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紅學
1840年，英國人以堅船利炮叩開了清朝政府閉關鎖國的大門。與此相適應，在1840年前後，英國人對中國各個方面的研究也隨之跟進。我們如在被迫「五口通商」的廣州等地的圖書館裡仔細查索，或許能發現一些關於英國人研究《紅樓夢》的早期資料。現在國內所能看到的歐美人評述《紅樓夢》的最早文字，是廣州版《中國文庫》(The Chinese Repository)1842年5月號上一篇署名為「通訊員」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或夢在紅樓》(Hung Lou Mung，or Dreams in the Red Chamber)，作者卡爾·居茨拉夫(Karl A．F．Gtitzlaff即郭實獵)。但在這篇七千字的文章中，真正評論《紅樓夢》的地方，只有寥寥幾筆，其餘部分只是複述小說的內容。現在我們把這篇文章中的評論部分介紹如下。
「在中國小說中，這部作品顯然具有很高的地位。作者一再聲明他不能公正對待書中惟一真理的主題以後，就像寫紐約史一樣，以創造世界來開始他的小說。古時候有個叫女媧的人，他是男人還是女人，現在已無法判明。有些作家認為，他們已經發現女媧有些地方很像我們的聖母愛娃。現在，這位精力旺盛的女媧著手用石頭補天。天很高，又很虛無飄渺，所以這個工作是相當困難的。儘管如此，這位巧匠取得了成功，而且正像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活幹得很漂亮。女媧為補天準備了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石頭，但是補天只需要三萬六千五百塊，剩下的一塊就棄而不用了。」
從這裡作者開始介紹《紅樓夢》的主要情節，中間還夾雜著一些議論。直到文章結束時，作者又說：「在作品的最後，我們又見到了我們的老相識，他們在故事的中間階段一直沒有出現。這些老相識就是僧侶、石頭、女媧、石頭躺在那裡的那個山峰，以及石頭對我們那些男女主人公發生過影響的說明。如果對這個冗長乏味的故事作出結論，發表我們對這部作品在文學上的優缺點的看法，那麼我們可以說，小說的文體沒有任何藝術性可言，完全是一種北方上等人的15頭語言。有些詞彙的含義，不同於一般作品中所使用的含義。有些詞彙是用來表達地方語義的。但是讀過一卷後，就很容易理解這些詞彙的意義。誰想熟悉北方宮廷口頭語言，精讀這部小說，當得益匪淺。」(《中國文庫》，1842年廣州英文版5月號第266～273頁)。
由於是英美人最早評介《紅樓夢》的文字，我們不妨稍加議論。文章作者對小說感到「冗長乏味」，這是可以理解的。《紅樓夢》是一部偉大小說，但並不是一部沒有任何缺點的小說。對於一般讀者，特別對於外國讀者來說，《紅樓夢》有時難免顯得冗長，尤其在討論作詩，描寫衣著或菜餚的時候，情況更是如此。但總的來說，《紅樓夢》主要對中國當時上層貴族的生活作了細膩的刻畫，給人總的印象，是生動、深刻、真實的，趣味盎然，寫到悲歡離合處，則又十分打動人心。讀《紅樓夢》而覺得「冗長乏味」，那只能說明讀者還沒有完全理解《紅樓夢》的妙處。
作者又說《紅樓夢》的文體「沒有任何藝術性可言」，原因是它用了北京上等人的口頭語言。或許這位中國通很欣賞「之乎者也」這一套書面語言，輕視口頭語言，所以他確實體會不到《紅樓夢》的文筆所達到的那種出神入化的境界。不過作者又補充說，精讀此書，可以熟悉中國的宮廷語言。中國有沒有宮廷語言，不大清楚。但《紅樓夢》中的口語，決不是宮廷語言。由於身份的不同，書中人物的說話口吻當然不一樣，譬如史太君顯然不同於劉姥姥，賈雨村顯然不同於冷子興。不過總的說來：《紅樓夢》中的語言，主要是當時的北京話。
綜上所述，可以肯定，這篇文章的作者當時雖然簡單介紹了《紅樓夢》的內容，但對《紅樓夢》的價值所在還是懵懂不清的。後起的英美漢學家們，隨著時代的推移，逐步加深了對這部小說的研究。但是根據我所看到的材料，英美人真正對《紅樓夢》作出重要評價，還在五六十年以後。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出了一位有名的漢學家，他的名字叫赫伯特·賈爾斯(Herbert Giles即翟理斯)。他原來是劍橋大學教授，後任英國駐寧波領事。他編寫的《古今姓氏族譜》(A Chinese Bi— ographical Dictionary，後改稱《中國人名大字典》)一書，1898年在倫敦出版。書中收有曹雪芹這個條目，條目是這樣說的：「曹雪芹，17世紀時人(原文如此——譯者注)，被認為是著名小說《紅樓夢》的作者。」總算正式提到了曹雪芹其人，並且說他是《紅樓夢》的作者。
再過三年，這位賈爾斯出版了一部《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其中用兩萬多字的篇幅來談《紅樓夢》。在這兩萬多字中，只有開頭的幾小段，是評述《紅樓夢》的，其餘也只是介紹《紅樓夢》的故事情節。因為這是英國人評述《紅樓夢》的一篇比較早的而又比較有份量的文字，所以我把它的評論部分全部譯述如下：
「《紅樓夢》人們通常稱它為《紅樓之夢》，這是不正確的。這部著作已經達到了中國小說的頂峰。大約成書於17世紀後半期(原文如此——譯者注)。不知道該書作者叫什麼名字。該書通常分二十四卷(八開本)出版，共一百二十回，每回平均至少有三十頁，全書多達四千頁左右。小說從頭到尾共描述了四百多個大小人物，故事情節完全可與菲爾丁的著作相比美，對許多人物的描寫，令人想起西方最偉大小說家的最佳作品。小說把社會生活的每一種特徵一一呈現在讀者的面前。作為中國生活的全景照片，《紅樓夢》是無與倫比的。簡單說來，這是一個富有獨創、內容深刻的戀愛故事，絕大部分幾乎用流暢的口語寫成，充滿著日常生活中幽默和悲哀的情節，並夾雜著有高度文學修養的短詩。小說第一回企圖在神靈世界和世俗世界之間造成一種聯繫。這一回是超乎自然的。第一回以後，故事沿著塵世的方向順利地發展下去，不過經常要受到近旁存在的神靈的影響。從下面的概要敘述中，也許能推測出整個小說的某些思想。」(轉引自赫伯特·賈爾斯《中國文學史》，1924年英文重版本，第355—356頁)
從上述簡短評論中，可以歸結出以下幾點：第一，《紅樓夢》是中國小說的頂峰，可以與西歐的最佳小說相比美；第二，是反映中國社會生活的一幅全景照片；第三，是一個富有獨創、內容深刻的戀愛故事；第四，文筆流暢；第五，還不知道確切的成書年代和作者叫什麼名字。
這裡的進步是明顯的。前四點看法與俄國瓦西裡耶夫1880年的看法相接近，但在時間上卻晚了二十年。
20世紀以後，歷史情況起了巨大的變化。中國人民13益覺醒，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逐漸高漲。中國人民要求革命的強烈呼聲，震撼了西方列強平靜的文苑。因此，西方漢學家對中國的研究著作，在這個時期也開始大量湧現。與此相適應，在賈爾斯的《中國文學史》出版後不久，《英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innica)也在「中國」這個條目中評述了《紅樓夢》，說《紅樓夢》「情節複雜而富有獨創，最後以悲劇結尾。在小說的故事發展中，主要線索是戀愛，其中交織著陰謀、野心、財產、貧窮以及人生的其他領域……小說包含的事件，使人想起菲爾丁小說中那種打破常規的描寫，其敘述之放肆，一如菲爾丁的小說，往往表露無遺，而不像現代心理小說只作隱晦的暗示」。(《英國百科全書》1910年版第6卷第229頁)
歐美人研究《紅樓夢》喜歡同本國的小說作比較，這是常見的現象。如1964年版《英國百科全書》第5卷說：《紅樓夢》中的兩主角之一傷逝時賺人的眼淚，至少不亞於前此不久塞繆爾·理查遜所寫的《帕美勒》。讀了英國小說，再去回想我們的《紅樓夢》，也許會覺得這種對比有些牽強，因為小說中人物的生活、習俗、心理、思想，實在相差太遙遠了。不過就共時代和故事的複雜性而言，確實也有相似之處。所以似也不宜對這種類比一筆抹殺。
《新中國評論》(The New China Review)1919年8月號，發表了一篇評論《紅樓夢》的文章，題目是《紅樓的秘密》(The Secret of the「Red Chamber」)，作者w．亞瑟·柯納培(W．Arthur Cornaby)。文章說：
「中國有一個普通的看法，那就是『人人都讀《紅樓夢》』。這是中國最有名的一部真正的小說。確實，在一般居民中，更多地提到《三國演義》中的顯要人物，其中有些人的活動被改編成戲劇。《三國演義》這部著名作品，顯然是14世紀時一位作家對一些真正歷史事件加以擴充寫成的。這些歷史事件是一位歷史學家關於3世紀末種種情況的簡要記述。所以這部作品很難稱它是一部真正的小說。而《紅樓夢》顯然是一部真正的小說。至少在最近幾年以前，每個人都是這樣看的。但是最近幾年，有一些令人震驚的理論十分流行，這些理論涉及這部小說的歷史意義，而這正是本文所要說明的題目。
「這部小說雖然很長(約有四千頁)，但它對於最有教養的中國人來說，正如《哈姆萊特》之對於英國讀者。在中國人看來，小說中很多人物的生活和活動，正如他們很多熟悉的朋友的生活和活動。小說結局十分悲慘，所以至少相繼出版了七部續集。」
作者在介紹了《後紅樓夢》等四部續集以後，說其餘三部續集實在太平庸，不必加以論述。但是，不管這些續集是好是壞，它們的寫成和出版就足以證明人們對《紅樓夢》的興趣。
「原作者的情況如何呢?他願意在文學方面付出如此巨大的精力來寫作這麼一部偉大作品的很有魄力的動機(如果他有動機的話)是什麼呢?這是很多學者提到的問題。
「小說對很多人物(共約四百人)作了生動的描寫，每個人都不與別人類同。由此人們得出結論，說這位作者一定是京城某王室的一位私人秘書，他的小說取材於現實生活。至於說到他寫小說的動機，流行的看法是，這位私人秘書因與某婢女通姦而失寵。他所以寫這本書是為了進行報復，揭示除她以外的所有人的缺點，最後使整個家庭遭受窮困和毀滅，他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他們確實會遭受這樣的命運。
「我們現在看到的該書第一回介紹部分，說曹雪芹是一個把該書『增刪五次』的早期編輯者。這樣做的原因是《紅樓夢》被政府禁止出版。這道禁令對這部『增刪』過的作品一再重申，所以在許多年內，在市場上出售的惟一稿本，取了一個愚蠢的名字：《石頭記》。這裡產生了一個最有意思的問題：一個如此顯要的家庭究竟是北京的哪一家呢?它的後裔怎麼能在每個世紀內一次再次地讓政府出面禁止出版一部牽涉到這個家庭祖先生活情況的小說呢?在清朝統治時期，沒有一個人敢於公開回答這個問題。
「現在，讓我們回憶一下(或者為那些不熟悉這本小說的人敘述一下)這部著名小說的故事梗概吧。」
接著作者就開始敘述小說的情節。不過敘述比較簡單，因為他知道賈爾斯已經在1885年詳細介紹過這部小說了。該文的重點是發表了不少議論。如作者認為，賈府主要人物的名字就很有意思。哥哥叫赦，其夫人姓邢；弟弟叫政，其夫人姓王，合在一起就成為：攝行政王。所以這個家庭是攝政王的家庭。但是寶玉這個名字不大適用於一個攝政王照看下的孩子。如把「寶」作動詞解釋，意思就完全不同。那就是一個珍愛玉的青年了，所謂珍愛玉也就是珍愛一個姑娘，她的名字可能與玉有關。作者接著指出，最近一版《紅樓夢》的編注者(作者指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紅樓夢索隱》，編輯者悟真道人)，根據過去被查禁的書籍和詩歌，證實了以下情況：《紅樓夢》是為順治和董小宛而寫的。順治是滿族第七代統治者，所以寶玉為第七名舉人。小宛人宮時為二十六七歲，順治當時是二十五歲，寶玉則是他的半數。小宛名白，故黛玉名黛。小宛是蘇州人，黛玉也是蘇州人。小宛美麗、聰明、有才，但是病弱，故黛玉也是美慧病弱。順治想封小宛為皇后，但鑒於清朝皇室之規而沒有成功。小宛因此憂鬱而死，故黛玉也因不能嫁給寶玉而死。小宛死後，順治封她為端敬皇后，他自己也因悲痛過度而上五台山當了和尚，是為「情僧」。所以寶玉也出了家，如此等等。
作者說，如果我們認為這位學者的推論是合理的，那我們就掌握了一把解開這部長篇巨著之謎的鑰匙，並且很快可以理解它得以存在的理由。特別是，這位作者在該書第一回中找到了啟示，說此書作者是明代某顯貴的後裔，他熟悉清代宮廷，也瞭解南京(明代)家庭。他當然認為，這個人侵者的家庭的初期統治，並不預示著這個家庭將來會獲得永久的繁榮。
文章作者最後說：「這位研究者如此這般列舉了無數例子之後，似乎已使讀者相信他解開了《紅樓夢》之謎，不過，他也確實使中國和西方學者有了一個進行探討和思考的題目。」(《新中國評論》英文版1919年8月號第329～339頁)
《紅樓夢》研究史大致可分為所謂評點派：索隱派、新紅學派和1949年以後等四個時期。外國學者研究《紅樓夢》與上述四個時期有著密切的聯繫，他們的觀點往往受到中國學者的影響，尤其在索隱派時期和新紅學派時期表現得更加明顯。正如我們研究外國文學，有些看法也難免有意無意地受外國學者的啟發或影響一樣。
所謂評點派時期，實際上也就是封建時代的中國文藝批評家評論《紅樓夢》時期。這個時期在《紅樓夢》研究中還沒有形成一個學派，觀點也比較分散多樣，所以外國學人似乎還很少受中國評點派的影響。如1842年發表的《紅樓夢，或夢在紅樓》、1880年瓦西裡耶夫的《中國文學史綱要》、1885年賈爾斯的《(紅樓夢)，常稱為(紅樓之夢)》等文章，還只是簡單地介紹小說的內容，或者只對小說作一些簡單的評論。
《紅樓的秘密》一文發表於1919年，正是索隱派的極盛時代，所以文章就難免要複述索隱派的觀點，主要似乎是複述王沅夢的觀點。這些觀點的錯誤，胡適在《紅樓夢考證》中已經批評過了。而且在胡適以前，孟蓴蓀也在《董小宛考》中加以了否定。所以不必在這裡贅述。不過該文作者也沒有完全信服順治董小宛說。他在文章最後作了保留，說這種說法使學者們有了一個探討和思考的新的角度。
1928年，《中國雜誌》(The China Journal)第八卷發表了E．赫德森(Elffida Hudson)的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古老的故事》(An Old． Old Story)。這是一篇介紹《紅樓夢》內容的文章，沒有涉及評論。一開頭就介紹了榮寧兩府和史太君的情況，一直談到賈政最後與寶玉的那一次見面，當然一開頭就有不確切之處，如說榮寧兩府的主人是史太君的大兒子和小兒子，即是一例。但是這篇文字有一點比較特別，那就是把《好了歌》放在文章結尾處。大概作者認為，《好了歌》的內容是《紅樓夢》的主旨吧。這首譯詩，我不知道霍克思、楊憲益在譯《紅樓夢》時是否參考過。從他們的譯詩同這首譯詩距離相差之大，似乎看不出有參考的痕跡。不管怎樣，我個人覺得這首詩還是譯得不錯的，它把「世人都曉X X好」和「只有X×忘不了」這兩句詩作了很好的表達，而且也用了同樣的詞句一再重複，並不拘泥於原文，但卻傳達了原作精神。
1929年出版了王際真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卷首有阿瑟·韋利(A~hur Waley)的一篇序言。序言的大意是這樣的：在20世紀以前，中國人不把小說當作文學。一般學者也看不起小說。中國最早的類似西歐的重要小說，是7世紀末張鶩的《遊仙窟》。這篇小說中的許多文章作法影響了後來的中國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於街頭說書。中國的長篇章回小說，結尾處都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這樣一句話，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紅樓夢》也受到了這樣的影響。
在《紅樓夢》出現以前，中國的著名小說有《水滸傳》、《西遊記》和《三國演義》。《紅樓夢》雖然在很多寫法上有了革命性的變化，但仍然受到以上三部作品的不少影響。如作品很長，對塵世的日常生活缺乏信心，一定要把現實的故事放進超自然的框框。模仿說書人，把更多的藝術技巧注入個別章回，而較少注重作品的整體結構。重視說教，故事中都有一定的寓意。《紅樓夢》最後一些章回中那些有說教意味的情節，有一部分是符合作者原來計劃的。
不過，《紅樓夢》畢竟與眾不同，它所敘述的不是那些現成神話或歷史故事，而是一大批讀者從前不知道的人物。作者的知識都是從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取得的。從這一意義上說，《紅樓夢》是一部自傳體小說。而小說中那些超自然的神奇章節，使人們進入一個迷惑不解的世界。根據他描寫的夢境而言，曹雪芹作為一個富於想像的作家，已達到了他的最高峰。在這些情節中，人們清楚地感到了作者筆下那些人物的象徵價值和普遍意義。
發表於1921年的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標誌著《紅樓夢》研究進入了新紅學派時期。新紅學派的重要著作，大多以實用主義的觀點寫成，極易為西方紅學研究者所接受，因為實用主義的老祖宗是西方人所熟悉的詹姆士和杜威。所以1921年後的歐美漢學家，在有關《紅樓夢》的研究中，幾乎無不受到新紅學派的影響。這個情況，似乎直到現在還沒有結束(但是蘇聯、東歐不在此例)。
阿瑟·韋利關於《紅樓夢》的序言發表於1929年，因此也難免受到新紅學派的影響。如自傳體說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不過這篇序言指出了《紅樓夢》受到的傳統影響，說得還是不錯的。但在評述它的革新精神時，只提到它撇開神話、歷史故事，而去描寫現實的人這一點，就顯得很不夠了。既然提到中國小說的傳統和《紅樓夢》接受前人的影響，那就一定要提到《金瓶梅》，因為寫現實生活的小說，實際並不始於《紅樓夢》。早在《紅樓夢》以前，《金瓶梅》已經深深地接觸到了人生現實。它集中精力刻畫了官場和商賈的相互勾結，貪贓枉法，以及他們窮奢極侈的糜爛生活。同是現實主義作品，為什麼《紅樓夢》卻有如此高超的成就，其原因何在?這裡應該有很多話要說，然而序言卻完全沒有觸及，這也可說是這篇序言的局限吧。該序言對《紅樓夢》的評論，實際上著墨也不多，只提到了三點。第一，《紅樓夢》是一部現實主義小說；第二，寶黛之間經常爭吵所傳達的是一些微妙的細膩感情，作者在這裡所運用的藝術手法是極其高超的；第三，小說中那些夢境的描寫達到了自己的高峰。
1938年12月，瑞典科學院把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美國女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表彰她寫了「一部描繪中國農民生活的豐富多彩而真摯坦率的史詩和一些傑出的傳記」。據說，賽珍珠曾經多年從事中國小說的研究，而且她自己也說過，「中國小說比西方小說更促成她去從事寫作」。因此，在諾貝爾文學獎授獎儀式上，當有人請求賽珍珠作一個文學講演時，她就慨然允諾，並於1938年12月12日，作了一個題為《中國小說》(The Chinese Novel)的報告。其中也評價了《紅樓夢》。現轉譯於下：
「《紅樓夢》是三部偉大中國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中最晚的一部，是曹雪芹所寫的一部自傳體小說。曹是滿族統治時期一位很得寵的官吏，而且滿族人把他看成是自己人。滿族人有八旗子弟兵，曹屬於其中之一。曹沒有完成他的作品，後四十回由一位名叫高鶚的人續成。曹是在敘述他自己的生活故事，這個問題最近已得到胡適的考證，過去袁枚也考證過。可能，此書原來的書名叫《石頭記》，大約在1765年從北京西郊傳出來的。過了五六年以後(這在中國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它就到處流傳。該書流傳時，印刷費用仍很昂貴，此書靠中國人叫作『您借我一書，我也借您一書』的方法得以流傳馳名。
「這部小說的主題很簡單，但它所包含的內容、它對人物的研究和對人類情感的描寫卻很複雜。這幾乎是一部病理學的研究著作。這是一個大家庭的故事，這個家庭曾經十分富有，並得到皇帝的寵信，其中的一位家庭成員是皇帝的妃子。但是小說開始時，這一家的輝煌13子已成過去。這個家庭正在衰落。它的財富正在揮霍，它最後一個獨生子賈寶玉正在受到自己家庭腐化的影響而趨向墮落。他是一個優秀青年這一點，是用寶玉銜玉而生這一象徵手法來表現的。小說序言開頭中說：『古時天曾破裂，補好以後，卻剩有一石未用，這就成了賈寶玉那塊有名的石頭。』在中國人中，存在著這種對超自然的興趣。這種興趣直到現在還是中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這部小說十分吸引人，這是因為它描寫了中國的家庭制度問題，描寫了家庭中婦女的絕對權力，描寫了女家長，即祖母、母親以及婢女們的過分巨大的權力。這些婢女們往往十分年輕、美麗而且命中注定要受人控制，她們常常成為家中兒子們的玩物，他們毀了她們，她們也毀了他們。在中國家庭中，婦女們進行著超級統治；因為她們與世隔絕，而且沒有文化，所以她們的統治就傷害著一切。她們管理男孩，當男孩們得不到保護時，她們就設法保護他們，讓他們不去吃苦，不去努力奮鬥。賈寶玉就是這樣的一個男孩，我們在《紅樓夢》中可以看到他悲慘的結局。
「當諷喻學者們發現甚至皇帝也在讀這部小說，百姓中間到處都流傳著此書極其巨大的影響時，我不知道他們將怎樣解釋這部小說。我毫不懷疑，他們大概是偷偷地讀這部小說的。中國學者們一面讀小說，一面假裝從未聽說過它們的名字，這往往鬧出很多笑話。不管怎樣，學者們都競相著文，企圖證明《紅樓夢》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個政治寓言，它描寫中國在滿洲異族統治下的衰落；標題中的『紅』字代表滿洲，少年早夭的林黛玉(她是預定要嫁給寶玉的人物之一)代表中國，而她的成功的競爭對手，取代她而得到寶玉的寶釵，則是外族人的擁護者，如此等等。他們說，賈這個姓就是『假』的意思。不過，這是對一部小說可描寫的內容，對一部小說就一個顯赫和有權勢的正在衰落的家庭的有力描寫(用中國人所特有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方法)所作的牽強附會的解釋。小說描寫了生活在中國一個大家庭中的好幾代人，正是這一部小說對這種生活作了熟悉內情的描寫。」(賽珍珠著《中國小說》1939年倫敦英文版第41～45頁)。
賽珍珠是著名的美國作家。1931年她出版了以中國農民為題材的小說《大地》。小說發表後，即成了西方的暢銷書。但看過《大地》的中國人，都覺得該書的思想性和藝術性都不算高，所反映的中國農村生活和人物，似乎都比較陌生與離奇，所反映的中國農村並不真實。這樣的小說為什麼會成為西方的暢銷書，我們中國人無從理解，因此，瑞典皇家學院所謂的「描繪中國農民生活的豐富多彩的史詩」的評語也並不確切。賽珍珠僑居中國多年，是公認的「中國通」，而且長期研究中國小說，但她對《紅樓夢》的評介，在很多方面和她所描繪的中國農村一樣，也很值得懷疑，至少有以下幾點值得探討。
一、「曹(雪芹)是滿族統治時期一位很得寵的官吏」。賽珍珠大概是把曹寅和曹雪芹搞混了。
二、「這幾乎是一部病理學的研究著作」。她認為書中有病態心理的人不知指誰。可能是賈寶玉那種「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吧。若果如此，那她就曲解了作者原意。
三、這個家庭「最後一個獨生子賈寶玉正在受到自己家庭腐化的影響而趨向墮落」。《紅樓夢》想要說明的情況，正好與賽珍珠的說法相反，寶玉恰恰是在設法擺脫這種腐化的影響而追求純潔的愛情和淨化自己的靈魂。
四、說寶玉是個優秀青年這一點，作者是用寶玉銜玉而生這一象徵手法來表現的。這也不符合小說中的情節。賈寶玉雖然也沾染上不少少爺習氣，但他與紈禱子弟賈珍、賈璉、賈蓉等人仍然有本質的區別，而他的優秀品質主要表現在反對陞官發財、官場舞弊、封建禮教以及種種人生中的不平等上。關於這一點，小說中有不少描寫，但從書中卻似乎看不出銜玉而生是優秀青年的象徵。
五、「這部小說十分吸引人，這是因為它描寫了中國的家庭制度問題，描寫了家庭中婦女的絕對權力」。描寫了家庭制度問題，不是小說吸引讀者的惟一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中國封建家庭中沒有什麼婦女的絕對權力。恰恰相反，婦女經常遭受壓迫。史太君之所以受人尊敬，是因為丈夫死後她在家中成了惟一的長輩，而決不是因為她是婦女。
六、說年輕美貌的婢女們成為老爺少爺們的玩物，老爺少爺們毀了她們，她們也毀了老爺少爺們。這種混淆是非的話，身心受到殘害的賈府丫環們如若有靈，一定會在地下提出抗議的。
上面舉出的幾個例子，足以說明賽珍珠對《紅樓夢》並沒有作精深的研究。當然中肯的話也是有的。如她說，這部小說的主題很簡單，但它所包含的內容，它對人物的研究和對人類情感的描寫卻很複雜，這句話倒是觸及到了《紅樓夢》的本質。她也否定了索隱派的觀
點，說這是對小說的內容和它對一個衰落大家庭的有力描寫的牽強附會的解釋。但總的說來，賽珍珠的評論毛病較多。
1953年，倫敦出版了新版《卡賽爾文學百科辭典》(CasseU』s En— cyclopaedia ofLiterature)。辭典收載了「曹霜」這個條目，說曹霑是中國作家。曹家三代為江寧織造，積累了大量財富。1728年，皇帝命令將其全部財產沒收，只發還北京一個小小的住處，全家遷居於此，生活極度貧困。家庭的興衰，產生了曹霑的偉大小說《紅樓夢》。作者寫完八十回後逝世，後四十回由高鶚續成。「這是一個大家庭衰亡的故事，其中心題目是繼承人和有肺結核的表妹之間的戀愛悲劇。由於出色的性格描寫而使小說引人注目。有五十多個刻畫鮮明的人物而並未損害整體的統一。在所有的舊小說中，《紅樓夢》表現了最完美的文體，對現代白話文文學運動，是一個重要的模式。」(《卡賽爾文學百科辭典》1953年倫敦英文版第1571頁)
敘述內容無可厚非，但與50年代以前出版的歐美百科全書的評論相比，似乎並無太多新意。
1958年，王際真又出版了一個《紅樓夢》英文節譯本，篇幅比舊版有所擴大。卷首有馬克·范·多倫(Mark Van Doren)的一篇序言。現將其中有關《紅樓夢》的評價部分介紹於下。
馬克·范·多倫認為，《紅樓夢》像別的地點和別的時代的任何偉大小說一樣，其內容是陌生的但又是熟悉的，是不同的但又是相同的。這裡有很多東西會使西方讀者感到陌生，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一個18世紀的中國家庭幾乎超出了西方讀者的想像。但是，也有很多東西西方讀者一定不會感到陌生。既然這是一部真正的偉大小說，那麼它表達了人類的思想和心聲，既不能被時代，也不能被地點所淹沒。
「《紅樓夢》不僅僅是一部風俗小說，但就它剖析一個大家庭這一點來說，它至少是一部風俗小說。」賈家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迷人的世界。它包括著一些為別人服務和受別人服務的人。丫頭與小姐的人數、聽差與女主人的人數幾乎相等。他們一共有幾百人，每個
人都要設法保持自己的個性，同時又與整個團體維持著聯繫。歸根結底，最令人感興趣的，無疑還是那個整體。這是一個由眾多人物組成的有機體，它必須服從自己的生存規律。不管個人情況如何，它必須這樣做，這對它的某些成員來說，似乎有點殘酷。但是這也表明，《紅樓夢》遠遠超過了一般風俗小說，而達到了悲劇的境界。
寶玉和黛玉是兩個高級喜劇的形象，他們互相不肯表露感情的言行具有無限魅力。但是，在故事將要結束時，他們卻又成了兩個悲劇的主人公。他們是羅密歐和朱莉葉，因為這兩個年輕戀人之間的利害關係，與他們的家庭所要繼續保持的利害關係相比，是無足輕重的。當寶玉必須結婚時，毫無疑問他應該與黛玉結婚。但以喪天害理的手段管理著這個家庭的鳳姐，卻決定要他與寶釵結婚。寶玉在受蒙騙的情況下與寶釵結了婚。黛玉因失望而悲慘死去。不過，這兩個孩子的求愛方式表現為一種高級的喜劇。高傲的戀人往往不肯表白自己的感情，而偏要常常爭吵。這在讀者看來更具有吸引力和說服力，所以他們的失望也成了讀者的失望，而不管這個讀者是東方的還是西方的。因此序言作者說，「最偉大的戀愛故事是沒有時間和地點限制的」。(王際真《紅樓夢》英文節譯本，1958年美國版第 V一Ⅵ頁)
要評論這個序言的份量，最好拿它與1929年阿瑟·韋利的序言作對比。韋利的序言對《紅樓夢》的實質性評論只有三點，那就是它的現實主義、寶黛之間的誤會爭吵和小說中幾個奇妙的夢。馬克·范·多倫這篇序言，實際上只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紅樓夢》是一部風俗小說，因為它剖析了一個大家庭的生活。而作為這種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則是寶黛之間的戀愛關係。而這種關係又分為兩個部分。寶黛相互不肯輕易吐露愛情，反而因種種誤會而經常爭吵，這是喜劇部分；小說結尾時他們不能結成夫妻，黛玉因而悲慘死去，這是悲劇部分。
寶黛之間的愛情關係，是一種悲喜劇的混合物。這種說法，也許是新鮮的。但整篇序言並未對小說的藝術結構和社會意義作進一步的分析。序言寫於阿瑟·韋利之後近三十年，我們看不出時代不同的痕跡和評價方面的進步。更重要的是，馬克·范·多倫寫這篇序言的時候，是在1958年。我國的紅學研究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經歷了1954年關於《紅樓夢》研究的所謂大討論，中國對《紅樓夢》的評價有了很大的變化，但這一點在序言中卻沒有絲毫反映。1954年以後，英美學者雖然也有人寫了專文或專著來介紹新中國對《紅樓夢》的評論情況，但在大多數學者的紅學研究著作中則反應甚微。也或許1954年以後在國內發表的多數紅學論著，多是以馬克思主義觀點或試圖以馬克思主義觀點寫成，一般英美學者難以接受。如果觀察一下西方學者所引用的中國紅學研究參考書目，那麼不難發現，他們很少引用1949年以後在國內發表的紅學論著，尤其很少引用1949年以後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一代《紅樓夢》研究者的作品。對於這個情況，我們似乎應該有所認識。因此，如果說韋利的序言受到了新紅學派的影響，那麼馬克·范·多倫的這篇序言卻絲毫未受新中國評論《紅樓夢》的感染，這是毫不足怪的。下面將要介紹的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英美紅學論著，基本情況也是如此。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英美對《紅樓夢》的研究著作日漸增多，這與蘇聯、東歐的情況似乎正好相反。
1966年，《清風》雜誌(Ching Feng)(第9卷第3期)發表了弗雷德裡克·P·布蘭道爾(Frederick P．Brandauer)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紅樓夢)中的某些哲學含意》(Some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Hung一Lou一Meng)，專門論述小說中的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1967年，沃爾特·G．蘭洛伊斯(Walter G．Langlois)在紐約《東西方文學》(Literature ofEast and West？)第十一捲上發表了《(紅樓夢)、(大地)和(人類的命運)：中國社會變遷的編年史》(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The Good Earth，and Man』S Fate：Chro．nicles ofSocial Change in China)一文，對三部描寫中國社會變遷的完全不同的小說，即18世紀的中國小說《紅樓夢》和20世紀的兩部西方人寫的小說——賽珍珠的《大地》和A．馬爾羅(Audre』Malraux)的《人類的命運》，作了很有意義的比較研究。1968年，紐約《東西方文學》第十二捲上，又發表了一篇評論《紅樓夢》的文章，題目是《(紅樓夢)中的婦女》(Women in Dream ofthe Red Chamber)，作者安吉拉·榮格·帕蘭得裡(Angela Jung Palandfi)。作者認為，《紅樓夢》主要是一部描寫婦女的小說，曹雪芹的最大成就，在於完美地塑造了各種婦女。60年代的這三篇論文，都是比較有意思的。可惜手頭沒有原文，我只能根據1978年倫敦出版的《中國古典小說》(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一書(作者溫斯頓·楊、彼得·李、內森·毛)的著作提要，作如上的概括介紹。
1966年，美國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與《紅樓夢》有關的重要著作：《曹寅和康熙皇帝，包衣和主子》(Ts』ao Yin and the Kang— hsi Emperor，Bondserant and Master)，作者喬納森·D．斯彭斯(Jona— than D．Spence)。這是一部比較大的著作，全書約三十萬字。僅參考書目就開列了12頁。這部著作頗得西方好評，並得到了約翰·艾迪生·波特獎金。不少英美《紅樓夢》研究者，很喜歡引用參考這部著作。如《紅樓夢》英文全譯本譯者戴維·霍克思，在他的序言中曾多次對此加以引用。
先介紹一下該書各章的內容。第一章「皇室」，介紹了滿族各旗和宮廷包衣的情況，曹家的興起，以及在皇室內的服役情景。第二章「北京和蘇州，詩歌和社會」，談到了清朝的上等階級、曹寅在北京的情況。也談到了曹寅在他父親曹璽死後回到南方，當江寧織造時(1690--1692)的蘇州社會情況。第三章「作為織造的曹寅」，說明織造是一個什麼樣的官職，也介紹了曹寅當織造的情況。然後談到了織造的額外收入和曹寅在穩定江蘇米價中的作用。第四章「南巡」，介紹了康熙的六次南巡，曹寅和南巡的關係，《紅樓夢》對南巡的描寫，以及曹寅和《全唐詩》的因緣。第五章「兩淮的鹽務管理」，論述了兩淮的鹽稅，兩淮鹽運使和兩淮鹽商，然後介紹了作為兩淮鹽運使的曹寅和李煦。第六章「作為皇帝密探的曹寅」，論述了曹寅的密奏，當時官吏、流言、盜賊以及社會上動亂的情況。第七章「曹家的
衰落」，介紹了曹寅的病死、曹寅的兒子曹顒和繼子曹左兆右頁的情況，以及曹家的崩潰。
根據本書的序言和卷末的內容概述，作者要在這部著作中論證說明的要點，大致是這樣的。這部著作雖然論述了清朝官吏曹寅的生活，但不是他的傳記。作者想使曹寅的生活同當時的社會背景聯繫起來，想使人們能夠對當時的情況有所瞭解。所以，曹寅某一天在什麼地方，他在某個時期有什麼感受，這對作者來說並不重要。作者所重視的，是他當過包衣、織造和鹽運使的內容。曹家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清朝皇帝們不同的性格和行事方式。曹寅不是清朝的重要官吏，他的重要性，在於他的生活歷程可以告訴我們他生活的那個社會情況和他工作的那個制度結構。
作者認為，在清朝統治初期，曹寅以已經入了旗籍又精通漢語並在宮廷中當包衣的身份，居於優越的地位，因而滿洲人需要這種為新朝服務的人。曹寅利用了江寧織造和兩淮鹽運使的官職，聚斂錢財，成為巨富。曹寅效忠清室，為康熙辦了不少大事。如康熙南巡時他多次接駕。秉承康熙意志，編輯《全唐詩》。江蘇大旱之後出現饑荒時，他協助地方當局穩定米價。多次給康熙打秘密報告，說明收成情況，地方官的態度，以及可能危害邦國安全的謠言和盜匪起事等等。由於效忠有功，康熙對他的斂財致富是默許的。從曹寅一生的經歷，也可窺見康熙、雍正兩帝截然不同的性格。康熙對貪污相當容忍，人也比較隨和，雍正則嚴厲專制，為了建立廉潔的中央集權制，不惜廢黜曹家。到曹雪芹成年時，曹家已經衰敗。如果不重現曹家過去輝煌的日子和後來衰敗的命運，曹家的歷史行將湮沒無聞。由於這個原因，再加上個人的感觸，曹雪芹就寫下了《紅樓夢》這部偉大的小說。因而小說應該具有更深刻的意義，因為在曹雪芹的文學描繪後面，我們看到了他祖父曹寅的實際工作情況和顯赫的生活。
筆者只想在這裡指出一點，曹家被抄，恐怕很難用雍正的性格來解釋。作者忘記了一件事實，曹寅和李煦與康熙的皇八子胤祀有密切的關係。雍正用非法手段搶得帝位後，必然要鎮壓胤祀。作為皇八子派一分子的李煦和曹寅，他們的後代被抄家和削職，實在是勢所必然。這一點在《李煦奏折》一書中已得到證明。李煦被捕入獄的罪名之一，就是他曾經贈送胤祀蘇州賣唱女子。
不過對我們來說，該書最重要的部分也許是附錄第四部分：《作者對(紅樓夢)的一些假設》。所謂假設，實際上是對曹雪芹生平和他父親身份以及對大觀園地址這兩個題目的考證。作者說，這是他在準備撰寫該書過程中出現的最令他苦惱的兩個問題。作者在對比了歷史和文學記載以後，得出假設說：第一，曹雪芹生於．1715年，是曹顒的遺腹子，是曹寅的嫡孫，不是曹寅繼子曹左兆右頁的兒子；第二，大觀園是把兩個花園結合在一起的文學上的再創造，其中一個是曹寅南京織造衙門內的花園，另一個是曹家位於南京山上的那個花園，後為袁枚購得，稱為隨園。
證據是什麼呢?作者認為，曹雪芹生於1715年春。他十三歲時曹左兆右頁被免職，舉家離開南京，遷往北京。因此，曹雪芹有充分時間來收集曹家在南京時的揮霍生活實情。但這不是說，曹雪芹是曹左兆右頁的親生兒子。康熙帝在1718年的御批上說曹左兆右頁是「一個孩子」，1727年有一位官吏說他「年紀輕」。這說明，曹左兆右頁不可能生於1698年以前，所以他也就不可能在1715年生下曹雪芹，因為曹家沒有一個人在這樣的年紀就生孩子的。曹顒突然於1714年去世，當時他的妻子正懷孕在身，生下來的孩子就是曹雪芹。還有一個論據。一般讀者對寶玉本人有三點不好理解：一、賈母為何如此疼愛寶玉；二、寶玉與賈政的關係為何如此冷淡；三、寶玉為何不與兄弟們接近。如果承認曹雪芹是曹顒遺腹子這一假設，這三點疑問就不難解決。一、曹寅遺孀活得很長，曹顒又青年早天。曹雪芹是曹顒的獨子，也是曹寅惟一的親孫子。所以曹寅遺孀(即賈母)當然特別疼愛曹雪芹(即寶玉)。二、曹雪芹不是曹左兆右頁(即賈政)的親生子，關係當然不好。三、曹雪芹是孤兒和獨生子，他需要依靠祖母的保護。他很少與曹左兆右頁的兒子們打交道，他們比他年幼得多。
關於大觀園的地址，詩人袁枚說就是他的隨園。後有人斥之為袁的自誇。最近又發現曹雪芹的好友說，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舊址也。也有人說大觀園在北京西北隅，還有人說大觀園肯定在南京，如此等等。本書作者對曹寅的生活作了一番研究，提出了一個新的論點。他說，查閱了關於南巡的記載和曹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之後，幾乎可以肯定，曹雪芹關於元春回賈府省親的靈感，來自康熙帝駕幸江寧織造衙門的曹府光榮歷史，因為帝王巡幸過的行宮，不可能在四十年之後即任其荒蕪而出售給一位當地詩人。另一方面，袁枚所言大觀園即隨園，亦非純屬子虛。江寧織造衙門的大觀園，因在城內，範圍有限，不若小說中所描寫的那麼龐大。而隨園則在南京北門外西側小倉山上，山頂可眺全城景色，東北通雞鳴寺，東南通莫愁湖。這決不是江寧織造衙門內的花園。這是曹家的私人花園。1728年曹家被革職抄家之後，此園轉輾入袁枚之手。曹雪芹熟悉此園，加上織造衙門的花園，混合而構思成大觀園。以上就是該書有關《紅樓夢》部分的論述。所提論點，無論是作者肯定或否定的，幾乎都見於俞平伯、周汝昌、吳世昌、吳恩裕等先生的有關著作，所以不在這裡評述了。
1970年代以後，世界各國對中國文學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躍進。據統計，1962年度，西方對中國文學研究的書籍只出版了十五種；而1971年度，則出版了五十種。就是說，在短短十年中，增加了兩倍多。與此相適應，英美對《紅樓夢》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躍進，文章專著出了不少。現在，我把我認為比較重要而手頭又有資料的若干專著或論文評介如下。
1971年，弗朗西斯·A．韋斯特布魯克(Francis A．Westbrook)在《東西方文學》第十五卷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論夢、神和謫仙：(紅樓夢)和(白癡)中的現實和幻想》(On Dreams，Saints，and Fallen Angels：Reality and Illusion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nd the Idiot)。該文把《紅樓夢》和《白癡》作了有趣的比較研究。認為《紅樓夢》描寫了18世紀北京的一個大貴族賈家的歷史，前後敘述了二十年的演變過程。《白癡》描寫了19世紀彼得堡一位理想主義者梅 什金公爵短短七個月的經歷，最後回到了他在瑞士的休養地並發了
瘋。這兩部小說所描寫的主要人物和社會環境，都有其相似之處。除了有一些巧合以外，這些相似之處之所以存在，是因為這兩部小說都強調指出，在一個惡戰勝善的世界裡，現實與幻想之間存在著不明確的險惡關係。構成小說情節和小說中的人物所追求的那個「現 實」世界，原來是一個「不現實的」把握不定的東西。這與寶玉和梅什金的理想完全相反。這兩位主人公最後只得徹底放棄他們的理想。
曹雪芹只描寫了他的人物的環境、外表和穿戴，並用自己的評價來說明這些人物的情況，並沒有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對人物進行大量的分析。《白癡》的故事情節是通過一連串濃縮的、作了大量註解的行動向前發展的，與此相比較，《紅樓夢》包含著不少簡短的和迅速變換的場面，作者的插入語只不過是一些舞台指導說明。
這兩部小說都有同一個優點，即使情節服從於人物衝突。如果讀者問以後會怎麼樣呢，那麼他將看到的不是新的離奇情節，而是人物相互關係的進一步發展。同樣重要的是，這兩部心理小說的主人公除非完全退出人們交往的舞台，否則就經受不住社會對他們的持久改造。他們的看法，受到他們不能或不願意改變的那個環境的影響。這兩部小說是兩部研究無法得到解決的無益的反抗的著作。
這兩部小說的一個重要課題，是現實和幻想之間的趨同現象。它們的主人公都在關鍵時刻陷入了暫時的瘋狂狀態(梅什金的癲病，寶玉在朋友逝世時的毛病發作)，他們覺得周圍的世界已經發了瘋。兩部小說都利用透徹的夢境來瞭解到真理之所在。依彼裡特夢見拉多辛是一隻黑色的毒蜘蛛。鳳姐也只是在夢裡才意識到自己惡劣行為的後果。曹雪芹和陀氏都善於利用現實與非現實之間的不明確關係，來達到小說的效果。如《紅樓夢》第一百零一回中，鳳姐夜過大觀園時，開始被一隻大黑狗嚇了一跳，後來又似乎看到了秦可卿的身影，責問說：「嬸娘只管享榮華受富貴的心盛，把我那年說的立百年永遠之基都付東洋大海了。」鳳姐想到是秦氏鬼魂，慌忙間絆了一跤，才如夢初醒，也不知是夢非夢。
在《紅樓夢》第八十二回中，黛玉夢見要嫁給鰥夫，寶玉打開他的胸膛卻沒有心。在《罪與罰》第一卷結束時，拉斯科爾尼柯夫做了一個鞭打馬的噩夢。這兩個夢後來都變成了現實。讀者讀了這兩個噩夢以後，覺得這是現實的反映。我們寬慰自己說，這只是噩夢，但是本能地感到，拉斯科爾尼柯夫將要殺死那個當鋪老闆，黛玉不會同寶玉結婚。
寶玉和梅什金最後都不能忍受現實世界的生活：事實上，他們都喪失了過去那種精神上的純潔。梅什金的休養地建立在空氣稀薄的瑞士阿爾卑斯高山上，這完全可與太虛幻境相比美，寶玉照料絳珠仙草，使它變成黛玉，梅什金和鄉村孩子們在一起，看護那無家可歸的瑪麗。寶玉和梅什金都不會應付現實生活。梅什金之喜歡小孩，是他在瑞士恢復神智的一種手段，正如寶玉在大觀園中度過了他閒適的少年時期。
作者最後說：「曹雪芹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他們這兩部小說中，對人類社會抱著淒涼悲觀主義看法。夏志清指出，鳳姐的女兒巧姐在《紅樓夢》的結尾許配給一個小康的農夫，由此得出結論說，『至少賈家的一房，由於在鄉村生活環境中得到了精神上的復元而得救』。陀斯妥耶夫斯基指出，柯利雅『可以成為一個積極的有用的人』，葉夫吉尼．巴甫洛維奇·拉朵姆斯基和維拉·列別捷夫是相互協調的，這就給人們留下了一線希望。不過，除了這兩個小小的例外，這兩部小說中都沒有什麼補救的文字，因為這兩位作家筆下的大多數人物的夢想，都在他們與殘酷而腐敗的社會的對抗中破滅了。」(《東西方文學》英文版1971年第十五卷第371～391頁)。
這篇文章的主題，是論述曹雪芹和陀斯妥耶夫斯基通過小說《紅樓夢》和《白癡》表現了社會生活中現實和幻想之間的差距。文章稍有離題的地方，如談到了陀氏的《罪與罰》、《卡拉瑪佐夫兄弟》，甚至談到了托翁《戰爭與和平》中的安德列王爵。說寶玉的最後覺醒是小說寓意的高潮，但這決不意味著主人公個性發展中有什麼危機，正如安德列王爵受傷以後躺在奧斯特裡戰場上仰望藍天時得到徹悟一樣。英美學人早已把《紅樓夢》拿來與歐美的小說(如理查遜的《帕美勒》以及菲爾丁、狄更斯的小說等等)加以對比，但很少有人寫專文進行認真的比較分析。這篇文章就夢境與現實的關係問題，把《紅樓夢》與《白癡》拿來作比較研究，還是很有新意的。
1972年，美國布盧明頓印第安那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評介》(The Dream ofthe Red Chamber，A Critical Study)一書，作者珍妮．諾勒(Jeanne Knoerle)。全書約十二萬字，分序言和後記以及導言、敘述風格、人物、小說的時間和空間、作為控制力量的道德等五個章節(尹慧珉先生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3輯(1980年)上，已作了介紹)。該書作者在序言和後記中的主要論點是這樣的：本書的任務，不是去判定小說政治思想的好壞，而是把小說結構和技巧中的諸因素分離出來，根據眾所認可的原則加以檢驗，然後再放回到小說原文中去，這種分析方法是西方讀者所熟悉的。而中國過去的批評方法基本上是非美學的，它們只注意小說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真實，而忽略了生活的真實。只注意考證曹雪芹的生活細節，以說明小說的來源。這種方法，從藝術的角度來看，雖然很有意思，但價值不大，而關於曹雪芹的文字記載數量又很少，所以不大可能加重小說的份量。過去有人認為，小說是暗寫一位皇帝和皇妃或一位詩人和姬妾的故事。這種索隱的方法，無助於提高這部文學小說的價值，這不是一種主要的文學批評方法。最近(指70年代初——筆者注)又出現了一種傾向，即用社會觀點和政治觀點來分析這部小說，說它批評了考試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儒家思想和滿清皇朝。本書後記又提到了夏志清、柳無忌、魯迅對《紅樓夢》的評價。但是，「不管存在著多少種對小說的評價，中國或西方都從來沒有用純美學的或藝術的觀點來評價這部小說」。《紅樓夢》固然創造了眾多的人物，但值得懷疑的是，「這些人物是否在歷史進程中產生了真正的影響，在理解豐富多樣的世界文化時，是否要考慮到這些人物的生活和個性」。
該書的幾部分內容如下：
導言。這裡介紹了《紅樓夢》的成書過程、中國文學傳統的影響和小說的時代背景。接著又介紹了《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等小說。作者認為，在西方文學史中，小說出現較晚。一般認為現代小說始於《唐·吉訶德》，19世紀的俄國和法國小說則達到了藝術上的完美程度。而小說批評又落後於小說。形成對小說結構的評價的因素是主題、故事、情節和人物，只有知道了這些定義與特點，才可以著手對《紅樓夢》進行分析。
敘述風格。作者在這裡用夾敘夾議的方式，一邊介紹小說故事的發展過程，一邊加以評論。作者指出了小說情節中的一連串高潮，如寶玉和黛玉前身的故事、寶玉的第一個夢、秦可卿之死等等。作者認為，如果要在這些情節中尋找出一種模式的話，那麼這個模式是由三個主要方面構成的：占主導地位的三角戀愛關係日益緊張，最後在壓力下崩潰；王熙鳳權力的擴大和瓦解；賈家的興盛和衰落。小說的外表恰如一件漂亮的金絲織物，不斷以禮節、服飾、對話、景色和行動的描寫增長它的篇幅。這種表面的敘述，卻是小說道德生活的全面反映。
人物。作者分析的主要人物是寶玉，認為他是本書的意識中心。寶玉由貪圖紅塵生活到決心棄家出走，是他精神上、道德上的轉變。除寶玉外，作者還將黛玉和寶釵、熙鳳和賈政、賈母和劉姥姥作比較。認為黛玉和熙鳳是任性和缺乏責任感，寶釵和賈政則能自我克制並富有責任感。賈母是一位典型的中國祖母，管理著幾代人，寵愛孫子們。她的統治是專制的，但是和善的，因為她懂得人性，也貪圖生活享受，特別喜歡好吃的東西和看戲。劉姥姥是一個堅定的、富有同情心的人。她像賈母一樣，具有強烈的家庭責任感和明確的道德感。她基本上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自己貧窮時去向闊親戚借錢；闊親戚沒落時，就給他們送去很多農產品。
小說中的時間和空間。作者認為《紅樓夢》的主要構成基礎是時間，因為地點比較固定，基本上在大觀園和榮寧兩府中，所以可說是時問性的小說。接著作者進一步分析了《紅樓夢》中的時間速度、節奏和空間的對比平衡。認為小說有三種不同的速度，即開頭快、中間慢、結尾又快。時間節奏是重、輕、重，也就是賈家的命運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上升、下降、中興的變化。所謂空間的對比平衡，也就是指現實和幻境的對比。
作為控制力量的道德觀點。作者認為，自古至今，在中國文化中存在著三種倫理學和哲學的思想體系，這就是儒學、道學和佛學，而儒學佔據了主要地位。《紅樓夢》中作為控制力量的道德觀念，實際上就是這三種思想。不但《紅樓夢》全書貫穿著這三種思想，而且賈寶玉一人身上也體現著這三種思想。於是作者對三種思想作了解釋，認為儒學是人世的，要求有所作為；道學、佛學是出世的，要求無為和超脫。儒家傳統習俗在小說的主要悲劇，即寶玉的婚姻安排中，起了主要作用。大多數人物的個性和老一代人的動機，都是由儒家習俗造成的，它們是產生悲劇的主要原因。正是儒家的觀念，才允許寶玉的雙親去控制寶玉的婚姻，結果造成了悲劇。賈家中很多大小行為，也都遵守儒家的禮教。所以，儒家禮法佔據了小說的大部分篇幅，控制了小說中相當一部分行動。但同時與儒家思想對立的道家和佛家思想也經常在小說中出現。而小說中的主要的道德標準，受到道家和佛家的玄學和精神信仰的控制，尤其受到提倡無為和自然的道家思想的控制。但是，部分事件、人物和行動，卻常常受到塵世美好事物或儒家人世思想的支配。
以上就是《紅樓夢評介》一書的主要內容。作者對《紅樓夢》的評介，初看起來似乎與我們有很大的距離，但仔細考察，其實在方法上並無很大的差別。作者同樣也研究了小說的主題思想、人物性格、結構技巧。而所謂空間、時間，實際上也就是小說的環境和背景。
1973年，在《紅樓夢》西語譯本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那就是出版了戴維·霍克思的英文全譯本。當然，比起俄文全譯本來，它已經晚了十五年，所以在《紅樓夢》翻譯史中，也說不上是一個先驅性的文學現象，但這畢竟是第一個全譯的英文本。對於這個譯本，一般都有較高的評價。因此，霍克思的序言，也應在我們的考察之列。不過我在《讀(紅樓夢)霍克思英譯本的幾個序言》一文中，已作了介紹，這裡只需說明幾點：序言著重說明了曹氏家史和小說中賈家的關係，特別是曹家一些人物和小說中人物的關係。作者認為賈母的原型是曹寅的妻子，「四春」是曹雪芹的幾個姑姑等等。總之，他肯定《紅樓夢》是曹雪芹的一部自傳體小說。但他又說，小說中的人物和人物之間的關係，並不就等於曹家某些人和某些人的關係。曹雪芹的家史，只是小說的大背景。曹雪芹是有所創造和虛構的。作者也認為寶玉的模特兒是曹雪芹自己，但也吸收了別人的遭遇和性格特點。所以他反對把曹家的人物與小說中人物劃等號的做法，這種說法似乎比較全面。總的說來，霍克思的序言很有見地，缺點是偏於考證，較少對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作認真的評述。這也是西方研究《紅樓夢》的通病，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有些西方評論著作，自稱是在用美學觀點分析這部小說，但只是把一些西方概念硬套到《紅樓夢》頭上，與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仍然離題萬里。
《東西方文學》1973年第17卷發表了詹姆士-傅(James S．Fu)的一篇文章《劉姥姥和大觀園》(Liu Lao—lao and the Garden Takuanyuan)，從一個次要的但又是有全局性的人物的角度，來探討《紅樓夢》。這是一篇比較別開生面的論文。
作者認為，劉姥姥作為一個喜劇形象，在使小說的悲劇情節發展為鄉村生活的結局中，起了重要作用。劉姥姥一共四次拜訪賈府。第一次是作為乞討的窮親戚去的，第二次卻變成了一位受賈府歡迎的朋友。賈府人人都喜歡劉姥姥。她的幽默甚至影響到黛玉。黛玉善於諷刺，但她開的玩笑和受不住別人開玩笑的性格，常常破壞她與別人的關係。相反，劉姥姥開的玩笑和願意接受別人開她的玩笑的性格，卻增進了她和別人的友誼。黛玉通常總是把她的諷刺指向寶釵，但自從稱劉姥姥為「母蝗蟲」後，她的譏諷似乎被劉姥姥融化了。兩個情敵變成了朋友。於是，劉姥姥的幽默，緩解了寶釵黛三角戀愛中的緊張氣氛。從此以後，黛玉不再是一位缺乏幽默感的美人，而且常常是一位富有幽默感的詩人。所以，劉姥姥的富於想像力的幽默，是一種使大觀園保持青春活力的新生力量。
但是，大觀園裡有一個人不喜歡劉姥姥，那就是妙玉。她裝模作樣的本性，無法容忍劉姥姥自然純樸的作風。劉姥姥像田野裡的空氣那樣自由、新鮮，她能容忍塵世的污垢。妙玉卻要使她的住處一塵不染。劉姥姥在妙玉那裡站立片刻，她就要用水來洗淨劉站過的地方。她認為劉姥姥不乾淨，但是後來當她窺探自己的靈魂深處時，卻發現那裡十分骯髒。
大觀園裡主要人物的想法，與劉姥姥的生活觀點是一致的。拿「四春」來說，元春省親時就說過，「田舍之家，雖齏鹽布帛，終能聚天倫之樂」。迎春享受著大觀園中的安寧生活，出嫁以後不久，隨即夭折。探春是大觀園中的一位政治家。她在姐妹中雖然不是最好的詩人，但卻組織了詩社。她也經常宣稱，情願要一個農民的家庭，能與家人團聚，而不要一個富有的顯要望族。惜春後來做了一個思想樸實的尼姑，她也要過寧靜的生活。所以，她們都喜歡劉姥姥。王熙鳳和秦可卿是榮寧兩府的主要管理人。可卿死後曾托夢給熙鳳，要熙鳳在祖塋附近多置田莊房舍，並在此設立家塾。如將來家道中落，子孫即可回家讀書務農。這個想法又與劉姥姥後來把巧姐嫁給一位農民的安排相合。
最後作者說：「劉姥姥的歡笑和幽默感，曾經是使大觀園興旺發達的一股活力。大觀園蕭條後賈家很快就衰敗了，因為與大觀園有密切關係的主要人物，都不能實現他們同劉姥姥的農村生活觀念相一致的美好理想。」(《東西方文學》，英文版1973年第17卷第305～314頁)
這篇文章的主旨似乎想說明，劉姥姥純樸自然的農村生活，是愉快、幸福的源泉，而且可以永保不敗。大觀園中的過度奢華和錦衣玉食，沒有真正的幸福，而且要遭到滅頂的災禍。實際情況雖然正是如此，但言論畢竟似嫌淺顯，沒有觸及社會的本質。不過文章從劉姥姥這一人物的角度去評論大觀園的盛衰，卻又是立意新穎的。
1976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了A．H．普拉克斯(A．H．Plaks)的《紅樓夢的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廠the Red Chamber)一書。這也是70年代一部比較重要的評論《紅樓夢》的專著。全書除前言和導言以外，還有九個章節。前四章談原型，後四章談寓意。第九章是結論。此書尹慧珉先生也已作了介紹(見《紅樓夢研究集刊》，第3輯第474～478頁)，我在這裡只提一下簡要的內容。
作者在導言開頭就說，該書涉及的範圍較大，除《紅樓夢》外，它也要提到古代神話、邏輯方法、西方和東方的寓意等。作者認為，中國的文化原型是陰陽五行的宇宙學說，《紅樓夢》的原型也屬於這個學說。曹雪芹、高鶚都很瞭解這種陰陽五行的學說，所以在《紅樓夢》中到處都存在著這種原型。作者列舉了小說中的很多情節和人物來證實他的說法。如關於陰陽的學說，有賈雨村向冷子興發表的一篇評述正邪兩氣的宏論，也有劉姥姥游大觀園時體現的動靜兩極。她在大觀園中吃喝遊樂是動，在妙玉處喝茶則是靜，如此等等。關於五行的學說，則有黛玉的例子。黛玉在五行中屬木，因為黛玉姓林。木從水生，所以她的父親叫如海。又因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