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看文藝的社會效果
怎樣認識一部文藝作品的社會效果，這是一個複雜的新的課題。這裡只挑選一部大家公認的打不倒的古典長篇小說：《紅樓夢》來作為研究對象，考察一下它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及給人們的教育作用，也許對我們理解文藝的社會效果是有幫助的。
《紅樓夢》問世以來，對它產生強烈的反響，——這種反響也就是社會效果，這種反響是五花八門、眾說紛紜的。首先是不同的讀者以他自身的經歷和感情來評價它，也就是讀者參與了作品的再創造。在這中間，出現了以維護道學為重的「取消派」，他們對此書深惡痛絕，如梁恭辰的《北東園筆錄》中就記載了當時的封建文人和官吏目之為「誨淫之甚者，實害人害世之文」，主張「一火而焚之，以消孽障」。還有的則痛罵曹沾此書，「誤人子弟莫過於《紅樓》，作者必受阿鼻地獄之苦，方知報應不爽」。嘉慶時安徽學政玉麟則出告示嚴禁《紅樓夢》之傳播，不過他發現終於禁不絕，不得不哀歎曰：「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見齊學裘：《見聞隨筆》)
受其影響最深的，估計所佔人數最多的當屬於「紅樓迷」一派，看了此書、自比賈寶玉自作多情，在脂粉隊裡廝混者有之，或者學習賈寶玉看破紅塵、出家做和尚者有之(最早翻譯《靜靜的頓河》的趙廣湘，在三十年代因迷上了「紅樓」而出家做和尚)。自比林黛玉多愁善感、自歎命薄者有之(80年1月20日上海兩報刊出一個女學生表露內心苦悶的信，信中提到因讀了三十年代的文藝作品和《紅樓夢》弄得煩悶、苦惱，「憂愁成了生活的一部份。」)。也有的深得賈雨村保住烏紗帽之護官符之秘而趨炎附勢者，有的女人則學習鳳姐的陰險毒辣，製造假案、冤案、弄權鐵檻寺者。如果說，這也是《紅樓夢》所產生的消極的社會效果的話，那麼，這種社會效果也是因人而異的。
更有甚者，懷裡揣著《紅樓》而投河自尋的青年男女，代不乏人。這真是「誤人子弟莫過於《紅樓》」矣。這些短命的青年男女不僅是「紅樓迷」，簡直是「紅樓」的身殉者。我們能不能由此責備此書敗壞世道人心，該當「一火焚之」呢?這樣評斷，曹沾在九泉之下也未能心服，因為這些青年男女之自殺、皆因追求自由戀愛而不能「終成眷屬」，害殺他們的是封建的婚姻制度，非《紅樓》之過也。那些「取消派」對《紅樓夢》之深惡痛絕，表明了他們把因果關係顛倒，以為只要禁絕之、火焚之，封建制、假道學從此可以安如泰山，懿歟盛哉!殊不知正暴露了這幫「取消派」原是封建的衛道士!
不過曹雪芹也負有相當的責任，有那麼多青年男女自尋，《紅樓夢》在其中起了某種觸媒的作用，使讀其書的人在某一點上跟書裡的主人公的命運發生了共鳴，即爆發了感情的火花，這一點，《紅樓夢》不能辭其咎。不過，從藝術感染力方面來說，不正是證實了它在藝術上的成功嗎?
《紅樓夢》問世以來，有清一代續作《紅樓》者有三十多種，從這個統計數字也可看出此書的巨大的社會效果。產生續貂之多，一個原因是由於曹雪芹的原作不是全本；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原因，就是中國人總喜歡有個大團圓的結局。於是那些騷人墨客便紛紛倣傚其筆法，寫了許多《紅樓》的續篇。這些文人也應歸入「紅樓迷」一派，其中做得最出色的、功勞最大的要算高鶚了。他續作了後四十回，所以取得差強人意的成功，是因為他處處模擬曹雪芹，揣摩原作的創作意圖和行文的風格，他本人的文化教養和生活環境也比較接近曹雪芹，另一個成功之處尊?在於他打破了「大團圓」的傳統思想，把《紅樓》的悲劇結局寫得很好；第三個取得成功的秘密，是他冒充曹雪芹的全本，蒙蔽了廣大的讀者(由於高鶚畢竟達不到曹雪芹的思想境界，所以他續寫的四十回，大有遜色。明眼人還是看得出破綻)。
其他的《紅樓夢》的仿作，如《紅樓續夢》、《後紅樓夢》、《紅樓圓夢》、《續金玉緣》等，這些作品也曾印行問世，不過它們經不起群眾的檢驗，都不過是曇花一現。這些續作寫得庸俗低劣，不但不能提高人們的精神境界，反而敗壞掉從閱讀《紅樓夢》所得的美的意境和藝術趣味。這三十多種所謂「續夢」，不過是讓金陵十二釵一個個獲得夫榮妻貴、萬事如意的結局，由此也給了我們一個啟示，即如何看待作品的結局問題。這裡不妨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歌劇《江姐》，這個戲最初的演出本，以江姐慷慨就義作為結局。後來有人認為這樣的結局會給觀眾消極和絕望的「社會效果」，應該讓江姐活著。「四人幫」粉碎後重新上演，即設法讓她活著，(在電影裡則避免表現慷慨就義，而是用紅旗上疊印江姐的頭象作為結束。)整個戲本是按照江姐被國民黨殘殺的脈絡構思的，如今把結局這麼一改，就變得不可信了，不感人了，觀眾對國民黨特務頭子的仇恨反而減弱了。這個戲的「社會效果」反而大不如前了。至於描述江姐之壯烈犧牲是不是就會產生消極、悲觀情緒，說這種話的人一點不懂得藝術的特徵，照此論點引伸開去，我們向黃繼光烈士學習，學習的「社會效果」也會產生消極絕望的念頭了嗎?難道主人公的結局是死亡，就表明這個作品是要叫人們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產生懷疑嗎?另一個例子就是《救救她》的話劇，上海一個劇團把它的結局改動了一下，其中的那個改邪歸正的女青年最後考學校，並沒有寫她被大學招生委員會錄取，而是留一個問題讓觀眾去思索，——怎樣來救救她。有人就大不以為然，認為這樣改不能顯示共產黨對她的挽救，是給共產黨身上打的棍子云云，這是聞所未聞的一根嚇人的棍子。這樣一種評論，用意是想抬高共產黨的力量，(是不是真能抬高共產黨的力量也未必見得。)殊不知它卻把群眾的認識和審美的水平估計過低了。藝術跟標語口號、報紙社論不同之處，就在於觀眾會以自己的見解和情緒參加藝術的再創造的勞動，用不著作者把什麼話都講盡，把戲做足；另一點不同之處：藝術以其真實的典型人物的命運打動讀者的心，如果這個作品寫的人物是可信的、感人的，即使這個人物不幸死亡(被迫害致死還會產生對敵人的憤怒情緒)，同樣能激勵生者前仆後繼的鬥爭精神，用不著加一條光明的尾巴。以上是眼前的兩個劇本的例子，說明類似《紅樓圓夢》的大團圓思想至今還是不絕如縷，他們空有懸得高高的「政治標準」，但卻敗壞了人們的藝術趣味，降低了藝術質量。(根據百花齊放的原則，對於作品的結局是皆大歡喜的大團圓或興高彩烈的大勝利，當然不應排斥，也不能說凡結局是大團圓者，就一定會敗壞人們的藝術趣味。上述評語是針對具體的兩個戲而言，請勿加以引伸。)
《紅樓夢》還有一種社會效果，是作者「披閱十載」做夢也沒想到的，那就是隨著時代的不同，有一些人從當時的政治需要出發，把《紅樓夢》作為「為政治服務」之作。舊的「紅學派」中以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為代表。蔡先生是積極反對滿清，主張民族獨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他從《紅樓夢》的字裡行間考出賈寶玉是影射允祁、甄寶玉是影射宏光、妙玉是姜西溟、……他在該書緒言中說：「書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是非常認真地把此書作為反清鬥爭的工具看待。這個用意是無可厚非的，但他辛辛苦苦做的「索隱」卻跟《紅樓夢》風馬牛不相及，完全是拋開此書的藝術成就談「政治」，而這個「政治」又是強加給《紅樓夢》的。
俞平伯先生寫過這樣的一段話：「我們有一個最主要的觀念，《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感歎自己身世的，是情場懺悔而作的。」於是我們大批特批，說俞平伯先生是因襲胡適的「實用主義」研究方法云云。(我本人過去也曾寫過這樣的批《紅樓夢研究》的文章。)現在追思起來，俞平伯這麼說還是比較接近曹雪芹原有的創作意圖的，一個作品總有作者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在其中。研究了曹雪芹的家世，由盛而衰，兩次抄家，對照《紅樓夢》、發現其基本情況符合作者的身世，這樣的分析當不致犯下什麼大罪過吧。依我看來，俞平伯先生的《紅樓夢研究》劃不進「實用主義」裡面去，這屬於「錯劃」，應予改正。而蔡元培先生的《『石頭記』索隱》把《紅樓夢》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使用，倒帶有「實用主義」的氣息。
以此類推，那種強調《紅樓夢》的總綱是第四回，是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興亡史，要把此書當作封建制的階級鬥爭史來讀，這種講法同樣帶有「實用主義」的味道。至於江青把《紅樓夢》看成是「母黨取勝」，更屬於露骨的「實用主義」。上述這兩種觀點，都是離開了《紅樓夢》的小說本身，去穿鑿附會，前者為「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觀念找圖解，後者則為女妖篡黨奪權而乞求《紅樓夢》裡的亡靈。
至於「紅學家」中的「考證派」，有的挖掘曹雪芹的歷史，宗譜，有的考證各種版本之同異，這些都是為了更深入理解原著，而必須進行的資料工作，我們既不應呼之曰「紅樓迷」，也不能稱之曰「實用派」。
根據上述的極粗略的理解，已足夠證明：《紅樓夢》的社會效果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的，要想用簡單的政治術語概括其社會效果如何，是徒勞的。越是出色的好作品，要想簡單的做出「社會效果」如何就越是困難。因為成功的作品都是如實地寫出了當時現實的複雜性，人物性格的複雜性，再加之不同的作者有他不同的手法，有含蓄的，有聲東擊西的，有借古人之衣冠、寫現代人之靈魂的、有虛虛實實用「真事隱」、「假語村言」筆法等等，不是作品一出世就被社會所認識清楚，這中間還要經過一個時期的群眾的檢驗，文學史上這樣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一部偉大的作品，作者活著的時候往往沒沒無聞，須等作者死了若干年，方才獲得公眾的推崇。曹雪芹、莎士比亞、就是如此，而關於《哈姆雷特》的認識，至今不是還在爭論不休嗎?
魯迅先生有鑒於此，他對《紅樓夢》的社會效果作過如下的概括：「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引自《『絳洞花主』小引》)他又在一個地方說：「看人生，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因讀者而不同。」
這裡的「因讀者而不同」，還需補充兩點：(一)不同的時代的讀者會有不同的看法；(二)即以一個人來說，年輕時看它跟中年時看它會有不同的感受；受困苦折磨時跟飛黃騰達時看它效果也會不同。
古人成語裡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包含同樣的意思；關於詩歌，從來的註釋家就有種種分歧，於是又產生了「詩無達詁」的說法。
當然，關於一個文藝作品的社會效果如何，雖然不能用簡單的政治術語加以概括；雖說是眾說紛紜，五花八門，但並不能由此推導出文藝作品是不能有「定評」的說法，文藝無定評之說帶有不可知論的氣味。應該說，實事求是的按照藝術規律、按照群眾是文藝作品最權威的評判者的原則，任何作品都能做出大體上正確的公允的評價，這種評價不是某個權威人士所確定，而是經過「爭鳴」逐步樹立的，這種評價和它的「社會效果」基本是一致的。大部分文藝作品，特別是戲劇、電影，它的社會效果的檢驗不需要等待三年五年之後，而是在觀眾中流行時便可作出相應的判斷。如前所述，《紅樓夢》在讀者中的反響，撇開只看見「淫」的道學家不論，大多數情況不能說是「積極的」、但只是從「教育意義」的觀點來看才是這樣。我們看《紅樓》，很多人讀它，並不是為的從中獲得某種教育，正如大多數讀者並不想從中獲得階級鬥爭知識一樣。僅僅從教育作用來看待一個文藝作品，要求作品必須引導青年向上、積極，鼓舞其鬥志，要宣傳黨的主張等等，這些要求都是出於好意，無可厚非，但這對文藝本身的特殊功能來說，這些要求未免隔靴搔癢，走不在一個道上去。就因為藝術的功能不完全是為的引導青年向上，積極，即使真有鼓舞鬥志及引導人們向上的作用，它也不是授意的、外加的、而是要憑讀者的潛移默化的領會，通過各人自己精神的吸收融會產生效果，我們不否認文藝作品對青年有其教育作用，但它是不同於教育的特異的作用，是別具一格的無師自通的「教科書」，也可以說是領導人們如何追求美好的生活培養高尚情操的教科書。
除了個別的作品讓人們看了以後激發立即付諸行動的衝動；——這種衝動也因人而異，因時代而異，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演一個抗日救國的戲，當場即有人報名參軍，這主要的因素是面臨國破家亡的民族危機，抗日的作品即使寫得很粗糙，也能發生巨大的作用。一般的情況，讀者看了文藝作品或戲劇電影，即使當場笑了、哭了，但並不會產生模擬式的行動，(少年兒童則容易產生模擬性的動作。)只是化為無數「信息」，儲存在象電子計算器的大腦裡，作為構成這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戀愛觀、興趣、情操的一磚一瓦。一旦在生活中遇到類似的境遇，不知從那個文藝作品裡有儲的「信息」就會再現出來，發揮其積極的(或者是消極的)作用。從「文藝心理學」的角度來理解文藝在人們心中怎樣起作用，才能理解藝術的功能。因此，那種要求文藝作品發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是強人所難，是實用主義的藝術觀。
必須從上述的對文藝功能的理解出發，才能比較全面的評價《紅樓夢》所產生的社會效果。因此，我們把文藝的功能理解為：滿足人們精神上的需要，提高人們的審美觀念和精神境界，培養人們的道德品質(音樂、美術，舞蹈則是從人的不同感官方面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和審美要求)。那麼，《紅樓夢》和其他古典文學作品以及近代的一切優秀作品，都是達到了上述要求的，它們是當之無愧的。也只有這樣的理解，才能解釋文藝作品何以能超越時間，超越國界；近代中國人可以跟幾百、幾千年前的古人產生感情的交流，同樣可以跟任何外國的古代人、近代人的感情產生交流。
如上所述，那種把文藝作品規定為「必須正面教育」啦，必須給人們以正確的歷史知識啦，必須為某項政治任務服務啦，必須有正面人物的形象以便青年人學習啦等等，雖然這一類規定不是沒有道理，但這種要求只不過是閱讀文藝作品的「副產品」，並不能構成優秀文藝作品的必備條件。就好比我們吃西瓜，我們吃它是為的它能解渴，消暑，味甜，這種甜味不同於冰琪琳和其他水果。這個比喻並不十分貼切，但從這個比方里可以明白欣賞文藝作品就好比吃西瓜，高明的導師指出吃西瓜中也可以利用瓜子和瓜皮，或者把西瓜的甜味加以定性分析，完全是多餘的煩瑣之舉。吃藥物和營養品有說明書，惟有買西瓜沒有說明書(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排斥文藝批評文章)。買西瓜的人第一關心的是不是熟和甜，就好比讀者挑選文藝作品首先關心作品的藝術吸引力，是不是公式化概念化，像吃半生不熟的西瓜，是不是有腐蝕作用。
不過文藝作品究竟不同於吃西瓜，就為的文藝作品在肯定其積極的效果以外，總不免夾雜有消極的不健康的東西，古典的文藝作品中總是免不了有其糟粕成分，《紅樓夢》雖說在滿足好幾代中國人的精神需要方面是營養豐富的，是光彩奪目的，但其中夾雜有虛無主義的消極思想；對賈府的沒落帶有惋惜的懷戀情緒等等。難道可以因為這個小說不是十分完美，用無產階級觀點去衡量尤其不夠完美，就像清代的「取消派」那樣徹底打倒《紅樓夢》嗎?
處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新中國，我們是生活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中國，我們在意識形態方面大大超越了曹雪芹的時代，我們的作家有了十分優越的條件，即在動手寫作以前，能夠自覺地主動地注意到作品會產生什麼社會效果。
曹雪芹也不是不注意他寫的作品的社會效果，他在著手寫《紅樓夢》之前，是受了《金瓶梅》的啟發並從那裡吸收了不少營養。像《金瓶梅》赤裸裸描述男女宣淫的景象，是有相當的腐蝕作用，而曹雪芹卻有意識的避免之。也許當代的道學先生會說賈寶玉不該吃姑娘嘴上的胭脂，這屬於黃色的描寫。但在這件事上，只能說明曹雪芹是真正的藝術家，而這位道學先生不過是只會拿著黃色的棍子打人的假道學罷了。
我們現在寫文藝作品，首先要考慮到對安定團結有利，對實行四化有利，特別要避免產生腐蝕作用的東西。中外古今文藝上反映了社會動亂的作品數以百計，但在文學史上由於一部小說和戲劇引起社會動亂似乎找不出一個例證。不過，鑒於青年一代對我們的文藝趨之若鶩的愛好，作家要充分意識到我們對社會的責任感，這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我們的批評家、領導文藝的同志對文藝作品不可求全責備，不能用十分完美、純而又純的檢驗儀器輕率地作出裁決。
特別是由於「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的流毒尚在，愛拿棍子自充好漢的尚未改弦易轍，黨中央的一片好心到了他們那裡就會轉化成棍子。就以「社會效果」來說吧，這個提法一到他們手裡，就可以變成無所不包，無文不打的棍子，比如說吧，只要三個人以上(三人為眾也)聯名反對，他們就代表著客觀存在的「社會效果」。揮舞起這根「無情棒」的後果，可以說是貽患無窮。但願以上的議論不過是杞人之憂，神經過敏。
為了認真的貫徹雙百方針，為了促進文藝的健康發展，我覺得應該有兩方面的「告誡」：一方面告誡文學家注意作品的社會效果，提高作家的政治責任感；一方面告誡批評家和領導同志，不要把「社會效果」的帽子到處亂套。《紅樓夢》好比是兩百多歲的不倒翁，大概沒人再敢以社會效果不好來宣判曹雪芹是教唆犯了。而當代的呱呱墮地的蓬勃生長的文藝作品，不過是初生嬰兒。當心不要讓「取消派」的棍子扼殺了第二、第三部《紅樓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