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的文化新視野
紅樓文化研究是《紅樓夢》文本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有零章散篇談及,比如,呂啟祥、林東海主編的《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彙編》,其中就有多篇文章涉及了地域、民俗、民族等諸多文化問題。上世紀八十年代在討論中國文化的熱潮中,鮮明地倡導《紅樓夢》文化研究,並最早推出紅樓文化研究成果《紅樓 夢與中華文化》的是周汝昌先生。經過紅學二十多年的潮起潮落,近來,又有許多紅樓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問世。胡文彬的《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中國書店出版社)在紅樓文化的研究範疇界定、紅樓文化的歷史沿襲、紅樓文化與文學交融的審美性諸方面顯示了紅樓文化研究科學性、豐贍性與開創性。
《紅樓夢》乃中國小說、文學、文化之集大成者。該作在整體構架上運用了雙層交匯的構思理念,即單章分列、又內在交合,囊括了作品本身的文化內涵以及小說傳播中的部分文化現象。詩性文化、戲曲文化、繪畫藝術、園林文化、醫藥文化、夢文化、官制文化、奴婢制度、避諱制度、民俗文化、姓名文化、地名文化、服飾文化、飲食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遊戲文化、家族文化、禮文化等,舉凡19個方面;可謂包羅萬象、蔚為壯觀。胡文彬先生採用英國人類學家E·B·泰勒在《原始文化》中的說法:「文化是一個複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裡所得到一切的能力與習慣」。為了實現「意在探索古典小說研究的新思路,使文史結合的傳統得到繼承與發揚。」作者立足《紅樓夢》的文學特徵,同時又注重發掘其文化哲學的深層與普遍的意義,以避免套用、泛用、濫用、俗用文化學原理與概念而不著紅樓邊際之弊。首先從閱讀文本開始,花費十餘年的時間探索梳理,尋找文化的源泉與沿襲變革,特別是文化與文學的融匯與通變規律,從而找尋與建立起研究的基礎與出發點。其次,大量閱讀了海內外公開發表的有關紅學研究的論著,廣泛吸收、建立起學術研究的方法與學理基礎。另外花費大量時間查閱明清史及相關研究著作,尋求《紅樓夢》創作的源與時代的營養,以及曹雪芹對營養的吸收、消化與運用的根的本真,以期進入作家的視野與內心世界,明晰《紅樓夢》創作的意圖與宏旨,為學術的研究創造良好的文化與藝術的氛圍。同時,廣泛涉獵閱讀了大量有關文化理論方面的著作,包括文化學、紅樓文化研究專著,構建起宏大的宏觀與微觀的文化視野,這是胡文彬先生紅樓文化研究走向成功的根本內因所在。
作為中華民族文化智慧的藝術結晶,《紅樓夢》既是文學的,又是超文學的,因而一部《紅樓夢》就遠遠不能局限於文學的研究,而應從文學進入到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極強的包容性、滲透性與綜合性。一部《紅樓夢》,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部文化史,或者更確切說是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發展命運與歷程的一個縮影。胡先生由外觀內,既透過紅學的外部社會歷史背景準確把握紅學研究發展演進之軌跡;同時又要由內觀外,通過紅學發展演進之曲線發掘其豐富深刻的社會文化含量。對於作品中重要的文化問題進行了科學系統而又豐富的梳理,作出了自己的獨特判斷與評價,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一份五彩繽紛、色香味俱全的文化大餐。
《紅樓夢》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悠久歷史文化的縮影,它沒有停留在被歷史擠壓扁平的枯紙堆中,而是鮮活地流動在我們的血液中,湧動在我們每個華夏子孫的生命中。胡文彬先生將《紅樓夢》放置在特定的歷史坐標中,做縱向與橫向的比較,對文化形態與小說的契合,從縱的方面,依據中國文化發展的源流,從橫的方面,立足於《紅樓夢》文本具體的描述,求其縱橫相合。從漢族文化與滿族文化、南方文化與北方文化、中國文化與西洋文化到官制文化、奴婢文化、服飾文化;從歷史文化範疇到空間文化範疇再到時間文化範疇。多元文化的淵源、傳承、整合,同一文化形態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域、不同情節、人物身上所表現的層面、影響範圍及內涵。匯聚成一條汪洋恣肆的文化長河,以文化為底蘊、以情感為源泉,洶湧澎湃、波瀾壯闊,展示了中華文化有血有肉的情理交融的壯麗景觀。
文本解讀在本質上是一種創造型的工作,沒有窮盡。每個人都會用自己獨特的視角去解讀。然而無論怎樣解讀,都不能繞開文學審美性這個根本的問題。文化研究中如何體現和保持文學的審美性?胡文彬先生避開了紅樓文化研究中「索引派」和「考證派」等路徑,步入了一條紅樓文化研究的新途徑--文學-文化-文學,使紅樓文化的研究文學化,信守所有的文化都是文學的文化這一根本宗旨,接近、敞開並進入作品的內在精神之中。準確地把握了文化是作者潛在的審美意識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和選擇;是作品文本的審美性對中國文化的多層次、多類型的融會和顯現;是抽像與具象的完美和諧的交融。
中華文化在《紅樓夢》中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滲透在小說的字裡行間,是文化化的文學,更是文學化的文化。《紅樓夢與中國文化論稿》是一部構建宏大、內容翔實、定位準確、論述入理、細緻精到的紅學專著,為紅樓文化的進一步深入研究開拓了嶄新的文化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