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樓夢》 在新加坡
新加坡，古稱「單馬錫」，在馬來半島南端新加坡島上，位於馬六甲海峽的東口，地處亞、歐、澳三大洲之間的航線上，為印度洋和太平洋航線的中途站，有東南亞最大的海港。
中新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是1990 年，但中國與新加坡的友好往來關係卻是有著久遠歷史的了。
悠久的歷史往來
英國歷史學家哈· 弗·皮爾遜在其著１ 《 新加坡史》 中稱新加坡為「香料之路」。他說「新加坡的歷史好幾百年前便開始了」。其實，根據中國史書的記載，早在公元1 世紀前後，中國和馬來西亞已有過境貿易的關係，而新加坡就成為中國－ 印度之間貿易的中繼站，或中國與印度商人匯合的地點。「當時島上莽林密佈，拷樹叢生，招澤遍地。除了大陸上的一兩個漁人之外，沒有人到過島上」２ 。
新加坡在歷史上曾經兩次建城，一次是大約在1150年印度摩訶拉甲家族中麼位名叫聖尼羅伏多摩的王子（後來登上僧伽補羅王位，尊號為室利· 帝利架那（意即吉祥三界王）來到這個島嶼，因路遇美麗兇猛的獅子，便把這個新建城市稱為僧伽補羅，即新加坡，也就是獅城的意思，直到今天，新加坡共和國仍以獅子為國家的象徵。到15 世紀，新加坡雖是沿途的港口之一，但新城已被摧毀，在一片斷壁頹垣上，莽林又蔓延起來，人們不知這裡曾經有一個港口了。三百年後，1819 年1 月，英國的萊佛爾斯艦隊來到新加坡南岸五哩的聖約翰島附近，直到1823 年1 月1 日在萊佛爾斯主持下開始第二次新加坡新城的建設，並於同年建立了萊佛爾斯學院（後改為馬來亞大學，今為新加坡大學），至1834 年新加坡便成為海峽殖民地的首府。據歷史學家敘述：在歷史上，新加坡原為馬來亞的一部分，1824 年淪為英國殖民地，1959 年成立自治邦政府，1963 年新加坡、馬來亞、沙撈越和沙巴組成馬來亞聯邦，1965 年8 月脫離馬來西亞而獨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早在10 世紀時，印度人建立的室利佛逝帝國版圖中，就包括了新加坡這個島，我國著名僧人義淨於671 年從廣州來到室利佛逝，住了六個月。十年後，他又帶助手四人來此研究和翻譯佛經。19 世紀初，大批的中國人來到新加坡，他們在山上種植可作為染料和藥劑的植物－ 甘密。《 新加坡史》 中記載：
到這裡來的人中，最勤勞的是中國人。每年，當第一艘中國民船在海港出現時，住在新加坡的中國人便乘普小船飛快地迎上前去。他們把小船拴在民船上，讓它拖著走，一邊高聲向民船上的人打聽來自中國的消息。中國民船上搭起篷蓋，一艘艘船看起來就像浮在水面的房子一樣。中國商人就在船篷底下把他們的茶、絲綢、瓷器賣給市鎮裡的商人。
作者接著又說：
起初，中國民船隻是前來做生意，但隨著新加坡的發展，這些船便載了數以千計的中國人到這裡來謀生，以至後來市鎮裡中國人比其他任柯種族的人都多。他們成了商人和店舖的老闆，有的在街道上賣食品，有的在甘密園或胡椒園工作，還有的成了替政府築路建橋的工人。
從上述記載中我們很清楚看到中國與新加坡悠久的歷史淵源。早期赴新加坡的華人有自己的組織－ 同鄉會館。如1857 年在新加坡經商的瓊州府（今海南省）人韓亞二、王志德等人，就集資向英國東印度公司購買了小坡馬拉咨街上的三間店屋，作為同鄉聚會和寄宿之所，這便是當地最初的瓊州會館。1880 年會館遷至美芝路，清政府駐新加坡總領事、著名詩人黃遵憲還為會館題了對聯，至今舊物仍存，成為中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珍貴的文物。
源遠流長的中新文化交流
由於歷史的原因，今天華人後裔仍然是新加坡人口最多的民族。他們的祖輩不僅帶去了先進的農耕技術，也帶去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文化。例如，建築藝術、園林藝術、繪畫藝術等方面，都保留了中華文化的傳統。在風俗方面尤顯得突出，華裔的各種傳統節日，同今天福建、浙江、廣東、海南等地的傳統節日和慶祝形式基本是相同的。在戲劇方面，華裔新加坡人，對於傳統的地方戲十分喜愛，對京劇等劇種也有著深厚的感情。
在文學方面，早期華人帶去了大量的中國古典小說中的故事，如《三國演義》 、《 水滸傳》 中的故事，是普遍流傳的。1889年，《 三國演義》 就有了馬來文的節譯本，這說明中國文學已不局限於僑生華人範圍了。除此之外，中國的舊武俠小說在新加坡也非常盛行。
據法國著名女漢學家克勞婷· 蘇爾夢編著的《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 ３ 中的考察報告說：早在1889 年新加坡已有寶華軒出版社、古友軒出版社、金石齋和華商印務公司，出版翻譯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除《三國演義》外，還有《 二度梅》 、《 包公案》 、《 忠節義》 和《 賣油郎》 的合集、《 今古奇觀》 、《 反唐演義》 和《 雷峰塔》 等，其中有的譯本在新加坡竟設有三個代銷處，可想其讀者面還是很廣泛的。1891 年一1892 年期間，《 水滸傳》 、《西遊記》 、《 五美緣》也有馬來文的譯本。蘇爾夢女士報告中列有94 種馬來半島華人用拉丁化馬來語譯著的小說目錄，這些小說幾乎都是從1889 年至1935 年間在新加坡出版的，其中《 三合寶劍》 、《 八美圖》 、《 憨子婿》 、《 薛仁貴征東》 、《 乾隆皇帝游江南》、《 王昭君和番》 、《 孟麗君》 、《 臭頭洪武皇帝》 、《 羅通掃北》 、《 濟公活佛》 、《 鍾無艷》（又名《 青面皇后》 ）、《 五鼠鬧東京》 、《 飛劍二十四俠》 、《 狄青五虎平南》 等，都是中國通俗小說的馬來文譯本。
20 世紀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之間，再度掀起翻譯中國小說的熱潮，如《 封神演義》 、《後列國志》 （又名《 鋒劍春秋》 ）、《東齊列國》 、《 三合明珠寶劍》 、《 綠牡丹》 、《 粉妝樓》 、《 精忠說岳》 、《 狄青征北》 、《楊文廣平南閩》 和《正德皇帝游江南》 、《 七劍十三俠》等。這些翻譯小說初期每版只發行二百至五百本，而到了三十年代發行量增加到了二千冊，讀者隊伍有了迅速的擴大。
六十年代，在新加坡出現了《 梁山伯與祝英台》的詩歌譯本。
八十年代後期，中新雖然還沒有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但中新文化交流並未因此受到影響。在兩國商業貿易日益發展的同時，中國的戲劇、影視也來到了新加坡。1988 年初，中國剛剛拍出的36 集電視連續劇《 紅樓夢》 在新加坡放映，同年五月底至六月初電視連續劇《西遊記》 劇組演員在新加坡與廣大觀眾見面。六月十三日，中國紅樓夢文化藝術展代表團又應新加坡作家協會、聯合早晚報社邀請來到獅城。在半個月的時間裡，《紅樓夢》 文化藝術展接待了數萬名新加坡觀眾。當地最大華文和英文報紙連續半個月以顯著版面報導這次盛大活動。「林妹妹來了」成為街談巷議的話題。代表團的紅學專家還在新加坡大學和新加坡報業中心舉行了專題報告會，引起極大反響。這股「紅樓熱潮」，為中新文化交流史寫下了新的一頁。
「石頭」渡海到獅城
《 紅樓夢》 一書何時流傳到新加坡，目前還沒有見到確切的記載。首先，在新加坡出版的大量中國古典文學翻譯作品中迄今尚未發現有馬來文的《紅樓夢》 摘譯、節譯和全譯本，其次，在僑生華人社會中，雖然他們有可能閱讀的是原本《 紅樓夢》 ，但究竟何時將此書傳人新加坡也沒有文字材料可資佐證。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新加坡紅學研究者來進一步調查研究。目前，新加坡《紅樓夢》 讀者和研究者所閱讀的《 紅樓夢》 大致來自三個地方：( 1 ）從香港進口的中、英文版《 紅樓夢》 ，這多是香港各家出版社出版或翻印的，( 2 ）從台灣進口的，( 3 ）從中國大陸購進的。中文本主要對象是僑生華人；英文本既有霍克思譯本，也有楊憲益、戴乃迭譯本，讀者對像有僑生華人，也有馬來人和其他種族的人。近年來，隨著紅學影響的擴大，一些早期脂評抄本的影印本也傳到了新加坡，成為少數研究者和高等學府圖書館內的珍藏品。
從研究方面看，新加坡的紅學研究起步還是比較早的，也有相當的成績，這一點過去我們注意得不夠。據現有的資料看，早在本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的《天方週報》 、《 時代報》 、《 文藝報》、《 小說》 叢刊等，已經開始發表有關曹雪芹與《 紅樓夢》 的研究文章。1955 年7 月，《 夭方週報》 第44 期起連載王崑崙先生的《 紅樓夢三烈女》 、《 王熙鳳論》 、《 史湘雲論》 、《探春論》 ，署名「太禹」，即「太愚」。這是轉載，恐怕其來源是香港報紙所載的「太愚」《 紅樓夢人物論》 。其後有程遠、金果、辛之、任辛的論紅文章相繼發表。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間，有關曹雪芹與《紅樓夢》 的研究文章愈來愈多，而且主要是本地研究者的文章。在這一時期裡，潘重規先生由台灣來到南洋大學作學術報告，同時他的《紅樓夢新解》 和當地作家任辛先生的《 紅樓夢簡說》兩書分別於1959 年、1960 年由新加坡青年書局出版。這兩部紅學著作的問世，對推動六十年代後新加坡紅學研究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任辛，原名吳之光，筆名有方修、．任辛、觀止等。原籍中國廣東潮州，在新加坡報紙任過編輯，是新加坡著名新聞工作者、作家。著有《談小品散文》 、《 馬華文壇往事》 、《 馬華新文學簡史》 及詩文集《 爐煙集》 、《 兩徑軒雜文》 等。除《 紅樓夢簡說》所收紅學文章外，他的《 爐煙集》 和《兩徑軒雜文》 中也收有詠紅詩篇和紅學研究文章多篇。任辛可稱新加坡第一位紅學家，他以作家敏銳的觀察力和優美清新的散文筆法揉以雜文的辛辣來寫《 紅樓夢》 研究文章，深受當地讀者的歡迎和好評。《紅樓夢簡說》 ，共收文九篇，附錄劉仲英的《 紅學的末路》 一文。在這九篇文章中，作者分析了《 紅樓夢》 的思想內容，研究了「紅樓夢作者問題」和「高鶚補作紅樓夢問題」，對「索隱派紅學批判」、「也談脂批」和「新發現的紅樓夢抄本」，內容相當廣泛。《簡說》 中的《 紅樓夢作者問題》 和《 曹雪芹與紅樓夢》 兩篇文章主要內容是針對潘重規教授《紅樓夢新解》 中的觀點，批駁《 紅樓夢》 非曹雪芹所作論。
任先生從小說第一回內容的昭示、清人筆記的記載、雪芹朋友的詩文、脂硯齋的批語四個方面說明曹雪芹應享有著作權，指出這個「定論」是難於推翻的。關於高鸚續書問題，用了兩篇文章來討論，他認為《紅樓夢》 後四十回為高鶚續補，其「功罪參半」, 「正如俞平伯所說．『在功效上看，實在是紅樓夢的護法王，萬萬少他不得的。』」他的結論是：
高鶚補作紅樓夢是事實，這一點無論如何是不能抹煞的，不管他的行為是否光明正大，也不管他的修改與補作是否高明。因此，如果有人不顧這種事實，想否定高鶴是後四十回紅樓夢的作者，以便利於解釋自己某一觀點，建立自己的奇特的理論，那麼，我們站在尊重事實的立場上，是有必要加以批評的。
《簡說》 把紅學研究中的流派分為「猜謎」、「考證」、「分析」 三大派，他在《 索隱派紅學批判》一文中批評了「猜謎拆字」的方法和觀點，他說：
現在，大家都知道：紅樓夢是一部高度現實主義的古典文學巨製，不是誰的族譜或傳記，更不是猜謎或拆字的教材．書中的描寫，當然免不了滲著若干曹雪芹的家事，以至於當時若干人物的行狀，因為一個文藝家，特別是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作家，總是以他的生活經驗為創作的基礎的，他的作品含有若干真人真辛，正是非常自然的現象，… … 稍微有點文藝寫作經驗的人，更易於認識這一點。
限於篇幅，這裡不能再徵引原文了，僅從以上所引文字，可以看到五十年代新加坡學者對紅學爭論中的一些重大問題的著法、至今仍不失去其重要意義。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間，有克勞斯一彼得，凱平合著的《 紅樓夢新釋》 ，於1973 年由作者自印。這是一部英文論文集，論述了《紅樓夢》 的作者、小說的主題和社會性等方面的問題。與此同時，國立新加坡大學中文系皮述民教授發表了不少考證性的紅學文章，後來收入在《紅樓夢考論集》 ４一書中。《考論集》 的重點文章是《 略論紅樓夢的家史成份》 和『補論畸紛曳即曹須說》 兩文，餘者如。紅樓夢「棠村序文」的商榷，、《 脂魏齋與紅樓夢的關係》、《 紅樓夢一書五名解題》 、《 賈寶玉與金陵十二釵》 及《 論紅樓夢甄府的意義與啟示》 、《 論甄寶玉的意義與結局》 ，雖然都有前人所未發之獨到見解，但限於本文之篇幅不能一一介紹了。皮先生認為：
事實上，想把曹家的史事，一一和書中的描寫排比印證的人，沒有不弄到焦頭爛額，前合後不合，此勸彼不對的。甚至想根據脂批來作種種考證的人，也碰到同樣的麻煩，「橫看成嶺側成峰」，某幾條批語集合起來，好像能證明某一回事，但別人總能找到另幾條批語來反駁。皮先生列舉「事件虛構例」、「人物虛構例」、「時間虛構例」、「空間虛構例」、「物件虛構例」和「其他虛構例」，說明《紅樓夢》 中家史的成份極不純粹。他說：「由於家史的成份不純粹，所以書中所記，絕不能一體當作史料來看，如『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那樣，以為書中『不獨人物情節是追蹤攝跡，連年月也竟都是真真確確的』，實在是過於歪纏了。」
《 考論集》 體現了新加坡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間紅學研究的新成果。展望九十年代，我深信新加坡的《紅樓夢》 讀者對曹雪芹與《 紅樓夢》 的瞭解和認識將更加普遍和深入，而研究的成果也將更加輝煌。這就是我的一點點心願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