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樓夢》 中的反諷藝術
反諷（Irony ，又譯作嘲諷、反語）是西方文論中一個古老術語。原義是指一種說反話的修辭技巧，後來逐步發展為指詩的本意上表裡虛實懸殊的一種結構原則、一種創作風格，乃至指象徵主義的一個支派等等。反諷手法尤為新批評派文論家所關注。反諷有別於諷刺。諷刺通過荒誕誇張等手法直接暴露現象與本質的矛盾，反諷則往往通過對比傳達出來，它一定是意在言外的。反諷可以含有諷刺意味，也可不含，因為它多數為同情所淹沒。反諷作為藝術家傳達意念和情感的獨特方式，意念所指更複雜多樣。在反諷中作者與作品和人物拉開了距離，不把自己置於權威地位，而是引導讀者作出審美思考和審美判斷，去發現社會和現實的本質。反諷被稱為小說審美的一個重要「色素」。
反諷在西方小說中源遠流長，而為中國傳統小說所缺乏。反諷與中國傳統藝術中的「反語」、「反筆」有著實質的差異，後者多限於語詞性的，也總是局部的，反諷則可以是全局性的。由於追求善惡賞罰報應分明、結局的大團圓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民族倫理觀念和民族心理，為迎合大眾接受，古代通俗小說創作難免要犧牲揭示人生真相的深度，這時不可能出現真正的反諷。直到明清長篇小說中的文人創作，１ 才得以擺脫市場因素的干擾，成為作家自覺意識之創造，主要表現文人的思想抱負和審美趣味。清代中葉，理性精神使作家批評意識和諷刺技巧成熟，以《 儒林外史》 的成功為標誌。「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無一貶詞而情偽畢現」，[1], 達到寫實型諷刺藝術的高峰。然而它更多地使用諷刺（Satire ) ，而非反諷（對杜少卿的描寫除外）。在前人諷刺經驗積累基礎上，曹雪芹以充沛的哲學抱負和高度的藝術自覺，在《紅樓夢》 中創造性地運用大量反諷手法，是對中國小說美學的卓越貢獻。
一
魯迅曾說：「自有《 紅樓夢》 出來以後，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2 〕王蒙進而將其「打破」總結為「非英雄化，非因果報應，非線性關係，非道德教化，甚至於非故事性」，並稱之為「對中國古典文學的一個顛覆」。那麼，探討種種「打破」與創新何以成就了《紅樓夢》 的輝煌，並且至今仍然給我們以藝術享受，應是紅學的重大課題。這任務自然非一篇短文所能勝任。本文旨在研究反諷對提高《 紅樓夢》 藝術素質的作用，希望能為認識這一課題提供一點啟示。
一位西方評論家說，「真正的藝術與宗教共有這樣一個根本特徵：它們來自生活與命運，而不是來自生活與反省」。〔 3〕 《 紅樓夢》 的創作即是如此。《 紅樓夢》 的特殊性首先來自它與作者獨特人生經歷密不可分的關係。一般認為，「《紅樓夢》 中的賈氏家族以江寧織造曹家為主要素材來源」。〔4 〕赫赫百年的家族由繁華邃人敗亡的人事反覆必然帶給曹雪芹極大的心靈震撼，「人事之變遷倏爾如此」（脂評），這樣的經歷足以使人悲觀，產生人生荒誕、如夢似幻的感覺。當命運把他從生活的一極顛簸到另一極，也給了他以迥然不同的眼光重新考察一切的機緣。曹雪芹的可貴之處在於，他由此發現了一般社會公認合理的一切卻是荒謬和不長久的，從而產生了對舊文化的幻滅。他開始懂得腐朽家族的敗亡是不足惜的，人生中值得珍惜的是別樣的東西。只有到這時，他的思想才真正產生了背離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異質因素。對傳統文化的幻滅，挑戰成俗、質疑現存制度與意識形態的勇氣，及對美好人情人性的珍愛和追求，凝聚成《紅樓夢》 基本主題。曹雪芹的超越之處在於，他不再像傳統文人那樣動輒在失志得志上做文章，而是換新角度，從男權政治的反面，從年輕女性美好人格發現了理想天地。《 紅樓夢》特殊主旨通過女兒群身上體現的反叛性與理想性，特別是賈寶玉、林黛玉這樣新異優美的性格表現出來，實現了對傳統文學的顛覆。「標記著對以往歷史的顛覆，又標記著一種人文精神的崛起。」〔 5〕 強烈的感情和卓越的命意化為巨大的創作動力，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卻又礙於社會、藝術的原因不能直書，於是就有了表現手法的「反逆隱曲」。在將自傳經驗不斷客觀化為小說的過程中，作者特有的矛盾心態、複雜的情感，外化為小說多重觀察和敘寫角度，這是產生反諷的基礎。浦安迪認為，「在（中國）自傳式的長篇小說裡，無論作者是否隱藏他的自傳的意圖，反語修辭手法都佔有很重要的文類特性。」（《中西長篇小說文類之重探》 ）事實上，真正成功的大量反諷表意只在《 紅樓夢》 中實現，不能不首先歸因於主題思想對傳統的「打破」。
中國歷史上非主流文化中蘊含較多反諷藝術的因子。對傳統思想文化的融會貫通，使曹雪芹易於借佛家「色空」、「夢幻」的思想外殼去解釋這種人生悲感認識，也可能從道家「正反」、「真假」的思維模式得到啟發，來設置小說的表意體系。《老子》 第78 章日：「正言若反。」湯一介評論說：「這是老子對自己思維模式建立哲學體系的方法的總結式語言。他的思維模式就是從相反的方面、否定的方面、負的方面來表達他所要肯定和建立的。」「通過否定達到肯定」的方法成為他「建立人生觀、道德觀、認識論的基本方法」〔 6 〕 《 老子》 的思辨性給《 紅樓夢》 創作手法以重大啟示，「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的創作聲明，以及「不可看正面，只可看反面」閱讀提示，諷喻世事的「反面春秋」筆法，「否定以肯定」的人物塑造方法，都透露出這種影響的痕跡。脂評說，「作者立誓不作一句顯語」、善弄「狡繪之筆」，這種審美傾向和藝術訓練為反諷的運用準備了條件。脂評還說作者「具菩薩之心，秉刀斧之筆」，作者參透人生的博大心靈為反諷的成功注人決定性的因子，深厚的同情超越了淺薄的調侃，將作品提升到反諷的境界。當然，歸根結底，題材決定寫作方法，「愈深奧的題材需要的技巧愈高」。〔7 〕藝術大師畢加索曾認為那些把他的創作道路視作標新立異的評論者很可笑，他說：「我尋找的只有一件東西－ 把我想 表現的表現出來。我不是尋找新形式，而是發現它們。」捷克小說家米蘭· 昆德拉也說：「小說家並不奢談他的思想。小說家是一位發現者，… … 只有符合他的夢幻要求的形式才屬於他的作品。… … 在藝術中，形式始終是超出形式的。」反諷手法即曹雪芹的重要「發現」。《紅樓夢》 藝術實踐證明，在表現作者豐厚的才情、高雅的意趣、特殊的癡味、荒唐的辛酸上，反諷藝術具有極大的優越性。
二
依據史可茲與卡洛《 敘述的性質》 的觀點，在任何一部小說中，視其詭異程度，各有三個或四個敘事觀點－ 小說人物、敘述者、觀眾以及作者的觀點，反諷可視作「這三四個觀點之間不一致的作用」，當任何兩者或兩者以上發生「瞭解的歧異」時，將會形成反諷。「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癡，誰解其中味！」《紅樓夢》 第一首標題詩「分明表露了讀者與作者之間存在著不易克服的矛盾」。〔 8〕 為誘導閱讀，曹雪芹作了大量努力，例如許多預示性描寫。但這並不意味著他會為此而放棄自己的藝術原則。《紅樓夢》 總體遵循現實主義的敘事，所謂「追蹤攝跡，不敢稍加穿鑿」，表現出細膩的寫實風格，然而，開頭結尾設置石頭幻形人世的框架，卻將小說中的現實世界籠罩在一個更大的超自然世界中，整個故事彷彿成了一個夢、一個幻覺、一種寓言。「真」、「假」、「有」、「無」等表述方式的設置，以及正文隨處可見的「夢」、「幻」字樣的提示，使整個作品充滿了濃郁的虛幻氣氛。作品意蘊由此而豐厚深邃，接受上眾多歧義也由此而生。
甲戌本第1 回云：「樂極悲生，人非物換，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此處脂評點明：「四句乃一部之總綱」。在前五回預示性的詩詞中，最重要的特徵是大量反諷的存在。《好了歌》 是一曲諷喻世事顛倒荒謬的絕唱；( （紅樓夢曲》 是對十二釵悲劇人生的讚歌、輓歌和諷歌，旨在闡明：悲劇多由環境造成，生於末世，誰也無可逃脫，無法挽回，近乎絕望中使人生出荒誕感。這種荒誕意識在《好了歌》 注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 …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這是多麼深重的悲感力量！作為全書總領式的語言，是對《紅樓夢》 主要情節表現的人間大悲劇的總括，未嘗不可看作《 紅樓夢》 的一個綱領。
如果說甄家小榮枯是賈家大榮枯的預演，香菱被命運播弄的不幸就是十二釵人生悲劇的縮影。豈但香菱，包括寶玉、黛玉、鳳姐、寶釵，無論是覺醒浪子、書廂才女、脂粉英雄、賢淑閨秀－ 當時社會文化造就的所謂最優秀的人物、在整個賈府上寵下慕的角色，最終都無法逃脫命運的捉弄。林黛玉蘭質蕙性，有寶玉為知己，可謂幸矣，但終歲為造化小兒所苦，良緣未能成就而身先死，「只道春歸人易老，豈知花落水仍流」，２ 這難道不是人世間最大的悲劇嗎？（恐怕比拙劣的「調包計」造成的愛情悲劇更加深刻。）寶玉唯願與姊妹們日日相守，終老於茲，但現實與他所期望的種種相反，尤其是女子們一個個陷於不幸，他就由此而推及一般，悟到了諸行無常。大觀園荒廢，寧榮二府的衰落，更使他參悟世情而出家。反諷中帶有變逆意味。寶玉「有情極之毒」，性情溫婉如繞指柔，終焉決絕直化作切夢刀。隨著家族的敗亡、寶玉的出家，寶釵金玉良姻的期望、襲人爭榮誇耀的心機，終歸徒然；王夫人不擇手段要將寶玉規於正途的希望也完全破滅。賈母依中國傳統禮教，造成了她最疼愛的「兩個玉兒」的悲劇；連正統派賈政也感到命運的壓迫。書中每個人都有靈有性，善於生活，但終須對自己的願望放手。人們只能接受命運的裁決，不知情地走入悲劇的軌道。人物對自己的處境茫然無知，讀者認識到的人物與人物心目中的自我，二者存在觀點的歧異，構成了戲劇的反諷。書中人物越是認真地生活，越努力地追求，越固執地去爭取，閱讀中相對而生的悲劇之感便越發不能解除了。
預期與結果相反，是戲劇化反諷的另一機制。這倒接近西方荒誕主義哲學對人生的解釋。荒誕主義認為，世界上幾乎沒有什麼人能達到自己的目的，每個人所做的事情和他要達到的目的經常處於一種絕對錯位的狀態。其實，夢幻荒誕遠不能涵蓋《紅樓夢》 題旨，脂評者認為「夢幻」是《 紅樓夢》 「立意本旨」（見庚辰本第一回回前批）是不確切的。然而，荒誕意識反映了人對自身處境這一終極問題的關懷與沉思。「作者之意原只寫末世。」（甲戌本第二回側批）儘管今天人們可以從政治現實的眼光批評其「宿命的虛無」，《紅樓夢》 傳達的這種興衰感、命運感，是中華民族文化、中國雅文學傳統最具特性的一點，因而能夠引起廣泛長久的共鳴。王國維盛讚《 紅樓夢》 深刻而徹底的悲劇意識，是「徹頭徹尾之悲劇」，並稱這正是其美學價值之所在。[9]
三
美國文論家布斯說，再沒有其它藝術比小說更適合於描繪好與壞、可尊與可惡結合的複雜人物了。《紅樓夢》 以人物塑造的高度成就見稱。「譏諷得詩人之厚，褒貶有史筆之嚴。」作者以豐富博大的心靈和卓越的藝術視野，創造出善惡癡黯互現的真實豐滿的人物性格，打破了歷來小說「惡則無往不惡，美則無往不美」的俗套，保證了人物形象的客觀性，提升了其審美價值。《紅樓夢》 寫人的成功，還在於作者置身事外的寫法。也許是過於悲天憫人，曹雪芹很少對人物直接表態，哪怕是對已經顯見的惡行；而是善於用人物自身言行不一致造成反諷。這就是他筆下的人物讓人「說不盡」的原因。他的「弄筆狡繪」，尤其還體現在主要人物塑造上，選取了一個與作者自己的信念和規範完全不同甚至截然對立的「不可信的」敘述者，「這個敘述者冷嘲熱諷，著意欺騙，但它表面上所要否定的東西，恰恰就是作者所要肯定和讚美的東西」。〔10〕 如書中描寫寶玉、黛玉、小紅、晴雯、尤三姐等都使用了反語，而以寶、黛形象塑造最為突出。
與其他古典小說相比，我們不難發現《 紅樓夢》主人公性格的奇特性：「今古未見」、「目圈不解」（脂評），卻令人一見傾心，過目難忘。賈寶玉已不屬於《 三國演義》 中聖君賢相之列，也不屬於《 水滸傳》 中江湖英雄的範疇，他甚至不是當時「好社會所讚美的正人」。通部小說，「筆筆貶寶玉，人人嘲寶玉，語語謗寶玉」（脂評）。《西江月》 二首是總結寶玉性格的絕妙之筆。其他地方，敘述語言中也多次批駁他「呆性」、「歪意」、「任意篡著」、「大肆妄誕」等。眾人對寶玉的評論也多是貶詞：賈政眼裡寶玉是「將來酒色之徒耳」，還可能發展到「拭父弒君」；王夫人稱他是「孽根禍胎」、「混世魔王」；襲人認為他「自幼性格異常」，若不規以正途，必不能成器；姊妹眾人常笑他呆癡和不近人情，寶釵稱他為「無事忙」、「富貴閒人」，不解他「既這樣用心，何不在外頭大事上做工夫」；湘雲埋怨他「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混什麼」；尤氏笑他「假長了一個胎子，究竟是個又傻又呆的」, 「說出話來，不是呆話，就是瘋話」，因此「別和他說話才好」；小廝說他「瘋瘋癲癲」, 「外清而內濁」, 「也沒剛柔」；連傅試家極無知識的兩個婆子也笑話他徒有其表、糊塗顛倒。真正如警幻預言的那樣：「百口嘲謗，萬目睚眥」。似乎連作者也認為他是個最無用的男子… …
且慢！「只不要被作者瞞過」（甲戌本第五回夾批）！庚辰、己卯第十二回都有批：「觀者記之，不要看這書正面，方是會看。」以上只是「從世人意中寫出一寶玉」罷了，「勿作正面看為幸」（脂評）。除上述觀點外，書中還有一種觀點，即作者的觀點。從全書具體描寫可以看出，比起其他男子的荒唐下作，寶玉純潔真誠，深情敏感，多才多思，這才是真正的寶玉。通過內容與述說語調的矛盾產生了對述說的反諷效果，通過嘲弄寶玉，嘲弄了世俗，進而嘲弄了整個社會和時代。它表明寶、黛的性格中的新質，同時宣佈了這世界的落後與荒悖。這種正話反說的嘲弄，是反諷中基本的一種。但這裡與一般的正話反說不同，它是全局性的，涉及主人公形象和作品主題思想，其構成機制是價值觀念的不同。因為要用當時非主流的進步意識挑戰主流觀念，「曲筆反語」成為必然選擇。這種反語，能調動讀者審美經驗和審美判斷，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而得到審美的愉悅。黛玉形象刻畫也用反諷，但具體方式與寶玉不同，即較少直接嘲弄，而主要是或隱或顯地表現環境對她的否定，許多地方，作者並不掩飾對這一絕代悲劇女性的同情和讚美。
反諷用於主人公形象塑造，反映了主人公性格與現實的悲劇性衝突，讀者從中體會到寶黛性格悲劇，進而體會到整個社會的悲劇性。也許反諷的應用還透露，在自傳性的主人公身上有曹雪芹的自嘲成分，與「無材可與補蒼天」的「自甘下流」一致，卻有「終不悔」之意！寶玉、黛玉這樣的人物，令人耳目一新，又是會讓「看慣了一些公式概念的文章、腦筋裡有一套陳腐觀念的人」「彷徨四顧，不知所答」的。〔ll ]
作者對人物主體性的關注，保證了《 紅樓夢》 敘事觀點的高度一貫性，這在古典小說中是十分難得的。曹雪芹賦予他所鍾愛的主人公以特殊的表現能力。賈寶玉承擔部分敘事功能；並且，由這相愛的二人攜手對付來自週遭世界的壓力。賈寶玉反對聖賢「立言豎辭」，批駁「文死諫，武死戰」，厭惡「峨冠博帶，賀吊往還」，其批判是相當有力度的。黛玉形象與寶玉在作品主旨表達上有共同的指向性。「人人皆笑有些癡病」，可是在她病弱的身軀裡卻包含著追求生命自由境界的人格。寶玉認為「女清男濁」；黛玉則孤標特出，超逸脫俗，是最能代表女兒群特徵的「花魂」。二人都擁有高度敏感和想像力。寶玉的整個人格特性，就建立在面對荒謬世相的醒覺和徹悟；黛玉也以高度的想像力和強烈的使命感，超越現實環境，正當滿園花枝招展、繡帶飄飄之時，獨有她卻發出了「明媚鮮艷能幾時，一朝飄泊難尋覓」的感歎，進人對人生有常與無常的憂患和對純真生命的探求。寶玉愛最深時最易生幻，黛玉無事便常常的自淚自干的，都是無可解釋的大寂寞大悲愁。作為帶有作者理想的意象化人物，寶、黛二人性格中包含著與現實存在的不可調和的衝突，他們的追求及其幻滅構成《紅樓夢》 悲劇意識的深層內核。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宣言，使得一切世俗卑弱的慾望黯然失色。寶、黛以迥異於既定的思維方式，對人的本體存在作出形而上的反思。他們的幻想和超越，他們對生命意義的追問，使《紅樓夢》 跨越古典意識而進入現代意識。３ 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林黛玉形象，其意蘊之深刻豐厚，在中國小說人物畫廊中不僅是空前的，後來也少有趕超者，主要即源於此。
四
一些文論家更願意從對比的角度理解反諷，英國文論家瑞恰茲認為，「通常互相干擾、衝突、排斥、抵銷的方面在詩人手中結合為一個穩定平衡的狀態」，就可稱作反諷；美國新批評派文論家布魯克斯則認為，反諷就是「表示詩歌內不協調品質的最一般化的術語」。〔 12〕 台灣學者姚一葦《 藝術的奧秘》 指出，「自對比產生嘲弄」，反諷與對比是「孿生關係」, 「它們是相互依存的」。對比式的反諷是反諷的另一種類型。
《 紅樓夢》 中的對比向來為論者稱道，但多止於說明「映照反襯」，都沒有揭示出由對比產生的反諷的意蘊。紅樓敘事在「末世」背景下展開，石頭「追憶」的形式加重了盛衰變遷的悲感。
今昔盛衰的對比是《 紅樓夢》 結構的內在機制，全書以54 回為界可分為前後兩大扇，54 回後逐漸呈現沒落蕭颯氣象，63 回後發生的全是不愉快的事了，意味著繁華已成過去。這是情節前後的反差造成對比口此外，還有大量的同一情景結構內部的對比。情節安排上，有意識地採用了熱中寫冷、冷熱相生，喜中寫悲、悲喜相映的藝術手法。「《紅樓夢》 敘事，每逢歡場，必有驚恐。」鳳姐生日有賈璉私通鮑二家的事，宴中秋有賈赦扭腳，… … 皆寓否泰相循，吉凶倚伏之理。16 回寫為元妃省親事上下歡喜踴躍，卻偏寫寶玉為秦鍾病重而懸心，甲戌、庚辰本都有批語指出：「偏於極熱鬧處寫出大不得意之文，卻無絲毫牽強，且有許多令人笑不了、哭不了、歎不了、悔不了，唯以大白酬我作者。」脂評認為這種寫法恰是《紅樓夢》 高明獨到處。18 回賈妃與賈母、王夫人相見，各各垂淚，庚辰本有兩條批語：「石頭記得力處，全在此等地方。」「追魂攝魄，… … 他書不得有此見識。」這種寫法，使整部小說呈現繁華熱鬧與沒落淒清交錯並存的情調，閱讀中產生一種悲欣並作、固結莫解的複雜況味，而曹雪芹之識力、文心、手法，令人歎止。
對比因素平衡滲透，帶來迥異於傳統小說的斑斕多姿的美學生相。對此，二百年前的戚寥生似乎獨有會心：
吾聞蜂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犢，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喉鼻，二犢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犢：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 … 夫教華掞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案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調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 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艷冶已滿紙矣；狀閥閱則極其豐盛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情善悟不減歷下琅琊；寫黛玉之妒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含桑娥石女。他如繪玉僅金屋，刻畫薌澤羅橘，靡靡焉幾令讀者心神蕩怡矣；而欲求一字一句之粗鄙猥褻，不可得也。蓋聲止一聲，手止二手，而淫俠貞靜，悲慼歡愉，不笞雙管之齊下也。諳！異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一必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只艷清輝；如天雨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弦外音乎？… … （《 石頭記序》 ）
他認為《 紅樓夢》 藝術技巧非常高明，善於「雙管齊下」, 「一聲也兩歌，一手也二犢」；讀者必須懂得《紅樓夢》 這個特點，才能夠領略其「微旨」。周汝昌稱此序為「中國文藝批評史上的奇文」，稱戚寥生為曹雪芹「千古知音」。〔 13〕我認為，戚序的特殊價值在於，它敏銳地發現了情景結構內部對比造成含蓄豐厚的意蘊和多色調的美學風格，與前述「對比式反諷」，庶幾近之。反諷的意味通常意在言外。《 紅樓夢》中觸處皆是的反諷細節，反映出曹雪芹對生活本質的獨特把握方式。襲人是「出了名的至善至賢的人」，然有李媚婕當眾罵她「裝狐媚子哄寶玉」；寶釵竭力維護待嫁女子的尊嚴，偏有薛蟠揭出她心裡有「金玉」的私衷：這樣的筆墨，有意乎？無意乎？寶釵竊聽奴婢私語，已失閨秀體統；而被她稱為「頭等刁鑽古怪」的小紅卻在背後讚美她品德可靠，倒受其暗示忌恨無辜的黛玉… … 這段文字，對寶釵城府之深、性格之複雜的描繪人木三分。鳳姐生辰，大喜大慶之日來一場大哭大鬧，由壽星婆變成閻王老婆，由眾人供奉的「鳳凰」落到眾叛親離的「夜叉星」，頃刻之間，榮辱反覆，該是多麼大的嘲諷？在寶玉身上，這種對比也體現得非常戲劇化：19 至20 回大量情節刻畫寶玉與襲人、黛玉、寶釵、湘雲之間的感情糾葛，多少酸甜苦辣，喜怒哀樂，難解難分，不知怎麼才好，而很快就成「赤條條來去無牽掛」了，焉不讓人神傷！其間的審美哲理意蘊，十分豐富複雜，耐人尋味。反諷能強化戲劇衝突，容納各方面聲音，從而使作品的意義多元化，整個敘事作品因為充滿這種價值張力而更富有魅力。德國浪漫主義者許萊格爾在分析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反諷時指出：「世界在本質上是詭論式的，一種模稜的態度才能抓住世界的矛盾整體性。」〔14〕 米蘭· 昆德拉也主張：「小說家應該描繪世界的本來面目，即謎和悖論。」〔15〕 大概觸及了《 紅樓夢》 的超卓深刻和恆久魅力之謎。
五
《 紅樓夢》 這樣的傑作，其主題意蘊決不是單一的。在對人生荒悖的憤激揭示背後，充溢著對溫情人生的眷戀、美好人性的追求，這不僅把「世事無常，人生若夢」主題的消極作用降至最小，而且，相反相成的二層思想意義形成了《紅樓夢》 「主題的反諷」。儘管有「究竟是到頭一夢，萬境歸空」的「斷喝」，《 紅樓夢》 的讀者卻無一不從它「夢幻悟空」的外殼下感受到更加難以拒絕的生活的魅力。全篇洋溢著濃重強烈的悲劇氣氛，但作者在寫這個末世大悲劇時也積極融人了喜劇因素，其中寫親情、人情的妙筆，尤其耐人尋味。以往我們習慣用「兩條道路」、「鬥爭」說看待書中人物關係時，對《紅樓夢》 審美情感內蘊的理解未免淺薄片面（對舊制度的留戀和叛逆的不徹底性，諸如此類）。文學的本質是要以情感人，反映人情包括親情，恐怕應是文學恆久的主題。金聖歎評《水滸傳》 ，有感於「武松忽然感激張青夫婦」一句而大發議論，畸笏叟閱《 紅樓夢》 人情描寫更是易於動情，感慨萬千：作家對人情的體悟和表現觸發了評點家內心「柔和而細膩的弦」。孫犁先生也曾憶及讀《紅樓夢》 寶玉大承答撻一回，認為賈母賈政的對話很感人，讀寶釵兄妹吵架又和解，鳳姐與平兒燈下計算賈璉行程「都有這種效果」，由此他總結說：「小說既是寫社會，寫家庭，寫人情，就離不開倫理的描寫。而《紅樓夢》 寫得最好，最感人。」半個世紀前，時任中央大學教授的李長之先生說：「冬天最好讀《 紅樓夢》 ，因為它寫得溫暖。」天倫之樂的描寫構成了《 紅樓夢》 中許多富有情趣的畫面，諸如寶玉與姊妹們圍著王夫人談話，寶玉逞嘴舌開藥方，大家七嘴八舌，寶玉說母親「叫金剛菩薩支使糊塗了」，王夫人笑罵一回，親切自然，妙趣無窮；入園前賈政要寶玉去見，賈母安慰寶玉「有我呢，他不敢委屈了你」，王夫人替寶玉掩飾說襲人的名字「是老太太起的」：一個有點溺愛不明，一個遮飾得並不周全，卻讓人為之動容。對人性、人情的深刻體悟和出色表現，使《紅樓夢》 在末世的風刀霜劍之外，別具溫暖滋味。許多平凡生活場景描寫都能扣人心弦，如寶玉被笞一回，不僅寫活了賈政，「它讓我們覺得每個局中人都有他極合理合法的思維、感受、舉動的原由和依據，都有各自的酸辛悲痛，苦境愁腸，這兒，並不再是哪個人有意要傷害誰、毀掉誰的問題，也不再是一切只為自己打算圖謀的問題。我們最強烈的感覺是：他們每個人都很可憐可敬，可歌可泣！」一個作家，要寫出這個局勢，達到這樣的效果，需要何等的心胸、筆力！周汝昌先生感歎之餘，以「眾生皆具於我」名之。〔16〕
這印證了西方小說界的一句名言：「真正偉大的小說家所必備的素質：像基督一樣博大為懷。」〔 17〕 脂評說作者「秉刀斧之筆，具菩薩之心」, 「一部書全是老婆舌頭」，所見略同。人世的反覆帶來諸多磨難，曹雪芹卻以洞燭人生的智慧、真誠惻怛的心胸關愛人性，同情為懷。對人生的眷戀、熱愛，對美好人性的追求，特別是從少女人性美感中所煥發和昇華的詩意，激盪著要突破覆蓋著它的人生水平面，凝聚成《紅樓夢》 美的底蘊。從自我的抒解到人間的關懷，作家的個性情懷獲得了遠為開闊的意義。它業已超越了對閨友閨情的追憶和個人情懷的寄托，也超越了對情的悲劇的社會批判，而顯示出「終極關懷」的哲理意蘊，顯示出一位人類精神命運的關懷者的博大和沉痛。對傳統持滅裂態度，缺乏對人類命運的關注，決不可能達到《紅樓夢》 的境界。我相信，當代創作者可以從《 紅樓夢》 學習更多。
溫暖的世間生活的描寫，與人生虛幻的悲劇調子發生了衝突。張天翼對此有很好的總結：「作者提醒我們幾句之後，以為就可以從此放心了，馬上掉轉筆頭，去粘住那些塵世生活，在那裡面浮浮沉沉，簡直捨不得跳出來。他不但把它表現得非常生動，而且還那麼親切，溫暖… … 就把個塵外的一頭一尾弄得失了色，甚至於一點力量都顯示不出了。」[ 18] 這就是．．主題的反諷」，是反諷的範圍擴大最宏觀的規模的結果。李澤厚評價魏晉風度的一段話可借來概括《 紅樓夢》 雙重主題：「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如此頹廢、悲觀、消極的感歎中，蘊藏著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對人生、生命、命運、生活的強烈的欲求和留戀。」[19] 這種主題性的悖論「賦予作品的思想以一種令人著迷的深度」。[20] 因此，《紅樓夢》 具有真摯感人的思想情感、涵詠不盡的藝術意蘊，能夠「駕一切人情小說之上而遠上之」。
在存在主義哲學始祖、丹麥哲學家克爾愷郭爾那裡，反諷被作為一個哲學概念，作為人類精神發展的一段歷程而提出。他在《反諷概念》 一文中提出一個著名的定義：" 」在更高的意義上，反諷不是指向這個或那個具體的存在，而是指某個時間或情狀下的整個現實… … 它不是這個或那個現象，而是經驗的整體… … 」[ 21 〕 高超的反諷技巧，只有高度發達的藝術心靈才能駕馭它，從而達到審美哲理的境界。「《紅樓夢》 可能是世界文學名著中之最富irony 者」，４ 曹雪芹無疑屬於達到了這種境界的佼佼者。