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思想藝術談
脂硯齋在評紅時曾多次提到曹雪芹「具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１。據他稱：紅樓夢原有「秦可卿淫喪天香樓」２的回目。只因他念可卿「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３，且此二件事，又非「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者，其意令人悲切感服」４，所以命曹雪芹刪去此回。而曹雪芹果真「大發慈悲之心」５用「史筆」「將可卿如何死故隱去」６…… 其實，曹雪芹以「慈悲之心」，含而不露的「史筆」來處理筆下人物，不僅此一端。看到這一藝術特色的也不只是脂硯齋。
佚名氏在其《讀紅樓夢隨筆》一書中，他歷數了《紅樓夢》的種種「妙處」，其中之一就是「莫妙乎譏諷得詩人之厚，褒貶有史筆之嚴」７。他並舉多例以證之：曹雪芹於賈政「未嘗詆其不文也，然而題聯額於新園，吟髭捻斷……雖不詆其不文，終不予以能文也。」「賈母悔黛玉親事」，「寶釵奪黛玉婚姻」，「雖不明書其悔婚奪親，不啻明書其悔婚奪親也。寶釵矯許盜名，襲人姦淫肆妒，然序兩人之事，競如媲美賢媛，不獨翳俗眼於一時，直欲享盛名於千古。固未嘗直揭其隱惡也。然而甘卑污以貢媚，一生之品行全附圖 (連結)，適優伶以貪歡，通體之姦淫畢露，雖不直揭其隱惡，不啻直揭其隱惡也。他如苟且之事，暖昧之行，諸如此類，筆不勝書，莫不含蓄其詞如詩人之厚，而又激揚其語如史筆之嚴」８。佚名氏對賈政、賈母，尤其是對寶釵、襲人的評價是否公正，留作後論。但他和脂硯齋一樣，道出了《紅樓夢》重要的藝術特色。不過，由於時代的、個人的種種限制，他們也僅僅提出了問題，擺出了現象。隱蔽於「詩人之厚」、「史筆之嚴」之後的曹雪芹的偉大精神，卻沒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不僅如此，佚名氏據此對寶釵、襲人的分析，反而大大曲解了《紅樓夢》，貶抑曹雪芹的偉大精神。本文試圖就《紅樓夢》的這一藝術特色作進一步然而是粗淺的探討，以期由此去透視曹雪芹那博大胸襟和《紅樓夢》不朽所在。 「譏諷得詩人之厚」——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的幸福、人的價值的探求是《紅樓夢》的中心思想線索。把人當作人來描寫，正是《紅樓夢》藝術描寫的重要特點。眾所周知，《紅樓夢》是一部偉大的悲劇作品。曹雪芹對他所寶愛的人物，傾注無比熱情，用詩樣的筆墨揭示他們美麗的心靈，描寫他們有價值的生活被毀滅的悲劇命運。尤其是對那些美麗的少女們，他為「千紅一窟」(哭)，替「萬艷同杯」(悲)。字字看來都是血，絕非虛言。可以說，曹雪芹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主要是通過他們的悲歡離合直接、強烈地表現出來的。對此，即令是一般水平的讀者也不難體會，筆者也就無須詳論。這裡要說的是曹雪芹對他有所譏諷的人物的態度。對這些人物，作者不用「咬得你出血，刺透你的皮骨，直言無諱，用毒蛇編織的鞭子，前後左右抽打你，一種苦辣的、惡毒的、無慈悲」９的嘲弄方式，而是用一種「不懷怨毒，不懷仇恨」、「在憤怒中保持平靜，在狡猾中保持仁厚」十 的人道主義態度——「譏諷得詩人之厚」。賈母、賈政、王夫人、鳳姐、寶釵、襲人、乃至賈珍、賈璉、薛蟠……都是性格複雜的人物。對這些人物，與其說曹雪芹要對他們作道德上善惡的判斷，不如說，他是從藝術的人道主義高度上寫出了活生生的人更為確切。
曹雪芹深知：人是自然與社會、先天與後天的結合，是流動開放而不是僵死封閉的有機體，是各種具體關係的承擔者、表現者，而不是思維領域中某種抽像物。賈政，是衛道者，寶玉的「敵人」，但並非讀者的「仇人」。賈母，確乎有佚名氏所言有 「悔婚」之過，但她對黛玉也絕非蛇蠍心腸，「接外孫賈母惜孤女」也並非虛情。王夫人有狠毒霸道之惡，是金釧、晴雯之死的直接製造者，但聞金釧投井身亡而流的淚，也不能視為惡鬼的假意。寶釵確有「矯許」之過，襲人也並非完人，但也絕非佚名氏所說的醜類。(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寶玉跟她們的依戀之情)。薛蟠無知、庸俗，但也有時直率得「可愛」。賈璉平庸下流，但見到尤二姐遺物時，卻也流下「人」的淚水。「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但托夢鳳姐囑賈家後事二件，確有見地。鮑二家的與賈璉私通，固是其惡，但當事情敗露，她吊死了。佚名氏就此寫道：「鮑二家的吊死，羞惡之心尚未牿亡」。⑾鳳姐心狠手辣，為個人的名、利、地位不擇手段。但她體態風流，聰明伶俐、英風俊骨，也不乏人味。 (例如她與寶玉的姐弟之情)……總之，曹雪芹把人當作人來描寫。他站在人道主義高峰上俯視他腳下的「芸芸眾生」。他知其真，知其假，知其善，知其惡，知其美，知其醜，更知其真真假假、善善惡惡、美美醜丑。尤知其各種性格賴以生成的各種具體關係。王熙鳳是強者，又是弱者。作為權力的代表，她是強者，作為女人，那個制度、那個家庭也可吞掉她。趙姨娘，大約是作者「討厭」的人物。但作者也只是「笑」她，並不詛咒她。妻妾制是等級制，又違反性愛排他性原則。正是這，扭曲了她的靈魂。王一貼，是庸醫、騙子，他的幽默、樂天、坦率也確乎可愛。讀者會笑他，同情他：因為窮困擠扁了他。而賈璉之流，實際也是那個家庭異化出的畸形兒……。正是基於對人，對人的關係的多樣性複雜性的理解，曹雪芹對那些否定性形象或人物的某些否定性品質，不予惡毒的報復，不作無慈悲的嘲弄，不究個人的責任。一句話，「譏諷得詩人之厚」。這些人物，經過曹雪芹偉大人道主義精神過濾，崇高審美理想的照明，都「人」 化了。讀過《紅樓夢》的人都會感受到：我們看到了真善美，看到了假惡丑，但就具體人物說，我們幾乎找不到集真善美於一身的「完人」，也找不到集假惡丑於一身的「壞人」。可以說，我們只見到「人」，未見到純粹的「獸」；只見過「美」人，未見過「丑」人；只見過「可恨」之人，未見過「可殺」之人；只見過社會的自然的統一的人，未見過純自然人；見過「可愛」的人，未見過真正的仇人……一句話，《紅樓夢》中賢愚善惡之人，都是活人，都是「美」人。《紅樓夢》中這種「詩人之厚」有各種表現形式。其中主要的有以下兩種：
一是，寓譏諷於客觀描寫之中。作者在這裡，不怒形於色，不大聲呵責，不大聲疾呼，只是冷靜地寫出性格本身，生活本身。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作者在譏諷什麼；不如說他意在寫出活人，他把評價留給了事實，留給了讀者。關於此點，後文再論。
二是以喜劇的幽默笑作為審美評價手段。曹雪芹的偉大人道主義精神主要體現在他所寫的大大小小的悲劇之「悲」中，但他也常用喜劇「笑」來評價否定性現象，而「笑」，又成了他的人道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但曹雪芹審美評價否定性事物時，不是「諷刺」的笑，而是 「幽默」的笑。薛蟠是曹雪芹筆下的一個喜劇性人物。他所作的女兒吟，他把「唐寅」認作「庚黃」，他被柳湘蓮毒打時從「好兄弟」到「好哥哥」到「好老爺」的呼喊，他「衣衫零碎，面目腫破，沒頭沒臉，遍身內外，滾的似泥豬一般」的狼狽相，他被寶釵誤解，揚言殺了寶玉的魯莽 ……都十分「可笑」。在被湘蓮毒打後，作者用賈蓉的話，直接了當地對這位「薛大爺」「 呆霸王」予以含笑的譏諷：「薛大爺天天調情，今日調到葦子坑裡，必定是龍王爺也愛上你風流，要招駙馬，你就碰到龍犄角上了」(47回)這喜劇的笑何嘗不是作者含笑的鞭打?對趙姨娘，作者也把她的「可恨」轉化為成為「可笑」。試看她被幾個唱戲的小丫頭圍攻的場面：「豆官先就照著趙姨娘撞了一頭，幾乎不曾將趙姨撞了一跤。那三個也便擁上來放聲大哭，手撕頭撞，把個趙姨娘裹住。……趙姨反沒了主意，只好亂罵。蕊官藕官兩個，一邊一個，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後頭頂住……正沒開交，……當下尤氏、李紈、探春三人帶著平兒與眾媳婦走來，忙忙把四個喝住。問起原故來，趙姨娘氣的瞪著眼，粗了筋，一五一十，說個不清。」(60回)在這「戰鬥場面」的字裡行間，讀者體會不出作者那不動聲色的笑嗎?「超然局外」者如晴雯就覺得有趣：「一面笑，一面假意去拉」。在「訓劣子」之後，賈政氣勢洶洶對李貴：「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等我問一問，先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東西算賬!」李貴雙膝跪下：「哥兒已經念到第三本《詩經》，『什麼攸攸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於是「滿座哄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9回)。「變生不測鳳姐潑醋」，鳳姐兒跑到賈母跟前哭訴，賈璉在後面仗劍追殺，形勢真的「劍拔弩張」。可賈母卻不動聲色地對鳳姐說：「叫你多喝了兩口酒，又吃起醋來了。」「說的眾人都笑了」(44回)，讀者也該笑了。抄檢大觀園，是震動賈府的大事件，王善保家的想藉機整整那些丫頭們。不料要搜的東西就在她的外孫女兒司棋的箱子裡。這樣，她想搬石頭砸他人的腳，卻落到了自己的腳上，動機與效果嚴重脫節，王善保家的「無處煞氣，只好打著自己的臉，罵道：『老不死的娼婦?怎麼造下孽了?說嘴打臉，現世現報!」「 眾人見她如此，要笑又不敢笑。」(4回)可是讀者則可放聲大笑了。「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又一場軒然大波。鳳姐因賈蓉與賈璉勾結，幫助賈璉偷娶尤二姐而大罵賈蓉。賈蓉嚇得魂不附體，忙忙磕頭：「實在嬸娘氣不平，何用嬸娘打?等我自己打。嬸娘只別生氣!」「說著，就自己舉手，左右開弓，自己打了一頓嘴巴子。又自己問著自己說：『以後可還再顧三不顧四的不了?以後還單聽叔叔的話，不聽嬸娘的話不了?嬸娘是怎麼樣待你?你這麼沒天理，沒良心的!』眾人又要勸，又要笑，又不敢笑。」(68回)一場軒然大波，又化作輕鬆一笑。曹雪芹何以把「莊嚴」化為喜劇的「笑」，這是值得探討的大問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是用笑來評價他的人物。而評價人物又何以用笑，而笑又以幽默出之?這要回到前面那句話：偉大的人道主義情懷。卡西爾寫道：「喜劇作家們的辛辣並不是諷刺作家的尖刻，也不是道德家的嚴肅。它並不導致對人類生活作出一個道德判斷。喜劇藝術最高程度地具有所有藝術共有的那種本能—— 同情感」２，「我們或許從來沒有像在偉大喜劇作家的作品中那樣更為接近人生了」⒀。在喜劇中，「事物和事件失去了它們的物質重壓，輕蔑溶化在笑聲中，而笑，就是解放。」⒁是的，能夠笑的人，能夠化丑為笑，化丑為「美」的人，是真正人道的人。曹雪芹正是這樣的人。他不去荼毒他筆下人物，不用怨毒之情去刺激讀者。而用笑 「解放」了他的人物。我們笑李貴無知而直率，也暗笑賈政的假斯文，我們「笑」鳳姐潑醋，就在「笑」她平日威風凜凜，此時脆弱可憐。我們「笑」王善保家的表演，是「笑」她愚昧與可恨。我們「笑」賈蓉自打嘴巴，是「笑」其醜態畢露……總之，在笑聲中，我們認識了真善美，同時也「寬容」了被笑的人們。這樣，作者就把讀者「從這個受限制的世界中」 「解放」出來，站到人道主義高峰，審美高度，「從這個世界的全部偏狹、瑣碎和愚蠢方面來看待這個世界。」⒂這種「詩人之厚」，帶笑的譏諷，正是「作品的真正道德性所在 」⒃。人道主義是歷史的概念。因此，曹雪芹也不是「一般」的人道主義者。他的「詩人之厚」 ，扎根於歷史土壤，帶著他所處時代的特點。他的人道主義既非道德上的廉價「寬容」，也非是「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翻版。它擁用民主主義的鮮明色彩，人性解放的歷史新高度。鑒於此點非本文宗旨，故且收住不論。
褒貶有史筆之嚴——偉大的現實主義精神
「詩人之厚」與「史筆之嚴」，譏諷與褒貶，實乃是一個事物的兩個側面，密不可分。只是為行文方便，上文只論前者，此處再談後者。上文說過，曹雪芹是一位熱愛人類、熱愛生活的作家，對筆下人物，自然有褒貶之舉。只是由於性格的複雜性，這種褒貶，有時直，有時曲，有時明朗，有時隱蔽，有時陽關三疊，反覆詠唱，有時諱莫如深，作「純」客觀描寫。這後者就是所謂「史筆」。這本來是曹雪芹出於審美需要作出的省略，留下的空白，或由於性格複雜而避免簡單化評價的正確做法。但後來的筆法索隱派，能看出這個藝術特點，卻又大大歪曲了曹雪芹的偉大匠心。他們以為《紅樓夢》中，字字有深心曲筆，句句具褒貶之意，從而處處留神，疑神弄鬼，以致對《紅樓夢》的人物作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評價。佚名氏不顧人物性格的多樣性，整體性，抓住個別地方，「無限上綱」，以為曹雪芹是貶寶釵、襲人的。以為曹雪芹寫寶釵、寫襲人，不過要寫出「甘卑污以貢媚」的寶釵的「一生品行」，寫出「通體姦淫」的襲人的「隱惡」。史湘雲，無疑是作家塑造得十分成功的少女形象。曹雪芹在她身上傾注了濃郁詩情。但在索隱派那裡，她對寶玉的純真感情，成了蓄意的勾引；她愛美的天性成了勾引寶玉的有意的挑逗。所謂 「俏愛打扮以炫之」甚至，她醉臥芍葯裀那幅美的畫面，也變成了她與寶玉私通之後留下的偽裝過的現場。所謂「醉臥之地太幽，蹤跡毋乃太詭，沉酣香夢，分明春意透酥胸，堆砌落花，定有玉郎為藉手……」⒄這樣，史湘雲實質上已變成不足掛齒的醜類了。周汝昌先生說過：「曹雪芹的精神世界比世俗人的理解要廣闊崇高得多，他本來不是……那樣看待釵黛關係，也沒有痛貶某個女子的深心曲筆」，如果「把襲人說得如此蛇蠍，行同鬼蜮，其奸壞陰險，無以復加，深惡痛絕，殺而後快……」這就「把紅樓夢的偉大精神、意趣、境界，都『小化』了，『俗化』了。」何謂「紅樓夢的偉大精神」?這就是上文所論的偉大的人道主義精神和此處論及的偉大現實主義精神。曹雪芹的「詩人之厚」與「史筆之嚴」 ，就是這兩種精神的具體表現。曹雪芹在他的小說開頭，就借石兄之口闡明了他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對那些借小說而「 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之行，表示極大的厭惡。而他寫小說，皆「按跡循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真」。人，是複雜多樣的。很難用絕對好，絕對壞加以區分。魯迅指出：自紅樓夢一出，一切傳統的寫法都打破了。這個傳統之一就是由重教化而輕審美而產生的忠奸臉譜化，好壞絕對化。曹雪芹打破這種模式，根據生活本身的辯證法寫出了活生生的人。寫出了「說不得賢，說不得愚，說不得惡，說不得光明正大，說不得混帳惡賴，說不得聰明才俊，說不得庸俗平凡，說不得好色好淫，說不得情癡情種」⒅的具體的人。正基於人物自身的種種「說不得」，複雜性，作者對他們的態度，也就不是只是愛或只是恨，只是褒或只是貶。愛憎褒貶一與具體人物接觸，就會出現許多難以言傳的複雜組合，而不可以一言蔽之。曹雪芹情願尊重生活本身辯證法，而不願以預定的美醜善惡標準去剪裁人物的多樣性性格。他情願把評價留給讀者，留給生活，而不願削足適履作主觀上的說教。而筆法索隱派的「精神世界達不到雪芹的高度」，堅守壞人皆壞，好人皆好的教條，堅持要麼褒要麼貶的模式，並以這種教條、模式去在《紅樓夢》中尋求「微言大義」，剪裁複雜性格，這就勢必歪曲《紅樓夢》的偉大精神旨趣，辜負了曹雪芹的偉大匠心。只有懂得曹雪芹的偉大人道主義情懷和嚴峻現實主義精神，才懂得《紅樓夢》。把「詩人之厚」弄到道德上的廉價憐憫，把「史筆之嚴」弄到穿鑿羅織，深文周納，都是對《紅樓夢》偉大精神的褻瀆。在「文革」 評紅文章中，有些同志把寶釵說成剝削階級的巧偽人，奸險陰毒的女祿鬼，把襲人說成奴性十足的哈叭狗，把鳳姐說成封建末世的反動派，則是用另一種預定標準去剪裁活人。思想方法與筆法索隱派完全一致。文學是人學，如果我們都從這個角度看問題，有關紅學的某些爭論也就容易得到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