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佛道思想
接受美學的創始人姚斯說:「一部作品並不是一個自身獨立,向每一時代的每一讀者均提供同樣的觀點的客體。它不是尊紀念碑,形而上學地展示其超時代的本質,它更多地像一部管絃樂譜,在其演奏中不斷地獲得讀者新的反響,使文本從詞的物質形態中解放出來,成為一種當代的存在。」１《紅樓夢》正是這樣。自其問世以來,它以獨特的藝術視角,新奇的生活感知模式,深深地撞擊著無數國內外讀者的解讀視野,它就像世界屋脊的喜瑪拉雅山一樣永遠偉岸、高遠、神秘,而書中建構的大觀園世界也更像偎依在其身邊的布達拉宮,是一座猜不透的迷宮,「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著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虛化?」對它的每一次解讀都是滿載而歸,而每一次解讀之後都誘發著你的下一次探索。作者能讓讀者達到這樣一種「無為有處有還無」的藝術感受,其關鍵在哪裡,我認為除了作者把語言的表達張力發揮到極致之外(本文因前人對此論述很多,在此不作專門論述),其中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佛道思想的設置所帶來的藝術魅力。
藝術的魅力不僅是藝術家追求的目標,也是文學欣賞者探求的秘密。每位作家其作品的魅力都是一個系統,要揭示作品魅力的秘密就要考察其作品的組織系統,其藝術魅力不僅來自內容系統的獨創性,而且來自作品結構系統美學因素的多樣性、動態性。從接受美學的角度看,恰恰因為美學因素的獨創性、多樣性和動態性,才帶來多重的審美效應。《紅樓夢》的作者就是利用這一藝術手段,把佛道思想一分為二使用,使作品獲得了不同凡響的美學效應。
一、佛道思想作為話語蘊藉使用給讀者留下了多種闡釋的可能性。所謂「話語蘊藉」,是對文學活動特殊的語言與意義狀況的概括,是指文學作為社會性話語活動蘊含著豐富的意義生成可能性。２在這裡可以解釋為文學文本由於話語的特殊組合彷彿包含著意義生成的無限可能性。《紅樓夢》作者在書中巧妙地用佛道思想來演繹故事,使作品獲得了巨大的表現容量,它一方面避開了統治者對干涉時事、針砭朝廷者的問罪,另一方面它也迎合了當時世人消極避世的心態,同時,也暗渡陳倉,趁機宣洩了他對現實的失望情緒:那「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荒唐言,何嘗不是對統治者的譏諷?那「好了歌」以及士隱對它的註解,又何嘗不是對追名逐利者的形象勾勒?王安石曾言,「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３可名在何處,理在何方?「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那石頭傳奇而荒唐的經歷,又包含著多少人間真情?
1、由石轉玉表現出的不僅僅是當時知識分子自我矛盾、掙扎,而且也表現出他們落寞、孤獨以及「補天」之夢的破滅。
2、那石兄從青埂峰下走出又在青埂峰下返回,也包含著對人生命、價值的思考與追問。
3、如果把問題往深遷移一下,那由石轉玉的蠢物———寶玉,又何嘗不是對自稱為是「真龍天子」的皇子皇孫的註釋和嘲弄,不信請看那《西江月》二詞: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 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為偏僻性乖張,哪管世人誹謗!
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可憐辜負好韶光,於國於家無望。 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誇與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細究一下,這裡也不難看出他們的影子。(四川大學張放教授考證出賈寶玉是康熙皇太子)
那麼佛道思想的設置給作品又帶來什麼美學效應?
一是誘導效應。就是指作家用形象的展示把讀者的注意力和思維定勢引向作者預先定好的路線,而接受者卻渾然不覺,自以為是。石頭的自述,一僧一道談話的玄機,寶玉的太虛見聞,本不可信,但經過作家的一番串聯,有鼻子有眼的敘述,我們反不覺其假,自覺不自覺地認同作者的言說,這就是由佛道思想誘導所帶來的美學效應。
二是感染效應。是指作品的信息傳達與讀者的閱讀期待產生溝通,從而獲得情感的共鳴,使讀者染上作品的情緒色調,產生審美愉悅的情緒體驗。《紅樓夢》中石兄的問答,僧道的瘋言狂語,金陵十二釵的判詞,《紅樓夢》曲的彈唱,冥冥之中在讀者的頭腦中有一種不可言說的東西在醞釀、擴散,極遠的,又是極近的,無形之中這種佛道情懷就傳染給了讀者,使讀者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二、佛道思想作為構思方式進入作品,為作品中「奇、幻、夢」等荒誕情節的設置提供了理論依據,為解決構思難題提供了契機。朱光潛先生說:「作文運思時,最重要而且最艱苦的工作不在搜尋材料,而在有了材料之後,將它們加以選擇與安排,這就等於給它們一個完整有生命的形式。材料只是生糙的鋼鐵,選擇與安排才顯出藝術的錘煉刻畫。」４《紅樓夢》規模宏大,人物眾多,現實與超現實因素糾纏在一起,作者既想按「實事錄入」「追蹤躡跡」,又想追求「新奇別緻」「令世人換新耳目」的藝術境界,如果沒有一個行之有效的藝術手段,很容易使作品陷入鬆散、游離的狀態,成為一盤散沙。但作者敏感地注意到了這一點,巧妙地利用佛道思想來進行藝術變形,串聯故事,大膽地架起一座通往天上與人間的橋樑,把「太虛幻境」與「大觀園」世界整合成渾然統一的有機體,極大地強化了作品的主題和表現力度,不僅順應了時代、讀者和作家自我的要求,而且也順應了文學自身發展的要求。
就其時代而言,《紅樓夢》時代人類真正的科學的哲學觀念尚未正式形成,面對渾蒙宇宙,蒼莽大地,人類在原始社會積澱下來的鬼神觀念如萬物有靈、生命輪迴、天堂地獄等在這時仍大有市場。這種觀念在當時同樣具有傳達與表意的能力,也是一個可以理解的邏輯形式。同時這種觀念常常隱含在神秘的外衣裡,變成一個充滿精靈的世界,科學還沒有能力完全把人們內心生活的避難所徹底摧毀,對中國人而言,佛道世界仍然還是一個避風港,再加上當時統治階級的提倡,更是成為封建社會一道亮麗的風景。這就為作品中佛道思想的設置提供了有利的環境,為運用佛道思想融合材料作好鋪墊。
就作家自我而言,作為當時社會的一員,他不可能不受時代風氣的影響,佛道思想不可能不影響到作家的創作,作家表達的許多觀念都是含混的、矛盾的,甚至是荒唐的。他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適合於表現它的事物,使他不得不背離常理,不得不將現實世界加以扭曲,加以變形,來順應他的主體要求,而佛道思想具有的虛幻性、不可證性、隨意性,正好成為作者化解矛盾、融合材料的理想手段,為作者演繹「通靈寶玉」的傳奇故事作了註解。
就當時文學自身發展的要求而言,這一時期不僅「寫實」小說取得了很大成就,而且「奇幻」小說也有了長足的發展,受到了人們的重視,古代小說以「奇」為美,出「奇」制勝的審美取向不可能不影響到作家的創作。誠如米蘭·昆德拉所說:「小說的精神是持續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包含著小說以往的全部經驗。」５因此作家表面上說:「我這一段故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實則在創作中追求的卻明明是一種「新奇別緻」、「令世人換新耳目」的藝術奇境。而佛道思想具有的幻奇色彩,正好與此不謀而合。
另外就讀者而言,從作品傳達的信息來看,當時的讀者不僅不喜愛看「理治」之書,而且也厭煩了「千部共出一套的才子佳人之書,滿紙才人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這在客觀上為作家採用佛道思想進行藝術變形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那麼這種佛道思想作為構思方式的需要而出現,在作品中起到了什麼樣的審美效應呢?
一是「間離」效應６。所謂「間離」效應,是指作家採用藝術手段使藝術世界與現實人生的境界保持適當距離,使讀者的審美心理與實際生活保持距離,產生間離效果,造成一種虛虛實實、真真假假的審美氛圍。它一方面誘使讀者進入其中產生不由自主的精神陶醉,另一方面又使讀者出於其外,保持一定的觀照距離,從而使作品的深味得到延留,獲得一種既耐人尋味又催人頓悟的審美快感。《紅樓夢》中佛道思想的設置,一方面使作品拉開了與實際生活的距離,另一方面也是讀者在「無為有處有還無」的境界中自覺不自覺地認同著作家的價值取向,在有與無之間破譯著作家在作品中隱含的文化信息,這樣就使作品獲得了一種既讓讀者無限接近,又讓讀者永遠不能到達極限的審美快感。俗話說「好書不厭百回讀」,《紅樓夢》作為一部奇書,這種「耐讀」的特質,很大程度上歸因於這種「間離」效應。
二是「陌生化」效應７。所謂「陌生化」效應是指作者故意打破常規思維取向,以全新的信息感知模式,增強作品的感受難度和強度,使表現對像感到陌生,在藝術解讀上對讀者造成閱讀障礙,把一個對像從通常理解狀態變成新的感知對像,使熟悉的東西「陌生化」。正像它的創始人所言「藝術的目的要使人們感到事物,而不是僅僅知道事物。藝術的手法就是對像變得陌生,使形式變得困難,增加感覺的難度和時間的長度,因為感覺過程本身就是審美目的。」８《紅樓夢》中賈寶玉的故事本是人間常態,作者如果真要「實錄其事」,很難有所創新突破,不免要落入陳規俗套,反失其真,令世人不愛看。因此作者「只取其事體情理」大膽地運用佛道思想來建構藝術世界,借用「荒唐言」演繹其事,看似不倫不類、荒誕不經,但這恰恰突破了那些「通共熟套之舊稿」的局限,給讀者提供了一個全新而又陌生的藝術視界,真正激活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從而也順利地實現了其「令世人換新耳目」的藝術目的。據載:《紅樓夢》一問世便膾炙人口,乾隆嘉慶年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嘉慶初年《紅樓夢》一書遍於海內,家家喜閱,人人爭購,」嘉慶二十二年後又有「開口不說《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說法。９魯迅先生也說:「自《紅樓夢》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十可見這種佛道思想的設置正符合了當時時代的變革要求,也順應了人們「獵奇」的審美心理和閱讀期待。雖然它給後來的接受者帶來了閱讀的障礙,闡釋的困難,但這種「陌生化」效應,也恰好成為《紅樓夢》問世後真正「紅」起來的一個因素。
可見,《紅樓夢》中佛道思想的設置,不僅隱含著作者對世界的認知,而且更多地體現為作品藝術構思的需要,是作者在藝術構思中採取的一種材料整合樣式。「太虛幻境」,「金陵十二釵」正冊副冊,石兄、僧道的言談,《紅樓夢》十二曲,更多地體現了作家藝術構思的精巧,而非是故意對「宿命論」思想的張揚。這樣的構思看似離題太遠,不近情理,實則這種「離題並不削弱小說結構的秩序,而且使其更強有力」,起到了「未成曲調先有情」的藝術效果。那些把它單純地作為宗教意識來看待的讀者,其實是沒有細看原文中作者為其設計的標識:「凡用『夢』用『幻』等字,是提醒閱者眼目,就是此書立意本旨」。沒有細看,「不惑」也在情理之中!
事實上,《紅樓夢》隨著讀者群的擴大,研究層面的深入,它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且已作為中國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存在。它的價值將不斷地被人發現。羅素說:「創造價值的是我們,賦予價值的是我們的慾望。」的確,闡釋《紅樓夢》已不是我們的外在需要,而是我們繼承民族文化、反思傳統文化的需要,同時也是我們通過閱讀《紅樓夢》來加強自我理解的需要。「只有通過閱讀、理解和闡釋,《紅樓夢》才真正存活起來並進入我們的生活,只有懷著對過去的疑問,對現實的困惑,對未來的期望去閱讀、理解和闡釋《紅樓夢》,我們才能與傳統發生真實的聯繫並使傳統的意義對我們開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