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幻情榜」溯源
我國古典章回小說，末尾多有一張「榜」。《封神演義》第九十九回「姜子牙歸國封神」，列有三百六十五位「正神」之位，是為「封神榜」。《水滸傳》第七十一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列有梁山泊一百單八條綠林好漢的「忠義榜」。《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列有一張「幽榜」。《西遊記》 第一百回「徑回東土，五聖成真」列有一張「佛榜」。庚辰本《石頭記》（《紅樓夢》）第十七、十八回「介紹妙玉」時，有眉批：「樹（前）處引十二釵總未的確，皆系漫擬也。至末回警幻情榜方知正、副、再副、及三、四副芳諱。壬午季春，畸笏。」可知作者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原擬在末回「附」有一張「情榜」的。遺憾的是「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為淚盡而逝」。周汝昌先生研究後認為，《 紅樓夢》 中的「情榜」應是列一百零八位女釵，正與《水滸傳》中的一百零八條英雄（有三位即顧大嫂、孫二娘、扈三娘雖為女子，但是綠林英雄也）成為「對仗」，即「綠林好漢」對「紅粉佳人」。
那末，「封神榜」、「忠義榜」、「幽榜」、「佛榜」、「情榜」是否有實事借鑒呢？答案是肯定的，有！這就是與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的故事有關。據《明會要》卷十禮五「功臣廟」條載：「洪武二年正月，上敕中書省臣日：『諸將相從，捐驅戮力，開拓疆宇。有共事而不睹其成，建功而未食其報。追思功勞，痛切聯懷，共命有司立功臣廟於（南京）雞籠山，序其封爵，為像以祀之』」。又日：「帝親定功臣位次，以徐達為首，次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凡二十一人，立廟雞籠山下。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又據《明史》卷二「本紀第二·太祖二」葉三十中云：「（洪武）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雞籠山功臣廟一百八人。」而據考《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曾追隨過張士城，張敗亡後施耐庵曾於洪武年間入詔獄達一年之久。當時的詔獄在今南京太平門，距「功臣廟」所在地雞籠山近在咫尺，顯然他熟悉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並立功巨廟之事，從而啟發了他在《水滸傳》中演繹了一張同是「一百八人」的「忠義榜」。再說《西遊記》作者吳承恩於明嘉靖二十九年( 1550）以「歲貢」被分配到南京國子鑒作了一名掛名的老太學生，直到嘉靖三十九年離開南京回到淮安。他在南京熬過了國子鑒的「十年膏火」。當時他「坐監」的國子監西首就緊靠功臣廟。還有《封神演義》的作者許仲琳，南京人，自號「鍾山逡叟」。魯迅先生在評述《封神榜》 時曾說：「封國以報功臣，封神以妥功鬼，而人神之死，則委之於劫數」。這就不難看出，「封神榜」和明太祖朱元璋封功臣時「死者像祀，生者虛其位」是一脈相承的。《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一生大半都是在南京度過的，故自號「秦淮寓客」。儘管書中的「幽榜」據金和在同治十一年寫的《跋蘇州群玉齋（儒林外史）》中說：「是書原本僅五十五卷，於述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指吳敬梓）文集中駢語襞積而成。」這裡姑且不說「幽榜」是吳敬梓自作還是旁人妄增，但作為主要是描寫南京風土人情的《儒林外史》在末回既效《水滸傳》之「忠義榜」、《封神演義》之「封神榜」，又借明太祖朱元璋大封功臣故事而演繹一張「幽榜」是不是為怪的。《紅樓夢》作者曹雪芹出生在南京江寧織造暑，並在此度過了快樂的童年，而江寧織造署北不遠即是雞籠山。因此他著《紅樓夢》擬作「情榜」時，與《儒林外史》中作「幽榜」一樣，既倣傚《水滸傳》之「忠義榜」、《封神演義》之「封神榜」，又借朱元璋大封功臣故事（功臣廟中的曹良臣即是《五慶堂曹氏宗譜》的始祖）而演繹一張「情榜」，也是順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