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是一部沒落貴族的哀怨史
前一段時期，《現代快報》記者就劉心武評《紅樓夢》的有關問題對我進行了採訪，我直言不諱地對《紅樓夢》的社會價值和文學價值進行了質疑。南京的學者、作家、文化人和普通讀者對我的評論產生了較大的意見和分歧，肯定者、否定者、懷疑者甚至謾罵者兼而有之。也有許多熟人、朋友紛紛提出多種問題與我探討，並希望能夠看到我對《紅樓夢》一書比較完整的評價。現借校報一角，將我的觀點和論據系統地公之於眾，以求教於讀者：
一、紅學研究已經陷入多種誤區
《紅樓夢》是清代一部有巨大影響的小說。此書問世的最初階段，滿清統治者將其視作「誨淫」之書而加以封殺，但隨著《紅樓夢》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大，到了清朝末年，《紅樓夢》卻反過來受到清廷的追捧，有關《紅樓夢》的書畫作品甚至被請進皇宮深院，掛在宮廷內的顯要位置。「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紅樓夢》成了學界的新寵，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和以胡適為代表的考據派對《紅樓夢》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與探討，由此在學術界開始形成一個熱門的學科，通稱「紅學」或「紅學研究」。一百多年以來，《紅樓夢》得益於紅學而大肆走紅，不論在什麼時期，雖然在紅學研究方面有激烈的爭議和爭鳴，但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卻幾乎是社會各界一致認同的，沒有疑義的。
在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內，有關《紅樓夢》的書籍、文章汗牛充棟，難以數計。一部小說受到如此的熱捧並且紅得發紫，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學史上也是十分罕見的。但是物極必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對《紅樓夢》的研究越來越不正常，已經遠遠超越了學術研究的範圍，越來越邪乎，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陷入了多種誤區。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過分誇大紅樓夢的文學地位和社會價值
《紅樓夢》作為清代以反映沒落貴族生活為主兼及其他社會領域的小說，客觀地說，是有其一定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但是，由於專家和學者們的熱捧特別是紅學熱的帶動，《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被過分地誇大了。在社會價值方面，《紅樓夢》曾被說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百科全書、四大家族衰亡史，而且此說已經深入人心，成了人們對《紅樓夢》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普遍得到認同的觀念。在文學價值方面，《紅樓夢》則更是被無限誇大，成了中國古典文學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峰，位列中國四大名著之首，而且這種地位幾乎是不可撼動的。由此而來，《紅樓夢》被人們稱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曹雪芹也被稱為是一位偉大的作家。
2．有意識或無意識地製造對《紅樓夢》的文學迷信與文學崇拜
對《紅樓夢》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過分誇大，必然會導致對《紅樓夢》的迷信與崇拜。這種迷信和崇拜在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形式，產生了許多錯誤的經不起歷史檢驗的認識。解放前，有的人認為《紅樓夢》有反清排滿的思想傾向，到了「文革」期間，由於受「左」的思想觀念和「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紅樓夢》被認為是一部深刻反映封建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小說，有人片面抓住「字字看來皆是血」，大做文章，列舉出了《紅樓夢》的七十二條人命案，以此證明階級鬥爭的激烈與殘酷。還有人說出「焦大不愛林妹妹」的話，將這句話當作《紅樓夢》描寫階級鬥爭的經典性的語言。
3．索隱猜謎、繁瑣考證、標新立異、捕風捉影、牽強附會成風
在紅學研究中，以蔡元培為代表的索隱派，對《紅樓夢》中的人物和事件找原型、對號入座，進行了猜謎式的索隱。而以胡適為代表的考據派，則陷入了鑽牛角尖的史料考證。紅學研究中的索隱派和考據派，長期以來佔據紅學研究的重要陣地，但從宏觀上來看，他們研究的大方向都存在一個明顯的問題：忽視了對《紅樓夢》文本的研究。另外，大大小小的紅學家們則不斷標新立異，一會兒一個新說法，一會兒一個新觀點，一會兒一個新發現，大多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結果曇花一現，並不具有多少學術價值。
4．紅學研究的主導思想有問題，研究方式也刻板、教條，最終陷入神秘主義的泥坑
長期以來，紅學研究缺少正確的學術指導思想，實際上是以「玄學」為指導，導致對《紅樓夢》的研究，越研究越糊塗、越研究越玄奧、越研究越神秘，而不是越研究越清晰、越研究越明白。另外，在研究方式上，很多專家、學者自覺或不自覺地採用了以經學治紅學的僵化思路，就像古代經學家們那樣，抓住作品中的隻言片語大做文章，進行所謂「微言大義」式的闡發，試圖從某些並不神秘、並不複雜的情節描寫中找出玄妙、深奧的東西來，結果陷入了神秘主義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5．紅學研究出現市場化苗頭，降低了學術品位與學術意義
最近一些年來，隨著文化市場的形成，紅學研究也開始走市場。新一撥的紅學家們開始關注紅學研究的市場效應，力圖從紅學研究中產生出暢銷書籍。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便是劉心武的兩本揭秘《紅樓夢》的書。據有關的報紙報道，劉心武揭秘《紅樓夢》是事先經過精心策劃的，作俑者是有意識地想製造出轟動的市場效應。這樣一來，紅學研究的斯文面孔便被拋棄，降低了學術品位與學術意義，成了新聞炒作的熱門貨，紅學研究由此而走向庸俗。
以上列舉的紅學研究過程中的種種怪現象，都是不爭的事實，使紅學研究成了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大怪胎。要消除這麼許多怪現象、怪問題，筆者認為光對紅學研究和紅學家們品頭論足還是遠遠不夠的，這只是治標而非治本的辦法。筆者認為，釜底抽薪的辦法是必須對《紅樓夢》一書本身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作出符合實際的客觀評價，惟其如此，才能正本清源，將紅學研究拖回正確的軌道。
下面，筆者將從幾個方面對《紅樓夢》一書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作出評判，從而打破長期以來人們對《紅樓夢》的盲目崇拜與迷信。
二、《紅樓夢》對沒落貴族的哀惋多於批判
要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作出科學的和客觀的評價，首先必須對《紅樓夢》一書的性質作出準確的、客觀的和符合該書實際的定性。紅學家們掛在嘴上念的經就是《紅樓夢》是一部四大家族的衰亡史，但這樣的說法並不符合《紅樓夢》一書的實際，也並不符合曹雪芹本人的思想，容易引起很大的誤導作用。筆者認為《紅樓夢》表現的主要是沒落貴族的空虛生活、沒落貴族的病態心理、沒落貴族的審美觀和沒落貴族的情感世界。如果我們要給《紅樓夢》一書進行基本定性的話，筆者認為：《紅樓夢》其實是沒落貴族的哀怨史，曹雪芹扮演的實際上是沒落貴族的輓歌郎角色，而主要並非沒落貴族批判者的角色，儘管書中有對沒落貴族進行批判的成份。
曹雪芹生活在清代乾隆年間，雖然處於盛世，但封建社會已是夕陽西下，貴族階層趨於沒落，而曹家作為封建貴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更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這自然要令曹雪芹生出一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悲哀情緒。當然，表現貴族生活並不為罪，關鍵在於用什麼樣的觀點和以什麼的態度去表現。仔細剖析《紅樓夢》一書可以看出：《紅樓夢》對於貴族生活的描寫和貴族家世的沒落既有哀也有怨（亦即批判），但哀傷、惋惜和眷戀是主要的，怨憤、譴責和批判是次要的，因此，哀惋大於怨憤是《紅樓夢》的基調。另外，《紅樓夢》對沒落貴族的哀是主觀的，而對其怨（亦即批判）是客觀的。就是說，曹雪芹主觀上對沒落貴族是以哀傷和惋惜為主，而書中對貴族生活的批判更多地是從作品的客觀描寫中流露出來的。
曹雪芹在第一回中說：「無材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這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曹雪芹並不是真正希望沒落貴族壽終正寢，而是極力想「補天」，想保持或挽回昔日榮華富貴和珠光寶氣的貴族生活。一旦這個夢幻破滅，他便覺得「枉入紅塵」，為人一世白活了許多年。由此而來，曹雪芹對寫作《紅樓夢》可謂用心良苦，他曾經掏肝剖肺地說：「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對照《紅樓夢》一書的內容，乍一看這句話的確很費解，因為《紅樓夢》一書中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貴族階層聲色犬馬、尋歡作樂、吟風弄月、醉死夢生的生活，其內容並非字字是血，句句有淚，相反倒是歡樂與悲情並存，樂因富貴生，悲由落寞定。所以，對榮華富貴的描寫，實際上是曹雪芹對逝去的貴族生活的悲歎和追念，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今風光不在，貴族生活只能留存於自己的記憶之中、再現於筆觸之上，這當然要令曹雪芹感歎、悲傷不已了。因此「字字看來皆是血」並不主要是書中所寫的生活內容，而是曹雪芹寫作此書時的心情和主觀感受，是字字「看來」皆是血，而不是字字「寫來」皆是血。由此可知，曹雪芹對沒落貴族的哀歎和惋惜要大於其對沒落貴族的批判和諷刺。
三、曹雪芹並沒能超出封建文人的思想水平
《紅樓夢》並沒有特別高的思想價值和社會價值，作者曹雪芹也並沒能超越他所處的那個歷史和時代，沒能超出封建文人正常的思想水平。《紅樓夢》一書中表現的虛無主義思想和宿命論的思想是非常明顯的，這兩種思想是《紅樓夢》的主導思想。由於對貴族階層的沒落無能為力，亦即無力補天，曹雪芹最終便看破紅塵，把一切都認作命中注定，無可挽回，由此產生了消極避世的厭世情緒。曹雪芹筆下的《紅樓夢》，一切皆空、一切皆假、一切命定，位居四大家族之首的「賈府」，實際上就是「假府」，「賈雨村」即是「假語村言」，而「賈寶玉」即是「假寶玉」，由「假」而生「空」，由空而走向虛無，這就是《紅樓夢》的主體思想脈絡。這一點，就連兩百多年前的高鶚也看得非常清楚，他在續寫《紅樓夢》後四十回時，便按照曹雪芹的思想脈絡和創作思路，讓賈寶玉變成假寶玉，最後出家而遁入空門，徹底逃避現實。可是非常遺憾，今天多如牛毛的紅學家們卻「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語出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硬要把《紅樓夢》一書的思想內容無限拔高，只看到《紅樓夢》客觀上有對貴族社會怨憤的一面、批判的一面，而看不到其對貴族生活眷戀與惋惜占主導地位的一面，真是只見樹林，不見森林，抓了芝麻丟了西瓜。
不僅如此，紅學家們還對《紅樓夢》愛屋及烏，對作者曹雪芹極盡歌功頌德、同情美化之能事，忽視或者根本漠視了曹雪芹身上存在的從娘肚裡帶來的沒落貴族的胎記：諸如虛無主義和宿命論的思想、人生如夢的世界觀、病態的審美觀、狂傲的處世作風以及孤芳自賞的封建文人舊習等等弊病。
四、寶黛戀情的進步作用被紅學家們誇大了
紅學家們普遍認為《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林黛玉具有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精神，以此證明《紅樓夢》具有很高的思想價值和社會價值。其實，叛逆性格和反抗精神在中國文學史中比比皆是，屈原就是第一個大叛逆的文學家，《離騷》則是典型的具有叛逆性格的作品；竹林七賢更是性格怪異的叛逆者；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游、關漢卿等人，無一不是叛逆者，他們的作品多處體現了叛逆的性格和反抗的精神。這一點，曹雪芹比之前輩並沒有多大的突破與改變，更談不上根本性的突破與改變。
其實，《紅樓夢》在描寫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戀情時，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最明顯的一個缺陷是這種愛情既不純潔，也不專一。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並不完全鍾情於林黛玉。起先，賈寶玉和秦鍾搞起了同性戀，不久又與丫環襲人私通，初試雲雨情，後來又時常在釵黛二人中間玩起情感遊戲，只是在最後才算是對林黛玉真正情有獨鍾。因此，從寶黛二人的戀情中產生的所謂叛逆性格和進步思想，是被紅學家們用放大鏡給放大了的。就二人因情而對封建禮教產生的叛逆性格而言，寶黛二人既比不上《孔雀東南飛》中的焦仲卿和劉蘭芝，也比不上《西廂記》中的張生和崔鶯鶯，當然更比不上《牡丹亭》中的柳夢梅與杜麗娘、《梁祝》中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寶黛二人對愛情的勇氣也讓人失望，他們既沒有焦仲卿和劉蘭芝以身殉情的勇氣和決心，也沒有杜麗娘為愛情死而復生的浪漫與專情。在面對封建惡勢力的打壓時，林黛玉「不敢多說一句話，不敢多走一步路」，最後憂鬱、憤懣而死，賈寶玉也只能出家避世，一走了之。這就是寶黛的愛情及其所體現出來的叛逆性格與進步思想。其表現出來的反叛精神是極其有限的，充其量不過是貴族少爺與小姐那種溫文爾雅式的反抗而已。
另外，寶黛愛情還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思想缺陷：作者曹雪芹用宿命論的觀點，將寶黛愛情的前提條件設定為前世命定：因為石頭（即後來下凡的賈寶玉）在仙界曾經澆灌絳珠仙草（即林黛玉的前世化身），所以林黛玉後天便注定要報答賈寶玉的澆灌之恩。這種宿命論的一切恩怨皆前定的思想，極大地削弱了寶黛愛情的思想基礎和進步意義，將寶黛愛情本來應該有的共同思想基礎變成前世使然、一切命定，這也就變相否定了兩人的情投意合乃是由於思想、性格的投緣。因而，寶黛愛情並不具有紅學家們所宣揚的那麼高的思想境界。
五、《紅樓夢》並沒有體現出真正意義上的民主主義思想
紅學家們在拔高《紅樓夢》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時，經常說《紅樓夢》具有「民主主義思想」，塑造了新的文學形象。筆者覺得，這種看法也值得懷疑。其實，翻遍《紅樓夢》一書，我們既找不到「民主」的字眼，也找不到體現所謂民主主義思想的例證。 「民主」二字原是舶來品，最早可以溯源至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奴隸制民主共和時期，這個早期的「民主」與我們現在通常理解的「民主主義思想」不是一回事，與紅學家們所稱謂的「民主主義思想」也不是一回事。到了近現代，民主主義思想則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通靈寶玉，這種「民主主義思想」才是紅學們所使用的詞彙。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中，人們在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最缺少的就是「民主主義思想」這個帶洋味的詞彙。如果《紅樓夢》真的有這種思想，那當然值得大加褒揚了。可是，《紅樓夢》中所表現出來的思想內容主要是老莊的虛無主義思想、宿命論觀念和沒落貴族的失望情緒，而非真正的民主主義思想。即使賈寶玉和林黛玉等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極為有限的、可憐巴巴的反抗意識和叛逆思想，與所謂的民主主義思想也風馬牛不相及。道理很簡單：書中主人公賈寶玉和林黛玉從來沒有接觸民主主義思想的機會和條件，甚至連間接接觸的機會和條件也沒有。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民主主義思想是不可能與生俱來的，或是人的頭腦中所固有的，也不是從天而降的，不可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另外，再從書中的實際描寫來看，寶黛二人從來沒有提出過民主主義思想或表現過丁點的民主意識，而且他們在行動上也沒有體現出所謂的民主主義思想或民主意識。再進一步來看，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洋鬼子還沒有來得及用炮劍政策將「民主」二字輸入大清帝國，寶黛二人生活在封建社會的土壤中，根本沒有民主主義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與社會基礎，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都不具備。因此，作者的生活背景和《紅樓夢》中所描繪的社會背景（儘管這種社會背景帶有文學虛構的成份），都與「民主」思想和意識無緣。其實，在封建社會中，對封建壓迫和封建禮教的反抗歷來就有，但這種反抗即使是最激烈的反抗，例如農民起義，也不能與民主主義思想等同而論，我們不能機械地認為，凡是反封建的舉動都是體現了民主主義思想。民主主義思想源於資本主義社會，這個帶特殊政治意義的詞彙不是隨便可以套用或移植的。否則，就會鬧出大笑話。
另外，按照通常的邏輯來推論，既然有民主主義思想，那麼必然要有民主主義思想的載體——即代表民主主義思想的人物或勢力，我們很難想像賈寶玉和林黛玉就是民主主義思想的代表者、實踐者和體現者，他們的有限度反抗，更多地只是為了自身獲得幸福，與民主主義思想似乎沾不上邊。一言以蔽之：寶黛式的反抗和叛逆，其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是在不突破封建文化的大框架中進行的，都是在封建文化的懸崖上走鋼絲。無論曹雪芹的主觀創作意圖還是從《紅樓夢》本身所表現出來的客觀思想傾向，都無法將《紅樓夢》的思想內容與「民主主義思想」聯繫起來。如果我們硬要說《紅樓夢》體現了民主思想，那麼，以此類推，我們可不可以說《孔雀東南飛》、《西相記》、《牡丹亭》、《梁祝》也體現了民主主義思想呢？
六、《紅樓夢》的文學價值不應當被無限抬高
衡量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地位，是一件非常複雜的事情，不是三言兩語就能夠說清楚的。但是，我們對一部作品的文學價值和文學地位作出評估，卻可以大致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一看該作品是否具有開拓性的價值，二是從作品本身所體現出來的文學性來進行分析、研究與評價。下面，我們主要從這兩個方面來對《紅樓夢》的文學價值作出初步的評價與判斷，力求得出客觀的和符合作品實際的結論。
首先，《紅樓夢》在文學史上的創新地位不高，不具有開拓性或開先河的作用。《紅樓夢》是以細緻的筆觸來描繪生活瑣事的，這與中國古典小說通常注重故事情節的奇特和渲染有著明顯的區別。《紅樓夢》在這方面確實有很多可取之處，但是《紅樓夢》在這方面卻算不上始作俑的創新之作。文學史真正開此先河的是《金瓶梅》，《金瓶梅》才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以描寫生活瑣事來表現世態人情的小說，因此，《金瓶梅》在這方面顯然具有開拓性、創新性和開先河的作用，而《紅樓夢》則是步了《金瓶梅》的後塵並將此種寫法發揚光大而已，在文學史上並不具有開拓性或開先河的地位。
第二，從《紅樓夢》本身的文學描寫來看，也沒有特別高超的地方。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拿《紅樓夢》與四大名著中的其他三大名著來對比，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紅樓夢》沒有《三國演義》的大氣磅礡，也沒有《三國演義》鬥智鬥勇、緊張奇特的故事情節，更沒有《三國演義》表現歷史的深度和史詩特點；另外，從文學作品表現出來的反封建精神和叛逆性格來看，《紅樓夢》根本無法與《水滸傳》相提並論，《水滸傳》中表現出來的反封建、反壓迫的勇氣，是《紅樓夢》難以望其項背的。再從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角度來看，《紅樓夢》又遠遜於《西遊記》。由此看來，將《紅樓夢》放在中國四大名著之首，是大可以商榷的。
除此之外，在故事情節和具體的文學描寫上，《紅樓夢》也存在諸多明顯的不足與缺陷。《紅樓夢》的故事情節過於瑣屑、累贅、拖沓，故事發展的節奏太慢，有相當一些細節描寫枯燥乏味，淡如開水，無法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當然，筆者並非完全抹煞《紅樓夢》的文學價值，例如《紅樓夢》的小說語言比較好，藝術性也比較強；特別是《紅樓夢》中的詩、詞、曲、賦等，平易、明白而內涵豐富、哀婉悱惻，具有很高的藝術水平，甚至從某些方面超過其作為小說的藝術價值。這些都值得充分肯定與褒揚，筆者以後有機會再對此細評漫究，另作文章而論之。
總而言之，筆者質疑《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並不是完全否定和抹煞《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作為一部小說，《紅樓夢》也有其獨特的價值，甚至在某些方面達到了較高的成就。但從總體上看，《紅樓夢》並沒有達到紅學家們所追捧的那樣一個高峰、那樣一種神聖的地位，《紅樓夢》確實是被紅學家們過譽了。我們應當對《紅樓夢》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還其作為小說的本來面目，而不能對《紅樓夢》無限讚美、無限拔高和無限神化，更不能不加分析地對《紅樓夢》進行盲目的崇拜和盲目的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