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裡面的曲藝和雜藝
在《紅樓夢》裡，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賈府，不僅常常演戲，唱昆曲或者弋陽腔，而且有各種曲藝和雜藝的活動，如唱南詞、唱小曲、說因果、打十番、打蓮花落之類。前三種都是曲藝，後兩種可列為雜藝。也許有人要問，為什麼在《紅樓夢》裡要寫這些曲藝和雜藝呢?又是怎樣描寫的呢?大家知道，還有些古典小說，如《金瓶梅》、《鏡花緣》，也寫了各種曲藝和雜藝。那末，《紅樓夢》較之這些古典小說，在這方面，到底有沒有獨特的地方呢?對這些問題，都需要作些探索，因為，《紅樓夢》這部巨著所反映的社會生活，很廣泛，很複雜，又很有特色，只有從各個方面去剖析，然後綜合觀察，才能比較完整而清晰地見其全貌。(一)十番檔子班和清曲檔子班
《紅樓夢》第十一回，寧府為了替賈敬祝壽，「找了一班小戲兒，並一檔子打十番的」，都來府中表演[1]。這是一次。第七十六回，榮府過中秋佳節，賈母帶了一大串兒孫，到大觀園中凸碧堂賞月，「因命人將十番上女孩子傳來」助興。又是一次。這兩次，都指的是十番檔子班。第二十八回，「還有許多唱曲的小廝們」。這指的是清曲檔子班。
我們知道，在《紅樓夢》裡，所謂「檔子」，有兩種解釋。一種指檔案和賬冊，另一種檔子就是檔子班的簡稱。檔子班有各種各樣的，如清曲檔子班、清音檔子班、帽兒戲檔子班、雜耍檔子班，等等。其主要的共同特點，即是由男女青少年組織成班。所以，檔子班的演員，被稱為「花檔兒」，既指年青俊美，又含有戲謔歧視的意思。檔子，亦作「當子」，大概是沿襲明代內臣俊美者稱為「老兒當」的風習而來的((《萬曆野獲編續編》)。
在這裡，我們瞭解一下清代初期和中期檔子班的情況，就會有助於對《紅樓夢》中檔子班的理解。根據李聲振、汪啟淑、李調元、蔣士銓諸人的著作記載：「花檔兒，歌童也，初名秦樓小唱，年以十三四為率，曲中[邊關調]至淒婉」。「曩年最行檔子，蓋選十二齡清童，教以淫詞小曲，學本京婦女妝束，人家宴客，呼之即至，席前施一氍毹，聯臂踏歌」。「檔曲爭傳[節節高]，妖童三兩撥檀槽」[2]。這都說的是清曲檔子班。年輕歌童化妝成婦女，在地毯上起舞，唱[邊關調]、[節節高]之類的小曲，並以絲絃樂器伴奏。李聲振是康熙年間人，汪啟淑、李調元、蔣士銓都是乾隆年間人。因此，他們的記載，可以證實，在康、乾年間，清曲檔子班很盛。但他們所謂的「妖童」、「淫詞」，顯然是士大夫的觀點。
在當時，又有清音檔子班，打十番鑼鼓，吹彈管絃樂器。什麼叫做「十番」呢?十番，一作「十泛」(《荷花蕩》傳奇)，又作「十歡」(《停雲閣詩話》)，福州俗稱「葉歡」(《半野軒詩存》)，合奏音樂名稱。「番者，更番之謂」。一般說法，十番分為兩種。一種是「細十番」，樂器只用笛、管、簫、弦、提琴、雲鑼、湯鑼、木魚、檀板、大鼓，曲牌有[花信風]、[雙鴛鴦]、(風擺荷葉]、[雨打梧桐]等。一種是「粗細十番」，夾用鑼、鐃之屬，或加嗩吶，曲牌有[下西風]、[蝶穿花]、[雨夾雪]、[鬧端陽]等。也有人說，純用打擊樂器的，叫做「素十番」；加用絲竹樂器的，叫做「渾十番」。這大概是因年代、地區不同，十番內容就有所不同。李斗《揚州畫舫錄》記載揚州十番的樂器和曲牌，與蔡少谷《鳶飛魚躍隨筆》記載福州十番的樂器和曲牌，就有所不同。十番樂，始於明代[3]，盛於清代康、乾年間，在北京、南京、揚州、蘇州、福州等地區最流行。清音檔子班，大都由男青少年組成，但也有女子清音。《鏡花緣》第九十三回：「又聽女清音打了一套十番」。孫源湘《女清音》：「小妹十三尚不足，阿姊十六頗有餘」，「東頭客去西頭來，貴家夜宴還傳催」(《國朝詩鐸》)。民間節日、廟會，也有少年競奏十番樂，所謂「十番車上諸年少」。這是不屬於清音檔子班，而是民間業餘愛好者[4]。
還有一種檔子班，唱「帽兒戲，聲情態度，如老洪班，」(《揚州畫舫錄》)。老洪班是乾隆年間揚州著名的昆曲戲班之一。所謂「帽兒戲」，即是有簡單妝扮的小戲班，但他們的演出，往往倣傚大戲班名演員的聲情態度。後來「髦兒戲」，女子戲班，也叫做檔子班。孫子東《歷下志游外編》：「女伶曰檔子班，班首蓄三五雛娃，日日教演」，「慧者年餘即可登場，否則期以三年，亦可奏技，生旦淨丑，各視其才，結果登台，亦動視聽」，「惟不侑酒，亦不出應條紙，招至家中竟日者，則往往有之」[5]。
再者，雜耍檔子班，就是在戲園大軸戲散後，另有小班，唱小曲，打八角鼓，添十不閒，也就是把各種遊藝節目，雜湊在一起演出(《夢華瑣薄》)。但他們也常到雜耍館演出，有時也應堂會，所謂「而今雜耍風斯下，到處俱添十不閒」 (《草珠一串》)。
正由於當時檔子班都是由男女青少年組成的，所以，達官貴人、富商大賈、朱門子弟，都以玩弄「花檔兒」為樂事，簡直庸俗、惡劣極了。「富兒估客逞豪俠，鑄銀作錢金縷屑，一歌脫口一纏頭，買笑買嗔爭狎褻」(蔣士銓《忠雅堂集·京師樂府唱檔子》)。「華筵開，檔子來」，「朱門子弟易銷魂，袖底金錢席上拋」(鄒熊《聲玉山齋詩集·檔子行》)。「不圖玩侏儒，直欲窮猥鄙」(楊芳燦《芙蓉山館詩鈔·小檔子》)。因此，這種社會風氣越是熾烈，就越暴露出封建末世社會的腐朽性。
由此看來，《紅樓夢》所寫的檔子班，正是清代康、乾年間檔子班的縮影。在賈府裡，既有清音檔子班來打十番，又有清曲檔子班來唱曲；不僅有男清音，而且有女清音。雖然這只是賈府恣意享樂的很小部分，但也具體地揭露了當時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寄生生活的一個側面。
還引人注意的是，《紅樓夢》第十一回有這樣一段描寫：王熙鳳在寧府看戲，「立起身來，望樓下一看，說：「爺們都往那裡去了?』旁邊一個婆子道：『爺們才到凝曦軒，帶了打十番的人，吃酒去了。』鳳姐兒說道：『在這裡不便宜，背地裡又不知幹什麼去了。』尤氏笑道：『那都像你這正經人呢!』」看來，鳳姐對賈府爺們帶著打十番的花檔兒，背地裡去幹不正經的事，顯然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又不知幹什麼去了」一個「又」字，言下之意，賈府爺們背地裡幹這種不正經的事，已非一次了。所以，賈璉、賈薔之流參加這次祝壽活動，先就問「有什麼玩意兒沒有」。他們並不是真正要看戲聽音樂，而是要乘機玩弄花檔兒，誠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這一回裡，只是通過鳳姐之口，暗點一下而已。到第七十五回，就明寫了賈珍、邢德全、薛蟠之流玩弄花檔兒，下流無恥，醜態畢露。連尤氏也看不入眼，罵他們是「一起沒廉恥的小挨刀的」。試想，《紅樓夢》中這伙朱門子弟，難道不是前面所述康、乾年間那些玩弄花檔兒的朱門子弟的化身嗎?他們下流無恥的行為，難道不是形象地反映了當時惡劣的社會風氣嗎?
(二)唱 南詞《紅樓夢》第四十三回風姐生日，臨時找來了「說書的女先兒」 (戚本作「說書的男女瞎兒全有」)。第五十四回賈府過新年，又有「門下常走的女先兒」來說書。第六十二回寶玉生日，也有「常走的女先兒」來說書。可知，賈府不僅逢年過節、壽誕喜事，都有說書活動，而且有「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隨時到他家裡來。那末，在賈府裡，聽說書是很平常的事了。
所謂「說書」，有各種各樣的。即就清代康、乾年間而言，就有評話、南詞、鼓兒詞等。那末，在《紅樓夢》裡，女先兒說的是哪一種書呢?這就需要先對說書略作介紹。
大家知道，評話，源於宋代「說話」，只說不唱，講《三國》、《英烈》之類，擊「醒木」以為節，通稱「說大書」。《鏡花緣》第八十三回《說大書佐酒為歡》，即是擊醒木，講評話。南詞，亦稱彈詞，也叫做文書，通稱「說小書」，有說有唱，說唱《珍珠塔》、《玉蜻蜓》之類，以三弦為主要樂器，雙檔則用三弦、琵琶，也有「打橫者助以洋琴」的。從元代「詞話」到明代「陶真」，再到清代才演變為南詞。所謂南詞，顧名思義，就是江南地區流行的說唱藝術。對此，《隨園詩話》、《童山詩集》、《吳趨風土錄》、《杭俗遺風》、《樗園消夏錄》諸書，都有記載，不具引。但在康、乾年間，北京也流行南詞。李聲振《百戲竹枝詞》：「彈詞，吳人彈平湖調，以絃索按之，近競尚打銅絲洋琴矣」。蔣士銓「忠雅堂集·京師樂府唱南詞》：「三弦掩抑平湖調，先唱攤頭與提要」[6]。《白雪遺音》選錄嘉慶以前的北方俗曲，其中有南詞二三十種之多，除《漁樵耕讀》之類的開篇外，還有《玉蜻蜓》、《占花魁》正書。鼓兒詞，歷史也很悠久。早在宋代，就有負鼓盲翁唱《蔡中郎》，據《百戲竹枝詞》記載：清代康熙年間流行的鼓兒詞，「瞽者唱稗史，以三弦彈曲，名八板以按之，閨人恆樂聽焉，呼之曰『先兒』，其詞北方最盛，又名說北書先生[7]」。既名為鼓兒詞，當然還用鼓的。另有一種，稱為八角鼓。陳聲和《北行樂府·鼓兒詞》：「鼓形八角彈以指，誰與擅場唱檔子」，「白晰雛兒年十五，不必紅裙裝蝶舞，禿襟小袖侍瓊筵，歷歷歌珠串金縷」(《國朝詩鐸》)。
由此看來，《紅樓夢》中女先兒說書，大概是唱南詞，而不是唱鼓兒詞，也不是講評話。因為，第五十四回寫著，「將弦子琵琶遞過去」。所用樂器，與南詞正同。這是一。第六十二回，又寫著「要彈詞上壽」。明明點出是南詞。這是二。第五十四回，女先兒介紹的《鳳求鸞》，類似南詞才子佳人書的內容。所謂「南詞，皆言兒女之情」(《樗園消夏錄》)。「瞽女琵琶，唱才子佳人傳奇」(《揚州夢》)。這是三。《紅樓夢》中賈、史、王、薛四大家族，都是金陵世家，那末，他們常聽家鄉的南詞，也是很自然的事。這是四。
在《紅樓夢》裡，賈府常有女先兒唱南詞，正是清代官僚地主家庭享樂生活的反映，據《雙橋隨筆》記載：在當時，「大家婦女，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指南詞藝
人)，養之深院靜室，晝夜狎集宴飲，謂之先生」。《小說話》亦云：「巨家消閒，豢瞽教歌，自撰曲本，不求傳世，猶之故明貴閥之昆班也」。這些記載，較之《紅樓夢》中賈府常有女先兒唱南詞，更為驕奢的了。
可是，在《紅樓夢》裡，賈母和那些小姐們又往往不要聽南詞。比如：賈母一聽女先兒介紹《鳳求鸞》的故事，就表示「不要聽這個書了」。寶玉生日，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眾人都說「我們沒人要聽那些野話，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去罷」。這是為什麼呢?我們且聽聽賈母提出的幾點理由。第一，這些書，「不過是才子佳人」，「男子滿腹文章去作賊，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才子，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女子「只一見了一個清俊的男子，不管是親是友，便想起終身大事來了，父母也忘了，鬼不成鬼，賊不成賊，那一點是佳人」。拆穿來說，意即男女私訂終身，違背封建禮教。第二，「這些書都是一個套子」，「最沒趣兒」。就是說，都是公式化的東西，令人一猜就猜著，實在乏味。第三，這些書，「編的連影兒也沒有」，「前言不答後語」，都是些「謅掉了下把的話」，「別說他那書上那些世宦書香大家，就如今眼下真的，拿我們這中等人家(按：賈母自己也不說實話)比說，也沒有那樣的事，別說是那些大家子」。一句話，寫得不真實。
無可否認，在南詞書中，確有不少是臆造的公式化的才子佳人書，不外「小姐花園訂終身，公子落難中狀元」，套來套去，成為厭套。這就無怪乎賈母不感興趣，不要聽了；小姐們寧願聽劉姥姥講些鄉村中的新聞故事，「自覺比那些瞽目先生們說的書還好聽些」。然而，賈母批評才子佳人書的根本出發點。卻是力圖替世宦書香門第辯護，包括賈府這樣大家在內，從而維護封建禮教，維護朱門的聲譽和地位。所以，她「從不許說這些書」。作為貴婦人的李嬸、薛姨媽，自然贊同賈母的意見，說道：「這正是大家的規矩，連我們家也沒這些雜話給孩子們聽見」。正是在她們的熏染下，那些小姐們就把南詞書視為「野話」。其實，在南詞書中，也有一些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如《白蛇傳》、《珍珠塔》之類，不可一筆抹煞。
既然如此，那末，為什麼賈母還要讓女先兒常來唱南詞呢?據她解釋是：「這幾年，我老了，他們姊妹們住的遠，我偶然悶了，說幾句聽聽，他們一來，就忙叫歇了」。可知，賈母，一方面作為賈府的「老祖宗」，擔負著維護「大家規矩」的責任，唯恐才子佳人書，動搖家裡小姐們的心性；另一力面，她又是個「享福人」，最講究及時行樂，需要聽書解悶。薛姨媽，也是如此。她一方面贊同賈母的意見，另一方面又需要聽書解悶。小姐們曾吩咐女先兒，「你廳上去說給姨太太解悶去罷」。她們的這種兩面性，並不是少數貴婦人的思想意識，而是具有典型性的。
在清代初期和中期，官僚、地主以及士大夫們，不厭其煩地訂立「家訓」、「格言」，狂熱地鼓吹封建禮教，嚴戒朱門彈唱、說書。什麼「彈唱、說書，搖惑耳目，污亂心志，一概不容入門」(石成金《家訓鈔》)。什麼「莫聽唱說書，莫學彈學唱」(陳宏謀《教女遺規》)。什麼「近有一等少年瞎姑及男瞽，彈唱詞曲，描寫佳人才子，苟合成歡，百般醜態，無不盡其情致，開少年子弟之情竇，動無知婦女之春思，因而做出醜事，凡為家長者，斷不可令此等人入門，不獨杜男女之邪心，且可省無端之防範，於風俗人心，實有裨益也」(《至寶錄》)。實際上，在當時，在朱門裡，彈唱、說書成風，自我撕掉了堂皇的禮教幃幙，赤裸裸地暴露出荒淫享樂生活的真相。前面所引《雙橋隨筆》、《小說話》的記載，就是有力的證明。因此，在《紅樓夢》裡，通過賈母、薛姨媽等人聽唱南詞，既要維護封建禮教，又要恣意享樂，也就巧妙地揭露了封建官僚地主家庭的虛偽面目。
(三)說 因 果《紅樓夢》第七十一回，在賈母八十大壽之日，地藏庵兩個尼姑也來祝壽。賈母叫喜鸞、四姐兒，「洗了手，點上香，捧上一升豆子來。兩個姑子先念了佛偈，然後方一顆一顆的揀在簸羅裡，每揀一顆，念聲佛，明日煮熟了，令人在十字街上結壽緣。賈母歪著，聽兩個姑子又說些因果善事」。這就是說因果，又叫做「宣卷」，宣講「寶卷」。那末，為什麼要在賈母八十大壽之日說因果呢?要說明這個問題，那就要先談點說因果的由來。
早在唐代，寺院集眾講唱「變文」，稱為「俗講」，大都是通過講唱通俗化的佛經故事或者其他故事，宣揚佛教教義，闡明因果(《因話錄》)。宋代「瓦捨」(遊藝場)說書，有「說經者，謂演說佛書」(《夢粱錄》)。寶卷之名，大概始於元代，現存有《銷釋真空寶卷》。到明代，才有說因果的名稱。《金瓶梅》第三十九回《吳月娘聽尼僧說經》、「炕上放下小桌兒，眾人圍定。兩個姑子在正中間，焚下香，秉著一對蠟燭，都聽他說團果」；「打動擊子兒，又高聲念起來」。清代江南說因果最盛，僧尼常入富貴之家，搞這種玩意兒，二人為偶，手持小木魚，也有用銅鈸的，焚香燃燭，一人宣佛號，一人說唱，婦女樂聽之，甚至有俗人的宣卷班，集五六人群坐而諷誦[8]。可知，說因果，帶有濃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與一般說唱藝術不同。
寺院、瓦捨說因果，且不談。這裡，只簡略地說明一下朱門大戶之所以要說因果的原因。在《金瓶梅》裡，西門慶的妻子吳月娘，一再聽尼姑說因果，講唱《大藏經寶卷》、《黃氏寶卷》、《五戒紅蓮寶卷》。這是因為，吳月娘「平日好善看經，禮佛佈施」，所以，她聽了說因果，「越發好信佛法了」。但其中有兩次說因果，乃是祝壽結善緣的，一次是吳月娘生日，一次是西門慶的寵妾李瓶兒生日。清代朱門大戶，「或因家中壽誕，或因禳解疾病，莫不直捲」，「謂可降福」。清代印行的《劉香寶卷》，開首即寫著：「善男信女虔誠聽，增福增壽得消災」。大肆宣揚，蠱惑聽眾。
可是，歷來說因果，並沒有揀豆子的事。而在《紅樓夢》第七十一回裡，卻有這樣的描寫。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其實，揀豆子是另一種風習，在明代就已有過的。劉侗《帝京景物略》記載明代北京風俗，四月「八日，捨豆兒，曰結緣。十八日，亦捨。先是拈豆念佛，一豆，佛號一聲，有念至石者。至日熟豆，人遍捨之，其人亦一念佛，啖一豆也」。及至清代初期和中期，仍有這種風俗。陸又嘉《燕九竹枝詞》：「多少結緣求佛度，山門捨豆鬢雲香」。於敏中《日下舊聞考》：「京師僧人念佛號者，輒以豆記其數。至四月八日佛誕生之辰，煮豆，微撤以鹽，邀人於路，請食之，以為結緣」。晚清時期，尚沿此舊俗。可知，從明代到清代，北京一直流行著結緣豆風習，有在正月十九日「燕九」會期(相傳元代丘長春真人於此日仙去)舉行，有在四月八日佛祖誕辰舉行，廟宇、滿族宅第、富戶以及好善者，都搞這種「預結來世緣」的宗教迷信活動。
在《紅樓夢》裡，賈府正是清王朝「開國」功臣、世襲公爵的滿族宅第。所以，在賈母八十大壽之日，兩個尼姑也搞「結壽緣」的揀豆子活動。賈母對鳳姐、尤氏說：「你兩個幫著兩個師父，替我揀豆子，你們也積積壽。前日你姊妹們和寶玉都揀了，如今也叫你們揀揀，別說我偏心。」顯然，賈母對這種「積壽」活動，很重視。由此看來，這與上述清代北京流行的結緣豆風習正同。所不同的是，原來在「燕九」會期或者佛祖誕辰舉行，而《紅樓夢》卻移在賈母八十大壽之日舉行。那末，結緣豆與說因果是兩碼事，互不搭界。曹雪芹寫《紅樓夢》，就把這兩種風習結合在一起，讓兩個尼姑既揀豆子，又說因果，成為賈母八十大壽的祝壽活動之一，也就更增強了這次祝壽的隆重性，而又染上宗教迷信色彩。
凡看過《紅樓夢》的人，都知道，書中多次寫了過生日的事，如賈敬生日、賈政生日、鳳姐生日、寶釵生日、寶玉生日，等等，都有祝壽活動，但都沒有揀豆子，說因果，惟有賈母八十大壽之日，才有這兩種活動。這就在予，賈府把賈母八十大壽，看作一件大事，特地隆重慶祝，用以突出賈母的特殊地位，更好地表現這個「老祖宗」的個性，同時，也揭露了官僚地主家庭鋪張浪費的「虛熱鬧」，又展現了封建統治階級崇尚宗教迷信的習俗。
(四)打蓮花落《紅樓夢》第五十四回，賈府正月十五日鬧元宵，演戲，放煙火，然後賈母「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回蓮花落」。在封建社會裡，朱門大戶鬧元宵，自然要演戲、放煙火，講究排場，擺擺闊氣，及時行樂，快活快活，反正他們揮霍的金錢，都是從人民身上搾取來的嘛! 《金瓶梅》中西門慶家，只是地方上的富豪惡霸，過新年，也要演戲、放煙火。《紅樓夢》中賈府這樣的貴族豪門，又在勢盛之時，過新年，更不會冷冷清清的。那末，為什麼又要打蓮花落呢?商務本《增評補圖石頭記》第五十四回有條眉批：「收場打蓮花落，不詳之兆」。意思就是說，預示著賈府將衰落。果真如此嗎?應該考察一下。
按照蓮花落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隋、唐、五代時期，僧侶募化唱「蓮花曲」，又叫做「散花落」，在《敦煌雜錄》裡還保存著三篇，都是宣揚佛教教義的。這是第一個階段。到宋代，才出現了乞丐唱的「蓮花樂」，內容為乞食詞(《羅湖野錄》)，但也可能有勸世的(《五燈會元》)[9]。元明時代，乞丐唱蓮花落很盛，歌唱時，用一付鼓板，其內容很複雜，有《三貞九烈》、《二十四孝》、《十二月花名》之類，特別是歌唱四季風光的「四季蓮花落」最流行，但也有佛曲的「四季蓮花落」[10]。在這些蓮花落唱詞中，往往有「吉利詞」。比如，朱有燉《曲江池》雜劇第四折所唱的蓮花落，就有「城裡人，城外人，為士的，為農的，為工的，為商的，都來慶賀太平年」。這是第二個階段。清代初期和中期流行的蓮花落，也屬於這個階段，另談。大約在清代道光年間，還出現了彩扮蓮花落(《都門紀略》)，後來更發展成戲曲化，節目有《鋸大缸》、《王小趕腳》之類，樂器有乍板、節子、鑼鼓等等。但仍有徒歌的蓮花落，又叫做「蓮花鬧」，乞丐手拍竹板而唱，「作乞憐及頌禱語」(《杭俗遺風》、《清稗類鈔》)。這縣第三個階段。簡言之，即是由僧侶唱「蓮花」佛曲，到乞丐唱徒歌蓮花落，再到藝人演唱彩扮蓮花落。
在清代初期和中期，蓮花落還是徒歌的。李聲振《百戲竹枝詞》：「蓮花落，乞兒曲名，以竹四片，搖之以為節，號四塊玉」。鄭板橋《道情》第六支：「盡風流，小乞兒，數蓮花，唱竹枝，千門打鼓沿街市」。可是，乾隆年問楊米人《都門竹枝詞》詠北京新年：「雪亮玻璃窗洞圓，香花爆竹霸王鞭，太平鼓打鼕鼕響，紅線穿成壓歲錢」。霸王鞭，亦稱蓮花落，或稱金錢蓮花落，用竹鞭綴金錢，擊之節歌，所謂「霸王鞭舞金錢落」。它與太平鼓(圓鼓，下垂十數鐵環，擊之則環聲相應，調唱[太平年])，都是當時新年應景的娛樂，流行很普遍。那末，《紅樓夢》中賈府過新年，打的是哪一種蓮花落呢?
大家知道，《紅樓夢》是乾隆年間的作品，第五十四回寫的又是賈府過新年。據此，我推測，那些小戲子打的蓮花落，可能是霸王鞭這種蓮花落，隨俗應景，作為新年娛樂的點綴。賈府鬧元宵，既有戲，又說書，行酒令，講笑話，再放煙火、炮竹，氣氛越來越熱烈，最後一邊打蓮花落，一邊向戲台上撒錢，蓮花落的歌聲和樂器聲，伴著「豁琅琅滿台的錢響」，還雜著賈府諸人取樂的歡笑聲，掀起了熱鬧高潮，在高潮聲中，結束鬧元宵。這正是生動地描繪了貴族豪門鬧元審的熱鬧情景。即使那些小戲子唱的是徒歌蓮花落，也決不會唱那種「乞食詞」、「乞憐語」，而是唱一些「吉祥詞」、「頌禱語」，或者歌唱所謂「太平年」。因為，賈母對過新年，非常講究吉利。請看：她室內火盆中，焚著松柏香、百合草。花廳上，擺列著歲寒三友、玉堂富貴等鮮花。排合歡宴，獻合歡湯、吉祥果、如意糕，還要「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連發賞的銅錢，也用紅繩穿著。而襲人、鴛鴦因「都有孝」，也就都沒有參加元宵夜宴。試想，在這時，賈母命小戲子們打一回蓮花落，難道會容許他們唱不吉利之詞嗎?然則，「不祥之兆」，究竟在哪裡?
看來，商務本《增評補圖石頭記》批者，只知道乞兒打蓮花落，唱歎窮乞憐之詞，於是，聯繫《紅樓夢》中賈府後來衰落，就認為第五十四回「收場打蓮花落，不祥之兆」。實則我國長期流行的蓮花落，如上所述，無論內容和形式，都是多種多樣的，並非只有歎窮乞憐一種。更主要的是，這種批語，脫離了第五十四回描寫賈府鬧元宵的具體情景，一任己意地瞎猜臆測。「索隱派」批《紅樓夢》，大都如此。
(五)結 語我們對《紅樓夢》中曲藝和雜藝，分別作了一些介紹，這裡再略加歸納，作為小結。
曹雪芹寫《紅樓夢》，把當時流行的多種曲藝和雜藝，都攝入這部巨著裡。但這並不是孤立地介紹各種玩意兒，炫耀作者知識淵博，而是藉以更廣闊地反映生活，多方面地表達主題思想。看吧!在賈府裡，一會兒打十番，一會兒打蓮花落，一會兒唱小曲，一會兒唱南詞，一會兒說因果，花樣繁多，應有盡有，奢侈糜費，恣意享樂。儘管在賈府諸人的日常享樂生活中，這不過是一些小插曲，但畢竟不可缺少的。因為，根據本文所引歷史材料，確鑿證明，在清代初期和中期官僚地主家庭裡，這都是常見的生活現象。曹雪芹經過認真選擇和精心提煉，巧妙地安排在《紅樓夢》裡，就可以因微知著，從小見大，幾個說書片斷，又是兩個打十番插曲，就反映了賈府享樂生活的多樣化。因此，這部巨著，便像生活本身一樣豐富、複雜，揭露了當時官僚地主家庭享樂生活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富有時代特色。
誠然，在《紅樓夢》裡，賈府眾多的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都過著享樂生活，但決不是千人一面，毫無差異。他們各有自己的愛好，各有自己的生活趣味。那些下流的爺們，沉迷於玩弄花檔兒。賈母和薛姨媽喜聽南詞，卻從未聽過唱小曲。小姐們對說書不感興趣，而好吟詩聯句。尤其賈母，愛好最多，無論十番音樂、南詞、宣卷、打蓮花落，都要聽。她說是：「悶了時」，「頑笑一回」。她天天挖空心思地講究吃喝玩樂，唯恐虛度了一天，很會「享福」。因此，通過這些人物不同的愛好和生活趣味，就表現了他們不同的個性。這就證實，《紅樓夢》中曲藝和雜藝的描寫，決不是脫離人物的游離部分，而是成為豐富人物精神面貌的藝術細節，各自有著特殊的作用，曲盡其妙。如果要把它們互相掉換，那是不可能的。試想，讓賈母玩弄花檔兒，豈非笑話?讓賈府那些下流爺們欣賞女子清音吹笛，他們那會有這般「雅興」哩!
再者，在《紅樓夢》裡，對各種曲藝和雜藝的描寫，乃是適應著反映不同生活的需要，作了適當的安排。比如，鳳姐生日和寶玉生日，都有女先兒來說書，而沒有說因果，惟有賈母八十大壽，才有了說因果，但卻沒有提到女先兒說書。這就在於，鳳姐、寶玉在賈府中的地位，畢竟不及賈母，只有「老祖宗」，才夠得上「結壽緣」。何況，鳳姐、寶玉對這種宣揚因果報應的說因果，也不會感興趣的。鳳姐說過：「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賈府平時常有女先兒來說書，難道賈母八十大壽之日就沒有說書嗎?這只是因為要突出說因果，故對說書略而不提。即使描寫同一曲藝演出，但在不同場合，又作了不同的安排，「有話則長，無話則短」，而不是平均對待，煩瑣累贅。比如，賈府幾次說書的安排，就是如此。第四十三回寫鳳姐生日，只是「不但有戲，連耍百戲並說書的女先兒全有，都打點著取樂玩耍」，一筆帶過。第六十二回寫寶玉生日，通過兩個女先兒要彈詞上壽，特地交代了小姐們不要聽這些「野話」，叫女先兒去廳上替薛姨媽說書解悶。第五十四回寫賈府過新年，對賈母聽書所發表的議論，則是大筆發揮。因此，全書中各種曲藝和雜藝的描寫，既有一般著墨的，又有強調突出的；既有必要重複，又有差異變化，錯綜地交織在一起，構成了展現賈府享樂生活多樣化的有機整體。
[1]戚本《石頭記》作「並一檔子，打十番的」。斷為兩句。商務本《增評補圖石頭記》作「並一檔子打十番的」。作一句讀。按：當以後者為是，因為，這句話，即指一個打十番的檔子班。
[2]見李聲振《百戲竹枝詞》，汪啟淑《水曹清暇錄》，李調元《童山詩集》，蔣士銓((忠雅堂集》。
[3]曹寅《楝亭集》中《題馬湘蘭畫蘭長卷》詩自註： 「明武宗游南苑，今十番，其遺樂也」。十番是否是明武宗的遺樂，姑不考證，但明代確有十番樂。劉侗《帝京景物略》：「鼓吹則橘律陽、撼東、海青、十番」。李斗《揚州畫舫錄》亦云：「是樂，前明已有之」。
[4]本段所引資料，除註明者外，見陳於任《燕九竹枝詞》，鄭洛英《恥虛齋詩鈔》，吳敬梓《儒林外史》，以及《續板橋雜記》等。
[5]清昇平署檔案，記有「著內學在養心殿伺候帽兒戲三出，不必用行頭」；「延春閣伺候帽兒排，唱小戲，小傢伙」。 《清昇平署志略》：「帽兒戲之名，已見李斗《揚州畫舫錄》」；「(清宮演戲)，初日上排帽兒戲，後又簡稱日上排，最後又稱帽兒排」；「系僅於頭上束網，所有官帽、紗帽、羅帽等，一概不戴，足下登靴，不用戲衣，穿一種特備衣服，亦能作揚袖、甩袖姿式，其登台出演，唱做念白，悉與花唱相同」。後來髦兒戲，亦作「毛兒戲」，又作「貓兒戲」，即女子戲班。髦兒戲之名，可能始於晚清時期。同治、光緒年問袁翔甫《上海竹枝詞》：「忽聽一聲鑼鼓響，髦兒戲正鬧頭場」。《海上花列傳》第十六回：「上海灘浪，通共三班毛兒戲，才叫得來哉」。王韜《瀛壖雜誌》：「教坊演劇，俗呼貓兒戲」。
[6]清代中期，所謂南詞，就其廣義而言，即指江南地區的彈唱說書，包括浙江地區的南詞和蘇州地區的彈詞。所以，對同是彈唱平湖調的說書，《百戲竹枝詞》稱為「彈詞」，《忠雅堂集》則稱為「南詞」。現存乾隆刊本《仙莊會》南詞，即是唱平湖調。所謂「攤頭」，就是「南詞小引」，也就是「彈詞開篇」。現存《馬如飛開篇》，亦稱《南詞小引初集》。但評話亦有攤頭。明代錢希言《戲瑕》：「文待詔諸公，暇日喜聽人說宋江，先講攤頭半日，功父猶及與聞」。
[7] 《孤本元明雜劇》有無名氏《陶淵明東籬賞菊》，其第二折：「[淨]老先兒，我也不曾讀書，我則聽的那打談的說：武王立天下，尋訪著盂滓老薑。人所皆知。老先兒知也不知哩?」《通俗編》：「前明太監稱卿大夫，每曰老先，而不雲生」。為什麼先生亦可稱為先兒呢？這就在於，在我國古代，先生兩字，可連稱，可單稱。比如，《漢書·梅福傳》：「
「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 「公卿言鄧先」。師古曰：「猶言先生也」。《漢書·晁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猶言鄧先生也」。
[8]本段所引資料，除註明者外，見《培遠堂偶存稿》、《吳趨風土錄》、《清嘉錄》、《對山余墨》、《盛湖竹枝詞》、《海上竹枝詞》等。
[9]宋代釋普濟《五燈會元》記載：俞道婆聞丐者唱蓮花落，忽然契悟。那末，這種蓮花落詞，大概是勸世的，所以，才使俞道婆悟道。
[10]本段所引資料，除註明者外，見元雜劇《金線池》、《曲江池》，明傳奇《繡襦記》、《鳴風記》、《錦箋記》，小說《石點頭》，朱棣《諸佛名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