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東本《紅樓夢》
一、引 言
二十年代初上海亞東圖書館標點本《紅樓夢》的出版，標誌著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胡適派新紅學的發軔。胡適用資產階級實用主義唯心觀研究的第一篇新紅學重要著作——《紅樓夢考證》，當初就是作為這部新出版的所謂用「科學方法整理的」亞東本《紅樓夢》代序出現的。
胡適這篇《紅樓夢考證》開頭就說：「《紅樓夢》的考證是不容易做的，一來因為材料太少，二來因為向來研究這部書的人都走錯了道路。他們怎樣走錯了道路呢?他們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卻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另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的情節。他們並不曾做《紅樓夢》的考證，其實只是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接著他就逐條批駁了王夢阮、沈瓶庵、蔡元培、錢靜方等索隱派的觀點，「打破以前種種穿鑿附會的紅學」，而他自己「處處存一個搜求證據的目的」，「先從『著者』一個問題下手」，又從「『本子』問題」「細細考較」，引出的結論，最主要的一條，認為《紅樓夢》是作者曹雪芹的一部「自敘」，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曹雪芹即是《紅樓夢》開端時那個深自懺悔的『我』！」從而宣揚了他的新紅學的「自傳說」。亞 東本又是五四運動以後最早「加新式標點和分段」的本子，掃 除了以前各種印本中護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閒人(張新之)、 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批注評語，恢復了程偉元原刊本不附 批注的本來面貌，這是用新版本的實際做法否定了舊紅學的評 點派，所以亞東本可以說是胡適派新紅學的一部代表性版本。亞東本在解放前三十年內排版兩次，共發行十六版，流傳頗廣，影響很大。解放後，一九五三年新中國印行的第一個《紅樓夢》本子，又是基本上翻印了亞東重排本，所以直至一九五四年在全國發動了對胡適派《紅樓夢》研究問題的批判以 前，亞東本始終佔據著《紅樓夢》各種鉛印本中的優勢地位。我對亞東本沒有做過認真研究，而自己手頭的材料和訪問汪原放先生的所得，也很有限，只能拉雜寫來，提供給大家參考。
二、亞東的創辦和標點白話小說亞東圖書館的創辦人汪孟鄒，就是亞東本《紅樓夢》的校讀標點者汪原放的叔父，安徽績溪人，前清秀才，早年曾與其兄汪希顏(汪原放的父親)在南京江南陸師學堂學習，不久汪希顏病故，汪孟鄒便返回安徽家鄉，做了幾年蒙學塾師。到一九。三年，他在蕪湖開設書店，招牌叫做「科學圖書室」，在上海也辦了申莊(即駐滬分銷處)，附設在上海群益書社內。群益書社是湖南人陳子沛、陳子壽兄弟主辦，資力比較雄厚，營業相當發達，五四時期暢銷的《新青年》雜誌就由該書社總經售。汪孟鄒的科學圖書室於一九一三(民國三年)收歇，當年便在上海創辦亞東圖書館，並在五馬路棋盤街自設門市部。其時汪孟鄒將原來在蕪湖老店當了三年學徒的汪原放調到了上海。從此以後，汪原放四十年來一直協助他的叔父在亞東圖書
館任職。一九五三年上海私營書商大合併，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同年汪孟鄒病故，亞東就由汪原放負責處理善後工作。汪原放生於一八九七年，到一九六三年退休，一直住在上海。
胡適、陳獨秀同汪孟鄒、汪原放都是安徽同鄉。汪孟鄒早在江南陸師學堂時已與陳獨秀相識，其時陳還只有十八歲。胡適於一九。四年到上海，在上海中國公學、震旦大學求學時期，經常與安徽籍同學到汪孟鄒辦的書店裡去作客。胡、陳兩人與亞東圖書館的關係很早，以後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胡適文存》、 《獨秀文存》都是亞東出版的。亞東本《紅樓夢》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出版，正當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前二個月。胡適的《考證》作於三月，其時陳獨秀遠在廣州，也趕緊於四月間寫來了一篇《紅樓夢新序》。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曾掀起了讀古典白話小說的熱潮。亞東圖書館迎合當時的新潮流新風尚，採用新形式出版了一套古典白話小說的標點本，亞東本《紅樓夢》就是其中的一種。在此之前各書店所出的各種舊小說，大都是布函線裝的石印本，裡面油光紙印的每回文字都是密密麻麻地直書到底，只有圈點，概不分段；而亞東本系白報紙三十二開本，分精(洋)裝、平裝兩種(亞東本《紅樓夢》是精裝三冊，平裝六冊)，正文每面十二行，每行三十六字，每旬加新式標點符號，分段較多，版面顯得寬疏，在當時確乎有給人「面目一新」的感覺。其時印刷廠還沒有新式標點符號的鉛字，由群益書社的陳氏兄弟發起自鑄銅模，幫助解決；其時懂得使用新式標點符號的人還很少，汪原放因為在上海青年會上夜校補習英文，學習了新式標點，便「理所當然」地由他來擔任這項工作了。
亞東出版的古典白話小說標點本，前後共出了十六種。第一種是《水滸》(一九二0年八月初版)，第二種是《儒林外史》(一九二。年十一月初版)，第三種就是《紅樓夢》(一九二一年五月初版)，以下便是《西遊記》(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版)、《三國演義》(一九二二年五月初版)等書[1]。胡適作於一九一七年一月的《文學改良芻議》中曾說：「吾國第一流小說，古人惟《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而亞東最早出版的正是這四種小說。可以說，亞東這一套古典白話小說的標點本完全是根據胡適的意圖出版的。亞東圖書館的書目廣告中也宣傳這套書「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序或引論」。汪原放說這套書在編印過程中，胡適曾具體幫助他選擇版本，怎樣校讀，怎樣標點，以及怎樣寫《校讀後記》等等，尤其對《紅樓夢》的兩次排印，付出了更多的精力。
三、亞東本《紅樓夢》的兩次排印程偉元、高鶚兩人合作編印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刊本，曾排印過兩次：一次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萃文書屋的木活字本，又一次是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萃文書屋的木活字本。前者胡適稱做程甲本，後者胡適稱做程乙本。經過一百三十年之後，胡適、汪原放兩人合作編印的亞東圖書館的《紅樓夢》一百二十回鉛印本，恰巧也排印過兩次：一次是一九二一年的初排本，底本用的是屬於程甲本系統的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年的雙清仙館刻本；又一次是一九二七年，底本用的是胡適所藏萃文書屋的程乙本。現將亞東初排本和亞東重排本的印行版次和附載文章的異同及其變化說明如下：
亞東初排本，共印行七版。一九二一年五月初版，書前附載程甲本中的程偉元原序之外，還有下列三篇文章：一、胡適《紅樓夢考證》，初稿作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二、陳獨秀《紅樓夢新序》，作於一九二一年四月廣州看雲樓；三、汪原放《校讀後記》，作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次年(一九二二)五月的再版本中，胡適將《紅樓夢考證》初稿加以補充修訂，作為改定稿(作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印出，同日在該文後面寫了一段《附記》。又增加了二個附錄：一個附錄收了蔡孑民《<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的商摧》(作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三十日)一文；一個附錄是胡適自己的兩篇《跋<紅樓夢考證>》，跋一作於一九二二年五月三日，跋二是《答蔡孑民先生的商摧》，作於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以後印行的亞東初排本第三版至第七版，附載的文章與再版本就完全相同了。
《紅樓夢考證》初稿和改定稿的不同，主要一點是胡適查到了《雪橋詩話》中所引敦誠的詩句，「知道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兒子，乃是他的孫子」。因為在初稿中胡適根據袁枚《隨園詩話》中所說，也相信了曹雪芹是曹寅的兒子。又因初稿曾附錄《寄蝸殘贅》一則，說到嘉慶年間的逆犯曹綸是曹雪芹之孫，曹氏「滅族之禍，實基於此」。他經過查考，證明此說「完全是無稽之談」，所以補寫了《附記》。蔡元培見到亞東初排本的初版之後，就在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北京《晨報副鐫》上發表同胡適商推的文章。同年商務印書館印行《石頭記索隱》第六版，又將此文收入該書作為蔡氏自序。胡適為了進行答辯，便寫了跋二，同時把蔡元培的文章收作附錄。跋一則是寫他自己購到《四松堂集》的稿本，蔡元培又為他借到《四松堂集》的刻本，從而他在敦誠的詩句中考證出曹雪芹生平事跡的另一些材料。
亞東重排本，共印行九版，據亞東初排本順序為第八版至第十六版。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初版(即第八版)，書前照收亞東初排(再版)本中的各篇文章之外，增載了程乙本中所收的高鶚序和蘭墅、小泉的引言。胡適新寫了一篇序，汪原放重寫了《校讀後記》，這兩篇的篇目如下：胡適《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作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汪原放《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校讀後記》，作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後印行的第九版至第十六版的內容全同。第十六版(即亞東重排本的第九版，也是亞東本的最後一版了)出版於一九四八年十月，已經面臨全國解放的前夕了。
四、關於亞東初排本亞東初排本的底本是一八三二年的雙清仙館刻本(即王希廉評本)，但據汪原放在初排本的《校讀後記》中說：他還用了另二種本子一起加以校訂。一種是明治三十八年(一九0五)下河邊半王郎編輯發行，中野瑛太郎印刷的日本鉛印本，其實這個鉛印本的內容，和光緒二十六年(一九00)石印的王希廉、姚燮合評本是完全相同的；另一種是一九二0年有正書局石印小字本。王評本和王、姚合評本雖不是程甲原本，但都出於程甲本，而有正本則是別一系統的脂戚本。汪原放當時並不知道程本和脂本屬於兩個系統，然而在校讀過程中，他發覺王評本和王、姚合評本的文字差異極小，甚至沒有什麼差異，倒是有正本和王評本不同之處較多，於是他就用有正本來校訂王評本。汪原放說：「有正本的眉批往往指出此本中的某字，或某句，或某小段怎樣怎樣和今本(指王評本之類的程甲本)不同而且更好。那些小批之中，雖然有許多很有理由的，其實無理的也很不少。所以我只揀有正本果是勝過今本的地方，便照他改；若我覺得有正本不如今本的地方，我便不改了。」可見他在校訂時是根據有正小字本眉批的說法再由自己決定取捨的，他所舉的五個例子，都是如此。比如第四十五回開頭各本是；「話說鳳姐正在撫恤平兒，忽見眾人進來，忙讓了坐。……」有正本中「撫恤」作「安慰」，汪原放認為「安慰」兩字好，就照改了。
汪原放又說：「有正本的回目，有許多和各本不同的，我有時也參照有正本斟酌校改一、二個字。間有有正本和各本都不很妥的，我便把他改了。例如第十七回的回目，有正本是『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怡紅院迷路探深幽』，各本是『大觀園試才題對額，榮國府歸省慶元宵』，有正本批道：『今本回目下旬作「榮國府歸省慶元宵」，而下回又作「皇恩重元妃省父母」，未免重複，不如原本之切合也。』這話不錯，但大觀園、怡紅院等等名字是賈妃取的，見第十八回，似不能先說。所以我改為「園工竣試才題對額，疑心重負氣剪荷包，。」
他又說：「《紅樓夢》這部書，百餘年來，也不知經過多少人家翻印，也不知經過多少人校對，其中輾轉錯誤的地方，萬不能免。」所以他「一字不放過的讀下去的時候」，還「遇著許多疑心的地方，除了參照幾本可以校正的，此外還有一類實非校改一二個字不可」的，他就老實不客氣地自己動手了。亞東初排本中凡用括號([])標出的文字，如在第二十二回中將「與」字改成「如」字，第五十九回中添補了「也就沒法」四字，這些地方就都是汪原放所改所加的手筆了。
最後他又說：「我這一次最抱歉的就是開始標點時我不曾知道胡適之先生有一部乾隆壬子的程排本。等我知道此本時，已太晚了，不及用來校改了。前半部雖有一些地方是承胡思永[2]君用適之先生的程排本來校改的，但全書不曾用那個本子作底本，究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我希望將來能有機會補正這一回缺陷。」據此可知，他雖然來不及用胡適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但在前半部中有一些地方他還是用了這個本子來校改過的。
綜上所述，可見亞東初排本雖然可以說是用程甲本為底本，但已經混雜了不少脂戚本、程乙本的成份，甚至從回目到正文，還有汪原放自己的創作。
五、關於亞東重排本六年之後，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汪原放「乘著八版的機會」，「把舊版子毀了」，終於完成了重印新版的心願，也就是用胡適所藏的程乙原本為底本標點出版了亞東重排本。胡適說：「這件事在營業上是一件大犧牲，原放這種研究精神是我很敬愛的，故我願意給他做這篇新序。」序內說：「程甲本……此書最先出世，一出來就風行一時，故成為一切後來刻本的祖本。南方的各種刻本……都是依據這個程甲本的。但這個本子發行之後，高鶚就感覺不滿意，故不久就有改訂本出來。……現在印出的程乙本，就是那『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的本子，可說是高鶚、程偉元合刻的定本。這個改本有許多改訂之處，勝於程甲本。」末了又說：「這個程乙本流傳甚少，……現在汪原放標點了這本子，排印行世，使大家知道高鶚整理前八十回與改訂後四十回的最後定本是個什麼樣子，
這是我們應該感謝他的。」這裡胡適對程乙本的肯定和對亞東重排本的贊成，態度十分明顯。
序內胡適舉了三條例子，用來對比程甲本和程乙本的不同。第一條是第二回中元春的生年，程甲本寫作「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寶玉)」，程乙本改作「隔了十幾年又生了一位公子。」第二條也在第二回中，程甲本寫作寧國公「生了四個兒子」，程乙本改作「生了兩個兒子」。胡適認為前一條改得合理，後一條雖可不改，卻也改得不錯。第三條他舉了第九十二回「評女傳巧姐慕賢良，玩母珠賈母參聚散」的內容，程甲本中只有(寶玉)評女傳而無巧姐慕賢良，只有賈母玩母珠而無什麼參聚散，故事不完全，與回目不合；程乙本的這一回中既有慕賢良，也有參聚散，已經作了補充，回目和故事也統一了。胡適認為這一回不但是程乙本勝於程甲本的地方，也是高鶚續書中第一次漏寫第二次補寫的「鐵證」。當時容庚想用這二大段異文來證明後四十回的回目和全文都是曹雪芹的原作，並據此責問俞平伯《紅樓夢辨》[3]裡「原本回目只有八十回」之說，胡適就趁此為俞平伯辯護，向容庚作了反駁。從這裡也可以看到，胡適從程乙本中更能看出後四十回是高鶚續書的痕跡，這對他的新紅學派的論證就更為有利。
汪原放要重新標點《紅樓夢》，除了早已立志要用胡適所藏的程乙本作為底本之外，在重排本《校讀後記》中還說了第二個原因，那就是「標點本《紅樓夢》第一次出版的時候……所犯的毛病……急須改革。」這是指標點錯誤、分段不當、校勘不精、錯字不少等多種毛病，陸續有所發現，且已印行了七版，覺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而且標點本《水滸》，也因這類毛病，在前一年已經重排了。
其實汪原放重新標點《紅樓夢》的準備工作做得很早，他在初排本出書的第二年(一九二二)「就向適之先生把這個本子借了來，開始做校讀工作。我的方法是用我從前根據道光壬辰(一八三二)刻本而以他本互校成功的標點本作底子，把應該全照程乙本改的地方——齊謄過去。因為這樣有幾種好處：第一是可以不損害那難得的程乙本；第二是可以很容易很明白的看出程乙本和我的標點本——道光本怎樣的不同；第三是可以自由隨心的修正標點符號和分段。據我的底稿看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六月二十四號以後我曾將全書校過一次，十二年(一九二三)五月十五號以後又校過一次，同年十二月六號以後又校過一次。這三次底稿的校定和付印後幾次校讀的結果」，他得出了新本(即亞東重排本)和舊本(即亞東初排本)的比較，認為「他們不同的數量是很可驚的!」以下便是據他統計每十回中新本較舊本改去的數字：
(一)第一回至第十回，改去三一一四字
(二)第十一回至第二十回，改去二二七四字
(三)第二十一回至第三十回，改去二六四七字
(四)第三十一回至第四十回，改去二四八三字
(五)第四十一回至第五十回，改去一五0六字
(六)第五十一回至第六十回，改去一一一0字
(七)第六十一回至第七十回，改去一0五一字
(八)第七十一回至第八十回，改去一三五二字
(九)第八十一回至第九十回，改去七三三字
(十)第九十一回至第一百回，改去一三八五字
(十一)第一百0一回至第一百十回，改去二七二九字
(十二)第一百十一回至第一百二十回，改去一一二二字
他說：「這個數目當然不甚十分正確，但也八九不離十了。」「總算起來，修改的字數竟有兩萬一千五百0六字之多。(這還是指添進去的和改的字，移動的字還不在內)。我們再把原來的本子(可說程甲本)被改去的字數和高鶚自己改自己的四十回的改去的字數試比一比：
曹雪芹的前八十回，改去一五五三七字
高鶚續作的後四十回，改去五九六九字我們不能不承認高鶚修改曹雪芹的原本比修改他自己的續本多的多了。」
不過我有必要提醒大家，汪原放所統計出來的數字，且不論其精確與否，只能看作是亞東重排本和亞東初排本的不同；決不能看作是程乙本和程甲本的不同。因為亞東初排本既非程甲本的原貌，亞東重排本後來也沒有完全照程乙本翻印。我們在這裡至多可以看出程乙本和程甲本不同的大致情況而已。但在以前，曾有人把這種數字認做程乙本和程甲本的不同，這就上了汪原放的當了。
至於用句上面，汪原放發現「程乙本力避文言字眼實在是有意的主張」，它「都用白話，都用俗話，都用北京話」。這方面他舉了十多個例子同程甲本對比，如用「給」不用「與」，用「為什麼」不用「何」，用「怎麼」不用「如何」，用「的時候兒」不用「之時」，用「這麼著」不用「既如此」，用「嘴」不用「口」，用「這」不用「此」，用「也」不用「亦」，用「不曾」不用「未」，用「還」不用「尚」，用「明兒」不用「明日」，用「絹子」不用「手帕」等等，他都一一照改了。但他又說：「不曾遵守以上的原則盡力做去，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可見汪原放在這方面也沒有完全照程乙本改動。
汪原放為了列出重排本和初排本在整段文字上不同的地方，從前八十回中舉了七個例子(第二十一回、二十七回、四十一回、七十三回、二十九回、三十二回、三十四回)；從後四十回中舉了三個例子(第九十三回、一百0四回、一百十回)，都是引用了大段文字加以對照比較，然後附加幾句重排本所以勝於初排本的說明。從他的引文來考察，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同樣的一段內容，重排本比初排本的文字要多些，有時且多得很多。我這裡不便全部照引，只抄下較短的第二十一回的一個例子，以見一斑吧。
[初排本]那史湘雲一把青絲，拖於枕畔，被只齊胸，一彎雪白的膀子，撂於被外，又帶著兩個金鐲子。
[重排本]湘雲卻一把青絲，拖於枕畔，一幅桃紅綢被，只齊胸蓋著，襯著那一彎雪白的膀子，撂在被外，上面明顯著兩個金鐲子。
以上引文下面的圈點是汪原放所加，他說：「湘雲上面不要『那史』兩個字。寫一寫被的顏色與質料。『被只齊胸』，老實就是『齊胸蓋著‥襯著』。至於又『帶著兩個金鐲子』，自然不如在別人眼中看出的『明顯著』的好。」這就是汪原放所以採取的見解。
汪原放又說：「我們起先的意思本想完全照樣翻印程乙本，但後來事實上有不可能的。程乙本的前半部的錯字比較的還算少，但到七、八十回以後，錯的很多，倒排的也不少，尤其是第七十八回，單這一回竟有二十幾個錯處。這些地方，我們都用別本參照校改了。」接著他又舉了五個程乙本中明顯的錯
字。總之，亞東重排本在開始標點時，並沒有直接用程乙原本作底本，而是汪原放將程乙本的不同之處過錄在亞東初排本上加以校點參改，並據此付排的，這就難免有過錄時在文字上造成混亂纏夾的部分，而且他又承認沒有將程乙本中的白話、北京話全部照改。至於這裡汪原放所謂「事實上有不可能的」，意指他又不得不將程乙本中的誤字、脫字以及文義難通、可疑之處「都用別本參照校改了」。所以亞東重排本與程乙原本必然有所不同，這就難怪曾有人感到亞東重排本的底本，不像程乙原本，要誤認是胡適特藏的另一種程乙本了。
六、亞東重排本存在的問題亞東標點的白話小說，一直打著「科學方法整理的」旗號，亞東重排本出版後，廣告上又稱「這是用程乙本翻印，勝於一切的版本。」在二十年代，這些話表現了他們的主觀努力，而在當時的條件之下，也不能說完全不符合客觀實際。但到了後來，隨著時代日新月異的前進，這些話就愈來愈顯得站不住了。亞東重排本在校訂和標點方面的不少錯誤，終於在一九五四年有了一次大暴露。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這是解放後第一次排印的本子。《出版說明》中說採用的底本是程乙本，但據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光明日報》發表的王佩璋所寫《新版<紅樓夢>校評》一文，指出作家本的底本，不像程乙原本，而像亞東重排本。她用程乙原本、亞東重排本和作家本這三種本子相互校讀之後，發現作家本與程乙原本不同之處在全書中有六二四處，其中與亞東重排本相同的倒有四三七處，只有一八七處是作家本整理者自改的。至於標點不妥的地方，作家本有九十一處，其中受亞東重排本連累的有七十九處。報上發表王佩璋文章的同時，也刊登了作家出版社編輯部接受意見、改正錯誤的聲明。並在一九五七年十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改出新印本，這次才真正用程乙本作底本，還參校了其他七種本子[4]。這裡我將她文章中抉出的亞東重排本在改字和標點上的錯誤，排列於後，我們可以從這些例子中看到亞東重排本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三十四回：
寶玉挨打後王夫人說：「我時常掰著嘴兒說一陣，勸一陣……」。「掰著嘴兒」者，耳提面命，絮絮不已之謂也。亞東重排本改成了「拿著嘴兒」，語義就說不通了。第五十四回：
寶玉小解後小丫頭打了一盆水來。程乙本作「寶玉洗了手，那小丫頭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寶玉洗了手。」這程乙本原文本來就有問題，第二個「寶玉洗了手」應作「寶玉漚了手」，是冬天洗手後往手上抹油(漚子)，以免燥裂。因這一字之錯，亞東重排本反倒把第一個「寶玉洗了手」改成「寶玉漱了口」，又把「漚子」改成「一甌子」，第二個「寶玉洗了手」便原封不動。於是就成為寶玉小解後用盆裡的水先漱口，然後往手上倒了「一甌子」(不知何物)，然後又洗手，並不抹油。
第八十回：
「金桂已暗和寶蟾說明，今夜令薛蟠在秋菱房中去成親，命秋菱過來陪自己安睡」，所以「命秋菱過來」者，因她沒了住處也。亞東重排本改「秋菱房中」為「寶蟾房中」，那秋菱便沒有過來的必要了。
第一百十三回：
寶玉對紫鵑明心，被麝月聽見，挖苦說：「你倒快快兒的央及呀!噯，我們紫鵑姐姐也太狠心了。」亞東重排本於「噯」字上加一「呀」字，變成「你倒是快快兒的央及呀——呀噯，我們……」。「呀噯」連呼便不成語詞。
(以下三例是校讀者不懂北京話造成的)
第二十一回：
平兒和賈璉說：「叫他知道了，又不代見我呀」，「代見」者，喜歡之意也。亞東重排本將「代」改為「貸」字，連成「貸見」就不通了。
第七十三回：
玉柱兒媳婦說：「我們這一向的錢豈不是白填了限呢」，「填限」者，白白葬送也。亞東重排本改為「填眼」，這就不知怎麼講了。第九十回：
薛蟠打死人後，薛蝌說他的朋友「都是些狐群狗黨，這兩天都被我趕出去了」， 「趕出去」者，冷淡之，使對方感到無趣而自退也。亞東重排本改成「趕出去」，這與薛家當時的情況不符合，這時薛家正在倒楣，如何敢生硬地趕人呢。
(以下一例是屬於詩詞的)第七十八回：
芙蓉誄之「警柳眼之貪眠，釋蓮心之味苦」，亞東重排本把「釋」印成「識」。
(以下一例是屬於回目的)
第九十四回：
「失寶玉通靈知奇禍」，意謂那塊寶玉所以失去，因為通靈(玉的精魂)知道奇禍將至而避開了。亞東重排本把回目改成「失通靈寶玉知奇禍」，變成了失去了那塊通靈玉，賈寶玉知道奇禍將至了。在書中寫賈寶玉丟了玉就丟魂失魄的，他在失玉後那能還知道什麼奇禍呢。
(以下五例是屬於標點錯誤的)第十四回：
秦氏出殯，賈珍令人往城外鐵檻寺籌備「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鳳姐見發引日期在邇，也預先逐細分派料理……。」亞東重排本標點成籌備「廚茶等項。接靈人口，風姐……」。竟把鳳姐這城裡送殯的主持人拉到城外去「接靈」了。第二十三回：
元妃使太監夏忠來傳旨， 「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便回明賈母。」亞東重排本標點作「賈政王夫人接了諭，命夏忠去後……」。事實上只有夏忠來向賈政傳「諭命」的，賈政如何能「命」夏忠。第六十回：
趙姨娘打芳官，芳官說：「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是歇後語。亞東重排本標點作「我又不是姨奶奶買的梅香，拜把子都是奴才罷咧」。書中何來趙姨娘買的梅香。第七十七回：
王夫人去查寶玉的丫頭，查到四兒，「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且也打扮的不同」。亞東重排本標點作「視其行止聰明皆露在外面，……」。「行止」不露在外面，什麼露在外面呢。第八十九回：
黛玉誤聽寶玉定親，立意自戕，被也不蓋。紫鵑給她蓋上了，「黛玉也不動，單待他出去，仍然褪下」。亞東重排本標點成「黛玉也不動單，待他出去……」。但也覺得「不動單」不像話，便改成了「不動彈」。
(以下二例是因不懂北京話而標點錯誤的)第五十二回：
晴雯傷風後鼻塞頭痛而聞洋煙，打了許多噴嚏，晴雯笑道：「了不得，辣!」這裡「了不得」猶言「糟糕」，是用形容詞來形容這事情，與「辣」不能連續，不同「了不得的」是副詞，可以形容「辣」。亞東重排本卻標點成了「了不得辣!」第一一三回：
劉老老談到趙姨娘死了，賈環沒了母親很可憐，說：「不好死了，是親生的；隔了肚皮子是不中用的」。這裡「死了」是「甚」的意思(猶如「天熱死了」之「死了」)，意謂親娘對他多麼不好，總是親生的(疼他)。而亞東重排本標點成「不好，死了是親生的」，就根本講不通了。
(以下二例是因不解名物而標點錯誤的)
第十七回：
寫大觀園「那門欄窗桶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群牆，下面白石台階……」。「水磨」是一種手藝，把東西磨得非常平整，這裡的「水磨」是指 「磨磚對縫」的牆(有脂評為證)。而亞東重排本標點作「那門欄窗隔俱是細雕時新花樣，並無朱粉塗飾，一色水磨；群牆下面，白石台階……」。便變成「門欄窗隔」是「水磨」的了。
第四十一回：
「鳳姐說茄鯗的做法的最後一步是「要吃的時候，拿出來用炒的雞瓜子一拌就是了。」北京話指瘦肉腱子為「肉瓜子」，「雞瓜子」是雞的腿脯等處的肉切成的丁子。亞東重排本標點成「拿炒的雞，瓜子一拌……」。茄子做成的菜怎能又加入「瓜子」。
(以下二例是因對古書不熟習而標點錯誤的)
第四十九回：
釵黛因「互剖金蘭語」後感情很好，寶玉借《西廂記》的話問黛玉，後來說：「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欄』上就接了案了」，「小孩兒家口沒遮欄」是《西廂記》「鬧柬」中的一句。亞東重排本標點成「原來是『從小孩兒家口沒遮欄』上就接了案了」，給《西廂記》增了一個「從」字。
第一一三回：
寶玉「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渺，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亞東重排本標點成「想到《莊子》上的話，『虛無縹渺，人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變成《莊子》真有這樣的原文了。
還有，亞東重排本中不當用問號而用問號之處太多，全書中有四五八個問號是不該用而用的。凡見句中有「誰」、「那」、 「何」、 「乎」、 「怎」、 「那裡」、 「怎麼」、「什麼」、「如何」、「何不」、「何曾」、「何況」、「何嘗」、「何等」、「何苦」、「可不」、「難道」、「敢自」、「豈不」、「多少」、「可不是」者不管是否真正問題，多半給加上問號。如：第二十六回中黛玉怨寶玉的「但只我何嘗告你去了」，第四十六回中鳳姐說的「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麼輕重」，第一一七回中王夫人對賈璉說的「你想，咱們家什麼樣的人家」，以至第十五回中引用的「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之下也全是問號。實際上這樣的句子都不是問話，用這樣的字眼不過是為了加重語氣而已。但又有真該用問號反而不用問號的地方，如第四十五回，寶玉披蓑戴笠的冒雨來訪黛玉，「黛玉問道：『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的?也倒乾淨些呀!』」亞東重排本標點成「上頭怕雨，底下這鞋襪子是不怕的，也倒乾淨些呀。」上面說明是「問道」，而話中偏偏沒有一個問號，並且肯定了「鞋襪子是不怕雨的」 (用逗號)，與提醒「也倒乾淨些呀」自相矛盾。
至於亞東重排本(以及初排本)的分段，我認為也有不少地方分得過於細碎，這樣往往使整段應該連貫的內容，反倒分散割裂開來了。但儘管如此，亞東本畢竟是最早用標點和分段的本子，在那個時候，封建復古派極端仇視白話文，甚至發生過北洋軍閥政府教育部反動官員公開禁用白話文和標點符號的事情【5】。汪原放這種行動，不但是敢於創新，而且是勇於向舊勢力挑戰，特別汪原放又是剛從夜校補習英文學習了使用標點符號，邊學邊用時也不可能沒有差錯的。今天我們既要瞭解亞東本必然會存在的缺點和錯誤，也要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作必要的具體分析。
七、亞東本的歷史作用自十八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出版了一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之後，才結束了過去《紅樓夢》僅止於八十回的傳抄時代，此後大量流傳的本子，各家書坊都根據程甲本翻刻。因為程本在弁言中曾聲明「創始刷印，卷帙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評點。」因而整整四十年內，流行的本子都是沒有批注的白文本，人們幾乎把原來抄本有過的脂批也淡忘了。一直要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初期，護花主人王希廉印出了根據程甲本附加自己評點批注的本子，先前的白文本又告退避讓位。繼王評本之後接踵而來的又有太平閒人、大某山民和蝶薌仙史等人的評批本，但他們終究不敵王評本，且需依附於王評本之驥尾才得以流傳，所以此後的整整九十年內，又成為王評本風行的天下。更由於石印的發達，印數的擴大也遠非昔比了。這樣的局面，要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又起了一個突變，那就是亞東初排本和亞東重排本的相繼問世了。
亞東本是五四運動的產物，正如亞東圖書館在出版這套白話小說的廣告中所引以自豪的一句話，說是「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的文學」。這裡所指「時代的精神」，在亞東本《紅樓夢》中具體表現出來的，就是胡適的考證，陳獨秀的新序，以及汪原放的新式標點。亞東本樹起了否定舊紅學的旗幟，陳獨秀和胡適又以自己在五四運動中的聲望擴大了這個本子的影響，所以亞東本一出來就如異軍突起，不同凡響。《語絲》週刊四卷十六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所載育熙的《示眾》一文，曾寫到亞東本在當時的風行和書商群起傚尤的情形。文章說：「自從汪原放標點了《紅樓夢》、《水滸》，為書賈大開了一個方便之門，於是，一些書店掌櫃及夥計們大投其機，忙著從故紙堆裡搬出各式各樣的書，都給它改頭換面，標點出來，賣之四方，樂得名利雙收。」文章接著舉了陶樂勤所標點的《桃花扇》為例，揭出它的許多錯誤，公諸於眾。然後又說：「 平心而論，標點家如果都像汪原放那樣對於書的選擇及標點的仔細，自有相當的功勞；若僅以賺錢為目的而大拆其爛污，既對不住古人，又欺騙了讀者，雖不說應處以若乾等有期徒刑，至少也應以杖叩其脛，懲一儆百，以免傚尤的。」這篇文章發表時魯迅加以按語，予以肯定。山東師院《集外集拾遺補編》註釋組為註釋此文，曾寫信問過汪原放一些有關情況，汪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四日的覆信中說：「五四時期白話文得到提倡，逐步取代了無標點、不分段的文言文，翻譯國外的作品也漸漸的增多。這種標點、分段的文體、印刷，深為讀者所喜見樂聞。在這一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我開始校點、整理我國一些歷來就擁有廣大讀者的古典小說。我記得當時還沒有別的人和書店做這一項工作。亞東本舊小說出版後，受到歡迎，做這種校點、整理古書、小說的人和書店，接二連三的增加起來，有的是把亞東本拿去改頭換面、翻印出版，有的粗製濫造，薄利多銷，為了賺錢。」汪又說到當時如陶樂勤之流所標點印行的古舊小說，「號稱一折八扣本，即定價十元的書，只售八角，以利推銷。實際上，質量很差，錯誤很多。」汪原放這裡所說的一折八扣書，是私營書商迎合讀者貪便宜的心理故意抬高標價而以廉價出售的牟利辦法，在二十年代末葉起至解放前的上海，這類書店頗多。他們刊印的大都是古典小說、民間故事等通俗讀物，不付稿費，印刷粗製濫造，所以成本低，可以賣得便宜，而且通過小商小販運到邊遠省份和窮鄉僻壤去推銷，一般市鎮上的出租書攤，出借的也都是這種書。據我所知，如新文化書社、大達圖書供應社、通俗圖書刊行社、廣益 書局、錦章書局、中央書店、春明書店等等出版的《紅樓夢》，都是這種「一折八扣本」的貨色。它們的底本大都是屬於程甲本系統的石印本，不過是由書商隨便拉一個本子胡亂加以標點便付印了，所以這批《紅樓夢》的品種和數量在當時雖然佔有優勢，而且有一定的市場和銷路，但從《紅樓夢》的版本方面來考察，卻並無價值可言。
至於當時幾家大書局出版的《紅樓夢》，情況是這樣的：商務印書館的《石頭記》(曾用同一紙型印過二種本子：一九三0年四月初版的「萬有文庫」本和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版的「國學基本叢書」本)，其內容包括各種圖文是全照光緒年間王、姚合評的《增評補圖石頭記》翻印的。中華書局的《紅樓夢索隱》(一九一六年九月初版)，正文中夾注索隱，每回回末又有索隱，均系王夢阮、沈瓶庵所寫。採用的底本同商務印書館一樣，也是王、姚合評本，不過刪去捲首的各種圖文及正文中的批注，但仍保留回末的護花主人評和大某山民評。此外，還在書前加印了一幅「清世祖五台山入定真相」的彩色插圖。所以這兩家老大哥書店所出版的本子，不過是王評本的餘波，同亞東本比較，顯然處於因循守舊的地位。
比較後起的世界書局的《足本紅樓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版)，卷首有趙苕狂所作《紅樓夢考》，內容只是胡適《考證》的改寫，卷末附《紅樓夢人名辭典》，分主要人物、十二金釵、寧榮二府本支人物、寧榮二府附庸人物、其他人物和幻異人物等六類，共收一百另六名，內容單薄，沒有什麼特點。趙苕狂是鴛鴦蝴蝶派文人，。處處不脫賣弄噱頭迎合讀者口味的本色。自稱「足本」，自己故意不說明所據的底本，但經過查對，驗明就是根據亞東重排本翻印。開明書店的《潔本紅樓夢》(一九三五年七月初版)，系茅盾敘訂並寫導言，說「總計前後刪削，約佔五分之一」，將一百二十回刪改為五十章，另題章目(自第一章《賈府的歷史》起至第五十章《賈寶玉出家》止)，又「聲明這節本的原本就是亞東翻印的程乙本。」所以這兩家主要書店出版的「足本」和「潔本」[6]，都是亞東重排本派生出來的本子。
據此可知，與亞東本在同一時期出版的各種《紅樓夢》本子，或出於濫造，或趨向保守，或者就是照它翻印了。如果從《紅樓夢》一百二十回本的刊印史來看，從活字本、刻本、石印本到鉛印本，橫跨三個世紀，經過一百幾十年的歷程，可以說只有三個本子是有劃時代意義的，第一個是程本，第二個是王評本，第三個就是亞東本了。雖然亞東本《紅樓夢》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有的是屬於時代的局限，並非靠當時的主觀努力可以避免的。今天我們應該對亞東本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特別對它曾經起過的歷史作用不容貶低，要有恰如其份的正確評價。
[1]亞東出版的十六種古典白話小說標點本， 《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西遊記》、《三國演義》之外，尚有《水滸續集》、《鏡花緣》、《兒女英雄傳》、《海上花》、《老殘遊記》、《官場現形記》、《三俠五義》、《醒世姻緣傳》以及短篇《宋人話本七種》、《今古奇觀》、《十二樓》等。這十六種書中，前十四種都有胡適的序文、引論或考證。其中前十種又都是汪原放標點的， 《三俠五義》是俞平伯標點的， 《醒世姻緣傳》、《宋人話本七種》和《今古奇觀》是汪乃剛(汪原放之兄)標點的， 《官場現形記》和《十二樓》是汪協如(汪原放之妹)標點的。陳獨秀寫序的，是《紅樓夢》、《水滸》、《儒林外史》三種。
[2]胡思永(1903——1923)，安徽績溪人。是胡適的侄子，亞東圖書館於一九二四年十月出版了他的《胡思永的遺詩》，系「明天社叢書」之一，有他叔父胡適的封面題箋和序文。
[3]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亞東圖書館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初版，一九二九年四月再版。亞東本《紅樓夢》書內刊有介紹此書的廣告，稱《紅樓夢辨》的出版，使舊紅學「因此作而根本失敗，不能立足。」可謂讚揚備至。據汪原放說，這本新紅學的主要著作，當初就是胡適經手介紹給亞東出版的。俞平伯在一九二五年所作《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中也說過：「我以前寫這書時，眼光不自覺地陷於拘泥。那時最先引動我的興趣的，是適之先生的初稿《紅樓夢考證》。」
又承汪原放見告，胡適曾要羅爾綱(羅早年在北大求學時代，寄住在：北京胡宅，做過胡適的秘書工作)手抄過一部《石頭記》殘稿本，用毛邊紙墨筆書寫，批注用硃筆過錄，外裝一紙匣，封面提箋由胡適自書《石頭記》三字。後來胡適存放在亞東圖書館，已在文革運動中抄失。此抄本根據的究竟是什麼版本，有多少回，汪原放回憶不起來了。一九五四年汪原放且曾借給我看過，當時未多加注意，現在也記不清楚了。此抄本或者就是殘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姑志於此，待向羅爾綱先生請教。
[4]這七種版本是程甲原本、王希廉評本、《金玉緣》本、「籐花榭」本、「本衙藏板」本以及脂京本、脂戚本。詳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紅樓夢》卷首的《關於本書的整理情況》一文。
[5]此事詳情可參閱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語絲》週刊四卷七期中《禁止標點符號》一文。文內寫到北洋軍閥教育部某次「甄別考試」， 「某科長即刻到場訓誨，他說：你們不應用標點符號，因為標點符號是寫白話文時用的。」他講話中夾用英文，而且「他說英文時特別呈出嚴厲的面孔」。文後有魯迅按語云：「這雖只一點記事，但於我是覺得有意義的：中國此後，將以英語來禁用白話及標點符號，但這便是『保存國粹』。在有一部分同胞的心中，雖疾白話如仇，而『國粹』和『英文』的界限卻己經沒有了。」
[6] 世界書局出版的「足本」古典白話小說，由趙苕狂整理編校。自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七年，除《紅樓夢》外，陸續出過如下幾種： 《三國演義》、《水滸》、《續水滸》、《蕩寇志》、 《西遊記》、《封神傳》、《鏡花緣》、《東周列國志》、《兩漢演義》、《說岳全傳》、《兒女英雄傳》、《今古奇觀》、《醒世姻緣》、《野叟曝言》、《綠野仙蹤》、《紅閨春夢》、《彭公案全傳》、《施公案全傳》、《濟公案全傳》、《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尾龜》、《江湖義俠傳》、《儒林外史·老殘遊記》、《七俠五義·正續小五義》、《花月痕·恨海》、《續紅樓夢·黛玉日記》等。各種書內大都有趙苕狂的序言或考證等文字，所謂「足本」，即以每種小說不加刪節都印成精裝一冊(篇輻較短的則兩種合訂一冊)便於攜帶作為自己的特色。但從其所選書目及附載文字各方面來考察，學術價值都遠遠不及亞東圖書館編印的一套古典白話小說。至於開明書店出版的「潔本」古典白話小說，是作為中學生的課外讀物而編選的，每種小說均由當代名家敘訂並寫《導言》。所謂「潔本」，就是把青少年不宜閱讀的部分刪削掉了。除茅盾敘訂的《紅樓夢》外，還出過宋雲彬敘訂的《水滸》和周振甫敘訂的《三國演義》兩種，後因發生抗戰，書店內遷，沒有再續出下去。據茅盾妻弟孔另境(1904--1972)生前曾面告筆者說：當時他因經濟拮据，需要稿費，《潔本紅樓夢》實系他節錄，《導言》也是他寫的，茅盾只是作了最後的修訂和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