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研究中的「市民說」
1951年鄧拓同志提出，《紅樓夢》是「代表18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未成熟的資本主義關係的市民文學作品」，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興的市民立場上來反封建的」。這就是所謂「市民說」的起源。30多年以來，上述基本論點流傳甚廣，並得到了許多同志的補充和發展。其實，如果把「市民說」稱作「資本主義萌芽說」，也許更恰當。因為鄧拓等同志所用的「市民」一詞，專指代表資本主義萌芽的「新興」市民，而不是泛指其它城市居民。「市民說」的內容很豐富，至少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怎樣認識明代至清中葉的資本主義萌芽。第二，怎樣認識18世紀中國社會的性質。第三，怎樣認識《紅樓夢》與社會背景的聯繫。本文主要圍繞這三個方面，對「市民說」提出質疑。
一、關於資本主義萌芽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即明代萬曆年間，我國蘇州、杭州和廣東佛山的個別手工業部門中，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這種萌芽在明清之際遭到破壞，清中葉又恢復和發展起來。主要表現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大作坊和手工工場比明代有所增加，而且分佈在較多的地區和行業之中；商人直接支配生產的現象開始出現；農村中產生了少數經營地主和佃富農，他們所使用的雇工，具有自由勞動者的身份。然而直到18世紀曹雪芹生活的時代，手工業和農業中的資本主義萌芽還很微弱。從國民經濟的整體上看，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仍舊居於支配地位。城鎮獨立的手工業中，官營手工業和封建性的手工作坊，也占壓倒優勢。封建經濟猶如參天古木，資本主義萌芽只是稀疏的幼苗，它的成長過程異常遲緩和曲折，甚至有時中斷。
但是持「市民說」的同志，對於明代至清中葉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程度，往往估計過高。例如劉夢溪同志在《紅樓夢新論》(以下簡稱《新論》)一書中說：大量可靠史料表明，早在明朝的正德、嘉靖年間，即公元15、16世紀，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就產生了，至萬曆年間有較大的發展。當時城市經濟日趨活躍，出現了許多規模宏大的手工工場，有的城市僅織染工人就有近萬人，大都是從農村逃離出來的，這正是資本形成的第一階段，即農業勞動和手工業勞動在農村市鎮中的分離。另一方面，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的私有化和商業化程度有所提高……同時，商業資本的發展，使國內外貿易額迅速增加……儘管這些生產關係中新的因素當時還比較弱小，且發展之初便受到了封建專制制度的重重束縛，但它對封建經濟畢竟有一定分解的作用，從發展看，它代表著歷史前進的方向。
這段話中有些論點值得商榷。
第一，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可靠的史料，表明正德、嘉靖年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也沒有發現任何可靠的史料，表明資本主義萌芽「至萬曆年間有較大的發展」。萬曆年間規模宏大的手工工場，主要是官辦手工工場，而非資本主義性質的手工工場。萬曆年間蘇州的染工和織工各有數千人，他們大部分受雇於小業主，而非受雇於資本家。因此，不能依據這類工人的數量，推測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程度。
第二，《新論》說「資本形成的第一階段」是「農業勞動和手工業勞動在農村市鎮中的分離」，這不符合事實。眾所周知，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一般要經過簡單協作、工場手工業和大機器工業三個階段。農業勞動和手工業勞動在農村市鎮中的分離，不能構成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階段。它貫穿於簡單協作和工場手工業兩個階段之中，到大機器工業階段才最後完成。明代萬曆年間，並沒有突?現農業勞動和手工業勞動在農村市鎮中的分離。
第三，「土地的私有化和商業化」，不宜算作「生產關係中的新的因素」。我國早在戰國時代就確立了土地私有制。明代後期土地私有化的程度有所提高，但這種提高，沒有改變封建主義生產關係。「土地商業化」這一術語的含義不太明確，可能指土地自由買賣。明代後期，土地自由買賣沒有對地主制經濟造成危害，恰恰相反，它成了保證地主制經濟順利運轉的一個重要槓桿。
第四，封建時代的商業資本，乃是自然經濟的必要的補充。只有當商業資本直接控制手工業生產，並把個體手工業者變成僱傭工人的時候，它才轉化為產業資本。然而萬曆年間沒有發生這種現象。因此，萬曆年間的商業資本，不屬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範疇，也不代表歷史前進的方向。由上可見，《新論》對明代資本主義萌芽的描述，背離了歷史上的真實情況。
馮其庸同志認為，清代官辦的江寧織造局，「也實行著僱傭勞動和貨幣工資，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帶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因素」。劉夢溪同志則在《新論》一書中大量徵引有關蘇州織造局的史料，然後說：我們較詳細地徵引上述資料，是為了說明曹雪芹童年和少年生活過的南京、蘇州一帶，到康、雍、乾統治時期，紡織業已經相當發達，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又有了新的發展……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璽、祖父曹寅、父輩曹顒和曹岪，祖孫三代四人前後任江寧織造達六十年之久，而蘇州織造李煦則是曹寅的內兄。這種聯姻的關係，把南京和蘇州的紡織業聯結在一起互相照應，榮損與俱。
這樣一來，曹寅和李煦等封建官僚，就成了南京和蘇州的紡織業的代表，同時成了資本主義萌芽的代表。然而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早在20多年以前，彭澤益同志即已指出：明清兩代江南地區的織造局，生產資料屬於封建國家所有，由政府官員用行政手段進行管理，其產品絕大部分不是商品，而是繳納給朝廷的貢品。明代征發工匠到局中服役，清代使用招募的工匠，但這種招募仍帶有強迫的性質，與資本主義的僱傭方式不同。工匠所得的工價銀，也不等於資本主義企業中的貨幣工資。因此，織造局與資本主義萌芽毫不沾邊。清代的江寧織造局和蘇州織造局，都代表不了當地的整個絲織業或紡織業。恰恰相反，它們的存在，對於民間絲織業的發展，起到了壓抑和破壞的作用。馮、劉兩同志沒弄清織造局的性質，結果把封建主義經濟因素算成了資本主義經濟因素。
二、關於18世紀中國社會的性質明清兩代資本主義萌芽成長的速度很慢，直到18世紀曹雪芹生活的時代，它在農業中仍然微不足道，在手工業中也只佔很小的比重。因此，它沒能形成一支獨立的經濟力量，在社會上沒發生很大的影響。18世紀的中國社會，仍然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沒有進入向資本主義過渡的時期。然而，持「市民說」的同志，對於18世紀中國社會的性質，作出了另外一種判斷。例如李希凡同志和藍翎同志說：明末清初商品經濟遭到破壞後，到了乾隆時代又已經發展到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商業資本的發展更是驚人……這時和外國商品接觸的頻繁也是空前的……可見這個時期已經開始具備了資本主義原始蓄積期的一些特點。
《紅樓夢》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即將崩潰時期的本質……從這畫幅裡同時也能看到國內外的工商業資本怎樣動搖著封建統治者的經濟基礎，怎樣把它導向崩潰的道路上去。乾隆年間商業資本確實很活躍，某些富商巨賈的財產，可折合銀子數百萬兩甚至上千萬兩。但這種商業賒?本的積累，完全不同於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作為商人資本而具有獨立的、優先的發展，意味著生產還沒有從屬於資本，就是說，資本還是在一個和資本格格不入的、不以它為轉移的社會生產形式的基礎上發展。因此，商人資本的獨立發展，是與社會的一般經濟發展成反比例的」。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乃是以暴力剝奪為主要手段，強迫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並把大量貨幣財富集中到少數富人手中的過程。中國18世紀沒出現這樣的過程。另外，雍正、乾隆年間實行閉關禁海政策，進口商品數量較少，很難對中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什麼影響。從《紅樓夢》中可以看出，商品貨幣經濟的繁榮，助長了賈家的奢靡之風，使賈家在經濟上入不敷出，以致陷於破產。但一部分貴族、官僚、地主可以沒落，另一部分貴族、官僚、地主可以上升。《紅樓夢》中的孫紹祖家和桂花夏家，就是正在上升的官僚或地主家庭。因此，賈家的沒落，絲毫不能證明封建主義經濟基礎已經動搖，或者被導向崩潰的道路。確鑿的統計資料告訴我們：邪片戰爭以後的五口通商時期，中國原有的封建主義經濟基礎，對於外國商品的侵入，尚且發揮出頑強的抵抗能力。18世紀國內和國外商業資本對於封建主義經濟基礎所起的分解作用，就更加微不足道了。
李希凡、藍翎同志認為18世紀正處於「封建社會崩潰前夕」。劉夢溪同志則更進一步，認為清代封建社會已開始解體。他說：我們說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清朝已經到了末期，它的最主要的標誌是什麼呢……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產生的。後者的解體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反過來說，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在封建社會母體中的孕育和發展，是封建社會開始解體並進入末期的最根本的標誌。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資本主義萌芽最初都很微弱，很不明顯，整個社會幾乎覺察不到它的存在。它不可能成為封建社會開始解體並進入末期的根本標誌。西歐的資本主義萌芽可以追溯到公元14世紀，當時還處於中世紀中期，封建社會並沒有開始解體。馬克思所說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解體和資本主義要素得到解放，指的是15世紀末和16、17世紀西歐的情況，而不是14世紀西歐的情況。西歐的資本主義萌芽，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內，只是以「蝸牛爬行的進度」緩慢發展。15世紀末，由於開闢了通往美洲和通往印度的新航線，歐洲商品的市場一下子擴大了幾十倍，這就促使資本主義因素迅速成長。然而中國直到18世紀，也不具備導致資本主義因素迅速成長的歷史條件，所以舊生產方式沒受到新生產方式持續和強有力的衝擊。小農業與家庭棉紡織業相結合，構成了清代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主要內容。18世紀棉紡織業基本上停留在家庭手工業階段，可見自然經濟鏈條中的決定性環節沒有破裂６。當時地主制仍很牢固，地主的數量和地主階級佔有田地的數量還在增加。直到曹雪芹逝世100年之後，即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廉價的洋紗洋布和其它外國商品大量輸入，侵略者直接控制中國海關，中國封建主義經濟基礎也只是局部解體，在廣大農村中基本上沒有解體。「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不但依舊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佔著顯然的優勢」１。20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隨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推進，封建主義生產關係才真正解體和崩潰。這時距曹雪芹逝世已將近兩個世紀。
綜上所述，應避免誇大明清兩朝資本主義萌芽所起的作用，否則對於18世紀中國社會的性質，就可能產生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