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三十年
自《紅樓夢》問世以來的二百多年間，圍繞著它所進行的研究工作，曾經經歷過「舊紅學」和「新紅學」兩個重要的歷史階段。一九四九年建國後，《紅樓夢》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新中國的三十年，是紅學史上發生根本變他，取得空前繁榮的三十年，同時也是有著痛苦教訓的三十年。本文擬就三十年來紅學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問題作些回顧，並對這項研究工作提幾點建議。
一
大家知道，自清乾隆朝至五四運動之前的《紅樓夢》研究，稱「舊紅學」。在這一百多年間，是以「索隱派」和「評點派」為主要代表。他們的共同特點，是把《紅樓夢》中的故事情節說成是隱喻歷史上某一件真事，把小說中的一些主要人物武斷為影射歷史上某一件真人。他們不是從美學角度對作品本身進行思想、藝術分析，而是用「索隱」和「評點」的辦法把《紅樓夢》中的某些故事同歷史上的某些政治鬥爭作簡單化、庸俗化的比附，甚至用猜字謎的方法來進行類比。這種以主觀臆測代替文學批評和牽強附會的繁瑣考證的結果，嚴重地歪曲了《紅樓夢》的思想內容。
從五四運動以後到新中國建立以前的《紅樓夢》研究，是為「新紅學」時期。「新紅學」的出現，是紅學史上的一次重要的轉折，它比起「舊紅學」前進了一大步，在這個歷史階段，以胡適為代表的「新紅學派」，強調研究《紅樓夢》必須認真考證其作者是誰，作者的生活年代，家世情況和《紅樓夢》一書的版本流傳，脂批價值等問題。這些見解是有道理的，我們不能因人廢言。但是，由於「新紅學派」以資產階級唯心論為指導思想，並用實證主義方法來研究《紅樓夢》，其結果是把《紅樓夢》考證為曹雪芹的「自敘傳」，抹殺了這部傑作對封建制度猛烈衝擊，否認了它閃耀著的資本主義萌芽時代的新思想的曙光。因此，無論是「舊紅學」還是「新紅學」，儘管在某些個別的具體的問題上的見解，閃現出直理的火花，但是，總的說來成就很小，影響也是極其有限的，這是他們受到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的必然結果。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的領導下功夫，廣大的《紅樓夢》研究者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紅樓夢》的研究者通過學習，力圖運用歷史唯物論和辯證唯物論的思想、觀點、方法來指導自己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愈來愈明顯。
（一）許多研究者對明清之際的社會形態，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加強了研究。如，一九五五年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同志的《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的經濟的性質——兼論紅樓夢中所反映的社會經濟狀況》[1]和鄧拓同志的《論紅樓夢的社會背景和歷史意義》[2]兩篇重要論文，集中地反映了在這個重要問題上的研究新成果，為當時和後來的對《紅樓夢》時代背景、思想意義的探討， 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實根據.其次，很多研究者注意了康、雍、乾三朝統治階級內部政治鬥爭和思想領域的爭論曹雪芹創作思想的深刻影響[3]。從經濟上、政治上、思想上三個方面全面考察《紅樓夢》所反映的時代內容，加深了讀者對《紅樓夢》一書的思想藝術價值的認識。再次，在人物論方面，研究者特別注意了對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等主要人物的階級傾向的分析，肯定了賈寶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性格。這些嶄新的思想認識，儘管還有某些不足之處，但它代表了一種正確的前進的方向。
（二）《紅樓夢》版本和有關曹雪芹與《紅樓夢》的文物資料有了突破性的新發現。大家知道，曹雪芹生前和死後的數十年間，《紅樓夢》一書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少數至親好友中傳閱評點，繼而是「好事者」爭相傳抄，在廟市中高價出售，雖然每部高達「數十金」，還是「不脛而走」。但是，這些帶有脂硯齋等人批語的早期抄本，經過二百多年，風流雲散，流傳到今天的有如吉光片羽，早已成了珍貴的文物，建國後，在國家文物、圖書部門和《紅樓夢》愛好者、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千辛萬苦的訪求，終於發現了一批新的早期脂評抄本和帶有後人批語的擺字本《紅樓夢》。據有關《紅樓夢》版本文章的介紹[4]，三十年來新發現的重要脂評抄本是：（１）一九五三年在山西發現的甲辰菊月夢覺主人序《紅樓夢》，八十回，全，簡稱甲辰本，又稱脂晉本，現藏北京圖書館。（２）一九五九年春發現的乾隆抄本百回《紅樓夢稿》，一百二十回，簡稱全抄本，又稱脂稿本。（３）一九六○——六一年間在北京發現的清蒙古王府抄本《石頭記》，一百二十回，簡稱王府本，又稱脂府本。（４）一九七三年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發現的已卯本卷，存三個整回又兩個半回。（５）一九七五年在上海書店發現的戚蓼生序《紅樓夢》底本，存一至四十回，簡稱滬本，又稱脂滬本，此外，南京圖書館藏戚蓼生序抄本《紅樓夢》、北京圖書館藏舒元煒序《紅樓夢》、原鄭振鐸藏殘抄本《紅樓夢》（存二十三、二十四兩回），以及在南京出現的夕葵書屋藏抄本《石頭記》獨有的一百五十條批語等，都是《紅樓夢》版本史上的重要發現。帶有批語的擺字本《紅樓夢》新發現的有下列幾種：浙江省圖書館和蘇州市圖書館藏徐傳經批本、杭州市圖書館藏桐花鳳閣主人批本、南京博物院藏黃小田批本，以及內蒙古大學等單位所藏哈斯寶批本《新譯紅樓夢》等。這些擺字本中的批語多是嘉道間人批的，其批語價值較高，對《紅樓夢》研究工作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三十年來，新發現的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文物資料也不少，其中有些新發現引起了國內外《紅樓夢》研究者極大重視。如，一九七三年吳恩裕同志在《文物》雜誌上首次發表的曹雪芹佚著《廢藝齋集稿》殘篇[5]，是二百多年來《紅樓夢》研究者中間沿存在著爭議[6]，一時還難於達到統一的認識，但是作為研究資源共享料，仍然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近年來，新發現的曹雪芹有世材料（包括故宮檔案材料）較多，對曹雪芹家世的探討提供了新證據。程偉元、高鄂是《紅樓夢》後四十回的續補者，也是《紅樓夢》全書的搜集、整理、刊布者。他們是紅學史上的兩個重要人物。著重研究曹雪芹是對的，但同時也必須注意對程高生平思想、文學才藝進行研究。一九六五年，研究者發現了高鄂的詩集《月小山房遺稿》，對研究高鄂生平思想提供了直接的重要的資料，一九七五年，我們發現的程偉元佚著和有關生平資料，有力地證明了程偉元並非是一介書商，糾正了過去某些研究者的錯誤論斷，填補了《紅樓夢》研究史上的一段空白[7]。這些新發現，無疑為《紅樓夢》研究工作提供了豐富而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對推進這項研究工作的迅速發展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三）《紅樓夢》研究隊伍得到不斷擴大，研究工作獲得了豐碩的成果。新中國成立之前，不管是「舊紅學」，還是「新紅學」，都是人數很少，成果甚微。解放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了一支專業和業人余研究相結合的老中青〈紅樓夢〉研究隊伍。今天，從首都到邊疆，從城市到農村，到處都有認真研究《紅樓夢》的人。粉碎「四人幫」以來，《紅樓夢》研究者經過努力，不僅成立了專門的研究機構，而且先後誕生了兩個專門研究刊物——《紅樓夢學研究集刊》，為加強學術交流創造了新的條件。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者對《紅樓夢》一書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據不完全的統計，從一九四九年十月起到一九七九年十月底止，全國各地出版的主要報紙、期刊上發表的有關曹雪芹與《紅樓夢》的學術論文、史實考訂、資料選輯、讀紅隨筆、詩詞注、討論綜述、專著評介告示。共約一千五百多篇，公開出版的各種研究專著五十餘種，編輯出版的論文集和參考資料、工具書二百餘種，翻譯出版的英文版《紅樓夢》一種，朝鮮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文字版《紅樓夢》三種。在專著中，《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紅樓夢書錄》、《紅樓夢卷》等書，早已成為《紅樓夢》研究工作中必備的資料書和工具書。隨著《紅樓夢》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實需要，一九六三年在首都舉行了大型座談會和「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紀念展覽會。」展出有關曹雪芹與《紅樓夢》文物、圖片資料上千件，受到了國內外廣大《紅樓夢》愛好者和研究者的熱烈歡迎。此外，在《紅樓夢》有關資料整理和出版方面，三十年來也有顯著的發展。
事實說明由述著述的相繼問世，反映了新中國建立後的三十年間《紅樓夢》研究的廣度，標誌著戲學發展的空前繁榮。這些成就，是廣大《紅樓夢》研究者經地辛勤勞動所取得的，它凝結著每一個真正的研究者的心血，是紅學史上的新篇章！
二
建國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工作在取得重在成就的同時，也存在不少的缺點和不足，會使我們前進的方向更明確，取得的成就會更快更大。
首先，三十年來《戲樓夢》研究工作中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干擾，影響了《紅樓夢》研究工作的迅速發展。在五十年代初期，新舊紅學派的陳腐觀點和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曾經影響了一些研究者，這在當時的某些公開出版的專著和報刊文章中是有較為明顯的反映的，對此，紅學界乃至整個學術文化界展開討論，進行適當的批評，肅清新舊紅學的流毒和影響，提高人們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水平，把《紅樓夢》研究工作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確的，但是，從一九五四年發起的全國範圍內批判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遠動的全過程及其後果來看，這場運動中把俞平伯同志和胡適不加區別地一起批判，實際上是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抹殺了思想問題與政治問題、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之間的政策界限。特別是在批判過程中，採取政治鬥爭的方式，無限上綱，亂扣帽子，亂打棍子；而對其學術上的問題則又不是採取料事求是的分析態度，全盤否定，結果不僅從政治上傷害了同志，而窒息了剛剛發展起來的學術民主的氣氛。從此，在學術文化領域內造成了一種恐懼的心理：一方面是許多同志害怕搞學術研究，認為文化工作危險；另一方面某些同志則產生了一種寧「左」毋右，左比右革命的形而上學的思想。實踐證明，凡屬思想問題、學術問題，必須通過學習馬列主義來提高認識水平，通過學術討論的形式來識別真理和謬誤，而採取搞群眾運動的辦法，效果一般說來是適得其反的。
從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紅樓夢》研究工作同全國所有學術研究部門一樣，遭受了林彪、「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的嚴重摧殘，完全停滯了。有些同志竟因為過去寫過幾篇研究《紅樓夢》的文章或者講過幾句好話，也被打成「修正主義紅學派」，從而受到殘酷的批判鬥爭。這是一個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年代，它在人們的心扉上刻下了一道道傷痕。
一九七三年，《紅樓夢》研究工作剛剛復甦，又一場狂風暴雨突然襲來了。「四人幫」為了實現他們篡黨竊國的需要，刮起了「批孔」的黑風。在自稱「半個紅學家」的江青授意下，以梁效、江天、任犢為代表的御用寫作班子，把《紅樓夢》作為製造反革命輿論的工具，納入了「批大儒」的戰車，大搞影射紅學，把攻擊的矛頭指向以周總理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這是紅學史上最可悲、最可恥的一頁。
其次，從對《紅樓夢》本身的研究來看，三十年來雖然發表了一千五百多篇的評論文章，涉及到問題包括了《紅樓夢》的時代背景、作者家世生平、主題主線、藝術技巧、語言風格、詩詞曲賦評注、典章名物、人物性格以及後四十回的補續者生平才藝思想上藝術上的得失，但是平心而論，還有許多問題沒有進行認真的系統的研究。在有些問題上儘管是發表了不少文章，總的看來，其深度還是很不夠的。這一點，許多研究者是感覺到了的，可是如何突破它，還有待於進一步努力不從心，從研究專著上來看，三十年來出版了幾部有影響的書，但真正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寫出來的有份量的專著還是寥若晨星。這個歷史的任務，責無旁貸地落到今天廣大《紅樓夢》研究者的身上。
再次，在《紅樓夢》研究界過去存在著一股門戶偏見和文風不純的不良傾向，影響了團結，妨害了正常的學術交流。一般說來，學術研究中出現不同觀點的辯論是完全正常的現象。在一定意義上說，不同觀點的爭論正是探求真理，發現真理的一個必然過程，只要大家方向一致，心平氣和地進行討論，可以使疑難問題得到更完滿的解決。正常情況下，一下問題目發生了分歧，討論還不能一進達到統一認識，完全可以求同存異，繼續發掘材料，尋找證據，然後再進行討論，可是，有些同志的文章卻不是這樣，甚至只准別人附合，不准另有異議，缺乏學術上的民主作風，結果是誰也壓服不了誰，相反擴大了矛盾，加深了隔閡，從學術之爭發展到不正常的人事之爭。還有的同志為了建立自己的權威，橫掃一切，全盤否定別人的研究成果以為自己最革命最正確。凡此種種，由來已久，至今尚有餘風。對於紅學界這種不正之風，早已引起紅學界外的許多同志的不滿，實在應該加以克服，否則對《紅樓夢》的研究工作的發展是沒有任何益處的。
實踐說明， 要正確地研究和評價《紅樓夢》，必須堅持唯物辯證法，正確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認真貫徹「雙百」方針，發揚學術民主。這就是三十年來《紅樓夢》研究工作中所取得的最寶貴的經驗教訓。
三
回顧三十年《紅樓夢》研究工作所走過的路程，展望美好的未來，我們充滿了勝利前進的信心。特別是自粉碎"四人幫"到現在只不過短短三年的時間，全國各條戰線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紅樓夢》研究工作在這樣大好的形勢下，由於批判了"四人幫"的影射紅學，批判了極左思潮的影響，也呈現了一派嶄新的氣象.因此，許多同志對今後的《紅樓夢》研究工作的發展非常關心，提出來以就正於大家:
１任何一門科學研究工作，首先必須佔有詳細的材料。現在一般研究者，特別是中青年研究者由於種種原因，感到資料很貧乏。有些同志手頭僅有一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程乙本為底本的《紅樓夢》排印本。不用說很難直接看到各種早期的脂評抄本，就是影印本多數人也是難於借到的。因此，廣大《紅樓夢》愛好者和研究者殷切希望出版部門能夠有計劃有選擇地影印一批已經發現的早期抄本《紅樓夢》，以滿足大家急切的需要。
２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研究資料，五十年代曾經編輯出版了幾種，但現在看來其內容還應予補充，尚未整理出版的詩文集和檔案材料還應該繼續整理出版。過去已經出版的集子由於印數較少，且時間已過二十多年，希望能夠再版。
３有些資料書、工具書，如《紅樓夢書錄》、《紅樓夢卷》、《脂硯齋紅樓夢輯評》等，用處很大，但因邊些書出版早，許多新發現在的資料當時元法收入，希望有關單位能夠組織人力加以補充修訂。
４三十年間，有關出版社編輯出版了幾種《紅樓夢》討論集，標誌了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的研究水平，對瞭解已往的研究成果很有幫助。但此類書過去一般均採取內部發行，印數也較少，希望今後能夠突破禁區，改為公開發行，讓更多讀者能購到它。對於近年來研究新成果也希望能夠有計劃地加以編選出版。
５近年來發現了一些有關曹雪芹和《紅樓夢》的文物資料線索，希望有關文物部門能夠重視這些線索，組織一定的人辦深入調查、徵集，使得流落在民間的珍貴文物資料及早得到保護，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
６《紅樓夢》是我們中華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寶庫中的瑰寶，也是世界上二十五種文學名著之一。今天，不僅在我們國內擁有一支研究隊伍，而且在許多國家裡也有不少人在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工作，並且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因此，希望在這方面也能夠加強國際間的學術交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前進。
三十年過去了。在光輝燦爛的一九八○年到來的時刻，衷心祝願《紅樓夢》研究界的同志們在八十年代裡為紅學史譜寫出更加美好的新篇章。
寫於1979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