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宋儒的學說
《紅樓夢》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結晶。元代以後，宋儒程顥、程頤和朱熹的理學成為欽定的正宗哲學，元明清三朝的文化，包括文學，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它的影響。《紅樓夢》第二回，通過賈雨村與冷子興的談話，曾提到「程、朱」，可見曹雪芹是接觸過程朱理學的。二程朱熹曾將人的本性分為「人欲」與「天理」兩個部分。文學是人學，《紅樓夢》在揭示人物的本性的時候，自然不可避免地也會接觸到程朱所說的「理」與「欲」。
一、《紅樓夢》對「人欲」的描寫
「人欲」「天理」這兩個概念，並不是宋儒首次提出來的。《禮記‧樂記》中就有「滅天理而窮人欲」的話，《禮記‧札運》還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些話成為了宋儒理欲學說的濫觴。從漢儒到宋儒，他們所說的人欲，主要是指的食慾與情慾。^中國的古人，提倡詩言志、文以載道，因此，傳統詩文對人的情慾的描寫是不大充分的。宋元以來，白話小說興起。白話小說的內容是以描寫客觀的人物為主，因此，它對人的情慾的描寫，較之傳統詩文更為充分。在《紅樓夢》以前，元明白話小說對情慾的描寫，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以《三國誌演義》、《水滸傳》為代表。這兩部小說在塑造正面英雄形象時，很少描寫他們的情慾，甚至用不近女色的情節來表現他們的英雄性格。例如，《三國誌演義》寫關羽的秉燭達旦、趙雲的拒絕趙范說媒，《水滸傳》寫武松斥嫂、魯智深教訓周通等，均是如此。另一類以《金瓶梅》全書和《三言》《二拍》的部分篇章為代表。這三部作品對男女的大欲，都有露骨的描寫。
在對待情慾問題上，《紅樓夢》繼承的顯然不是《三國誌演義》、《水滸傳》所提倡的不近女色的傳統。《紅樓夢》並不主張禁慾。這具體表現在它對賈敬、妙玉兩個形象的塑造上。賈敬「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別事一概不管。」(第二回)對於這樣一個摒除情慾、「一心想作神仙」的人物，作者並沒有歌頌他。第五回「十二支曲」說「箕裘頹墮皆從敬」，還把他列為「敗家」的罪魁禍首之一。妙玉遁入空門，辜負了紅粉春色，作者也沒有稱讚她。第五回「金陵十二釵正冊」題詞有「欲潔何曾潔，雲空未必空」之語，作者對這個禁不住情慾的女尼，顯然是採取嘲諷態度的。漢代以後，在中國廣泛流行的佛教與道教，其教義都是主張禁慾的。佛教道教教規中均有「五戒」，其中有一戒均是「不邪淫」(分別見佛教《大乘義章》卷十二、道教《初真戒》)。從《紅樓夢》所塑造的賈敬、妙玉這兩個學道、學佛的藝術形象來看，作者顯然不贊成佛教道教中的禁慾主義。
在對待情慾問題上，《紅樓夢》繼承的是《金瓶梅》、《三言》《二拍》的傳統。這一點，近代蘇曼殊已經談到了。他說：「論者謂《紅樓夢》全脫胎於《金瓶梅》，乃《金瓶梅》之倒影也。」(轉引自阿英《小說閒談金瓶梅辨》)但是，這種繼承是批判的繼承，《紅樓夢》對《金瓶梅》表現情慾的藝術經驗是經過了一番脫胎換骨的改造工夫的。這表現在：《金瓶梅》宣揚縱慾，而《紅樓夢》反對縱慾。在前八十回中，作品也寫了幾個反面人物縱慾的場面，但都是以警戒的態度或以批判的態度來寫的。首先是十一、十二回的「見熙鳳賈瑞起淫心。」這個場面顯然表現了作者的兩點創作意圖：第一點是為了表現王熙鳳的狠毒性格，如同十二回脂評所說，是為了表現「鳳姐之毒」；第二點是為「風月寶鑒」提供一個實例，「戒妄動風月之情」(脂評第一回「凡例」語)。賈瑞是一個「欲根未斷」(脂評語)的人物，他拿起「 風月寶鑒來」，正照見一個美麗的鳳姐，反照則「只見一個骷髏兒」。作者創造「風月寶鑒」的用意十分明顯，這是具體說明縱俗會招來亡身的後果。另一個場面是二十一回寫賈璉與多姑娘的淫亂。與《金瓶梅》對西門慶的荒淫生活採取欣賞態度不同，《紅樓夢》對賈璉的縱慾是採取嚴肅的否定態度的。正文寫賈璉是「醜態畢露」，這個詞語，表現了作者嚴肅的審美判斷，作者是把賈璉的縱慾當作醜惡的行為來描寫的。小說為什麼要描寫這個場面呢?脂評深入地分析了作者的藝術匠心：〈一〉、這是為「阿鳳生日潑醋回」作「伏線千里之筆」，即為後文四十四回描寫王熙鳳這個「夜叉星」形象遠遠埋下伏筆。〈二〉、這是描寫反面人物賈璉形象的需要。賈璉的特點是「不喜務正」(第二回冷子興語)，是個「浪蕩子」(六十四回回目)，純潔的正經場面是顯露不出這個人物的浪蕩性格的。這回的脂評說得中肯：「一部書中只有此一般丑極太露之文，寫於賈璉身上，恰極當極。」這就說明，這段文字雖是《紅樓夢》中描寫兩性關係最「丑」最「露」之文，但作者寫這段文字，不是出於低級趣味，而是出於表現反面人物荒淫腐朽本質的藝術需要。^《紅樓夢》的情慾觀，主要體現在它所塑造的正面主人公賈寶玉的藝術形象中。小說寫賈寶玉作為一個剛剛進入青春期的人，他也是具有古人所說的男女大欲的，這具體見於第六回開頭寫的「賈寶玉初試雲雨情」的情節中。《紅樓夢》對賈寶玉的性愛描寫，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它只是在五、六回寫賈寶玉「漸省人事」時有生理本能的流露，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用理性控制住了這種本能，此後再未犯過。從他與林黛玉的關係來看，雖然他從小與黛玉「熟慣」「親密」(第五回)，但他從未褻瀆過黛玉，甚至從未去注意黛玉的肉體美。他對黛玉只是保持一種「深敬」的純潔感情(三十六回)。對男女主人公之間的關係，「不涉淫濫」，不用「淫穢污臭」的「風月筆墨」(第一回語)，這正是《紅樓夢》比《金瓶梅》健康之處。
《紅樓夢》情慾觀的新因素，主要體現在它所提出的「意淫」說。脂評說意淫「二字新雅」。新雅者，新穎而高雅也。什麼叫「意淫」?《紅樓夢》第五回借警幻仙姑之口，有一個簡明的解釋，即「癡情」。脂評又說：「按寶玉一生心性，只不過是體貼二字，故曰意淫。」綜合作品本身與脂硯齋的說法，《紅樓夢》中所說的「意淫」，即是一種男方對女方非常體貼的癡情，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真摯的愛情。《紅樓夢》中的「意淫」，也有兩點值得我們注意：第一點，「意淫者」與「雲雨無時」的「皮膚濫淫之蠢物」有根本的區別。這也就是說，這種「意淫」完全不同於獸慾，它已超越了生理本能，而是指男女間精神上互相愛戀的感情。第二點，這種意淫，已不單指人的生物屬性或自然屬性，還帶有社會屬性。這種社會性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這種感情對於「閨閣」女子來說，「可為良友」，也就是說，這是對女子的一種善良的真誠的友誼。另一方面，這種感情，對於封建社會的世道，構成了叛逆，即書中警幻仙姑所說「卻於世道中未免迂闊怪詭，百口嘲謗，萬目睚眥」。這就是說，這種感情受到封建社會衛道士們的誹謗與仇視。由此可見，這種感情已帶有反封建的社會屬性。
二、《紅樓夢》對「天理」的揭示
宋儒所說的人性中的「天理」，是指人性中天賦的道德。朱熹曾說：「天理，只是仁義禮智之總名。」(《朱文公集》卷四十《答何叔京》)仁義禮智信，是漢代儒家所鼓吹的「五常」，即五項常行不變的道德倫理。後來，宋儒把漢儒所說的綱常倫理，說成是人所稟賦的天理。宋儒所說的天理，雖然包括「仁義禮智」幾種道德觀念，但「禮」是其中的一項主要的道德觀念。朱熹在《四書集注》中曾說：「禮，即理之節文也。」(見《論語為政》集注)他又說：「今復禮，便是天理」，「禮文，畫出一個天理與人看。」(《朱子語類》卷四十二)戰國時，荀子就主張用「禮」來節制人的情慾，他說：「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荀子‧修身》)《禮記‧樂記》已經包含有天理與人欲對立的思想，後來，宋儒就是在這一思想的啟發下，提出了倡天理遏人欲的理論。關於天理與人欲的關係，反映在中國文學史上，便是禮與情的關係。
《紅樓夢》以前的中國古代文學，在對待情與禮的關係問題上，顯然可分為以下二類：一類是歌頌情與禮的統一。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學理論便是漢人所作的《毛詩序》：「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這種理論，承認情感是人的本性，但必須接受禮義(即宋儒所說的「理」)的限制。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戲劇作品是《琵琶記》。該劇第一出說：「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又說：「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這些話表明，在該劇中，愛情和禮教是統一的。這方面有代表性的小說作品是《好逑傳》。該書的男主角鐵中玉，堅守綱常，遇事以禮教自持。女主角水冰心，也是一個「講道學的奇女子。」二人之間「一舉一動，有情有禮。」後來，雙方家長同意他們結婚，他二人「奉父母之命，兩番花燭，而猶然不肯失身，欲以保全名節，以表名教。」所以，在這本小說中，情與禮也是統一的。^另一類是反映情與禮的矛盾。這方面有代表性的理論，是湯顯祖所說的「師講性，某講情」(轉引自《王季重批點牡丹亭題詞》)。這裡的性指性理，即天理。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元雜劇《西廂記》與明傳奇《牡丹亭》。《孟子滕文公》說：「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窬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孟子是承認男女之欲的，但是他認為男女的婚姻必須在禮(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規範下進行。而《西廂記》與《牡丹亭》所描寫的男女主人公的自由戀愛，是與《孟子》所規定的禮教相違背的。^《紅樓夢》在情與禮的問題上，沒有繼承《琵琶記》、《好逑傳》代表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傳統，而是繼承了《西廂記》、《牡丹亭》所代表的情與禮對立的傳統。該書二十三回回目是：「《西廂記》妙詞通戲語，《牡丹亭》艷曲警芳心」，這個回目便清楚地表明了《紅樓夢》在情禮方面的傾向性。
《紅樓夢》全書貫穿了情與禮的矛盾，亦即人欲與天理的矛盾。為此，它塑造了對待理欲態度不同的兩個典型人物。
一是賈寶玉。二十一回脂評說他「重情不重禮」，這句話是準確地概括了他思想性格的主要特點的。賈寶玉是重情的。第五回「十二支曲」開頭二句「開闢鴻蒙，誰為情種」，脂評說這個「情種」既是指「作者」，又是指「石頭」(寶玉)。寶玉正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個「情種」。賈寶玉的輕禮，是多方面的。封建社會的禮，首先是作為一種道德規範。三十六回寫他不贊成「忠烈」「名節」，這就把批判矛頭指向了禮中的最高道德規範。封建社會的禮，同時又是作為一種行為規範。三十六回寫「寶玉素日本就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吊往還等事」。這就是說，他變?厭遵守當時上層社會諸男人的行為規範，即禮儀、禮節。封建社會的禮，還包括等級制度。朱熹在《四書集注》中曾說：「禮，謂制度品節也。」(《論語‧為政》集注)六十六回寫賈府的家童興兒對尤二姐說：「(寶玉)也沒個剛氣兒，有一遭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玩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他也不責備。」這些地方說明他輕視「貴賤有別」的等級制度。他的重情輕禮，也就是重人欲輕天理。
二是薛寶釵。二十二回脂評說她「天性從禮」，這句話也是準確地概括了她的思想性格的主要特點的。她身上兼備著《周禮》所要求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的四德。她既維護孔孟之道，又維護程朱理學，這見於五十六回她與探春的辯論。她對程朱的倡天理遏人欲的教條是身體力行的。她一方面恪守天理，另一方面對人欲十分冷談。她是一位冷美人，四十回寫她的住房「雪洞一般，一色的玩器全無」，這說明她的人欲較之其他女孩子遠為淡泊。第七回寫她吃的是「冷香丸」，脂評說她不僅「香可冷」，而且「天下一切無不可冷者」，這些話說明，她能對一切人欲淡然處之。所以，她是一個倡天理遏人欲的典型。
《紅樓夢》圍繞這兩個典型人物對人欲與天理的矛盾作了多方面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