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的版本問題
讀《紅樓夢》，為什麼還要搞版本?一搞版本，再寫成文字，最容易弄得破碎支離，紛紜繚亂，讓人看來目迷五色，莫知所歸。我遇到過的同志就曾有表示過這樣一種意見的：「《紅樓夢》不就是《紅樓夢》嗎?還要鬧什麼『版本』!(指著手邊的一部印本《紅樓夢》)這給一般讀者看，不是滿好了嗎?《紅樓夢》大致就是如此嘛!……」我以為，這除了自有看法而外，恐怕也足以說明有些同志對「版本文章」沒有多大好感，甚至因此對搞版本的發生了反感。從此，我就明白了像我這樣也寫「版本文章」的，應當從中聆取教訓，不要下筆千言，離題萬里。
那個不該「離」的「題」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到底什麼樣的《紅樓夢》才是真的曹雪芹的《紅樓夢》。
《紅樓夢》還有真的、假的之分，還有「曹雪芹的」和「張三李四的」之分嗎?是的，正是這樣。
高鶚續「成」了「全本」的百二十回《紅樓夢》，就是假《紅樓夢》，它要表現的思想，和曹雪芹大不一致。有人認為，續成的全本在高鶚以前就有了，高鶚不過是「重訂」者。這個問題本文不擬多談。即使真是這樣，那也必然有個「張鶚」「李鶚」在；拿高鶚來作這夥人的「代表」，也還是順理成蕈，名歸實至，因此我只提高鶚的大名。版本，本來指木刻書的不同版本，我們為了方便，借此名稱，統指鈔寫本、活字本等等。有幾個重要的年份，是《紅樓夢》版本史上的里程關鍵：
乾隆十九年 甲戌 一七五四
是年已有脂硯齋「抄閱再評」本。
乾隆五十六年 辛亥 一七九一
是年程偉元、高鶚印成百二十回本，俗稱「程甲本」。
乾隆五十七年 壬子 一七九二
是年程、高把一再「重訂」過的百二十回本再次印行，俗稱「程乙本」。
道光十一年壬辰一八三二
是年王希廉的「護花主人」評本刊行。所據的底本為程甲本。
一九一一——一九一二 辛亥、壬子(清末民初)
上海有正書局石印戚序本八十回，上集前四十回辛亥年印出，下集次四十回壬子年印出。
一九二○——一九二三
魯迅先生講述小說史以至《中國小說史略》印成。內中第二十四章為《紅樓夢》專篇，舉例引文，概從戚序本。
一九二七
胡適拋出他的「程乙本」，讓亞東圖書館廢舊版、排新本以行。
一九五五
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庚辰本。
一九七三
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大字戚本與庚辰本(並改正一九五五年影印本之失誤)。
不必再製作精詳的表格，只消這麼粗粗一列，許多問題就已經顯示清楚了。
乾隆辛亥，是一個「分水嶺」。在此以前，《紅樓夢》只有八十回鈔本；在此以後，印本出現，鈔本日漸湮埋減少。傳鈔的情況，大約可分為兩個階段：先是八旗人士在他們的「圈子」內傳觀影寫，並且還不敢怎麼公開，流傳的範圍實際不廣；發展到「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程偉元語)，這指的該是「書賈」之流吧?已經不再是讀者藏書者的覓閱借鈔，而是作為商品牟利。但這仍然並不是公然擺售，不是公開問世的階段。一部而售至數十金，也還遠不是一般人所能得到。這個階段的《紅樓夢》，基本上是真的曹雪芹的《紅樓夢》。
真的曹雪芹的《紅樓夢》，是一部從思想上向封建社會挑戰的書，是一部用「假語村言」掩護「真事隱去」的書。圍繞著它，必然要展開激烈的鬥爭，鬥爭的形式是多樣的。迨到上述傳鈔時期的最末階段，就有人想到用偷改原作、續成偽本的辦法來和真的曹雪芹的《紅樓夢》作鬥爭。其結果，就是高鶚炮製了一部百二十回的假的《紅樓夢》。
這就到了我們上面所說的「分水嶺」。從乾隆五十六年起，跨過「嶺」，程本正式出籠。
程本憑仗著它的印製整齊和故事「完整」，以及政治因素(此義另文論述)出籠之後，馬上風靡天下，勢力影響，莫與之京。(這裡可以注意的是，程印本的價錢一點也不比鈔本便宜，它的原印本的市價也是「數十金」；後來翻刻本日益增多，但就是翻本，價錢每部也要「不及二兩」。可見程本初出立即風行，並非由於售價低廉!這一點不應有所誤會。)說也奇怪，不知由於什麼原因，它的勢力影響，首先集中表現於杭州一帶，特別是海寧。
個人所見到的，從乾隆末到嘉慶初，最早的有代表性的《紅樓夢》題詠者，大多數是杭州人，而第一部「紅學專著」則出於海寧人周春之手。周春是「索隱派」專著家的開山祖師。紅學在東南半壁－興起，那兆頭就不怎麼美妙。
見諸筆墨的紅學，端以杭州一帶為「發祥地」，隨後就移到了蘇州。蘇杭齊名，在紅學上也不例外。蘇州的紅學家代表就是王希廉(雪香，護花主人)。他也是一個紅學開派者。他以評點的方式來表現他的紅學，其成績就是護花主人評本。此本一出，先前的翻刻程本的白文本就又避席讓位，王評本從此風行天下。後來數不清的化身千億的坊間本，實際大都由此而來。王評本用的是程甲本，但是他又有零星的改動(大抵是不懂書的北語北事而妄改)。
單是王評本，就又壟斷統治了《紅樓夢》市面整整八十年。
評本，是關係紅學史的一大問題，說起來也是源遠流長。《紅樓夢》一開始，傳鈔問世，就是脂硯齋的評本。這種風氣和明代的「評點派」有關所以到清代康熙年間，金聖歎評《水滸》，毛宗崗評《三國》，陳士斌評《西遊》等等，還是盛行一時。程高二人炮製成百二十回本，只印了白文，還不得不在卷首設詞表白解釋一番。嘉慶間的翻刻程本，已然出現了帶評的本子，則不過那種評語質量、數量都太不成局面，完全不能說明任何問題，也沒起過什麼重要作用，所以後來再也沒有人記起它，提起它。王希廉則是要繼這個中斷之「統」，於是《紅樓夢》再度以評本形式流行，立即風靡一世。不過，這絲毫也不是說王評真有任何獨特的價值優點，現今還能知道的肯定比王氏要高明得多的評本，不止一種，都未能保存下來或為大家所見；而王評本之所以獨能「瓦缶雷鳴」，正如程高百二十回本一樣，只不過是他有辦法刊印蝴來罷了。陽湖派散文家惲敬，曾以四色筆精批《紅樓夢》，這是著例。有人則告，他收有一部女讀者的舊評本，文詞見解，頗有可觀。我自己也見過重要的手批本。像這樣的例子，湮沒無傳的，不知有多少。真是有幸有不幸。最近，清代蒙族讀者哈斯寶的評本才得重為人知，也是一例。——在王氏以後，大某山民、蝶薌仙史、太平閒人……也都相繼有評本與王評並行或合刊。但這類本子終以王評本為先導兼首席，所以我還是推它為「巨擘」和代表。八十年以後，狄葆賢要印行戚序本，也還得先自己作出前四十回的批語，同時登廣告徵求次四十回的批語，可見在當時人的心目中，《紅樓夢》「注定」得有批語，得搞出評本，不然就顯得「寒傖」。
可是，有一點確實說來驚人。狄葆賢印行的這個新評本的底本，卻是被程本壟斷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以後首次再顯於世的一部真的(或接近真：的)曹雪芹的《紅樓夢》!
這真是一件大事。它打破了一百二十年偽本的壟斷局面!想一想，這是何等的快事和壯舉?狄葆賢雖然為了石印戚本也曾力事宣傳，但他當時卻未必真能從整個《紅樓夢》版本史上來充分體認此舉的重大意義。
戚本重現的意義和它本身的價值，並非一下子就能得到正確認識。脂硯齋的批語中曾引過兩句俗諺：「一日賣出三千假，三年賣不出一個真。」這好比一向把魚目當珠的人，你給他真珠時，他疑心是魚目。
十年過後，俞平伯先生作《紅樓夢辨》，其中有一章題目叫做《高本戚本大體的比較》，寫於一九二二年六月。且引幾條俞先生的原話看(著重點為引時所加)：
兩本既互有短長，我也不便下什麼判斷，且也覺得沒有顯分高下底必要。(原版頁一二六)
在這回裡，戚本還有兩節很荒謬的文字，高本也是沒有的。(頁一三七)
戚本雖也有好處，但可發一笑的地方，卻也不少。(頁一四二)
(引戚本大段原文後說)這竟全是些夢話，……而且文詞十分惡劣，令人作嘔。(頁一五○)
(第六十七回)至於優劣底比較，從大體上看，高本是較好的。(頁一五四)
戚本在第六十九回，又多了一節贅瘤文字，大可以刪削的。(同上)
……我們也不能判什麼優劣，只能說他們不相同而已。(頁一六○)
這位評書人(按指狄葆賢——引者)底見解，實在不甚高明。他所指出戚本底佳勝之處，實在未必處處都佳；他所指出兩本底歧異之點，實在有些是毫無關係。……(頁一六一)
……使用純粹京語，……這原是戚本底一個優點，不能夠埋沒。惟作眉評人碰到這等地方，必處處去恭維一下，實在大可不必。他們總先存著一個很深的偏見，然後來作評論，所以總毫無價值可言。(頁一六二)
以上這些，都是俞先生「我作這篇文字，自以為是很平心的」見解。當然，據他自己後來辯解，早年見事不明，另有理由，這完全不是本文評論的範圍與目的，故不枝蔓。我要表的只是讓讀者看看在戚本印行以後從權威紅學家那裡所獲得的反響是個什麼樣子。
然而，人的見地是有不同的。
我不記得魯迅先生曾經正面地對戚本、程本作過比較性的評論。但是，他又確實用另外的方式作了重要評論，如上面「表」中所列。那時，魯迅先生也別無更多的本子足資比較，其藉以鑒別的條件與俞先生一模一樣。可是他在講小說史時凡引《紅樓夢》，一概採用戚本而不採程本(只是在遇到戚本偶有脫漏，才據程本略施校補)。
誰真誰假?何去何從?魯迅先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已然給我們指得一清二楚。
在程本壟斷統治了一百二十年的情勢下，當第一部基本上是屬於脂本系統的(即接近真的曹雪芹的)《紅樓夢》出現後，魯迅先生毫不遲疑地確認了它，肯定了它。不服氣先生的眼光識力，又有什麼話好講呢?
但是，還有一個胡適。對於他，在這裡我只提三件事。
一件事是，他雖然在一九二一年提到了戚本(和俞先生看法相合，說它是「很晚的鈔本」)，到一九二一年作《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在其第五節，才擺出一篇「脂本與戚本」。二件事是，他後來反而說，自從他作了「新材料」一文，人們才知重視舊鈔本云云。這真是大言不慚，貪天之功，力圖抹殺別人的、特別是魯迅先生的比他們早了一二十年的真知灼見。三件事是，他始終不承認戚本首次重現於世的意義，一味吹噓只有等他到一九二七年因買到一部甲戌本而寫了一篇「文章」，這才是什麼「我們現在回頭檢看這四十年來我們用新眼光、新方法，搜集史料來做『《紅樓夢》的新研究』的總成績，我不能不承認這個脂硯齋甲戌本《石頭記》是近四十年的『新紅學』的一件劃時代的新發現」!
誰也不想否認這個甲戌本的本身所具有的價值。但是誰也不會承認上引胡適的這一段(以及諸如此類)的話。
還不止此。胡適是在一九二七年夏天，從「海外歸來」以後不久，買到甲戌本的。這個最懂得「重視」舊鈔本的「劃時代」者，卻於這年的冬天，十一月中，在上海作他的《重印乾隆壬子本紅樓夢序》。原來他不但不想早將甲戌本公之於世，讓大家可以進行研究，卻讓亞東圖書館把他的程乙本重印，他並且對承擔標點排印程乙本的人的「這種研究精神」，表示「很敬愛」和「應該感謝」。
到底是誰在重視舊鈔本即真的曹雪芹的《紅樓夢》?誰在提倡假的高鶚的《紅樓夢》?答案具如我上面粗列。
什麼是鬥爭?這就是鬥爭。魯迅先生和胡適，就是在《紅樓夢》版本問題上，也表現出學識上的很大不同來。
由於胡適的緣故，從一九二七年起，程甲本壟斷的局面－「進」而成為程乙本壟斷的局面。
打破了這個局面的，是解放後文學古籍刊行社在一九五五年影印了庚辰本。這是戚本印行後的另一件重大的事情。
胡適提起過，庚辰本的原藏者徐某是俞平伯先生的姻親，而俞先生並不知他藏有此本。奇怪的是，等到胡適在一九三三年得見此書並又寫了文章之後，也仍未見俞平伯先生對此本有任何設法研討的願望和跡象。俞先生在甲戌本原書卷尾寫了跋文，從中也很難看出他當時對這個會見舊鈔本本身有什麼值得說起的認識。加上上面引過的他對戚本的評價，我總覺得，在俞先生說來，開始重視舊鈔本，怕是很晚的事了。其真正開始重視的原由，說起來怕也是複雜的，我就不擬多談了。
繼庚辰本之後，己卯本不久也為我們新中國人民所公有。此二本的原底本是乾隆二十四五年間的整理清寫本。在庚辰本中，並且保存著一次在乾隆二十一年鈔寫核對的痕跡。己卯本最近因歷史博物館發現另一殘存部分，經過集合考察，證明它是一個本子的分散者。這種本子，使我們得以窺見《紅樓夢》在程印本以前的真本的基本面貌。
甲辰本是解放後較早發現的一個寫本，共存八十回；因有「夢覺主人」在甲辰年作的序，所以也稱做「夢覺本」。
一九六一年，北京圖書館收得了一部清代蒙古王府的舊鈔本，除書後面配鈔著後四十回可不必多論外，前八十回基本與戚本同，但無戚序。這個本子與戚本為同祖之本，比經過石印的戚本更可靠些，很有價值。後來，發現南京圖書館也藏有一部寫本戚序本，也足資校勘。最近，聽說生海又發現了有正書局石印戚本的底本前四十回。一九七三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了已經十分難得的有正戚序大字本。經歷了六十多年以後，戚本已然獲得了更多的姊妹本和參考材料。對於它的研究，可望有新的收穫。回顧魯迅先生在二十年代之初首先採用戚本文字以反對程本的事情，真是令人欣慨交並了。
這篇「常談」的目的，在於敘述《紅樓夢》版本史上的一些比較重要的里程，試圖勾勒出一個大概的來龍去脈，為《紅樓夢》的讀者提供些許佐助，這確實都是老生之常談。由於自己的水平有限，更沒有談得好。至於各本的詳細情況與諸般問題，不但絕非「常談」所能容納，而且眾說不一，紛紜萬狀，一談就會絮絮有所剖辯，真是罄南山之竹也難寫盡，因此有意地省略了。
在《紅樓夢》版本問題上，還有一個方面，也應略加談論。很多的記載，證明存在過一種不止八十回、而後半部與程本迥然不同的本子。可惜這種本子至今也未能找到一部。清代人的記載不一，今亦不擬在此一一羅列。單說後來的，張琦翔先生確言日本兒玉達童氏對他說過，曾見三六橋(名三多，八旗蒙族人)本，有後三十回，尚能舉出情節迥異的幾條例子。褚德彝給《幽篁圖》作題跋，也說他在宣統元年見到了端方的藏本，也舉了後半部情節的若幹事例，與兒玉之言頗有相合之點。端方的遺物，部分在四川偶有發現，不知這個本子還有在蜀重現的希望沒有?因此我又想起郭則沄(是個「遜清遺老」，思想頑固，頭腦是陳腐庸俗的大雜燴，卻自號「後脂硯齋」，作什麼《紅樓真夢》)的一段話：
……相傳《紅樓夢》為明太傅家事，聞其語而已；比聞侯疑庵言：容若有中表妹，兩小相洽；會待選椒風，容若乞其祖母以許字上聞，祖母不可，由是竟入選。容若意不能忘，值宮中有佛事，飾喇嘛入，得一見，女引嫌漠然。梁汾諗其事，乃作是書。日太虛幻境者，詭其辭也。初不甚隱，適車駕幸邸，微睹之。亟竄易進呈，益惝悅不可詳矣。蜀人有藏其原稿者，與坊間本迥異；十年前攜至都，曾見之。今尚在蜀中。……
前半是我們習聞的索隱派的老故事(似與我曾引過的「唯我」跋《飲水集》的話是同一來源)，不足論——唯《紅樓夢》的著作權又改歸了顧貞觀，倒是新聞!後半卻引人注目。這個蜀中異本，不知與端方本是一是二?侯疑庵，聽說是袁世凱的秘書，他在北京見過此本。「今尚在蜀中」，很盼望四川的同志努力摸摸這些線索。郭的這段話，見其《清詞玉屑》卷二，可以復按。郭和三六橋也很熟識，時常提到他，並及其收藏的文物，可惜卻沒有提到兒玉所說的那個異本，不知何故。
我們注意訪尋這些寫本，不是為了嗜奇獵異，好玩有趣。這如果就是曹雪芹的佚稿，當然那是重要之極；即使是別一種續書的話，如能訪得，也將大大有助於推考曹雪芹的原著和比勘程、高二人的偽續，可以解決《紅樓夢》研究上的很多疑難問題，也許還會給這方面的研究打開一個嶄新的局面，亦未可知。當然，首先盼望的是能夠早日整理出更好的真《紅樓夢》的普及本，以慰讀者的殷切期待。
【後記】
戚本石印，俞平伯先生說是宣統末、民元在上海見過。最近魏紹昌同志查對了當時出版的《小說時報》刊載的有正書局書籍廣告，證實清末辛亥年先印上半部，民國元年再印出下半部。戚本之出是在此兩年。
戚本原底本的年代，我曾作過初步推斷，未必即確，這牽涉到考察戚蓼生的生平的問題。近來徐恭時同志對此付出工力，有新的收穫。
對於戚本的研究，向無專篇文字；我有一篇舊稿，試作了一些推斷。今收入《紅樓夢新證》增訂本，聊備參考。
現在發現並得知存在的鈔本統共有十幾種，內中有幾種是不帶脂批的白文本。估計還有未為人知的，未必不於今後出現。例如，吳則虞先生曾函告：他就見過景樸蓀的後人持有一部鈔本。
曾經影印的楊繼振(又雲)藏百廿回本，原題為《紅樓夢稿》，題得最為荒謬，這本不是什麼「稿」本。但在西安卻有真正的高續四十回的原本，也亟待訪求，盼望它的出現可以有助於解決高鶚續書的各種問題。這個或者才真正可稱為「稿」。我在北京故書肆曾見到一冊「怪書」，全冊抄寫的都是楊繼振的別號，短至一字，長到幾十個字，數也數不清，古今罕聞，歎為「觀止」。這人實在也是個怪物——或者有神經病吧?
甲戌本卷前「髣眉」，是劉銓福側室馬壽菠的印記。此人可能是一位通文墨的「才女」，能拓碑石，早歿。甲戊本入劉馬伕婦之手，當在成豐年間，比劉銓福、濮文暹等在同治年作題跋的時間要早得多。劉氏在成豐十年請人畫《翠微拾黛圖》即為-5舅眉而作。我疑心這和他們讀《紅樓夢》也不無間接關係。
對於各個本子的簡稱，我仍然依從大家沿用的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己酉本、甲辰本等。我認為，對於一個本子，最首要的莫過於明瞭它的(說得更確切些，即它所依據並代表的各該祖本的)年代。明明有干支可考的，一定棄而不用，另以藏者、地點等間接得多的線索來創新稱，未必較勝於利用干支的辦法。
「庚辰秋月定本」，個別同志一口斷定純粹是「書賈」的「廣告噱頭」。到「己卵冬月定本」被考出是與弘曉一家有某種關係時，大約對這種干支記載的可靠性不致再發生異說了。己卯本中的特殊缺筆處，我也曾看到，但那時連一件把曹家與胤祥家聯在一起的文獻也還沒有發現，所以不能馬上論斷(那聽起來將極「荒唐」)；迨到吳恩裕先生來和我討論己卯本司題時，他一提「曉」字缺筆，我衝口而出，說：「弘曉!」他笑起來，因為他彼時已然在心中作出這樣的判斷了。
「庚辰秋月定本」的字樣分明，張三李四，如想簡稱它，也會想到截取「庚辰本」三字。這是最自然的事。「甲辰本」，「己酉本」，雖然這與「定本」的意思不同，但是這種作序的年份，至少給本子明確了最晚的年頭(下限)，對於考察本子的先後，依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參考標記。用它們來作簡稱，還是比別的更有用，更得體。「甲戌本」，大家對這個名稱爭議較多。事情往往是很複雜的。我在他處另有討論，茲不贅說。此本中縫大書「脂硯齋」三字，說明它所依據的即我們概念中的底本，是脂硯自己的存本，「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的話，正是他本人自記。有研究者說：此本「是畸笏在丁亥年(一七六七)以後不久……重新整理出來的一個最新定本」，而卷頭「凡例」等語亦即畸笏因此而加。我要反問他一下：畸笏在「壬午(一七六二)季春」已經在末回中看清了十二釵的正式名次了(庚辰本眉批)，而「凡例」中尚且說「若雲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標明白系某某極至……」，那麼又將如何解釋這個絕大的矛盾?!我舉這個例子，說明對於這種複雜的問題，大可不必迷信這些「專家」的十二分自信的「論斷」。把此本改稱為「劉藏本」和別的怪名子之類，恐怕也未必就有多大的優長點。徒標新稱，又不能解決問題，不如仍稱甲戊本，可以省免許多紛擾。
提起鈔本「定名」，讓我再發表一點謬見：所謂「程甲本」、「程乙本」，原本是來自胡適一人的「創造」。那個意思不過就是像「二拍」，要表「初刻」、「二刻」，其實是又彆扭又欠亨的(甲、乙云云，又易與干支紀年相混淆)。為什麼不即稱「程辛亥本」、「程壬子本」?要說它有「優點」，大約就是「節省」了一個字，三字較簡便吧?說也奇怪，歷來對這種「程甲」、「程乙」相率沿用，未見略表異議——對其他本的名稱卻有種種意見。不但如此，還又由胡的辦法而產生並發展出一整列的「脂×本」來。這種「仿配法」，最早是俞平伯先生創始。細一推尋，種種不妥。認真地講，這種做法值得審慎商榷，因為，問題的實質是未免太重視了那個什麼「程甲本」、「程乙本」的形式了，而且客觀上還把程偽本抬得和曹原本分庭抗禮。詳細意見，俟有機會另行討論。
上海最近發現的有正石印底本的情況，承已親見此書的同志來告，都認為可以確定是「上石」的底本。既然如此，就又引出「一段故事」。據期瀣(伯沆)批《紅樓夢》時講過的是，俞明震藏本，大本精鈔黃綾裝，他親見後歸狄平子(葆賢)；及石印本出，卻已非原本雲。我早年看不太懂這鑭「已非」的意思，是指「印製規格」太「寒儉」了?還是指文字有異同，石印本不逮俞本?不敢揣斷。現在上海發現的，並非黃綾大冊。何以解釋?使我「悟」到另一層道理——
當年陶洙先生有一次見訪於燕大，對我說：在狄平子逝世之前最後晤面，偶然提起石印戚本來，狄平子聞言，即搖手急言：「唁，唁!……那個不行。還有好的……」陶先生抱憾當時未能追問他究指何本。今天我想來，就又發生一種可能了：俞藏本和桐城張氏本(即滬上新發現的)都曾為狄氏收得，而他付印時用的是張本，而不是(或者沒有來得及用上)俞本。因此，現今發現的，並不見有黃綾裝，而不但狄對陶的談話，可以獲得理解了，就連包天笑等說戚本是夏曾佑賣給狄氏的，也可以合理解釋。這是我的一個初步想法，也未必即對。但假如是如此的話，則還有一部更重要的黃綾本(我疑心這才是戚蓼生原本)有待發現。記此意見於此，以備參考。
所謂的「列寧格勒本」，據報導說是道光年間流入俄國的。這件事，也使我連帶想起一些問題。舊鈔本《石頭記》，在我們祖國已然發現了很多，在海外卻未聞有其蹤影，連富藏我國古代書冊、多收明清通俗稗史的日本，也不曾有過。可是對此道一竅不通的帝俄那裡，卻有一部，不禁令人吃驚。我在此再舉一個多少與曹家有關的「掌故」實例：康熙南巡圖，單是王強所繪的，就有十二巨軸之多，反映了我國十七八世紀時期的山川風物、社會情狀的一部分，纖悉畢具，是無價的壤寶，——現在只剩了四軸了。哪裡去了呢?我以為也就是帝俄劫掠而往。有何為證?《十朝詩乘》卷十有一段記載說：「高宗上法聖祖，屢舉南巡，既命儒臣紀述盛典，供奉畫家復有圖繪。往見虞山王氏所繪南巡圖，凡四巨束，纖悉成備。近年莫柳丞歸自俄都莫斯科，購得南巡登陸圖：疑庚子之亂流播海外者。……」這足可證明，康、乾兩朝的南巡圖，是帝俄侵略軍肆惡時，焚掠北京，捆載以往，才到的莫斯科。大家都知道，帝國主義侵略者「聯軍」在北京所幹的破壞和搶奪的勾當：我聽見一位操船為業的天津父老說，庚子年他的木船被俄軍抓去運贓，光是各式各樣的古銅爐，就是整船整船地順海河載往大{占口。《古玉辨》一書也記載，慈禧的無數白玉精雕的巨寶，都在「俄使館」。由以上二例可以想見其他。提起這些事，使我疑問：難道我們該把「南巡登陸圖」稱作「莫斯科本」嗎?如果不該，那麼「列寧格勒本」的稱名法就覺完全妥當了嗎?我自己也用過這個「定名」，深感當時頭腦糊塗。
前文提到最早傳印八十回脂本的功績，可以附及另一個人，這就是作《小說話》的解弢。他的書出版於「民八」，其中說到他在京都肆上得到鈔本《石頭記》三冊，與通行本多有不同：「初欲付印行世，以冊過少未決；辛亥秋，匆匆旋里，置之會館中，今遂失矣，惜哉!」可見他也是在辛亥以前就打算傳佈鈔本的有心人之一，可惜他只因要求全，反而連不全的也丟失了，不然在《紅樓夢》版本史上可能是比狄平子還要早一點的立功者。
【後記二】
考論甲戌本年代問題時，要涉及到它的第一回剛開頭不久就比他本獨多了四百多字這一重要事象。對此究竟應如何解釋?最近周紹良先生提出了一個很有價值的見解。他說，甲戌本確是脂硯齋的自存本，行款也是原式，每面十二行，行十八字，共得二百十六字，兩面即得四百三十二字：甲戊本獨多的這四百多字，恰恰是兩面的篇幅，而其首尾又恰恰分別落在一面的首行上。因此可以推斷，當時傳抄本的某底本正是因故殘缺了這兩面，無法填補，就只好將缺處略施修綴，使之勉強聯接上去，後來就一直沿襲下來了。只有甲戌本還保存了未缺時的原貌。此意見極好，特志，以備參考。
一九七五、十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