應是中華文化之學，而不指文學常論。因為曹雪芹的《紅樓夢》，屬於中華大文化的代表著作，其範圍層次遠遠超越了文學的區域」（32）。
「《紅樓夢》這部書所反映的我們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的傳統，民族美學的傳統，卻要比《詩經》、《楚辭》、《史記》、《杜詩》等等深厚得多，博大得多」（33）。
「《紅樓夢》這部偉大作品，也是我國幾千年優秀文化的最高的綜合和體現」（34）。
「（《紅樓夢》）堪稱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總匯。……不僅代表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且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寶庫」（35）。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是悠久、燦爛的中華文化的傑出代表」（36）。
……
大約中國的典籍即使損毀殆盡，只要存下一部《紅樓夢》，文化精華就盡在其中，不必擔憂了。「『紅學』實亦『宏學』，——天地間至大至深之學也」（37），研究紅學者身價之崇高，超出一切人文學科，自是不言而喻。按紅學家之言推論，《紅樓夢》既是「中華大文化的代表著作」，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總匯」，必能體現、也應該體現中華民族最主要的精神。近讀張岱年先生的論述：
「中華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基本主導思想可以稱為『中華精神』，『中華精神』即是指導中華民族延續發展、不斷前進的精神思想。我認為，『中華精神』集中表現於《易傳》中的兩個命題。《易傳》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就是永遠努力向上，絕不停止。這句話表現了中華民族奮鬥拚搏的精神，表現一種生命力，不想惡劣環境屈服。這裡有兩方面的意思，對惡勢力絕不妥協，堅持抗爭，直到勝利。在個人生活方面，強調人格獨立。……《易傳》中還有一句話：『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就是說，要有淳厚的德行，能夠包容萬物，這是中華民族兼容並包的精神。……『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兩點，可以看作是中華民族精神的主要表現」（38）。
「民族精神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有比較廣泛的影響；二是能激勵人們前進，又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39）。
「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麼呢？指導中國文化不斷前進的基本思想是什麼呢？這裡試舉出四點：<1>剛健有為，<2>和與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協調。我認為這些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40）。
此外，錢穆、龐樸、季羨林等學者的著作中論及「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認為其基本特點是「人文化成、天下一家」，「天人合一，性道一體」，「人為本位，道德中心」等，茲不贅述。
試觀一部《紅樓夢》，從何處體現張先生所言中華民族、中華文化的基本精神？小說中全力刻劃的主要人物賈寶玉，是真日價在女人堆裡廝混，愛吃胭脂，並與秦鍾、蔣玉函搞同性戀的紈褲子弟，渾身上下哪有一點陽剛氣息？寶玉因愛情不遂而瘋癲以至離家出走，遁入空門，這難道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麼？寶玉的「博愛」群芳，莫非就是「厚德載物」？作為舊時代的「叛逆者」，是否可以成為民族精神的化身，今日青年之模範？林黛玉「焚稿斷癡情」，就是「向惡勢力抗爭」?薛寶釵倒是頗具「中和」之美，可惜向為紅學家們所批判。大觀園種諸女死後靈魂歸於「太虛幻境」，大概就是「天人協調」或「天人合一」吧？寫寧、榮兩府中的勾心鬥角，相互傾軋，又不知博大與寬容何在？探春管家理財，是否「崇德利用」？讀者本不要求曹雪芹非得表現這些民族精神不可，紅學家卻應要說成是「我國幾千年優秀文化的最高綜合和表現」，就得以最高標準來衡量。循名揆實，處處多違，欲尊適足已卑之，殊堪一噱。且作者寫貴族家庭生活，兼及園林建築、服飾器皿、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以作烘托點綴，不過藝術手段而已，所寫諸多文化現象雖廣泛而實膚淺。具有類似曹雪芹之多種文化修養的認識在舊時奚止百千，今日亦不少見，又何須莫名驚訝，過度吹噓？
惟有俞平伯先生不愧為誠實的學者，晚年深自悔悟：
「人人皆知紅學出於《紅樓夢》，然紅學實是反《紅樓夢》的，紅學愈昌，紅樓愈隱」（41）。
「一切紅學都是反《紅樓夢》的。即講的愈多，《紅樓夢》愈顯其壞，其結果變成『斷爛朝報』，一如商人之好春秋經。筆者躬逢其盛，參與此役，謬種流傳，貽誤後生，十分悲愧，必須懺悔」（42）。
「《紅樓》今成顯學矣，然非脂學即曹學也。下筆愈多，去題愈遠，而本書之湮晦如故」（43）。
誠哉斯言！
[四]
周汝昌先生自承是「三流層次」的學者，以為研究「文化內涵極豐富，文化品位極崇高」的紅學，「需要我國的文學、史學、哲學、美學、科學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學者通力協作，方能勝任愉快，展現光輝」，並惋惜紅學「遂落於低層次的人士之手」，「乃是紅學悲劇性的最關鍵性的矛盾因素」（49），這不能不說是由衷之言。但問題是一流學者未必將《紅樓夢》視為「內涵極豐富、品位極崇高」，捧成」中華大文化的代表」，值得多方面的學科」通力協作」一流學者更未必趨時應世，將《紅樓夢》貼上「階級鬥爭、反封建」之類的標籤。王國維、胡適屬一流學者，不是遭到「三流學者」周先生的輕蔑與批判嗎？
國學大師陳寅恪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50），「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 （51），在士林學苑樹立千秋典範。錢鍾書先生亦云：「大抵學問是荒江野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朝市之顯學必成俗學」（52）。欲治學必先做人，學問不在於大小，風骨氣節，實為首要。三流、四流乃至未入流的學者，若能具備第一流學者之精神品格，其術業必不至淪為俗學。道理極簡單，然知易行難矣。
劉夢溪先生《紅樓夢與百年中國》一書中，引梁任公論學術思潮演變四階段之說，認為當今紅學已處於衰落期，「呈現出佛家所謂之『滅相』」，其研究現狀「好一似食盡鳥投林」；「宣傳過分，殊榮也會招致殊辱，尊之適足以卑之。紅學的命運就是這樣，因為操持得太過分，反而害了紅學」。劉先生更慨歎說：「凡是紅樓走紅，全社會大談紅樓，紅運上升、紅潮洶湧的時候，似乎並不是大吉大利之事，常常國家民族的命運在此時卻未必甚佳。紅運和國運似乎不容易兩全」；「《紅樓夢》研究扭成了許多死結，百年中國也扭成了許多死結。話說回來，也許百年紅學的命運確乎與社會變端真有一點什麼關係？吾不知矣，吾不知矣」，並稱俞平伯說「越研究越糊塗」為「不失孤明先發之見」。如此說來，《紅樓夢》又真同妖孽之書，危及國運。這是當今紅學家中少有的深刻的反思，暮鼓晨鐘，迷醉於紅樓金粉中者，也該清醒清醒了。
平心而論，說曹雪芹頗有才情，《紅樓夢》在古典小說中獨具一格，並非溢美。而當今學人一味塗脂抹粉，轉失此書之真，自然會引起讀者的反感。無數研究者殫精竭智，索隱者有之，探佚者有之，胡吹亂捧者有之，鑽入牛角，陷於泥沼，如此研究，於國家民族文化學術之發展有何裨益？甚至為書中寫婦女究竟是天足還是小腳而爭吵不休，幾揮老拳（53），豈不令人齒冷？酷嗜《紅樓》，專研紅學，原屬個人自由，但文章刊發，就得接受大眾的評判，歷史的檢驗。新世紀的紅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