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的盛衰在《紅樓夢》中的體現
明代末葉，遼東長白山一帶，崛起了一股以滿族為中心的軍事力量，組成「八旗」的體制，組織嚴密，講求武事，勢力逐漸擴大，構成明朝政權在東北方面的一大威脅，後來趁著農民起義軍攻陷北京的機會，揮兵入關，從而開創了清代近三百年的統治中國的局面。
清初，滿清統治者以「八旗」為中心，竭力講求武事，重視軍事教育。《清史稿·世祖本紀》記順治十年清帝福臨的話道：「三月戊辰，幸南台較射，上執弓曰：『我朝以此定天下．朕每出獵，期練習騎射，今綜萬機，日不暇給，然未嘗忘也』。」同篇順治十四年正月，又記福臨的「上諭」道：「我國家之興，治兵有法，今八旗人民，怠於武事，遂至軍旅隳敝，不及曩時。」
這都可以基本上說明清初最高統治者對於「八旗」的武事，是極為注意的；尚武精神在「八旗」人丁中還較為廣泛地存在著。但是後來承平日久，習於晏安，費力氣習武事的人越來越少，而圖享受、擺譜兒、講究吃、喝、玩、樂的人越來越多。等到鴉片戰爭之際，「八旗綠營」已經成了一觸即敗的腐朽軍隊；而「八旗」子弟大多數也只剩下玩鴿子、斗鵪鶉、養蛐蛐、哼二簧、唱八角鼓的水磨工夫：早年那種拉硬弓、騎烈馬的尚武氣概，再也找不到了。這一轉變過程在《紅樓夢》中都有一些真實而生動的反映，主要表現在「騎射、射鵠、打圍」等幾個方面。現在根據《紅樓夢》的內容和歷史上的一些情況，分別闡述如下。
先說說「騎射」：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寫寶玉病癒之後，出來在園中閒逛，順著沁芳溪走來，突見山坡上兩隻小鹿箭也似地跑來，正自納悶，只見賈蘭在後面，拿了一張小弓兒趕來。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兒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唸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
從這兩句對話中可以看到，「騎射」二字在小孩口中隨便說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實際背景的。那就是在清代，尤其是在清代前期，旗人中對於騎射是十分重視的。制度規定：親王、貝勒以下，要年滿六十，才免去騎射練習。福格《聽雨叢談》「尚書房」條記云：「皇子年六歲，入學就傅「…...每日皇子於卯初入學，未正二刻散學。散學後習步射，在圓明園，五日一習馬射，寒暑無間。」又記云：「每日功課，入學先學蒙古語二句，挽竹板弓數開，散學後晚食，食已，射箭。」由此可知，皇子在宮中尚且從小學習騎射，何況一般的旗人權貴之家，其子弟們自然更要從小練習了。
所謂「騎射」，「騎」是騎馬，「射」是射箭。騎馬因為在當時生活中更為廣泛，所以《紅樓夢》中寫到騎馬的地方很多。就以寶玉那樣的人說吧，現在看書的人總覺得他是一個文弱的公子，卻沒有注意到他實際上也是一個很熟練的騎士。第四十三回寫寶玉「一語不發，跨上馬，一彎腰，順著街就越下去了。」這個「一彎腰」，正是寫他-一提馬嚼子，身子往下一壓，跨下一用力的熟練的馬上功夫。所以下面便接著寫「越發加了兩鞭，那馬早已轉兩個彎子，出了城門。焙茗越發不得主意，只得緊緊的跟著，一氣跑了七、八里路出來。」這便是刻意描繪寶玉的馬跑的快了。後面又用焙茗的話補充道：「二爺好生騎著，這馬總沒大騎，手提緊著些兒。」又說明這匹馬幾乎是「生馬」。由此可見，寶玉的騎術是高超的，是受過專門訓練的。
據史籍記載，清代對於旗人騎馬一事，是有明文規定的。關於坐轎、騎馬，對旗人官吏和漢人冒吏分別有不同的規定。《清史稿·輿服志》記載：
「滿洲官惟親王、郡王、大學士、尚書乘輿。貝勒、貝子、公、都統及二品文臣，非年老者不得乘輿。其餘文武均乘馬。」
又乾隆十五年「上諭」云：「本朝舊制，文武滿、漢大臣，凡遇朝會皆乘馬，並不坐轎。從前滿洲大臣內有坐轎者，是以降旨禁止武大臣坐轎，未禁止文大臣，今聞文大臣內務求安逸，予京師至近之地，亦皆坐轎……此由平時不勤習技業，惟求安逸之所致也。滿洲大臣當思本朝舊制，遵照執行。」
這些規定，當然越到後來越成為具文，但卻可以說明一個問題，即在騎馬一事上，對滿官、漢官要求並不一樣，目的是特別重視「八旗」的武備，亦可見其苦心孤詣了。
「騎」之外，就是「射」。清代所說的練射，不是從娛樂、或從體育運動，鍛煉身體的目的出發，而是另有意義的。從清代最高統治者來講，其目的是為了武備，為了軍事訓練，，為的鞏固其統治。從個人角度講。旗人練射是為了遵循其「祖宗遺訓」，顯示「八旗」的家世精神。漢人練射則是為了下武場，考武舉人、武進士。「八旗」的組織，本來就是以軍事為主的。清代前期，講求騎射，皇室本身，也不例外。乾隆作皇子時，就從貝勒允禧學射，所以即位後有一次行大閱禮，乾隆能連發五矢皆中的。(見(<清史稿·高宗本紀》)這些自然不免有溢美之辭，但多少總能反映一些清代前期統治集團對武事的重視，和皇子、皇帝等人射箭的功夫。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的祖先原來也是以武功起家的。祖父曹寅在《楝亭詩鈔》中就有習射的吟詠。如卷三有題日：「射堂柳已成行，命兒輩習射，作三捷旬，寄子猷」。又，卷五《途次示侄驥》一詩，有句云：「執射吾家事，兒童慎挽強」。可見曹雪芹家學淵源，所以《紅樓夢》裡有習射的描寫，是並不偶然的。
當時一般的射箭、武功的訓練，都是按照武科的考試要求，由基本功練起的。主要的就是步射、馬射、舞刀、掇石等科目。據《清史稿·選舉志》記載，武場考試項目如下：
「首場馬箭射氈球，二場步箭射『布侯』，均發九矢……更定馬射樹『的』距三十五步(一步五市尺)，中三矢為合式。不合式不得試二場。步射距八十步，中二矢為合式。再試以八力、十力、十二力之弓，八十斤、百斤、百二十斤之刀，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三百斤之石。弓開滿，刀舞花，掇石去地尺，三項能一、二者為合式，不合式不得試三場。」
這是武科考試外場的內容，前引福格《聽雨叢談》所記皇子的騎射訓練，也是步射、馬射、挽竹板弓等等，基本上是一致的。弓的強度是以「力」計算，八個力以上的弓是硬弓，一般綠營勇壯，射箭練習是不用的。練習射箭的成績，一看能拉開幾個「力」的弓，二看能射中多少次「的」。《紅樓夢》第七十五回寫賈母問賈珍說，寶玉的箭如何了。
賈珍回答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弓也長了一個勁。」(脂本作「長了一個力」)
賈母道：「這也夠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著。」
對話中「一個勁，貪力」，都是指弓說的。「長了一個勁」，就是說增了一個力，如原用五個「力」的弓，現在能開六個力的弓了。「式樣好」，是說射箭時的姿勢好看，所謂站步時要站「騎馬蹲襠式」，射箭時要「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嬰兒」等等，姿勢是十分漂亮的。
以上所談，都是《紅樓夢》中所反映的騎射情況。「騎術」，因為在當時生活中還時時用到，所以象寶玉那樣的人還能駕馭生馬，揮鞭急馳；而對「射」，則只是擺擺樣式而已了。而這還是在《紅樓夢》時代的情況。在此以後，再過若干年，等到「八旗」子弟講究玩「十三太保」騾車，到永定門南頂跑車的時候，那在貴胄子弟中想找一個能夠騎「生馬」的人，恐怕也不容易了。
再說說「射鵠」：
《紅樓夢》第七十五回寫賈珍因在居喪期間，不得遊玩，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以習射為由，請來世家子弟、富貴親友來較射，並立了罰約，賭個利物，賈政不知就裡，認為「文既誤了，武也當習，況在武蔭之屬。」因而反讓寶玉等人也來參加，而實際情況卻是：「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鵠子，皆約定每日早飯
後時射鵠子。賈珍不好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都是少年，正是鬥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千遊俠紈禱……」
名義上是練武習射，「射鴿子」，而實際上卻是聚賭。特別寫明賈蓉作「局家」，就是由他出面設局請人來賭，後面便說到-「公然斗葉、擲骰、放頭開局，大賭起來」，什麼。·搶快、趕羊、打天九等等都來了。這正反映了清代「八旗」之家武備鬆弛，日漸腐敗的情況。
「射鵠」當年在北京是很普遍的。曼殊震鈞《天咫偶聞》記云：「國家創業，以弧矢威天下，故八旗以騎射為本務，而士大夫家居，亦以射為娛，家有射圃，良朋三五，相約為會，其射之法不一，日『射鵠子』……」清代的律例，禁止聚賭，但為了鼓勵騎射，保持「八旗」的尚武精神，對於以「射」來賠是不禁止的。《天咫偶聞》又記云：
「定制，賭有禁，惟以『射』賭者無禁。故有大書於門曰：『步靶候教』者，賭箭場也。」
這就是說，這種方式的賭博是「奉官」的。射鵠子的地方叫「鵠子棚」，而且門口有廣告式的招牌。設立鵠子棚的人家要有「箭道」，一頭是「鵠棚子，箭擋子」，一頭房舍中擺坐位、筆硯、射扦、茶水等，給「射鵠子」的人休息，記錄勝負。據《天咫偶聞》記載，「射鴿子」也有幾種：
一種叫「射鵠子」，「高懸棲皮，送以響箭。」「鴿子」是皮作的，有許多層，一個圈、一個圈地重疊著，中間一個最小，俗語叫「羊眼」或「央眼」，也就是現在打靶的「靶心」。
鵠子棚中習慣把射箭技術最高，而射品又十分端正的人叫作「央眼兒」或「羊眼兒」。清代中葉旗人、將軍果益亭在北京各個鵠子棚中射箭出了名，外號就叫「果羊眼」。第二種叫「射月子」，滿洲話叫「艾杭」，即「畫布為正」，意思就是用布畫個標誌作為箭靶子。第三種是「射綢」，把一寸見方的彩色綢片，懸掛在幾十步外的高處，作為靶子。這個射起來就更難了，小綢片在風中飄來飄去，近似乎射活靶了。第四種是夜間射香火，晚上把線香點燃，插在一定距離外，用箭來把它射滅，這當然更難了。清代後期北京俗曲《百本張》所印子弟書唱本中，有一本《射鵠子》，把當時的鴿子棚寫得極為具體生動，這裡不妨引幾句，如寫「鵠子棚」的風光道：
「有個平台兒小小五間蓋在正北，將那鵠棚兒、箭擋兒都設在正南，且說那棚東(按即「局家」)清早將門進，忙喚人掃地開窗把鵠懸。撢了撢桌子調了調座，排了排筆硯攏了攏扦……」
如寫「鵠子棚」的來客道：
「忽聽得車聲碌碌到門前站，進來位丰姿翩翩的美少年，穿著件避雪遮風、風吹麥浪的羊皮襖，配著那盤花繞蝶、螺旋金絲的倭緞邊。這邊是荷包緊系鴛鴦佩，那邊是刀鞘輕浮玳瑁斑……遙望見車馳馬驟灰塵起，一霎時如風似箭到門前，進棚來僕從如雲眾星捧月……這位爺翎管兒、頂托兒難分品位，皂靴、貂褂才下朝班。」
還有寫賭射者的賭博心理道：
「非是他箭箭紅心不能撂箭，怕的是撂走了箭蕩爾就要輸錢，…這總是練的事輕愛財的心勝，恨不得一百的戳——爾贏上個加三。」
又有描繪賭射者射箭時的醜態道：
「只見他邁步蹲身先抬後腳，張弓遞箭又努前肩，後手札煞前拳亂晃，弓梢子柱地箭扣子朝天，本就是弓軟、箭沉從高空掉，怎禁得一推一徠箭奔了東南，忽聽得打箭的『哎喲』——說『著了我的腿』，這位爺眼似漓雞臉都嚇藍……」
這樣的場所中，這樣的來客，這樣的賭博心理，賭射醜態，不正是《紅樓夢》中所描繪的薛蟠、傻大舅之流的人物嗎?因而可以說，當年以鼓勵「八旗」武事精神為宗旨，鼓勵練習射箭為主要意義的「賭射無禁」，大書「步靶候教」的「鵠子棚」，早在《紅樓夢》時代，在寧國府中，就已變成這樣烏煙瘴氣的場所了。這也正是「八旗」武事由盛而衰，終於沉淪所表現的一個方面。
最後說說「打圍」：
《紅樓夢》第二十六回中寫到神武將軍馮唐之子馮紫英臉上有些青傷，薛蟠問他又是和誰揮拳了?馮紫英說：他自從打傷了仇都尉的兒子之後，記了，再不慪氣，「這臉上是前日打圍，在鐵網山叫兔鶻捎了一翅膀。」這裡說到了「打圍」。「打圍」就是打獵，這本是從古就有的天子狩獵的制度，但到了後來卻並不那麼重視。直到清代，「打圍」一事，才被特殊重視過許多年。清代前期，皇帝年年都要打圍，其目的並不單純為了尋求快樂和獲獵禽獸，而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武事，為
了「八旗」的軍事演習。 《清史稿·聖祖本紀》記康熙臨去世前兩個月的話道：
「有人謂朕塞外行圍，勞苦軍士，不知承平日久，豈可遂忘武備?軍旅數興，師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於訓練之所致也。」
從康熙的話中，我們可以明確看出清代初年提倡「打圍」的意義。康熙自己年年都要去打圍，直到他六十八、九歲時還一直堅持。詩人查慎行曾扈從康熙去雍安嶺、烏蘭哈爾哈一帶去行圍，寫過不少有關康熙行圍的詩，都收在《敬業堂集》中，其中在《觀圍恭紀》八首絕句中誇康熙的射箭功夫道： 「萬鈞神藝無虛發，命中仍開射虎弓。」《清史稿、高宗本紀》記載：乾隆作皇孫時，有一次康熙帶他在木蘭(熱河承德避暑山莊)行圍。在圍場上他侍衛領著乾隆去獵熊，乾隆剛剛上馬，熊便突然撲了過來，「聖祖御槍殪熊」。在這種危險情況下，康熙能一下子把熊打死，自然也是不簡單的。這些記載雖有溢美誇大之處，但根據「八旗」的武事精神來看，是多少有些事實根據的。由於行圍的主要目的在於軍事演習，講求武備，所以特別獎勵獵獲猛獸，如虎、熊之類，以鼓勵勇猛精神。當時規定，在行圍時，扈從侍衛，如果兩個人就能獵得一虎時，就要受到賞戴「花翎」的獎賞，這在清代同賞穿黃馬褂一樣，是很高的榮譽。
由於封建皇帝的重視和提倡，所以在「八旗」貴胄仕宦之家，早期也特別盛行「打圍」，把「打圍」看成是很豪邁、很雄壯的帶有詩意的活動。貴胄詞人納蘭成德在《淥水亭雜識》中引張來的詩讚美「打圍」道：
「十月北風燕草黃，燕人馬飽風力強，虎皮裁鞍雕羽箭，射殺陰山雙白狼。」
這詩把「打圍」寫的太美了。《紅樓夢》所寫馮紫英隨他父親神武將軍馮唐到鐵網山去打圍，正是這樣歷史背景的具體反映。
「打圍」重在一個「圍」字，人少了沒有辦法合圍。皇帝行圍，可以帶領不少侍衛和軍隊，而在京的王公大臣去打圍，要調動軍隊的權還是沒有的。只是府中的家奴、幫閒、紈褲子弟等成群結隊，背上弓箭、架上鷹、騎上馬，帶上乾糧，去到山場中圍獵。這實際上是一種非常辛苦的活動，不但要成天騎著馬或徒步奔跑在山嶺、草莽中，追趕野獸，而且還有一定的危險性。吃飯也不方便，只能吃點乾糧，晚上睡覺沒有房屋，要在野外搭帳棚。在帳棚中吃水靠山泉，取暖靠篝火，遇上雪虐風饕的壞天氣，自然更為艱苦。所以如果要貪圖安逸，那就不會選擇這樣的娛樂了。《紅樓夢》中寫寶玉問馮紫英道：「單你去了，還是老世伯也去了?」紫英道：「可不是家父去，我沒法兒，去罷了，難道我閒瘋了?咱們幾個人吃酒、聽唱的不樂，尋那個苦惱去?」
這幾句話很重要。「打圍」在馮紫英一代人口中，實際上也就是思想中，已經變成「苦惱」了。馮紫英的父親名「馮唐」，《紅樓夢》作者歡喜在所寫人物的姓名上葉音喻義，這「馮唐」二字可能也是用「馮唐易老，李廣難封」成句，暗藏一個「老」字；就是這不只是簡單地寫當年公子哥兒、紈褲子弟的好逸惡勞，沉溺灑色的腐朽生活，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當時在滿洲王公貴族中，老一輩和小一輩在思想上已經有了很大的矛盾。老一輩還受到清代前期的影響，還愛好騎射、圍獵，保持一些英武精神；而小一輩則只是以「吃酒、聽唱」為最好的享樂了。這正是前引乾隆十五年「上諭」所告戒的情況：「務求安逸」造成的結果。這個折轉期，也正是《紅樓夢》所描繪的時代。在這以後，特別在嘉慶、道光之後，則再不作興打圍了。偶然想起「祖宗」的遺訓，虛應故事地在北京近郊、南苑一帶舉行一下，弄虛作假的現象也發生了。《天咫偶聞》記同治時行圍道：
「自開國至乾嘉，田獰蓋為重典，非以從禽，實以習武也。聖祖於熱河建避暑山莊，以備木蘭巡狩，行圍之制，一用兵法，圍時以能多殺者為上，皆以習戰鬥也……道光以後，不復田狩，於是講武之典遂廢，後生小子，既不知征役之勞，又不習擊刺之法，下至束伍安營，全忘舊制，更安望其殺敵致果乎?迨同治中，穆宗奮欲有為，親政後曾畋於南苑，諸環列至有預購雉、兔，至臨時插矢獻之，而蒙花翎之賜，可為歎息也。」
曼殊震鈞的話，除去把同治說成是「奮欲有為」，或是不得已的奉承、或有意的調侃而外，其他所說都是事實。這不僅是田狩、行圍而已，實際上也概括了有清一代八旗武事的衰落。所以說，《紅樓夢》是龐大而衰朽的封建帝國「末世」的寫照。在這裡，我們看到整個統治階級開始「安富尊榮」， 「一味高樂」，「一代不如一代」。毫無疑問，隨著《紅樓夢》故事的結束，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必將走完它自己的歷程，最後進了歷史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