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紅學
德國人對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小說的研究始於何時，沒有考證過。但據我所知，至少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有一位偉大的德國人研究過中國文學，這個人就是德國大詩人歌德。歌德不但研究了中國文學，而且研究了中國小說，進而對儒家思想有所理解。據此可以推測，在歌德時代就已有了中國小說的德文譯本或介紹文章。我在一本19世紀出版的德文版《世界文學史》中，看到過該書作者對《三國演義》和《西遊記》的評價，並未提到《紅樓夢》。由此似乎可以斷定，歌德研究過中國小說，可能是《三國演義》或《西遊記》而非《紅樓夢》。
那麼，到底誰是第一個研究《紅樓夢》的德國人呢?根據我掌握的材料，這個人應該是德國著名漢學家威廉·格魯勃(Wilhelm Grube，1855--1908)。格魯勃曾任柏林大學東方語教授，並於1897一1899年期間在北京從事研究工作，寫有不少關於中國文學、哲學和宗教的著作。他於1902年在萊比錫出版了他的《中國文學史》(C．esehiehte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全書約四十萬字，共分十章，並有作者寫的一個序言。格魯勃因受中國傳統觀念的影響，對「文學」一詞也作了廣義的理解，即包括經、史、子、集以及詩歌等一切文字著作，並且主要是這些著作，而小說、戲劇反而沒有地位。所以在這位漢學家的《中國文學史》中，狹義的文學只佔很小的篇幅，而且排在末位，即放在最後一章中。該章的標題是：戲劇和散文。在散文一節中，又包括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兩個內容。作者介紹的長篇小說，有《三國演義》、《水滸傳》、《東周列國志》、《包公案》、《好逑傳》、《西遊記》、《紅樓夢》、《金瓶梅》等等。短篇小說則主要介紹了《今古奇觀》和《聊齋誌異》。
由於歐美對《紅樓夢》知道得比較晚，情況瞭解得也比較少，因此格魯勃介紹的重點也在《三國演義》、《水滸傳》等較早傳入歐美的小說，對《紅樓夢》似不甚了了。他說：「《紅樓夢》是17世紀(原文如此——筆者注)出現的一部小說，它的作者是某個叫曹雪芹的人。這部小說無疑是中國小說文學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是一部充滿著美妙細節的長篇愛情故事。小說篇幅十分龐大，即使概要地敘述它的內容，也會超過這一節的字數限制。」[1]
這樣，作者就輕而易舉地避開了對《紅樓夢》的評價。據我推測，作者這樣做的原因，是對《紅樓夢》不大瞭解。他在該書腳注中也確實表明，他只看到過1892年喬利的《紅樓夢》英譯本第一卷，而這個英譯本只有一篇一千字的短序，既無介紹，也無註釋。其他小說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三國演義》，他看到了1845至1851年的兩卷本巴黎法文版；《好逑傳》，他看到了1829年的倫敦英文版；《玉嬌梨》，他看到了1864年的巴黎法文版；《平山冷燕》有1864年的巴黎法文版；《今古奇觀》，有1839、1877、1885、1889、1892年的法文版，1880年的德文版(題名《中國一千零一夜中的新老故事》)和1893年的英文版；《聊齋誌異》，有1880年的英文版；如此等等。
不管怎樣，威廉·格魯勃是介紹《紅樓夢》的第一個德國人，這個功績是不能抹殺的。
二十年以後，即在1922年，愛德華·艾克斯(Eduard Erkes)出版了《中國文學》(Chinesische Literatur)一書。當時在中國，新紅學已經興起，《紅樓夢》已成為文學界的熱門話題。但艾克斯在寫作這本著作時，對這個新的情況，似乎不太瞭解。所以對《紅樓夢》也並未作什麼專門評述，只是輕輕地一筆帶過。他在「明清文學」這一章中，先談戲劇，後談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談到長篇小說時，他是這樣說的：
「自元朝以來，長篇小說得到很大發展。在最早出現的一些長篇小說巨著中，有一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這部小說是根據關於三個國家的一部歷史書改編而成的，至今仍然膾炙人口。但這些小說講的都是歷史人物。除這些歷史小說外，還出現了一些社會小說，這是中國消遣文學的傑出成就，它產生了中國最近幾百年來最重要的作品，如《金瓶梅》和《紅樓夢》。《金瓶梅》是明朝著名的現實主義風俗小說。《紅樓夢》(直譯是Der Traum vom roten Turme)即《權力和財富的夢》，則是清朝的一部小說，大約產生於17世紀末(原文如此——譯者注)。小說把現實主義和空想主義、世俗戀愛和宗教神秘的描寫手法創造性地結合在一起。小說完全用我們現代小說的手法寫成。一般說來，中國小說與我們的現代小說，往往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2]
在他十幾萬字的《中國文學》一書中，艾克斯談到中國長篇小說和《紅樓夢》部分，僅是上面引用的這幾句話。這種情況說明了一點：歐美國家雖然早在19世紀就已經出版過幾種中國文學史一類的著作，如W．肖特1854年出版的德文本《中國文學大綱》(Wilhelm Schott．Entwu r )、A．懷利．rf einer Beschreibung de Chinesischen Literatur1867年出版的英文本《中國文學評論》(A．Wylie，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V．P．瓦西裡耶夫1880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概要》等等，但這些著作的重點，都並未放在文學方面。他們所說的文學，是廣義的，即指一切文字著作。這些早期歐美人所寫的中國文學著作，大多對詩經、道德經乃至宋明理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喋喋不休，詳細評論。而對戲劇、小說這類純文學的著作，則語焉不詳，一筆帶過(有時對漢唐詩歌，還給予一定的重視)。早期歐美漢學家可能受我國傳統儒家觀念影響較深，不大看重小說。有些甚至不知道《紅樓夢》的存在，可見作者對中國小說是很不瞭解的。
1926年，德國又出版了一本《中國文學》(Die Chinesische Litem． tur)，作者是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大學教授理查德·威廉(1873—1930，Richard Wilhelm，即衛禮賢)博士。威廉博士是德國傳教士、漢學家。1897年青島被德佔領後，他來華傳教。曾經創辦禮賢書院。辛亥革命以後，又在青島組織尊孔文社。1922年，任德國駐華使館文學顧問。除上述著作外，還寫有《中國文明簡史》(A Short 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等書。時代的不同帶來了學術上的變化。當時的歐美學術界，特別是漢學家們，都已知道了中國關於《紅樓夢》的爭論。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早已名揚海外。因此，威廉博士的這本著作，在介紹《紅樓夢》甚至其他小說時，似乎都已有比較充分的材料作為依據。
他在評述《紅樓夢》時說：
在中國18世紀的長篇小說中，最傑出的是《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即快樂幸福之夢)。《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霑(曹雪芹)，他在1764年逝世時，只寫了八十回。1792年高鶚續作了四十回。曹霜的小說，非常激動人心，因為它像《綠衣亨利》一樣是一部自傳體小說。
作者的家庭十分富有，並且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但在很短的時間內，卻突然陷於貧困。這使曹露常常借酒澆愁，以致壯年早天。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只描寫了他富貴享樂的早年生涯。我們可以看到，少年賈寶玉是在女孩子群中長大的，他與這些女孩子有著種種不同的愛情關係，但最感動人心的，是他和少女林黛玉的關係。最後，當寶玉迫於父母之命而與一位虛偽的新娘結婚時，黛玉就悲哀地死去了。於是，賈寶玉離家出走。過了很長時間以後，他的父親又遇見了寶玉，但他已遁身空門，當了和尚，丟開了這煩擾的人世。
小說同時提供了一幅大清帝國文化歷史的圖畫。小說描寫了一群十分美好的女子，有些無疑是世界文學中最完美的婦女形象。難怪戲劇和繪畫都喜歡表現小說中的種種場面，而小說也就這樣成了中國人民的特殊財產。小說的下半部刻畫了這個大家庭的破敗。這個家庭雖然有高度的文化修養，但仍然免不了趨向沒落，因為它缺乏嚴肅的管教。最後，它得到了不可避免的結局：「樹倒猢猻散。」[3]
理查德·威廉的上述評論，著墨雖然不多，但可能是德國人較早全面評價《紅樓夢》的文字之一。當然，文中受胡適評論的影響，已經比較明顯。如自傳體說，即是一例。一般早期歐美人在評論《紅樓夢》時常有的那種不大理解中國社會情況而產生的可笑觀念，文中已很少見其蹤跡，這是理查德·威廉的長處。
如前所述，德國人開始提到和介紹《紅樓夢》，是在20世紀初期。當時評論者依據的材料，似乎是喬利的英譯本。德譯本《紅樓夢》當時並不存在。一直到1929年，美因河畔法蘭克福出版的《中國學》雜誌(Sinica)第四卷才發表了w．Y．Ting翻譯的《紅樓夢》片斷。w．Y．Ting把「紅樓」仍然根據理查德·威廉的介紹而譯成「R0一 ten Schlosse」即「紅色的大廈」。嚴格說來，w．Y．Ting的譯文不能算是翻譯，而是從小說第二十一、二十二兩回中抽出部分情節加以編譯的。這些編譯的片斷分兩期發表在《中國學》雜誌第四卷上。這些片斷有如下幾個小標題：I．口角與和解(Streit und Verschming)；1I．敵手過生日(Das Geburtstagfest der Rivalin)；m．人問的悲哀(Wehschmerz)。當時的德國人，沒頭沒腦地讀了這幾個小故事，究竟會產生什麼聯想，我們無法猜測。恐怕是有點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吧。
W．Y．Ting還在這幾個片斷之前，寫了一個前言，扼要評介了《紅樓夢》的情況。我以為前言寫得不錯，我們不妨欣賞一下。w． Y．Ting在前言中說：
《紅樓夢》是18世紀中國著名風俗小說之一，有人也把它譯成《快樂世界的夢》。作者是曹雪芹(1719一1764)。他出生於南京一個富有的官僚家庭。康熙皇帝六次南巡，有四次就住在他祖父——一位文化名人曹寅的官邸。這當然要花費巨額開支。曹家子弟都是些舞文弄墨、不諳世事的人，整日地奢侈揮霍，喝酒作詩。對於生活經濟則一竅不通。這樣，在三代人的時間裡，家產逐漸耗盡。童年時代，曹雪芹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三十歲以後，他陷入窘境，和他年輕的夫人一起，一直在窮愁潦倒的困苦中掙扎。
《紅樓夢》不僅是一部愛情小說，而且是一部巨大的社會小說。眾所周知，小說是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為依據的。小說的主角是寶玉，一位早熟的少年。他受到一家之主賈母的溺愛。他漂亮、聰明，心地善良，自然受到全家的寵愛。只有他的父親不喜歡他。父親希望他刻苦攻讀，考取功名，晉身仕途。寶玉對此不感興趣。他喜歡美女和詩歌文藝。只有在年輕美貌的女子堆中，他才感到舒服。他常常說：女子是聰明的，她們似水那樣清澈明亮；男人是愚蠢的，他們像泥土那樣灰暗混沌。看見女子，他就渾身好受，看見男人，他就感到厭煩。父親管教很嚴，如果沒有祖母的一再庇護，他想常在美女群中廝混顯然是不可能的。
前言最後指出：「這部小說內容十分豐富。全書一百二十回。有32個主要角色和30個被詳細描寫的次要角色。書中一共有235個男人和213個女人。要把這部小說完全翻譯過來，不僅由於篇幅巨大而會遇到很大困難，而且還要詳細解釋那些不符合歐洲風俗的中國生活習慣，因為瞭解這些生活習慣是非常必要的。因此，我們就選譯了寶玉和他表妹林黛玉悲劇性戀愛中的幾段故事。他們兩人之間的戀愛及其精彩的心理描寫，是這部小說在中國受到如此歡迎的主要原因。」
接著，譯者指出，在閱讀他翻譯的幾則小故事之前，還必須說明一下小說中幾個最重要的人物和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他列舉並加以說明的人物有十七個，這就是賈母、賈赦、邢夫人、賈政、王夫人、賈寶玉、林黛玉、薛姨媽、薛寶釵、史湘雲、賈璉、王熙鳳、李紈、元春、迎春、探春、惜春。[4]
這位《紅樓夢》的第一個德譯者雖然只編譯了不到一萬字的幾則小故事，但從他的前言來看，他對《紅樓夢》還是很有研究的，至少對小說本身相當熟悉。他選擇的幾個最重要人物也說明了他的見識。當然，前言中也明顯受到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影響。王際真1929年英譯本說明中，也談到小說中共有448個人物，與這位譯者的說法相合。這大概出於同一來源。但究竟來源於何處，我們無從查考。但後來王際真在1958年的英譯本中，對這個數字又作了否定，承認這只是道聽途說，這就更使人無法判斷了。
1932年，德國學術界對《紅樓夢》的研究達到了一個高潮，其主要標誌是弗蘭茨·庫恩德文節譯本的問世。庫恩所以能翻譯《紅樓夢》，決不是一種偶然現象，這是一位嚴肅的漢學家和小說翻譯家的必然成果。根據《新中國雜誌》(Das Neue China)1981年第一期伯恩-朱·米倫(Bern zur Mtihlen)的文章《漢學家和作家弗蘭茨·庫恩》(Der Sinologe und Schrifisteller Franz Kuhn)和《讀書》雜誌1984年第10期馬漢茂(Helmut Martin)的文章《(紅樓夢)的德譯者——庫恩》的介紹，我們知道：庫恩於1884年生於德國薩克斯省。他在柏林帝國大學學習期間，開始學習中文。1909年奉派到北京工作，任副領事職位。1912年回國。由於偶然的一次機會，他放棄了當教授、律師和外交官的念頭，而立志去做一個當時漢學界所瞧不起的中國小說的翻譯工作者。經過十幾年並不順利的翻譯經歷，庫恩終於在1930年翻譯出版了《金瓶梅》。此書德譯本的出版，使庫恩一舉成名。他先後翻譯了十三部中國長篇小說，其中有《好逑傳》(1926)、《二度梅》(1927)、《金瓶梅》(1930)、《紅樓夢》(1932)、《水滸傳》(1934)、《玉蜻蜓》(1936)、《子夜》(1938)、《兒女英雄傳》(1954)等。除此以外，他還翻譯了五十多個短篇小說，這在歐美漢學家中是絕無僅有的。
弗蘭茨·庫恩在他的《紅樓夢》德文節譯本後記中說：
「因為我的譯本亦非全譯，所以我一定要成為歐洲第一個征服《紅樓夢》這座火山……的主峰的人，這就是說，圍繞著寶玉、黛玉和寶釵這三個人物發生的主要情節，一定要詳細地再現於我的譯本之中。」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庫恩像大多數歐美漢學家一樣，認為《紅樓夢》的主要線索是寶釵黛的三角戀愛。這並不奇怪，因為在先於庫恩德文節譯本出版的王際真英文節譯本的卷首，阿瑟·韋利早已作了類似的強調。
庫恩接著又說：「歐洲一直重視每一種行將衰落的文化的每一個無足輕重的證明，不惜工本和不辭辛勞地從荒漠中發掘每一具恐龍的骨架、每一個殘剩的廢墟、每一枚彩色陶片、每一根塗畫過的木頭，這樣一個關心精神文明的歐洲，怎麼可能把《紅樓夢》這樣一部保持完整的巨大藝術作品、這樣一座文化豐碑忽視和遺忘了百年之久呢?……對這個難題的解答，大概是歐洲人歷來對中國書面語言的恐懼。」
前面已經說過，歐洲人知道《紅樓夢》大大晚於《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很值得國外中國學者認真探討。庫恩認為這是由於歐洲人害怕中國書面語言，那麼翻譯《三國演義》這樣一部用半文半白的文字寫成的大著作時，為什麼就不怕中國書面語言的艱難而早就有了英文全譯本呢?可見其中還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存在。
庫恩認為《紅樓夢》是中國青年最喜愛的長篇小說之一，他說，有人若向有教養的中國青年男女提到《紅樓夢》，他們的眼睛就會發亮，他們就會承認，《紅樓夢》他們不是通讀過一遍，而是三四遍，有些地方他們已背得爛熟。這表明小說十分嚴肅認真地探討了與中國青年男女直接有關的幾乎一切問題。小說主角的年紀多是在十二歲到十九歲之間，庫恩由此得出結論說：「這部小說類似一本中國青年的生活教科書!」
庫恩的這個看法，純粹是歐美人的觀點。《紅樓夢》在中國雖然備受推崇，但似乎尚未有人提出過向賈寶玉學習的口號，因為寶玉的生活方式只能見諸於小說，在中國的實際生活中卻是寸步難行的。
庫恩熱衷於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消除誤解，這從他說的下面這一段話中也可以看出來：「當人們進一步考慮到中國人具有儒教和佛教的社會思想，具有人道仁愛思想，具有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思想，具有佛教和道教的報恩思想、出世思想、救苦救難思想、禁慾主義思想的時候，就必然會提出下面的一個問題：歐洲在精神上能夠為這樣一個具有上述倫理觀念的民族提供什麼呢?難道他們是一群一定要改變信仰的異教徒嗎?如果《紅樓夢》德譯本能有助於消除許多過時的偏見，促進東西方的相互理解，那麼在這部小說上所花費的力氣就不會是徒勞的了。」
那麼《紅樓夢》的主題究竟是什麼呢?在庫恩看來，《紅樓夢》的主題有兩個。一是道家思想。這不僅表現在小說的很多章回中，而且還表現在小說以太虛幻境(即道教天國)中的序幕開始，以真如福地(即同一場合的另一名稱)中的最後一幕結束。而小說結束以前的兩行詩句「喜笑悲哀都是假，貪求思慕總因癡」，更表明了整部小說的道教傾向。庫恩說：「我認為，小說的第二個主題是『母愛的精神』，這種精神通過善飲、常樂和團結了整個賈氏家庭的賈母這個完美的形象而得到了體現。」庫恩還認為，「在一部中國小說中，總會出現以態度嚴厲、忠於職守的寶玉之父賈政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這個題目與上述兩個主題相比處於次要地位」。[5]
我們不難看出，庫恩對《紅樓夢》主題的理解，與我們有著多大的差距。
庫恩德文節譯本問世以後，在歐洲，尤其在德國，引起了巨大反響。1932年到1933年發表了不少有關《紅樓夢》的評論文章或簡訊。如奧托華·恩金(Ottowar Enking)教授在1932年12月25日的柏林《全德意志報》(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寫了一篇專文，題目就叫《紅樓夢》(Der Traum der Roten Kamnwr)。他在文章中說：
《紅樓夢》有兩位作者。曹雪芹只完成了小說的三分之二。他去世時，最後的三分之一還只是未完成的草稿。後來，高鶚獲得了這份草稿，並加工寫完了這部小說。小說情節發生於1737年到1792年，地點在首都北京及其郊區。
與《金瓶梅》描寫的生活習俗不同，《紅樓夢》描寫的無疑是一種有教養的生活方式。這裡沒有這樣眾多的痛飲場面，關於性的描寫也是作為一種病態來表現的。主人公寶玉的生活，西方人不大可能體會得到，他經常同他的婢女們在一起，所以他受到女性的影響，但他並不能使他支配的婢女們得到快樂。在他周圍總存在著種種誘惑。他不斷地追求愛情，而無片刻安寧。這當然使寶玉無論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受到創傷，所以寶玉得了神經衰弱症是毫不奇怪的。情況越嚴重，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也越深刻，於是這位少年的靈魂就向高處發展，最後，高高凌駕於一切塵世之上。
小說的主要魅力，在於把夢境同我們稱之為現實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夢中出現的一些圖畫，顯示出書中人物將來的活動情況。這是一些預告將來的夢，人們從夢中看到了自己未來的命運。讀了這麼一個描寫貴族興衰的故事，使我們得到特殊的感受。雖然佛教和道教世界及其思想方式對我們相當陌生，但是《紅樓夢》具有人人都能理解的內容，那就是嚴厲的賈政的兒子所鍾愛的黛玉這一位溫柔女子永遠感人的形象。令人失望的是，她沒有成為寶玉的妻子，而少年夭折了。這是因為人們給寶玉設計了一個騙局，讓他同另一位女子結婚。於是，這位痛苦的少女，帶著無法醫治的創傷，奔往極樂世界。黛玉死後，寶玉只能出家，並從塵世中消失。
奧托華·恩金接著指出：「我們處處感到超常力量的神秘影響。神靈世界總是凌駕於塵世之上，並且拯救著塵世。無論何時何地都找不到物質和精神的界線，而書中人物和他們的行動，卻因此獲得象徵性的意義。書中人物的命運是受到束縛，還是具有自由的意志，這裡很少提到。不過，人們的負擔也往往是人們的力量所在，這種力量促使人們去影響塵世的生活。奇怪的是，不知從哪兒來的一種神奇力量，使普通的現實事件變得如此生動。哪怕是一個最小的情節也都描寫得栩栩如生。當豐富多彩的內容展現在我們眼前的時候，我們享受到的，是無數男男女女在長長八年中過著奇妙的雙重生活的一幅全景圖畫。
「在人物描寫方面，沒有什麼模糊不清之處。小說中的神秘性，絲毫沒有損害大批人物的鮮明形象。每一個人都描寫得恰如其分，這是一種驚人的藝術。寶玉的姐姐晉封為皇妃。關於她省親的那一段描寫，可說是經典式的範例。從這裡，我們看到了中國當時社會習俗的完美的再現。我們也知道了，中國人是有權對他們的優秀文化感到自豪的。歐洲人在這方面從來沒有達到這樣的高度。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聯繫，相互交織著的。從天子到最低級的看門人之間都有維繫的紐帶，造成了民族的團結，誰也不會置身圈外。我們從那位出家人15中，聽到了無與倫比的古老智慧，體會到了他處在今生和來世之間的中間過程。此外，特殊的不自由和壓抑是當時的教育原則。其結果，必然是人們的心靈趨向不可侵犯的獨立自主。」
奧托華·恩金教授最後指出：「弗蘭茨·庫恩能夠翻譯一個如此遙遠的民族的如此艱深的作品，其舉世無雙的才能，人們已經談得很多了。我在這裡只能再一次指出：無論在漢語方面，還是在小說作者對各種人物的喜怒哀樂的深刻體會方面，庫恩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廣博知識，這使他翻譯技巧日益提高，從而耕耘和澆灌了德國文學中這一塊園地。」[6]
從奧托華·恩金教授的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位教授對《紅樓夢》是作了很好研究的，而且他對中國其他古典小說，如《金瓶梅》也有一定瞭解。他從一個歐美人的視角，敘述了他對《紅樓夢》的內容和藝術手法的觀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歐美人的心態。如他對中國優秀文化的讚賞，對愛情描寫的理解，對黛玉這個人物的分析，寫來都很自然而頗有見地，也很具歐美人的特色。文章雖短，仍不失是一篇水平較高的評論。
1933年，上面我們已經提到過的那位w．Y．Ting先生，在《東亞雜誌》(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第8期上，也寫了一篇短文介紹《紅樓夢》，這可說是1932年庫恩《紅樓夢》德譯本出版後的餘波。他在文章中說：
《紅樓夢》是中國人最喜歡和最推崇的小說之一。幾乎每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都十分讚賞這部小說，都讀過好幾遍，因為這不僅是一部社會風俗小說，而且提供了一幅精彩的中國文化圖景，它所表現的場景，甚至在現代中國仍然存在。小說作者對一切風俗>-j慣作了嚴厲批評。不過，這一切表達得十分巧妙，人們很容易會忽略過去。從文化歷史觀點來看，小說中的每一章回，對歐洲人都是很寶貴的，因為人們不僅知道了家庭生活、親屬關係、戀愛觀點等等，而且人們對這一切有了間接的體會。
庫恩的譯本幾乎刪去了小說的一半。但據庫恩說，有關三位主角寶玉、黛玉和寶釵的主要情節，在這個節譯本中仍然得到了充分表達。除了刪節太多和其他一些缺點以外，譯者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因為他確實給歐洲讀者送上了一道中國的美味佳餚。[7]
在1933年，還有一篇鮮為人知的文章，也對《紅樓夢》進行了精闢的評論，這就是莊晨(音譯，Chuan Chen)和基爾(Kiel)的博士論文，題目叫《德國文獻中的中國美文學》(Die Chinesische SchOne Liter_ 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這篇博士論文系統地評述了中國的一些著名小說。作者在議論《金瓶梅》以後，接著說道：
「比《金瓶梅》更難譯的中國小說，是《紅樓夢》。這是整個中國小說中內容最豐富的一部小說。全書一百二十回，每回平均有七千多字。書中除沒有姓名的人物和歷史人物外，共有男人232名，女人189名，但每個人都有自己獨特的性格和獨特的舉止。他們栩栩如生地生活在當時的環境之中。我們熟悉他們，遠勝於我們最親密的朋友。這既是一部巨著，也是一件整體統一的藝術品。小說情節就像建築藝術一樣層次分明地構造起來。各個部分都有密切的聯繫，都要說明一個中心題目。」
論文作者接著指出，《紅樓夢》的中心題目，「是人們對絕對自由的追求」。人們在生活中是不自由的，因為他們經常受到外界情況的束縛，因為他們必須在某個集體中生活，他們同這個集體是有矛盾的。只有在下列情況下，才可以獲得絕對自由：人們不再受到束縛，就是說我和你之間的矛盾已得到解決；或者人們已經達到了老子「無為」的境界，或者已在如來佛的「涅槃」中得到解脫；為了獲得這種絕對自由，人們必須放棄一切，放棄榮譽和地位，放棄愛情和友誼，因為這一切都是生活的桎梏和自由的障礙。
小說主人公賈寶玉出生於一個貴族家庭。他受到周圍所有人的愛護。但他總不滿足於他家庭的世界觀。他父親是個主觀的儒家，他頑固堅持規定的道德教育。他毫不瞭解兒子的個性。他想把兒子培養成一個能幹而忠於職守的官僚。因此，寶玉的佛道思想和世界觀經常與其父的儒家思想發生衝突。從孩提時代起，寶玉就對塵世的實際生活毫無興趣。他的興趣在別的方面。這種興趣帶有神話色彩，說什麼男人是泥做的，所以骯髒；女人是水做的，所以乾淨；如此等等。因此，他愛慕所有的女子，但真正熱戀的只有一個，那就是他的表妹黛玉。後來，他的家庭趁他病重的時候，用掉包手法，讓他與表姐寶釵結婚，黛玉則在極度的悲傷中夭折。一年之後，寶玉終於跟一僧一道，遁世而去。
博士論文作者最後說：「這部小說的作者是誰，中國學者長期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經過胡適新的考證以後，這個問題才得以澄清：本書作者是曹雪芹，他的家庭很像小說主人公的家庭，特別在財富和名望方面。他寫了小說的前半部分，只完成了八十回，即於1764年去
世。後四十回由另一位作者高鶚於1792年續成。高鶚的續作十分巧妙，人們一直把小說看作是一部完整的藝術作品。」[8]
這裡的主要論點，是把寶玉不願意讀四書五經，不願意通過科舉去做官，不願意糊里糊塗結婚，而嚮往著一種自己的理想等等，說成是追求絕對自由。照論文作者的看法，要達到這樣的自由，只有放棄一切塵世生活，崇尚佛道，也就是遁入空門。這麼說來，寶玉最後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實現了追求絕對自由的理想。按照這個邏輯，以悲劇告終的《紅樓夢》，實際上是以喜劇結尾的了。這個論點，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倒是比較少見的。它無疑是對《紅樓夢》實際內容的曲解。因為寶玉的最後出家，固然反映了曹雪芹的出世思想，但出家本身是對不合理的封建社會和殘酷的家庭禮教的一種抗議。寶玉是在現實生活中歷盡無數劫難和目睹種種慘象以後，才遁入空門的，所以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隨著一僧一道而去的，是一顆破碎的心和一個創傷的靈魂。避開現實生活，不過是想使自己的靈魂得到安寧，而決不是想去追求絕對自由，更談不到獲得這種自由了。
1942年，捷克《東方文庫》雜誌(Archiv Orient61ni)第十三卷發表了J．普魯謝克(Prti~ek)的一篇文章，題目是《紅樓夢問題的新材料——評H．艾格特1939年在漢堡發表的(紅樓夢的產生過程)一文》(Neues Material zum Hung—Lou—Meng—Problem Bemerkungen ZU H Egertts「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Hung．Lou一Meng」，Hamburg，1939)。可惜，H．艾格特的《紅樓夢的產生過程》一文我們沒有找到。而J．普魯謝克的文章主旨，似在介紹胡適有關《紅樓夢》考證的幾篇文章，特別是1933年發表的那篇《跋乾隆庚辰本》，以證明艾格特那篇博士論文的不足。我們先來看看他的主要論點。
普魯謝克說：「中國最著名的長篇小說《紅樓夢》的作者是誰，一百六十多年來一直裹著一層神秘的面紗。因此，人們就對這部小說的產生和意義作種種奇怪的猜測。」
據普魯謝克看來，一直要到1922年，胡適教授才令人信服地證明，小說前八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後四十回是高鶚，而且前八十回基本上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從那時起，除了有些人還想維護過去的解釋以外，這個問題在中國文學史中已經算獲得了明確的解決。接著，普魯謝克指出，H．艾格特在論文中雖然利用了胡適的研究成果，但卻不知道胡適新近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提供了很多新的重要材料。要概括胡適這方面的全部研究成果，瞭解這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胡適這篇文章的題目，叫作《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
接著，普魯謝克用五六千字的篇幅詳細介紹了這篇文章的內容，以補充艾格特論文之不足。最後，普魯謝克說：「遺憾的是，艾格特博士沒有對庚辰本的評注進行詳細研究，而這些評注他在胡適1922年的文章中是已經看到了的。胡適教授說，梅溪就是孔梅溪，是小說評論者之一，小說前言中提到了他，他可能是作者的弟弟棠村。艾格特對胡適此說並未發表意見。也許，根據這條評論，過多地推論出作者在北京的種種生活情況。根據脂硯齋就是作者本人的說法，人們也許可以像艾格特博士那樣認為，關於曹雪芹死於1763年12月2日這條評論，並非出於脂硯齋之手。這條評論實際上也沒有署名。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所有這些評論(鈔本後來的主人的評論除外)，不是出於作者之手，就是他最接近的親友們的手筆，而我們從這些評論中，獲得了這部巨著賴以產生和得到高度評價的友愛精神的證明。但儘管如此，艾格特的論文仍然是歐洲第一篇研究這部巨著的嚴肅論文。[9]
縱觀普魯謝克的全文，主要是在列舉胡適考證《紅樓夢》的種種結論，來說明兩個問題：《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紅樓夢》是一部自傳體小說。他認為艾格特的缺點是掌握胡適引證的新材料不夠全面。可見，這完全是一篇考證性文章，帶著很深的胡適派印記，因此
其種種論點，對於中國讀者並不陌生。但我們可以從中得到這樣一種反證：胡適對《紅樓夢》的考證，由於它所擁有的新鮮材料和前人從未作出過的結論，當時對歐美學術界具有深遠的影響和很高的權威，而且據我所知，這種影響和權威至今尚未完全消失。
我們在評介德國人對《紅樓夢》研究的時候，不妨介紹一下他們對中國長篇小說的看法。這也許有助於我們正確理解他們研究《紅樓夢》時的心態。
1948年，德國出版了《17世紀到19世紀的中國短篇小說》(Die Chinesische Novelle des 17—19 Jahrhunderts)一書，作者沃爾弗拉姆·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這是一部專門研究中國短篇小說的著作，但在第十二章中(標題是：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對長篇小說《西遊記》的分析)，作者發表了一些對中國長篇小說的看法，頗有趣味，簡單介紹如下。
作者說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的讀者對象是不一樣的，因此，它們的文體也有差別。那麼長篇小說的素材是從哪裡來的呢?是否同短篇小說的來源相同呢?如果不同，那來自何處?
在作者看來，「中國長篇小說可以分為五類。一、歷史小說，這類小說最多，代表作是《三國演義》；二、『俠盜』小說，代表作是《水滸傳》；三、艷情小說，代表作是《金瓶梅》；四、社會小說，代表作是《紅樓夢》，這也是一部心理小說，這類小說數量極少；五、神話諷刺小說，代表作是《西遊記》和《封神演義》，這類小說也很多，但有些往往缺乏諷刺意味」。[10]
這位專門研究中國短篇小說的德國漢學家，也許是有點道理的。至少，他把《紅樓夢》稱為社會小說和心理小說，是正確的。但把《金瓶梅》列入艷情小說，卻失之偏頗，只注意了表面現象，而忽略了小說的實質。其實，《金瓶梅》應與《紅樓夢》歸入一類，同是現實主義的社會小說。
1958年前後，由於種種原因，主要是由於我國圍繞著《紅樓夢》展開的批判運動，歐美同時出版了好幾種文字的好幾個《紅樓夢》譯本。其中大多數是根據庫恩的德譯本轉譯的。因此，當時在歐美各國報刊上，對《紅樓夢》的書評也比較多。1958年4月12日加拿大《環球郵報》的週末版上，刊載了一篇用德文寫的書評，題目是《一部重要的中國長篇小說》(Bedentender Chinesischer Roman)，作者封·瓊·沃克(Von Joan Walker)。書評介紹弗洛倫斯·麥克休和伊薩貝爾·麥克休姐妹根據庫恩德譯本轉譯的英譯本，並對《紅樓夢》作了評論。
封·瓊·沃克認為，《紅樓夢》是敘述18世紀一個有權勢的家庭的一部半虛構半現實的編年史，是清朝第一部古典小說，可能也是當時中國文學中最好的一部小說。小說用奇妙而高雅的筆觸描寫了賈家興衰的歷史。出場人物有幾百個，背景不斷轉換，場面豐富多彩，但敘述層次分明，多而不亂。包含著兩個主題(宗教的和世俗的)的有機結構十分嚴謹，所以能穩妥地安排如此眾多的角色，最後使我們看到，即使次要人物也具有重大意義，並且完全與整體相協調，似乎令人感到，《紅樓夢》實在是一面既複雜又簡單的中國哈哈鏡。
宗教主題的體現是兩個出家人，他們來自另一個世界，並且在小說中不斷出現。小說的開頭和結尾充滿著宗教色彩。小說開頭使我們身處太虛幻境的鬼神世界，小說結尾又把我們帶到了原來的地方。從道家學說看來，《紅樓夢》不過是一個靈魂的歷史，這個靈魂通過自己的覺醒、改正和昇華，脫去了捆綁在它身上的塵世物質鎖鏈。
世俗主題的體現是一種母權制，這種母權制把一個支離破粹的家庭團結了起來。這位家中長輩的老太太是一個充滿活力的人，同時也幾乎可說是一個缺德的人，她在自己嚴守封建禮教的兒子和神經質的寶玉之間，公正地保持著平衡。
這些觀點已經表明，東方思想與西方思想有很大的差距。「不過，」封·瓊·沃克最後說，「一位喜歡神秘而又不把寶玉看作實際病例的人，將會在《紅樓夢》中找到一種輕鬆愉快的鼓勵，將會慢慢喜歡上這部小說，並且一再閱讀這部小說。即使完全撇開《紅樓夢》的社會意義不談，那小說也提供了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他們在令人眼花繚亂的背景上，安排著一個個燦爛輝煌的奢華場面。小說各個部分都具有無窮無盡的神秘魅力，這往往是優秀中國文學的特色。」[11]
這篇評論的主要論點，是認為小說有宗教的和世俗的兩個主題。小說主人公的靈魂就是通過本人的醒悟和改正，最後掙脫了塵世的物質枷鎖而進入了宗教的理想王國。主人公靈魂的昇華，也證明宗教主題戰勝了世俗主題，就是說，歌頌了出世思想。歐美有不少學者都持有這樣的觀點。1949年以後，我國對這種觀點似乎一直持否定態度，認為是歪曲了曹雪芹的原意，至少是歪曲了小說的主題思想。事實是否如此呢?我看不一定，至少是值得討論的，因為曹雪芹的主觀想法同他在小說中所反映出來的客觀現實，有著明顯的矛盾。
德國漢學家弗蘭茨·庫恩譯了《紅樓夢》，但他對《紅樓夢》的評論卻並不多。我現在看到的，就只有上面已經評述過的他在1932年《紅樓夢》德譯本上發表的後記，這是一篇學術水平較高的後記。1958年，麥克休姐妹根據庫恩的《紅樓夢》德譯本翻譯出版了一個英譯本。譯本卷首，刊載了一篇署名為弗蘭茨·庫恩寫的前言。我感到十分興奮，以為經過二十五年之後，庫恩大概對《紅樓夢》又會有什麼新的見解。哪知拿來一讀，不過是庫恩1932年德譯本後記的節譯，而且連他把「金陵」(即南京)誤當成清室皇陵這樣的重大錯誤都沒有改正。不過，這也並不奇怪，直至1982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紅樓夢》德文版中刊載的一篇曹雪芹傳，也是根據別人的後記摘編的。因為在歐美，真正研究《紅樓夢》而能寫出像樣評論文章的漢學家，畢竟是太少了。
德國人寫的中國文學史，20年代前後出版過幾部，但以後卻不多見。直至1960年，我們又見到0．卡登馬克一切奎爾(0．Kahen— mark—ehequier)在漢堡出版的一部《中國文學》(Die Chinesische Litera— tur)。歐美漢學家在探討中國文學時，有一個老傳統，那就是一定要從詩經、楚辭談起，而且往往把重點放在秦漢文學上。卡登馬克一切奎爾的《中國文學》也不例外。他只用較少篇幅討論中國長篇小說，評述《紅樓夢》那更是惜墨如金了。書中有專門一章討論中國的長篇小說。談到《紅樓夢》時，作者說：
「18世紀下半葉，出現了一部優秀作品：《紅樓夢》。這是一部撲朔迷離的巨著，書中有不少難懂的隱喻(中國大多數長篇小說都是如此)。小說以完美無缺的文體寫成，有十分精彩的心理分析。故事發生在一個大官僚家庭。這個大家裡住著十二位有才幹的浪漫女子，還有一位這個大家庭的兒子。這位公子同樣風流倜儻。有人說，作者是在描寫自己的經歷。不管怎樣，自小說問世以來，一直是男女青年們喜愛的讀物。
「《紅樓夢》以後，出現了其他許多感傷主義的小說和一些描寫妓女生活的小說。後一種小說中的佼佼者，是19世紀末出版的《海上花列傳》，作者韓邦慶。此書用蘇州話寫成，十分生動地敘述了上海妓女們的生活。」[12]
這裡要提醒讀者的，恐怕只有一點，那就是卡登馬克一切奎爾把《紅樓夢》與《海上花列傳》放在一起加以評論，不知他是否明確地認識到了兩者的不同。《海上花列傳》確實是一部不壞的小說，但在內容上，與《紅樓夢》是大異其趣的。在文學成就上，更不可同日而語。大概《中國文學》的作者，不大瞭解《紅樓夢》，把它看作是一部艷情小說吧。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把這兩者是嚴格加以區別的，他把《紅樓夢》稱作人情小說，而把《海上花列傳》稱作狎邪小說。
1968年聯邦德國斯圖加特出版的《世界文學百科辭典》(Lexikon der Weltliteratur)，收載了《紅樓夢》這個條目。除了一般性的考證以外，條目還對《紅樓夢》作了如下的一些評價：
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描寫了賈家衰敗以前的豪華生活。小說的中心人物是賈寶玉，他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的有幾分感傷主義的兒子。小說的背景，是一個很有文化的富有的貴族家庭，在這個背景上深刻地展示了形形色色的市民生活。在眾多的戀愛故事中，最突出的是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這是一種純潔的結合。不過，當寶玉在父親的壓力下被迫與別人結婚時，黛玉慘然死去。以後寶玉似乎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他很快拒絕了家庭對他的要求而離家出走。高鶚在1790年續成的後四十回中，描述了賈家的衰敗。
條目作者接著說：「中國的文藝家對這部小說給予了很高評價。人們對它進行了一系列考證。考證的結果是，人們傾向於認為這是一部自傳體小說。小說用北京話寫成，它優美的文體使它成了中國人的心愛讀物。小說在描寫環境時所具有的巨大廣度，給西方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使小說成了最高級的文化歷史的源泉。但是，在這豐富多彩的描寫中，也說明了中國小說美學同西方小說美學的一個重大區別：中國小說可以讓幾百個人物同時在舞台上演出，而西方詩學則更集中地去表現那些主要角色。」[13]
1972年民主德國萊比錫出版的《邁耶爾外國作家袖珍百科辭典》(Meyer Taschenlexikon，Fremdsprachige Schrifisteller)，收有「曹雪芹」的條目。條目說，曹雪芹反對新儒家學說，也反對僵死的科舉制度。他在根據親身經歷寫成的社會批判小說《紅樓夢》中，描寫了一個有錢有勢的貴族家庭的破敗。小說的中心衝突，是作者非常細膩地描寫浪漫青年賈寶玉的一段戀愛故事。寶玉強烈反抗封建家規的僵死教條，追求合乎人性的個人幸福，但這一切都是白費力氣。作者主要通過神話故事來表達他的道德要求，從而使真正的塵世情節變成為佛教精神王國中那些超塵世故事的一部分。作者主要用現實主義和心理分析的不同手法，描寫了上層統治階級的生活方式，使小說具有無窮魅力。此書與《西遊記》、《金瓶梅》被認為是古代中國最有名的文學作品。[14]
我們再看一下蓋洛·封·維佩特(Gero Von Wipert)1975年寫作出版的(20世紀世界文學百科辭典》(Lexikon der Weltliteratur in 20 Jahrhundert)，它也收載了「曹雪芹」這個條目。條目說，曹雪芹1715年生於南京，1764年死於北京。他出身於滿族富有家庭，1728年因父輩獲罪被抄家以後，家道中落。不久回到北京，生活貧困。家庭破敗，對他於1744年開始寫的《紅樓夢》產生很大影響，云云。[15]條目陳述的內容同上述兩部百科辭典的評價，並無重大差別。
可以肯定地說，自1970年代以後，德國對《紅樓夢》的研究並不很多。我問過德國朋友以及一些在德國待過較長時間的同志，他們都說，幾乎不大知道現在德國有人在研究《紅樓夢》。進入90年代以後，情況亦復如是。從上述幾部百科辭典對《紅樓夢》的評價中，也可以看到這一情況。它們大多人云亦云，並無多大新意和突破，只是聊備一格而已。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還有待於學者們去作深入的探討。
不過也有例外，那就是1974年民主德國萊比錫島出版社重印了庫恩的德譯本，並且由埃娃·米勒寫了一篇一萬字的後記。這個後記，可說是70年代德國研究《紅樓夢》的代表作，寫得全面而精闢。現在簡略地介紹一下它的內容。
埃娃·米勒在後記中首先指出了《紅樓夢》這部小說產生的背景。她說明了明末清初的社會動亂和民族矛盾，清初滿洲人對漢人，特別是對知識分子的嚴厲鎮壓。同時也說明，明末清初中國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開始形成，甚至大城市附近的農產品也日益變成商品。清廷的閉關鎖國政策，無法使中國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當時中國通過陸路與水路，已與國外有了貿易關係。埃娃『米勒說，「這些中外之間的貿易交往和康熙時特別活躍的西方傳教土的活動，就把西方的啟蒙思想傳人了中國。中國本土的啟蒙思想，則早在明朝後期，特別在清朝初期，就已經出現了。黃宗羲(1610一1695)、顏元(1635—1704)等哲學家，都提倡社會平等(雖然是空想的)、思想自由、貿易自由和個性的自由發展。《紅樓夢》的作者對這些思想作了解釋，一再把這些要求當作小說中正面人物的格言」。
接著，埃娃·米勒敘述了《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經歷和他的家庭背景，說明他在1744年開始寫作《紅樓夢》的時候，生活極度貧困，靠賣畫和朋友接濟度日。他喜歡與和尚及鄉村教師為友，瞭解人民生活疾苦。米勒指出，「他的個人生活經歷，他對貴族的深刻瞭解，還有他在日益蓬勃發展的城市中的經常逗留，使他認識到，封建貴族正在走向沒落，占統治地位的儒家國家學說已經過時。作為一個剛剛破落的貴族，他看不到擺脫這種痛苦的任何出路，於是就接受了《紅樓夢》的神秘外衣所顯示的那種虛幻的出世思想」。不過米勒也認識到，所謂「自傳體」也不是說書中事事都是曹雪芹的親身經歷。比如她指出，從敦敏、敦誠的詩歌中可以看出，「曹雪芹是一個皮膚黝黑，身材粗胖的人，決不像小說中白皙、柔弱的寶玉」。
埃娃·米勒接著敘述了中國長篇小說產生的歷史。她說，中國最初的長篇小說出現於明朝，是從職業說書人的傳統中產生的。由於說書人來自下層，他們的聽眾也都是勞動人民，所以他們在故事中經常批評官府，針砭時弊，嘲諷朝廷，揭露虛偽的禮教。他們也經常以青年男女的戀愛故事作為反對頑固的儒家倫理觀念而進行鬥爭的主題。曹雪芹繼承了這樣的傳統，也選擇了一個愛情故事作為他的長篇小說的主題，不過他的小說的社會關係要廣泛得多。作者並不僅僅探討了封建倫常問題。他對一個貴族大家庭的極其忠實的描寫，包含著對當時禮教社會模式的巧妙批評。曹雪芹擁護人人平等和人身自由的思想，這種思想接近當時啟蒙派的觀點。
埃娃·米勒還認為曹雪芹通過小說中的故事情節表明，這個大家庭的青年們同他們所在的現存制度之間的衝突，無法用合乎願望的婚姻來解決。小說主人公們要求實現一種建立在雙方相互理解和完全平等的基礎上的結合。曹雪芹認識到這種理想在他那個時代無法實現，所以他是中國古典小說家中第一個給小說以一個真正悲劇性結局的作家。
埃娃·米勒認為，曹雪芹的偉大還在於他在表現上述悲劇的同時，也「突出了社會結構中存在的客觀阻力和人物本身存在的也是由環境造成的內在矛盾，所有這些情況都使這個愛情故事無法獲得大團圓的結局。造成這種障礙的，首先是宗法式的家庭制度，是兒子服從父親、晚輩服從長輩、太太小姐服從丈夫父兄這種嚴格的家規。小說中的女子形象與周圍人物截然相反，她們是『水做的』，純潔而完美，但她們是這個壓迫制度的犧牲品：如皇妃元春，被出賣給一個粗人的迎春，黛玉、金釧、彩雲等等都是這樣的犧牲品。作者通過這個貴族大家庭的主要人物的行為，一再揭露了蔑視人類的保守主義和貴族階級的虛偽與沒落」。
米勒指出，曹雪芹的批評除了針對等級森嚴的社會結構以外，還特別針對形式主義的考試制度。從表面上看，朝廷考試能使每一個有才幹的人得到官職，參與行使權力。但實際上，勞動階級和貧苦大眾幾乎不可能取得必要的良好教育去通過這種考試。另一方面，富家子弟可以通過賄賂來取得必要的等級稱號。所以這種考試制度完全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
埃娃·米勒也指出了《紅樓夢》中存在的佛道思想、小說用隱喻和象徵手法的特點、《紅樓夢》晚於其他長篇小說傳到歐美的原因，以及歐美翻譯《紅樓夢》的發展過程，等等。總之，她相當全面地論述了《紅樓夢》作品本身以及與曹雪芹有關的一切情況。當然，她也沒有忘記公正地指出：「《紅樓夢》是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頂峰，它深深扎根於中國古代的小說文學之中，由於提出了綜合性的疑難問題並具有成熟的描寫藝術，它使過去的一切小說都相形見絀。」[16]
前面已經說過，就我所知，進入80年代以後，德國對《紅樓夢》的研究並無重大進展，幾乎看不見有什麼人在德國報刊上發表專文探討《紅樓夢》，甚至連介紹中國學術界研究《紅樓夢》的情況也很少見。即使百科全書，似乎對《紅樓夢》也並未表現出有多大的熱情。比如，1977一1981年德國威斯巴登出版的《勃洛克豪斯大百科全書》(Der Grosse Brock Hause)和德國1982--1983年出版的《邁耶爾標準大百科辭典》(Meyem Grosses Standard Lexikon)上面，都找不到曹雪芹的條目。這對我們中國人來說，是個並不令人感到愉快的現象，但這也並不奇怪。一個落後國家的文化，要在歐美學術界得到公正的對待和應有的重視，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